第二章　走上中国研究之路

第一节　我的中国缘

十六岁那年，我就离家独自生活了——这个年龄确实有点早——离开家后，我非常自由，可以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除了学习、阅读和写作，我最喜欢的就是在欧洲游玩。

学校离我住的地方非常近，步行就能过去了。一放学，我就去一家波希米亚人聚集的咖啡馆——德威克姆。它坐落在一条小巷子里，距宏伟壮观的大广场只有一百米左右。那条巷子与大广场的一条边成九十度角，非常窄，仅够一匹马穿行。一到午夜时分，我就离开德威克姆，走到蓝调去。蓝调是一家爵士乐俱乐部，凌晨三四点才打烊，我就逗留到那时才离开。

当时，我租住的是一间公寓，出门只要步行十到十五分钟，基本就能解决日常所需了。公寓周边非常安全，离布鲁塞尔警察总局很近，只隔了两幢楼。总之，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布鲁塞尔都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城市。

现如今，在大西洋的另一岸，人们对欧洲恐怖分子的态度已经快到歇斯底里的地步了，但起码，欧洲没有人端起长枪射杀无辜的儿童，警察也不会随便找个借口就朝着有色人种开枪！我过去在军队里服役，曾亲眼看到子弹射进人身体后的惨状！一旦目睹过那一幕，你永远都忘不掉！在欧洲，没有出售枪支的商店，你买不到枪，什么类型的枪都买不到。

我独自生活那阵子，美国掀起了一场新文学运动。运动的中心在纽约和旧金山，再具体点，就是纽约时代广场、位于曼哈顿的哥伦比亚大学，以及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那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文坛死气沉沉，写作风格过于墨守成规，令人感到单调乏味。“垮掉的一代”脱颖而出，形成了一股新的文学风气。他们的作品对美国作家的写作风格影响很大，比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27]更具影响力。

这场文学运动以杰克·凯鲁亚克的两本小说为开端，即《在路上》和《达摩流浪者》。不久之后，艾伦·金斯堡的长诗《嚎叫》问世，进一步推涨了运动的风潮。一时间，在美国的各大城市，爵士乐俱乐部纷纷涌现，声誉日隆。这些作家出入其间，难以计数的追随者亦纷至沓来。

“二战”后，凯鲁亚克带火了一个词儿：“披头族”（beatnik）。它是从“beat”（节拍）衍生出来的。众人把“节拍”叫成了“垮掉”，凯鲁亚克说，这不是他的本意。在他眼中，“垮掉的一代”是那些“虽然潦倒，却仍能坚持自己信仰的人士”。

美国这场文学运动也席卷了大西洋的另一岸，受到了欧洲的追捧。原因在于，它和当时法国的“存在主义”融在了一起。美国披头族喜欢做的那些事情，我们欧洲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即法语所说的“La Bohème”（波希米亚人）。美国的文学运动也扫到了德威克姆。正是在这家咖啡馆，我品读了凯鲁亚克的两本小说。后来，随着时间推移，我涉猎了他的全部作品。

以上这些是那个时代文学产出的一个缩影。我迷恋的作家有加缪，也有凯鲁亚克。我把对他们的迷恋糅合到了一起，总结出自己的一条人生格言：生活是荒谬的，但它就是你所拥有的全部！

中学时候，我总穿着蓝色牛仔裤。在学校里，我是唯一一个身着牛仔裤的学生。这在当时是多么惊世骇俗！我母亲是知名时尚主编，所以无人对我的装束评头论足！她说过，男孩子穿短裤显得很可笑。

上述凯鲁亚克的两本书，对我影响都很大，其中《达摩流浪者》对我影响最大，是它把我引上了智识之路。书中有多处关于寻求觉悟的描写，用凯鲁亚克的词儿来说，叫“Satori”（开悟）；还引用了很多梵语佛经的名字。

当时，我还在阅读铃木大拙的《日本禅宗史》，一共四卷。日本禅宗是从中国禅宗演变过去的。我想看看那些佛经，便去布鲁塞尔的大学图书馆、皇家图书馆寻找。我是用梵语的佛经名字进行检索的，但收获不大，只找到了几个译本。我读了读，感觉译文很不合乎语言规范，更像是译者的肆意发挥。

因此，我决定学习梵语和汉语文言文。原始佛经用的文字是梵语，中国大乘佛教用的是文言文，小乘佛教用的是巴利文。至于佛教，当然，我对它关于心灵的开示有着一定的兴趣，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它在印度之外的传播，特别是在中亚和中国的传播。

后来，我读到了色诺芬的《远征记》，以及斯坦因的探险作品。它们和凯鲁亚克、铃木大拙的作品一样，也让我对中亚和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一心想钻研中亚和中国的历史、语言，对它们前现代的所有事物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为什么我只对前现代感兴趣呢？因为我喜欢那些已经驾崩的皇帝、国王和王后。我能唠他们的嗑儿，他们唠不了我！

初到根特大学念书时，我注册的课程是中国古典学和日本古典学。日本古典学是我的必修课，不注册不行，但课程就三个月，一读完，我就把它撂下了，转而学习梵语和佛学。这一步很关键，为我以后的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即研究中国的历史和语言，以及大西北的边疆地区。

之所以研究边疆地区，是因为印度很多佛教人士是从边疆地区来到中原内地的。他们先从贵霜王国进入喀什噶尔、于阗（和田），再穿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戈壁滩，到达吐鲁番和敦煌，然后一路东行至中原内地。也有一些人是经海路而来的，如久负盛名的禅宗开山祖师菩提达摩。他的家族原籍在巴克特里亚王国[28]，后来举家迁至泰米尔纳德邦。但大多数佛教弘法人员是经由陆路到达中国的。

这些佛教传教士——因缺乏更贴切的一个词，故而称之传教士——讲的是梵语，而中国人是不说这种语言的。双方到底是如何进行交流的？我们不知道。

佛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在北魏时期成了一门显学。唐朝时期，它演变成了汉传佛教。北魏是中国边疆的一个部落创建起来的，该部落在汉语中叫作“拓跋部”。在古突厥语中，拓跋部的对音是“桃花石”。

至于西夏，我是在阅读唐宋编年史的时候，头一回发现的。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西夏也有自己的文字，但当时没有人认识西夏文。于是，我就想着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西夏文字形结构与汉字略有相似之处，和我见过的其他文字都不像。

以上这些，是我和中国结缘的缘起。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古老文化的国度，但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欧洲人对它几乎一无所知。当时，欧洲虽然也有一些关于中国的作品，但净是学术界的专著。

所以，我打算亲自去研究，便一头扎进中国的历史，确立了最终要研究的阶段：公元500年至1500年。大体上，这个阶段的欧洲，正由中世纪向文艺复兴时期过渡。若说我为什么选择了这个阶段，是因为在这个阶段，与中国接壤的国家多是信奉佛教的国家。佛教经陆路传到中原内地，都要经过现在的新疆，如于阗等地，也要经过河西走廊，即西方语言中所说的“甘肃走廊”。

魏查理[29]院士是我的大学好友，他是位蜚声中外的大学者，长于研究佛经。他每次来上海，我俩就喝几杯，好几次都喝多了。或者说，喝到了拉丁语所说的“酒中藏真理”（In Vino Veritas）的地步。几年前，我俩又喝多了，趁机共同提出了一个课题：印度草药和中药的相似之处。印度有一个古老的治疗体系，名叫“阿育吠陀”，它的医学典籍是用梵文写就的，里面提到了很多印度草药。它们和中国古代医典提到的中草药非常相似。我俩对这些相似之处都很感兴趣，但我们只是停留在假设阶段，不打算深入下去。

其实，这个课题非常具有尝试性。我把它写出来，旨在引掖后学，希望后来人能超越我们。也许有人会对这个课题感兴趣，但我俩也不会因此就激动得屏住呼吸。那太危险了！

后来，魏查理再次来到上海。在我家中，我俩又喝高了。想到这个未竟的课题，我们总结道：这个课题来得太晚了，不契合我们的档期。再者，我俩也没找到新的研究思路。

最后一次和我讨论这个课题的时候，魏查理的身体状况不太好。疫情期间，我非常担心他的安危。他在泰国佛教大学担任名誉校长，我往那儿打电话，结果打不通。他的手机关机了，发邮件他也不回。直觉告诉我，八成是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后来才得知，他回到了祖国比利时，正在家里写佛教方面的论文呢。这消息真令我喜出望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