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茶史篇
(一)潮人饮茶史话
堪称全国之最的饮茶量
宋代的王安石在《议茶法》中曾说：“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临川集》卷70）北宋人李觏亦在《富国策第十》中说：“茶……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贵贫贱靡不用也。”（《盱江集》卷16）而从元代即已出现的民谚：“早晨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更是形象地说明了：茶，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但是，古人的饮茶量有多少呢？历代文献中却很少记述。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国朝宫史·宫制》谓：
皇上每天用茶七十五包，皇后十包，皇子八包，妃嫔五包。
每包有多重，书中没说。即使是按潮汕人以前买茶论“泡”，每泡约2.5钱计算，皇家人的用茶量也真够大。不过上面讲的只是供应标准而已，绝非实际饮用量。乾隆爷要是每天真的喝75包的话，不被茶醉倒才怪呢。
浙江湖州是我国的古茶乡之一，亦是茶圣陆羽创作《茶经》的地方。据王玲《中国茶文化》一书介绍：“处于东苕溪的德清县三合乡的村庄，如上杨、下杨、三合几村，仅750户人家，3800人口，每年每户平均饮茶可达2.84公斤，人均年喝茶1015碗。”
另据孔宪乐《中外茶事》所载：“英国有80％的人饮茶，日人均饮茶3.56杯，年人均饮茶3公斤。”“1982年世界茶叶人均年消费量为0.41公斤，我国为0.26公斤。”
潮人喝茶向以“焖茶飰（bian，潮音＜波温7＞，指干饭）”著称，正如漫画家方成在题画诗中所说的：“此间喝茶讲工夫，大把茶叶塞满壶。”如果以每家每日二泡茶（半两）计，潮人每户月耗茶0.75公斤，年消费量9公斤，如果再加上商店、酒家、茶馆、工场以至办公场所的用度，称潮人饮茶量为“全国之最”，看来尚不至于言过其实。
此间喝茶讲工夫，大把茶叶塞满壶。初尝味道有点苦，苦尽甘来好舒服。
（1991年漫画家方成画并诗）
1957年夏，潮剧艺人到广州演出，宿二沙头，甫卸行装便围炉泡工夫茶。
（范泽华摄，据郭马风《潮汕茶话》）
1996年，茶乡浙江德清县的茶业专家蔡泉宝到广东汕头市调查茶事后，曾在《农业考古·中国茶文化专号》上发表了《浓浓工夫茶，悠久潮汕情—汕头茶事掠影》一文，文谓：
据业内人士介绍，80万汕头市区人，年均户吃乌龙茶12公斤，以三口一家计算，人年吃茶叶8市斤多，这比英国人要多吃二成，为（中国）大陆人年均吃茶量的15倍多。所以，汕头人吃茶量和讲究冲泡质量，不仅是中国冠军，而且也属世界冠军。
是否属“世界冠军”，尚有待更权威的统计数据来证实。但在潮汕地区，“全民皆茶”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郭子章“潮俗不甚用茶”平议
明万历十年（1582年），潮州知府郭子章在其《潮中杂记》卷十二《物产志》中说：
潮俗不甚用茶，故茶之佳者不至潮。惟潮阳间有之，亦闽茶之佳者耳，若虎丘、天目等茶，绝不到潮。
明郭子章《潮中杂记》书影
顺治十八年（1661年）由知府吴颖主修的《潮州府志》亦袭用其说，在《物产考》中云：“潮俗不甚贵茶，佳者多不至。”此后的地方志书，亦多陈陈相因。
潮俗是否“不甚用茶”？由于事关潮人饮茶史，故亟有一议之必要。
“不甚用茶”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喜爱饮茶、茶事活动普及的程度，意谓“潮俗不怎么爱用茶”；二是指饮茶的品位，意谓“潮人不擅于饮好茶”。
总之，不管从哪一方面看，郭知府对其时潮地茶俗，颇不以为然。如果联系下文“故茶之佳者不至潮”来看，“潮俗不甚用茶”的本意显然是倾向于第二层意思，即“潮人不擅于饮好茶”，因而生发出“没有好茶饮，不会饮好茶”的感慨。
好与会，对茶叶与饮茶来说，其实很难定出一个明晰的标准。俗话说得好，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有人爱喝绿茶，有人爱喝红茶，亦有人爱乌龙茶，你能说谁会谁不会？硬要从中评出个是非高下来，则难免带上党同伐异的主观色彩。
郭子章是江西泰和人，泰和属绿茶产区，所以他心目中的“茶之佳者”，自然是绿茶类的名品虎丘、天目等。何况，明代的武夷茶不受士大夫欢迎，几乎成为一种社会习尚。
宋代的武夷茶区，是贡茶的主要生产基地。徽宗宣和年间，在建安当官的郑可简别出心裁，用“银丝水芽”（即极嫩之茶芽心）制出了“龙团胜雪”。这种茶，“每片计工值四万”，武夷北苑贡茶的地位，可谓至高无上。到了元代，名相耶律楚材在《西域从王君玉乞茶因其韵》诗中还有过“积年不啜建溪茶，心窍黄尘塞五车。碧玉瓯中思雪浪，黄金碾畔忆雷芽”的描述，可见武夷茶在元代仍有极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但从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下旨停止进贡团茶，“惟令采芽茶以进”之后，饼茶衰微，散条形茶崛起，以生产“龙团凤饼”著称的武夷茶区，亦许是一时尚未适应转型生产的时代潮流，且转产的散茶亦未能摆脱研末饮用的旧框框，武夷茶的地位急转直下，正如弘治年间文渊阁大学士邱浚在《大学衍义补》中说的：
《元志》犹有末茶（即团茶）之说，今世惟闽、广用末茶，而叶茶之用，遍于全国，而外夷亦然，世不复知有末茶矣。
因此，重绿茶而轻末茶，已成为当时“派头”。
民国十一年（1922年）《福建通志》［河渠书］引明代王世懋《九鲤湖记略》云：
闽山奇胜者，无如九鲤湖。余参闽政守莆……至水晶宫……水如玉雪可餐。囊中偶携吴中天池茗，命汲水烹之，色味俱绝。
到茶乡当“父母官”，却随身携带吴中天池茗，显然，这位王参政对闽茶亦不屑一顾。
清初任福建布政使的周亮工在《闽小记》中说：
前朝（按，指明朝）不贵闽茶，即贡者亦只备宫中涴濯瓯盏之需。
秣陵（南京）好事者，尝诮闽无茶。……闽客游秣陵者，宋比玉、洪仲章辈，类依附吴儿，强作解事。贱家鸡而贵野鹜，宜为其所诮欤！
明代的闽省贡茶，竟沦落到贱如洗涤剂的地步，往昔之堂堂茶乡，竟被“秣陵好事者”讥诮为“无茶”，竟使福建士子亦为之语塞或随声附和，以致原籍为河南祥符（今开封）的布政使周亮工要对那些“贱家鸡而贵野鹜”的“闽客”予以谴责，严正表达了自己反对盲目追逐潮流的公允、务实的态度。
总之，郭知府“潮俗不甚用茶”的观点，既是时代习尚使然，亦多少带有一些门户之见。后来袭用其说的顺治潮州知府吴颖，刚说完“潮俗不甚贵茶，佳者多不至”之后，马上接着讲“今凤山茶佳，亦云待诏山茶，可以清膈消暑，亦名黄茶。同年戴云门每年以觔（斤）许见贻，正苦不多得耳”。自己管辖的地区就有“正苦不多得”的好茶，却仍要说“潮俗不甚贵茶”的套话，心喜之而口厌之，正可反证郭说之偏颇。
郭子章的叔父郭春震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出任潮州知府时，曾主修《潮州府志》。该书卷三《田赋志》中已明言：饶平县每年须贡“叶茶一百五十斤三两，芽茶一百八斤三两”。两项相加近二百六十斤，占明代贡茶总额年四千余斤（据《明史·食货志》）的0.65％，数量已颇为可观。饶平县是当时潮州府属下唯一须贡茶的县份，可见该项“茶贡”已不是与租赋一样按县分摊的“常课”。这说明饶平的茶叶生产已具有相当的规模、水平与知名度，而任何门类的生产又总是以社会需求为前提，在尚未发现能支持“饶茶外销”的文献之前，我们可以这么说，饶平茶的消费市场主要是在潮州本土。因此，说“潮俗不甚用茶”，如果指的是饮茶的普及程度的话，亦不符合当时的潮州社会实际。
值得一提的倒是郭子章所说的“惟潮阳间有之，亦闽茶之佳者也”这句话。潮阳县濒海，由海路批运闽茶进境且成为集散地，顺理成章。由此可见其时潮人嗜饮闽茶，与北地之重绿茶大异其趣。这倒从反面揭示出这样的信息：潮州能成为以冲泡青茶（闽茶）为主要标志的工夫茶的发祥地之一，理有必然。
历代潮人的饮茶习尚
《永乐大典》卷五三四三引《三阳图志》云：
产茶之地出税固宜，无茶之地何缘纳税？潮之为郡，无采茶之户，无贩茶之商，其课钞每责于办盐主首而代纳焉。有司万一知此，能不思所以革其弊乎？
这段话原是针对潮州每年须交纳茶税的不合理税规而抒发的、带有偏激情绪的议论，但因为它是见诸地方志籍的官方记载，所以容易给人以“宋元两代潮州无茶”的印象。
其实，古人所说的“有茶”、“无茶”，往往是指名茶而言。前引周亮工《闽小记》就说过，以盛产茶叶的福建，不是还被人讥诮为“无茶”吗？所以，我们不能惑于文献中的只言片语而轻易断定某地之有茶与无茶。
更主要的是，“茶之为利甚博，商贾转致于西北，利尝至数倍”。（《宋史·食货志》）正因为利厚，又是事关边塞贸易、维系邻国关系的重要物资，所以从宋初开始，茶与盐一直由国家专管榷卖，京师设有榷货务，各路（相当于后来的“省”）设常平茶盐司，又有官方直管的山场，隶属于山场的采茶户，谓之园户。茶商则须向官方申领茶引后方能从事茶叶买卖。然而，翻开《宋史·食货志》一看，两宋时期茶法的变易，令人眼花缭乱。政府与民争利，且朝令夕改，故茶户、茶商时有不堪重负之叹。
宋高宗时，“茶之产于东南者，浙东、西，江东、西，湖南、北，福建，淮南，广东、西，路十，州六十有六，县二百四十有二”。（《宋史·食货志·茶》）潮州是否在其列，已难考证。但潮州非重点茶区，亦无山场之设置，则完全可以肯定。《三阳图志》所说的潮州“无采茶之户，无贩茶之商”，应是指这种情况，而不是说宋代潮州“无茶”，不然的话就无法解释：为何凤凰山乌岽顶上，至今仍有成片的宋茶树、古茶林？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宋代的潮州已有茶叶的种植与生产，但生产模式尚未完善，尚未形成专业化、规模化的局面。
何况，产茶与饮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塞外不产茶，但各少数民族的饮茶风气丝毫不比中原地区逊色。同理，即使中古时期的潮州制茶业尚未形成规模，亦不等于说其时的潮人不饮茶。
说起潮人的饮茶习尚，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曾被贬来潮州的两位唐代宰相——饮茶专家常衮和李德裕。
宋初的张芸叟在《画墁录》中说：
唐代茶品，以阳羡为上，其时福建之建溪、北苑尚不知名。贞元中，常衮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谓之膏茶，其后始为饼茶，贯其中，故谓之“一串”。
可见，常衮是一位既善饮茶又善制茶的“茗中仙”。大历十四年（779年）即常衮转任福建观察使的前一年（衮于建中元年移任，上文谓“贞元中”系误记），他已被贬为潮州刺史。贬潮期间，他犹有游金山、题“初阳顶”的雅兴（见明代薛雍《金山读书记》），推想起来，这位“茗中仙”应无“戒茶”之举。常衮又是佛教密宗的忠实信徒，当时的潮州开元寺正是密宗信徒主持寺政（大雄宝殿前今存石经幢可作旁证），而密宗赞呗的“十供养赞”中，“茶赞”即为其一。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一批精美绝伦的茶具，正说明茶在宫廷文化生活和密宗仪轨中的重要地位。因此，不管开元寺原来的茶风如何，常衮的到来，应该是对该寺以至潮州的饮茶习俗产生积极的影响。
李德裕亦是一位嗜茶且对烹茶用水极其讲究的宰相。据唐代无名氏《玉泉子》所载，他最喜欢饮惠山泉，特地叫人从江苏无锡直至长安设“递铺”（类似驿站的专运机构），为他运送惠山泉水。宋代《太平广记》中，亦有关于他派人到长江的金山附近汲取中泠水煎茶的记载。大中元年（847年），李德裕被贬为潮州司马，再想享用惠山泉、中泠水自然是不可能了，但以他贵冑子弟的习性，为煎茶而不惜对州城附近的山泉进行一番考察并传授潮人择水、烹茶知识的可能，似乎亦不能排除。
不过，上面的推论只能是“想当然”式的猜测而已，更具说服力的证据，还须仰仗有据可考的文献记载。
潮州金山南麓，有一面残存的石刻，上刻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潮阳县主簿兼令尉（下阙）”书写的步和潮州知州王汉的《金城山诗》，在能辨认的残文中，竟有“茶灶香龛平”的诗句。1茶灶，是烹茶煮水用的火炉。这一近千年前的石刻，是目前可看到的关于潮州茶事的最早记录。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曾为武夷茶灶石亲手书写“茶灶”二字，并题写了“仙翁遗石灶，宛在水中央。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的诗句。2但与潮州金山麓“茶灶香龛平”的石刻相较，已晚了163年。
北宋元丰年间（1080—1084年），苏东坡在黄州，他的好友、潮州前八贤之一的高士吴复古（子野）给他寄去一些建茶，东坡在《与子野书》中说：
寄惠建茗数品，皆佳绝。彼土自难得，更蒙辍惠，惭悚！惭悚！
彼土，指福建，意谓所寄的茶叶即使在福建亦不易得到。简短的几句话，既道出了他们之间深厚的友情，亦说明了在品茗方面，潮州高士吴子野的鉴赏力起码与苏东坡处在同一水平线上，所以才赢得“皆佳绝”的赞誉。
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年），亦属潮州八贤之一的张夔在步和潮州知州徐璋《送举人》的诗中有云：
银钩健笔挥颜书，燕阑欢伯呼酪奴。
欢伯，是酒的别称（《易林》：“酒为欢伯，除忧来乐。”）；酪奴，是茶的谑号（《洛阳伽蓝记》载：南朝齐的王肃初入北魏，不食羊肉及酪浆，常食鲫鱼羹，渴饮茗汁，曰：“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惟茗不中，与酪为奴。”）。燕，通“谦”，即宴会。“燕阑欢伯呼酪奴”，意思是：宴会已近尾声，酒亦喝得差不多了，主人和来宾都催着上茶。这七个颇为费解的字，却透露出这样的消息：潮汕一带今天仍在践履的、宴席中间必品茶的程式，早在北宋时即已形成。
宋赵中德《濮邸题名》石刻拓片
潮州西湖山后原有一景点叫蒙泉，旁有蒙斋。光绪《海阳县志·金石略一》载斋旁有“濮邸题名”石刻，文曰：
淳熙丙午中秋，瀵邸赵中德具伊蒲游蒙斋，同光孝莹老……登卓玉，上深秀，汲泉瀹茗，步月而归。
淳熙丙午即淳熙十三年（1186年），赵中德（他是宋朝宗室）和光孝寺住持莹老等游览名区、汲泉瀹茗，流连忘返，入夜才步月而归。事后又特刻石志游，可知当日品茗赏游之乐。
元代潮州路总管王翰《游灵山》诗中所说的“释子不眠供茗碗，幽人无语对棋枰”，则是品茶的另一种境界：促膝于幽深静谧的午夜，细敲棋子，慢赏香茗，在悠悠的棋趣和阵阵茶香中去体味平和、清淡的人生。
饮茶，作为高雅的生活享受，自然会受到士林骚客的青睐。明嘉靖状元林大钦的《斋居》云：
扫叶烹茶坐复行，孤吟照月又三更。
城中车马如流水，不及秋斋一夜情。
在状元公看来，与扫叶烹茶、对月吟诗相比，车水马龙般的各种应酬，简直是俗不可耐。而同样借茶以寄清兴、抒怀抱的诗作，在潮人诗文集中，可谓比比皆是。例如：
汲泉煮茗留僧话，种竹生林引凤吟。
——成化庚子举人陈理《山家》
草堂愁暑雨，诗到思翻凉……
君过茶为酒，何须问醉乡。
—万历进士、户部侍郎林熙春《和德进、端一纳凉见怀之作》睡觉忽惊人扑户，传书惠我月团茶。
——正德隐士薛亹《隐居杂兴》
明、清易代之际，士人苦于回天无力、报国无门，多寄情于诗酒茶会。崇祯七年进士、国变后入山不仕的罗万杰在《瞻六堂即事诗》中说：“营生药灶茶灶，得意花边竹边。时强闲人说鬼，亦随醉客谈禅。”居然把熬药、烹茗当成每天的功课。同样不肯出仕的举人陆汉东则有如闲云野鹤，寄迹红尘，其《封城关晤蕴上人》曰：“汰虑归香茗，谁歌行路难？”《己丑小除感怀》云：“狂来欲劝天倾酒，友过常呼婢捧茶。”《留别余介石》云：“辨帖窗间浮墨海，披帷檐外响茶铛。”甚至入山《访邹嵋史不遇》时亦“樵子呼茶出，徘徊望野垌。”
入清以后，随着社会的逐步稳定，文人圈中的茶事活动更加频繁，反映在诗文中与茶事有关的词句更是屡见不鲜，其中，陈衍虞这一诗学世家几代诗人的作品尤为典型。例如：
曾无竹肉消闲况，但与茶香洁净因。
——陈衍虞《已亥元旦》
愁值上元雨，空山静掩扉。
茗烟轻冉冉，香缕细霏霏。
——陈衍虞《元日值雨同雪樵上人作》
坐到忘年处，茶烟一缕腾。
——陈珏《晦夜》
琴边坐月心俱冷，竹里烹茶话亦幽。
——陈珏《旸山即事有感》
烹茶课仆烧松子，沽酒留宾饱芥孙。
——陈艺衡《秋题浣月亭》
应门但遣餐芝鹤，煮茗频呼拾叶僧。
——陈周礼《题隐居》
山村潇洒俗人无，茶碗诗囊日日俱。
——陈周礼《山居》
比起士林人士来，寺观僧道的茶事活动亦毫不逊色，而且供茗待客，看来已成规程。明正统七年（1442年）潮阳教谕周泰的《治平寺》诗谓：“僧童煮茗烧红叶，游客题诗扫绿苔”，真切地反映了寺院中清高超俗的茶诗会之情趣；崇祯壬午（1642年）举人陈衍虞的《同罗乃远行春郊至野寺小憩旋买棹归石湖》云：“山僧似喜骚人来，忙涤茶铛烧榾拙”，更把山僧以茶饮会文士的情状作了生动的描绘。正因为客来待茶已成为僧人“功课”之一，所以当明洪武五年（1372年）举人、潮阳人周碏到治平寺，面对“法堂苔满”、“茶鼎烟寒僧落寞”的境况，难免嗟叹而踟蹰。（《治平寺》）而明初潮阳人庄呈龟游灵山》诗则有“山僧未见供茶茗，野鸟先闻奏管弦”之句，似乎对僧众之怠慢啧有微辞。
戏曲是对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舞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所以，借助传世的戏曲文本，我们往往能还原出其相应时代的社会形态，特别是底层社会的生活情景。
20世纪70年代在潮州西山溪工地出土的明宣德七年（1432年）写本《刘希必金钗记》，其第七出中写刘希必上京赴考前对妻子的嘱咐：
双亲全靠贤妻朝夕奉侍，依时莫误茶汤甘旨，依时莫误茶汤甘旨。
而在第八出中，妻子的回答则是：
父母娘行早晚侍奉茶汤，愿得官人衣锦归还。
夫妻两人都把“侍奉茶汤”视为孝敬父母的大事，以致在依依惜别之际，丈夫要一而再地交代。值得注意的是，丈夫嘱咐时强调“依时”，妻子回答时则表明自己会“早晚侍奉茶汤”。可见，早在五百多年前的明代中叶，即使是一般的士庶之家，早、晚用茶已成风气。
再看嘉靖本《荔镜记》第三十五出［闺房寻女］：
嘉靖本《荔镜记》书影
［大迓鼓］（丑）：日上东廊照西廊，不见五娘起梳妆，不见陈三起扫厝，不见益春点茶汤。
万历版《摘锦潮调金花女大全》［金花挑绣］：
［驻云飞］（旦）：早起正了时，打叠煮眠起。尽日听候不敢放离，安排茶汤，收拾床共椅。
显然，在明代中期，饮茶已成为潮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从家道殷实者到一般的小康之家，不论男女，早上起床必“点茶汤”。其重要性简直就像叠床扫地“煮眠起”（潮语“做早饭”）一样。
供奉茶汤，不但是服侍长辈的重要环节，而且还是祭祀神祖必不可少的礼仪。《南齐书·武帝纪》载齐武帝的遗诏曰：
我灵上慎勿以牲之祭，惟设饼、茶饮、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
从此，灵前设饼食、茶饮的习俗亦传至潮州。
嘉靖本《荔镜记》第三十四出，夫人唱：
十五天正光，每月十五供养茶汤，伏事上祖乞人传。（按，“传”字潮语读“堂”，意谓祖先保佑，使香烟能世代相传）
万历版《苏六娘》［苏妈思女桃花］：
（占）……临危时天丁祝简。（按，“简”意同“囡”，丁祝，意谓叮嘱孩子）
（妈）丁祝乜？
（占）我有爹妈无人映（按，意同“照”，即照应），早晚茶汤买失时。
明代潮州习俗，每月十五须祭祀祖先，而祭品中必具茶汤。这一习俗，在上引戏文中得到充分体现。
同样地，从戏文中我们亦可以看到，客来奉茶，亦是潮人待客之仪规之一。
万历版《金花女大全》［借钱往京］：
（公）小妹请坐，你做不使人先来共我呾（按，同“说”），待我好叫人去接来唠。
（旦）阿兄，我是轿来。
（公）讨茶来食。
妹妹已出嫁，回娘家时便等同于客人，所以作兄长的要叫人奉茶相待。
万历辛巳（1581年）版《荔枝记》第八出：
（公白）原来是媒姨，老汉失接，小七，端椅坐，讨茶食。
媒婆上门说亲，主人亦赶紧奉茶。嘉靖版《荔镜记》第十九出［打破宝镜］写陈三乔装磨镜匠至黄五娘家，婢女益春马上点茶，对陈三说：
人客，茶请你。
同样的情节，万历版《荔枝记》第十七出写得更具体：
（春白）师父，钟茶待恁（按，同“你”）。
（生白）小妹，阮（按，同“咱”）做工夫人，夭（按，同“怎”）有茶食？
（春白）阮只处见贵客来，都有茶食。
郡城中如此，府属县邑乡镇亦如此，特别是在人烟稠密的城镇。据《泗水周氏宗乘·世传考》所载，其峡山十三世希程公“生当鼎革（按，即明清易代之际），城邑扰乱，公巧以峡山为祖考退休之地而迁居焉……生平嗜烹茗，乐清逸，耄耋之年康健犹壮”。正因为嗜茶成风，故不少僧人还在乡镇集市广设摊点施茶，作为修缘行善的途径。据杨启献主编的《庵埠志·宗教篇》，相传明代有僧人成安佩常在海阳县龙溪都（今潮安县庵埠镇）官路堤顶涵闸旁施茶，家住许垅的庄典常到此品茶。弘治年间庄典登进士第，时成安佩已去世，庄典因建“赐茶庵”以资纪念。
明万历间陈天资的《东里志·风俗志》［婚礼］云：
亲迎三日、四日及遇俗节，女家下米食面粿于婿家，今不用，惟茶果可也。
而在订婚后之聘礼中，“三等之下，聘酒一坛、鹅一只、布二尺、茶一盅”。可见，茶礼在婚俗中亦是必不可少的角色。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宋代以来，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饮茶之风已遍及潮州城乡的各个阶层和各种领域，已有着广泛、坚实的社会基础：家居自斟、客来礼敬、祭祖祀神、婚丧嫁娶……到处都飘着茶的幽香，到处都有茶的身影。茶可以满足人们生理和社会生活的各种需求，并已从有闲阶层的专利圈中迅速地走向全社会。另外，茶风的昌盛又刺激、推动了茶叶的种植和加工，逐步改变了“潮郡无茶”的局面。这些都说明，郭子章所谓的“潮俗不甚用茶”的论点，除了揭示其时潮人不喜绿茶这一点之外，根本不能作为探究明代潮州饮茶习尚的依据。
亦正因为茶风的昌盛，潮州之所以能成为工夫茶的发祥地之一，可谓其源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