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是我在中山大学两年博士后研究工作的报告。对于我来说，无论出站报告写得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对闽语的认识上了一个台阶。以前我做的是海南闽语的语音研究，当时觉得很多现象很怪，并认为那些都是海南闽语独有的特色，但是一旦将这些特色放到更为广阔的空间去观察、思考时，发现问题变得容易理解了，而且闽语由福建向西南发展演变的脉络也较清晰地呈现在了我的视野中。这不仅对我目前所关注的问题有了启发，而且更加坚定了我的研究方向和研究任务。

一个方言学者还必须同时是一个语言学者，只有将方言研究放在广阔的语言学视野中，才有可能跳出许多局限，作出一些有意义的成绩。我们不要单向地、僵化地思考问题，要注意比较研究——共时的和历时的、一种方言与别的方言甚至语言的比照。一定要重视借鉴国内外相关的研究理论和成果，熟悉语言研究的历史与发展脉络。同时重视工具的使用，也就是平常说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一种学科的进步既体现在内容上的重要发现、理论上的创新，也体现在工具的改进与方法的突破。以汉语语言学研究为例，近几十年来，理论、流派花样百出，给研究带来了很多生气。但是，针对汉语的研究，没有一种理论是十分理想的，有的人过分求新、求全、求异，到头来反而把鲜活的汉语语言事实弄得支离破碎，给不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无论哪一种研究，哪一种理论，面对的问题首先是丰富多彩的汉语语言事实，对于方言学者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在充分了解有关理论和研究的基础上，重视传统，将自己的重点放在方言本身的调查研究和比较研究上，发掘、描写语言事实永远是我们面对的第一要务。

做一个研究必须是自己喜欢的，这样才能巩固专业思想，不为一时的困难所阻挡，也不会为一些短期的急功近利的事情所吸引。

就本书而言，我问我自己这个研究的优点和收获在哪里？不足和缺陷又在哪呢？

首先，调查和描写是第一要务。就方言点的选取和材料的来源而言，海南所有点的资料几乎都是我自己调查得来的，并且我以海南、粤西为基础，选取粤东四个区的代表点进行比较，希望以自己较为熟悉的方言点来观照其他相关的方言点。材料来源除了自己的调查，主要还有施其生老师主持的调查，张振兴、蔡叶青的《雷州方言词典》，余霭芹的《遂溪方言》，林伦伦、陈小枫的《广东闽方言语音研究》等。

其次，注意与历史地理的结合。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也是一个历史感很强的国度。我们在做研究时，尤其是在面对同出一源的方言时，会很自然地关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等这样的命题，于是乎历史地理就成为困扰我们的问题之一。我们不是历史专业的，所以只能借助不同层次的历史研究学者的成果，这是我写第二章历史沿革和闽方言分布的直接动因。我用15张地图来展示广东、海南闽语分布区的历史沿革和语言分布，选取了西汉、东晋等时期的地图来说明影响广东、海南闽语形成以及分布的建置沿革。通过分析认为两宋是广东、海南民系发展.和语言分布形成的重要时期，明朝至20世纪50年代是广东、海南语言的定型时期。

为什么要选取历史地图？一是受谭其骧先生的《自汉至唐海南岛历史政治地理——附论梁隋间高凉冼夫人功业及隋唐高凉冯氏地方势力》（谭其骧《长水粹编》）和《中国移民史》中所描写、记载的“初唐陈政、陈元光兄弟的‘平定’畲民起义，开辟漳州，充实泉州户口和唐末王潮、王审知父子平闽建立闽国，经营福州”历史事件的启发。二是2005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余霭芹先生曾建议做粤语方言地图时应参考历史地图。但问题是，历史地图那么多用哪个时代的呢？我们认为做历史沿革与语言分布其实就是想确定哪个时期的地图更为合适，同时我们也知道，可以将不同的语言成分在相应的历史地图上表现出来，相互印证，这样也许会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这就是我选择历史地图的主要原因。

最后是相对成系统的实验语音学研究。我陆陆续续做相关问题的实验语音学研究已经有10多年了，从声母到声调都取得了让我觉得较为满意的成效，例如在海南闽语声调、声母（清浊、内爆、塞化、擦化等）的一系列问题上都有了较为可靠的结论，进而帮助我解决了一些困扰我多年的问题。此外我还将这种方法进一步延伸，开始探讨一些粤东闽语的问题。

由口耳之学到现代语音学（实验语音学、生理语音学、声学语音学、心理语音学），罗常培先生曾经指出“前人操术弗精，工具不备，或蔽于成见，或囿于方音，每致考古功多，审音功浅。自近代语音学兴，而后分析音素，可用音标以济汉字之穷；解决积疑，以补听官之缺。凡举声韵现象，皆可据生理物理讲明。从兹致力，庶几实事求是，信而有征矣”（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我们现在可以利用的研究工具和手段，已经有了前所未有的改进和提高，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相当的便利，本书通过实验语音学相对集中地解决了广东、海南闽方言中一些辅音问题，主要包括：（1）海南闽语的内爆音以及相对应的浊音的确定、双唇擦音与双唇送气塞音和唇齿音的语音学特征；（2）海南闽语零声母的归类、范围和包括的对象；（3）粤西闽语的边擦音以及相关地区的边擦音、边塞擦音的纠葛；（4）粤东闽语双唇塞音的清浊以及后塞鼻音的探讨。在此基础上我们对语音系统中的共生与制约等系统性问题，如海南闽语中的b/m共生而制约v的出现等情况，给出了一些合理的解释。

本书篇幅最大的是讨论中古的阳声韵和入声韵在广东、海南闽语中的演变，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粤东闽语到粤西、海南闽语发展演变的线索与链条。从中古鼻音、塞音尾韵母在广东、海南等地闽语中的演变情况，我们清楚地看出闽语是一个表面复杂而内部演变规律高度一致的方言。就粤东闽语而言，离闽南话本土越近的地方，其鼻音、塞音韵尾的变化就越大，即与漳泉音的差异越大，如潮州话和澄海话。相反，离闽南话本土越远的地方，却越接近漳泉音，如惠东福佬话。这种反差现象同闽人入粤时间的先后有关。据史志记载，早在唐宋时期就有大批闽南人迁入粤东，他们首先占据的就是紧挨福建的富庶之地潮汕平原及其沿海，而后代陆续入粤的闽人只好向西部和北部的山区或半山区迁徙、定居。进入海南的闽人大约也在宋代，进入粤西的也应该在此前后。这些与第二章的相关内容也可以相互印证。

然而，我们的研究似乎才开了一个头，无论怎样，我觉得朱晓农先生所强调的“语言实验工作必须做得系统而彻底”（朱晓农《方法：语言学的灵魂》）是有一定理由的。没有工具和观念方法等方面的进步，我们就很难再往上前行。因此，对于语音学以及其他研究工具的熟练运用将是我们长期的一种追求。目前还有很多亟须解决的语音学问题，比如发音语音学与方言研究的结合，重要的方言语音现象成系统的对比实验研究和动态的分析研究，将研究成果数字化的语音数据库的建立等。

学无止境，本书是我在方言学领域学习和探索的一个阶段性工作成果，不足与留待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希望自己今后能在这些方面多做努力，也希望各位同道、学者不吝赐教。

刘新中

2010年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