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为有金针度（代序）

陈新

我早年在上海三联书店工作，三联合并成了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刚建立，出版社许觉民同志到上海进人。据许的回忆文章，说中图的负责人毕青同志十分热情，拿出全部档案让许挑，要谁给谁。于是挑了十二人，同时进京。

当时中图亦将要结束尚是秘密，而我平日也只关注业务，对个人的名利看得十分淡薄，所以浑浑噩噩，只觉得调换工作不好。而且中图的其他领导也表示挽留，幸而一位贴近的领导张建德同志对我说，再留在这里没有前途了，还是调出去为好，于是决定赴京。

同时调京的十二人中，有六人分配在校对科。当时校对科的科长是叶圣陶先生的爱人胡墨林。这位老太太非常认真，每校毕一个校样，退回编辑部之前，一定要先翻一翻，指出某些字该改，某些字不该改，某些意见可提，某些意见不该提。她还不断地对我们讲出版社校对的重要，说出版物不比其他商品。其他商品稍有缺陷仍一样可使用，而出版物上有错字就会贻误千百万读者。当年商务印书馆曾规定，只要有人指出它们出版物上的一处错误，就奖励五角，所以叶先生曾花了商务印书馆不少的钱。

由于校对员没有社会地位，因此不少较有水平的同志都不安心这工作。而我却乐此不疲，因为这工作不仅天天接触最新的出版物，而且没有多大责任，白天工作下来，晚上回顾一番而无过，即可安心休息。后来我和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的一位朋友写信谈及校对和校勘古籍的关系时，认为真正胜任古籍校勘工作，必须要有校对的训练。因为校对不仅能培养人的谨慎、细心，而且能锻炼所接触对象中各类缺陷的敏感。而校勘不过是在这基础上加以审定、判断。如果没有校对的基础，校勘工作如何做得好？举一例子，最近我为《儒藏》审了一个有关理学家的稿子。这个理学家的稿子，中华书局出版过，新的整理者在校点说明中提到已如何改进等等。就我观察，近年的本子错误实在不少，有些确实改进了，但也有原不错而反改错的地方，而且还有共同的错误。如诗集部分有一首题为《王介甫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殊不知“周公恐惧流言日”四句，是唐白居易《放言五首》之三的末四句；另一篇文章中提及“太史公《庄周列传》”，而《史记》何来《庄周列传》？理学家对文史荒疏，张冠李戴，把唐代白居易误为宋代王安石，不准确地说司马迁著《庄周列传》。对这些问题的发现，就得益于广泛的阅读与校对的训练；整理者如此，编辑也是如此。否则囫囵吞枣，即使很大的问题也察觉不到。

安置在校对科的六个人，最先调进古典文学编辑室的是戴鸿森同志。我调进编辑室，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末，当时已是厚今薄古的时期。听人传达周扬的话说，办好一个出版社有两个标准，一是出版好的作品，二是培养好的编辑人才。可见领导对编辑的重视。

但实际上，编辑的社会地位也不高。听舒芜介绍，一次几位老编辑在后门桥马凯饭店聚餐，发牢骚，凑了一首打油诗：“入门低三等，叩头拜专家。两行编辑泪，流向后门桥。”而且对编辑的规定也并不明确，有时是编辑对稿子可以大改，有时是对专家的稿子一字也不能动，只能提意见。有时强调“人民性”，像标签一样往古人身上贴；有时却讳谈，必须把“人民性”三字删去。实在令人无所适从。

我到编辑室时，不少老编辑已打成“右派”，给我影响深刻的是舒芜和张友鸾同志。舒芜的头脑灵敏，能出主意，口才好，笔头快。如《二十年目睹之怪观状》前言，没有人写，舒芜不几天就写成了。署名王应，因为不准“右派”写文章，这表明是社长王任叔特别答应的。上世纪70年代末，我还和舒芜合作过一篇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发在南京师范学院的学刊上，署名陈方，舒芜本姓方，意思是姓陈和姓方的两人合作。张友鸾同志是一位好好先生，很风趣，笔头也来得快。这两位我是佩服的。

其时，古籍出版已受限制，所以我第一个接触的是王仲闻先生的《李清照集校注》，当时已打好了清样，我看了一遍后，提了几条意见，修改后制型保存，到1979年才出版。再就是关于古编室多年的工作经验，写成了一份材料，原是陈迩冬先生执笔的，由我修改了一下发表在《出版工作》上，《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亦予转载。真正接触的第一个稿子是郭沫若的《读随园诗话札记》。当《札记》在《人民日报》发表时，我觉得在这万马齐喑的时候，发这类文章，明为活跃文艺空气，有鲜明的政治性。但既然集成稿子送来了，就只有看一看。我知道郭老曾有“一字师”的文章，就估计他有可能接受的部分，写了几页意见。不料把稿子和意见送到室主任那里，主任把意见收了去，说不要再麻烦他老人家了，就这样出版算了。

真正做编辑工作，是“四人帮”垮台以后。我觉得要做一个胜任的编辑不容易，他不仅需要知识广博，还需兜得转、坐得住，有为人作嫁的精神。一句话，不能有名利思想。

一个编辑要接触多方面的稿子，知识不博，就难以应付。有一件事印象很深：当年我经手一个上海古籍出版社于在春先生的《清词百首》小册子，其中一首词是歌颂一位女伎人冒死不愿为强权演出的。词中有“海清”两字不易理解，于先生注说：“海清当即海青，系夫人的服式，又称一口钟。这里誉女伎人为夫人。”这虽勉强可通，但总觉和词意不协，一直放在心中。发稿后，偶翻唐郑处诲的《明皇杂录》，其中一条记载“安禄山陷两京后，在凝碧池设宴作乐，有乐工雷海清者投乐器于地，西向恸哭。逆党乃支解以示众”。于是才恍然大悟，词作者是以唐代的乐工雷海清来比况女伎人，于是忙在校样上把注释改正了。最近听于先生的朋友说，我是他多年遇到的最负责任的编辑。

编辑的知识既需要杂博，自然就很难专，因此不宜以有无专著作为衡量编辑的标准。事实上，近年去世的知名编辑，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郑效洵先生、三联书店的范用先生、《读书》前副主编史枚等，都没有什么著作。按照今天的要求，他们恐怕连一个普通的编审也评不上。

至于兜得转、坐得住，是说编辑要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广泛接触学者，了解学术动态，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版规划，确定组稿对象，不陷于闭门造车。而且还必须坐下来耐心看稿，才能对稿件提出切实中肯的改进意见。这两者实际是矛盾的，兜得转的人却不一定坐得住，坐得住的人也未必能够兜得转，所以成为一个真正胜任的编辑实在不易。

以上这些还是技术性的，做一个胜任的编辑，还必须不慕名利，有真正献身于出版事业的精神。因为编辑工作的性质，就是为人作嫁，对个人来说，谈不上什么利益。而没有献身精神，就不能发现好作者，出版好作品，也说明自己不是真正的编辑。

对于古籍整理，实际上是退休后才接触这个工作。退休二十多年来，接触过千百个古籍整理书稿。我曾经对北京大学正在成长的青年教师们说，如果二十年前我能参加《全宋诗》的工作，得到的帮助就会更大。

我从《全宋诗》的工作中得到哪些帮助了呢？首先，学会了如何选择底本。选择底本的工作很辛苦，整理者必须亲自调研，实事求是地确定，不宜人云亦云。以《四库全书》为例，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学界对此书已大加斥责，在《全宋诗》编委会召集的学者会上，还有人告诫不宜用《四库全书》本为底本。但是，经过调研分析，我发现《四库全书》中收有大量宋人别集，其中不少是由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辑成的。自从《永乐大典》散失以来，此是唯一的祖本，以后的各种版本，只要卷次和编序相同，无一不是从四库本抄出。于是我建议，凡四库馆臣辑本，《全宋诗》一律以它为底本。在工作过程中，我就接触所及，以邵雍《击壤集》、苏舜钦《沧浪集》、刘《学易集》等版本间篇目、文字的异同，比较文渊阁《四库全书》中相应集子删改、调整的实际，推定四库馆臣对宋集的大量删改，主要发生在《四库全书》成书之后，于是撰成《由宋人别集浅论〈四库全书〉》一文。今天我们能见到的影印文渊阁本上，挖改、换页的痕迹斑斑皆是，在原本上自然更清楚，这就是证据。

1995年，又撰成了《是“稽古右文”还是“寓禁于征”——析〈四库全书〉纂辑的动因》一文，以充分确凿的证据，进一步论定了《四库全书》纂辑伊始，确是稽古右文的，对原本十分忠实，从最早成书的文渊阁本，到最晚抄成的文津阁本都是如此。成书后，乾隆突然变卦，下令删改，于是四库馆臣不断地进行所谓复校，大量的删改是在复校过程中产生的。这是花了七八年的时间，细致地用文渊阁本对勘多种版本的宋人别集中的诗集部分，并参校文津阁、武英殿等本中的差异，才得出的结论。在这一校勘的过程中，获知《四库全书》中故意删改程度最严重的宋集是刘子的《屏山集》。但就《屏山集》而言，虽经粗暴地删改，但基本上仍保持着原来的面貌。也就是说，就宋集而言，还没有发现哪个集子被篡改得面目全非的事实。因此新版《辞源》归纳《四库全书》纂集的动因是“寓禁于征”，是不合实际的。总之，不管他人的看法如何，我自己是相信这个结论的。文章发表后不久，收到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的来信，说他在山大讲授《四库全书》，他相信我的意见。

其次，我觉得一个古籍工作者，应该有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细致，刻苦钻研，才能获得超过前人的整理成绩。我没有学历，学殖更是浅薄，退休二十多年来，深获北京大学古文献所、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所等青睐和信任，所凭仗的就是三十多年来出版社校对、编辑工作经验的积累。一次我在上海师大古籍所的会上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有的不过是多年从事出版的经验。但有这个经验和没有这个经验，对古籍整理的成果关系很密切。我愿意贡献出来和大家交流。

第三，整理者要对稿件担负其应有的责任。近年来，参加古籍整理工作的人不少，但就我所接触过的千百个稿件观察，理想的人才实在不多。大多缺乏整理者的基本素养，有些还特别糟，如最近看到的《儒藏》两个整理稿，我都为它改动了成千累万处，并因此多次向《儒藏》中心提出，一个作品的整理质量，主要在于整理者，不宜把质量问题都依靠审稿人。但审稿人自身，亦必须有对稿件负责的认真态度。《儒藏》的规格甚高，整理工作的规定、要求亦特别细致、周详，但仍不免常有这类稿件存在。可知搞古籍整理工作十分不易，因为它除了要求整理者有丰富的学识外，审慎、细致、周密、耐心，加上必要的经验，缺一不可。

从具体的古籍整理工作的经验来看，优秀的编辑即当具备古籍整理的知识和能力，能为学者起到引领、指导的作用，能起到审稿人的作用，这些都靠校勘的基本功。锦衣为有金针度，编辑得有自己领域的独特能力。有了这些基本功，编辑就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学者，将来有机会也可以做出好的整理成果和研究成果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