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真的结束了吗？
但是，一切真的结束了吗？从下午到晚上，华尔街和全美国投资界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下午，落后的交易所报价机缓慢运行，庄严地记录着早已过时的价格。（在收盘时，报价机已经延迟了1小时9分钟，直到5点58分才完成当天交易的打印。）许多经纪人在交易所一直待到5点多，整理交易细节，然后去办公室处理账户事宜。当价格纸带总算有时间报告收盘价时，它报告的全都是悲伤的故事。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收于100.625美元，当日下跌11美元；菲利普·莫里斯公司以71.5美元的价格收盘，下跌了8.25美元；金宝汤公司以81美元收盘，下跌了10.75美元；IBM则报收于361美元，下跌了37.5美元。
暴跌的消息接踵而至。各经纪公司的员工们都忙得不可开交，许多人整夜加班，忙于处理各项特殊事务，其中最紧急的是发出追加保证金通知。追加保证金是指在客户向其经纪人借钱购买股票，而其股票的当前价值几乎不足以支付贷款的情况下，经纪人要求客户提供额外的抵押品。如果客户不愿意或无法提供更多抵押品以满足追加保证金的要求，其经纪人将尽快出售其借钱购买的股票。此类销售可能会进一步压低其他股票的价格，导致更多要求追加保证金的通知发出，从而导致更多股票抛售，最终将所有人拖入深渊。1929年，联邦政府对股票市场信贷未做任何限制，当时发生的一切证明这个深渊是一个无底洞。在那之后，政府对此设定了下限，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根据1962年5月的信贷要求，如果客户以保证金买入的股票跌至其买入时价格的50%~60%时，客户将接到要求追加保证金的电话。而在5月28日收盘时，大约每4只股票中就有一只从其1961年的高点下跌到了这个水平。交易所事后估计，在5月25日—5月31日期间，共发出了91 700份保证金催缴通知（主要通过电报发送）。我们可以稳妥地假设，这些催缴通知的大部分都是在28日下午、晚上或是半夜发出的（而且不仅仅是在前半夜）。不止一位客户在星期二黎明收到追加保证金的通知后，才第一次意识到了危机，或是第一次意识到危机的恐怖程度。
如果说1962年融资融券交易的后果对市场造成的危害远小于1929年，那么另一个领域，即共同基金抛售所带来的危害则要大得多。事实上，许多华尔街专业人士都表示，在5月的股市大起大落中，只要想到共同基金的状况就足以让他们不寒而栗。过去20年购买共同基金份额的数百万美国人都知道，共同基金为小投资者提供了一种途径，可以将资源集中起来交由专业人士管理。小投资者购买一只基金的份额，这只基金使用这笔资金购买股票，并随时为投资者按照基金的当前资产价值赎回自己的份额做好准备。
按照常理推测，在股市严重下跌的情况下，小投资者会希望从股市中套现，因此会要求赎回他们的基金份额，为了筹集资金满足赎回要求，共同基金必须出售部分股票。这些出售动作将导致股市进一步下跌，相应引发更多基金持有人提出赎回要求。如此，便形成了一个当代更新版本的无底深渊。另一个因素更是加剧了投资界对这种可能性的普遍恐慌，那便是共同基金放大市场下跌势头的能力还从未受到过认真的考验，1929年时还几乎不存在的共同基金到了1962年春天已经累积了高达230亿美元的惊人资产，而在此期间，市场从未经历过像现在这样的下跌。显然，如果这230亿美元的资产，或是其中较大部分被抛入市场，将可能会引发一场大崩盘，甚至可能会让1929年的股灾显得小巫见大巫。一位富于远见的经纪人，查尔斯·罗洛（Charles J. Rolo），在1960年加入华尔街舞文弄墨的小圈子之前，曾担任《大西洋月刊》的书评人。他回忆道，基金可能引发螺旋式下跌的巨大威胁，加之人们普遍不能确定这种下跌现在是否已在进行之中，“实在太可怕了，以至于甚至没有人敢提起这个话题”。在那个时候，罗洛的文学情怀尚未被经济界尽人皆知的冷酷无情消磨殆尽，因此他或许是5月28日黄昏时分城市中心复杂情绪的一个很好的见证人。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不真实的气氛，”他后来回忆道，“据我所知，没有人知道底部会在哪里。当天收盘时，道琼斯指数下跌了将近35点，跌至大约577点。尽管现在华尔街出于面子考虑否认这一点，但许多业内精英当时都谈论过底部可能在400点的事，那显然会是一场灾难。人们听到‘400点’这个词一遍遍地被提及，尽管如果你现在再问，他们往往会告诉你，他们说的是‘500点’。除了恐惧，经纪人中还弥漫着一股带有切肤之痛的绝望。我们很清楚，我们的客户并非都是富人，而他们因为我们的行为而遭受了巨大损失。无论如何，亏掉别人的钱也是非常令人不快的事。请记住，这次暴跌发生前，我们已经享受了大约12年股票价格普涨的好时光。十几年来，你和你的客户或多或少都获得了稳定的利润，你会觉得自己相当不错。你战无不胜。你能够赚钱，就这么简单。这次下跌则暴露出你有弱点。这使人丧失了一定的自信，并且无法迅速恢复。”显然，发生的一切足以让一位经纪人希望自己能够严格遵守德拉维加的基本原则：“永远不要建议任何人买入或是卖出股票，因为在洞察力削弱之时，最善意的建议都可能会带来糟糕的结果。”
到了星期二早上，星期一崩盘的规模才清楚显现。根据截至当时的计算，在交易所上市的全部股票的账面价值损失总计208亿美元，创下了当时的最高纪录。即使在1929年10月28日，股票总市值损失也仅有96亿美元，之所以存在如此明显的差异，关键在于1929年交易所上市股票的总市值远低于1962年。这一新纪录也代表着相当一部分美国国民收入，具体而言，占比达到了将近4%。事实上，美国损失了大约两个星期的产品产量和一天的总工资。
当然，这同样影响了海外市场。在欧洲，华尔街造成的冲击因时差而推迟了一天，使星期二成为危机之日。纽约时间星期二上午9点，欧洲的交易日即将结束，几乎所有主要欧洲交易所都在经历疯狂抛售，除了华尔街的崩盘，没有其他明显的诱因。米兰遭受了18个月来最严重的损失。布鲁塞尔交易所创下了其在1946年战后重新开放以来最大幅的下跌。伦敦则遭受了至少27年来最严重的损失。在苏黎世，当天早些时候出现了令人震惊的30%跌幅，但随着逢低买入的投资者入市，跌幅有所减小。世界上一些较贫穷的国家同样感受到了冲击，也许没那么直接，但从人的角度来说无疑更为严重。例如，纽约大宗商品市场7月交割铜价下跌了0.44美分/磅。尽管这样的损失听起来微不足道，但对于一个严重依赖铜出口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根据罗伯特·海尔布罗纳（Robert L. Heilbroner）在其著作《伟大的攀登》（The Great Ascent）中引用的一项数据，纽约市场铜价每下跌1美分，智利财政部就会损失400万美元，按照这一标准，在此次崩盘中，智利仅铜的潜在损失就高达176万美元。
与已知的损失相比，更糟糕的也许是对接下来将发生什么的恐惧。《泰晤士报》在头版发表了一篇令人不安的社论，开篇便是：“股市昨日遭受了地震般的冲击。”然后，文章花费近半个专栏的篇幅，使尽浑身解数，振振有词、掷地有声地断言：“无论股市涨跌，我们现在是，未来仍然是我们经济命运的主人。”上午9点，道琼斯新闻行情以其惯常欢快的“早上好”开始了一天的播报，但随即陷入国外各种令人不安的市场消息报道中。到了9点45分，距离交易所开市还有一刻钟时间，它开始不安地自问：“股票抛售何时会停止？”然后总结道，现在还不会，所有迹象似乎都表明，抛售压力“远未释放”。在整个金融世界，有关某家证券公司即将倒闭的恐怖传言四处流传，更平添了悲观的气氛。（对某事件的期待会给人留下远比事件本身更深刻的印象。——德拉维加）事实上，绝大部分谣言后来被证明是子虚乌有，但在当时却搞得人心惶惶。
危机的消息一夜之间传遍了美国的每个城镇，股票市场已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经纪公司的总机被呼入电话淹没，客户区挤满了涌入的人群，在许多情况下，人群中还有电视台的记者。至于证券交易所本身，场内每个工作人员都提前到位，以应对预计中的风暴。交易所还从其华尔街11号高层办公室的文员中征招人手，帮助处理成堆的卖盘。到了开放时间，访客回廊拥挤不堪，导致常规有导游带领的参观活动不得不暂停一天。那天早上，在挤进访客回廊的人中，有一群西121街基督圣体学校的八年级学生，班上的老师阿奎因修女向记者解释说，为了这次参观，孩子们从两个星期前开始进行模拟股票市场投资，每笔投资额为1万美元。“他们亏掉了所有的钱。”阿奎因修女说道。
交易所开盘后的前90分钟是许多资深交易员记忆中最黑暗的90分钟，这些交易员也包括1929年大崩盘中的部分幸存者。在最初的几分钟里，交易的股票数量相对较少，但这种清淡的交投并不是冷静思考的反映。相反，它反映的是抛售压力过大以至于行动暂时瘫痪。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股票价格的突然上涨，交易所要求，任何价格低于20美元的股票，如果换手价格相对于上一次卖价的变动幅度达到或超过一个点（对于价格高于20美元的股票则为相差两个点或以上），那么必须首先得到一位市场交易管理人员的亲自批准才能换手。
在那一天，卖盘数量巨大、买盘稀少，以至于数百只股票开盘价格的变动幅度都达到甚至超过了规定的限度，因此，必须首先在大喊大叫的人群中找到一位市场交易管理人员并获得其批准，否则这些股票不可能开始交易。还有一些龙头股票，比如IBM的股票，由于买盘和卖盘报价差距过大，即使获得了交易管理人员的批准，也不可能进行交易，除了等候便宜的价格引来足够多买盘入场别无选择。道琼斯宽幅纸带时断时续地报道着随机价格和零散的信息，仿佛它也处于震惊状态。到了11点半，它报告称，“至少有7只”大盘股尚未开盘，事实上，当尘埃散去时，真实的数字似乎比这还要大得多。与此同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开盘一小时内又下跌了11.09点，使股票市值损失在星期一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数十亿美元，这使得市场恐慌情绪达到了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