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精神资源：创造的起点

第一节 对“新历史主义”理论资源的借鉴与转化

一、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推介

新历史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推介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正式的传播始于1988年。“王逢振在1988年所著《今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专章介绍了新历史主义。次年，韩加明的《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兴起》和杨正润《文学研究的重新历史化——从新历史主义看当代西方文艺学的重大变革》开始勾画了新历史主义发展轮廓，特别是后者，开拓性地介绍了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实践，并准确概括了它的特色、贡献及弊病。1991年，留学哈佛的赵一凡在《读书》杂志上又发表了《什么是新历史主义》，全面详细地介绍了新历史主义的来龙去脉。以上诸文对新历史主义的介绍，很快引起了国内更多学者的关注，新历史主义的译介渐成气候。”[1]

接着，新历史主义逐步引起学界的关注。“199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京媛主编的译文集《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该书以维萨主编的《新历史主义》论文集为基础，同时兼收其他几篇权威的新历史主义文论，成为后来研究新历史主义的主要蓝本。同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世界文论》杂志社编辑了《文艺学和新历史主义》，精选了有代表性的五篇代表作加以翻译。另外，程锡麟、韩加明还翻译了海登·怀特以及蒙特鲁斯的一些重要论文，这些译作为国内学人了解新历史主义提供了宝贵资料。”而将该理论运用于中国的文艺批评则大约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新历史主义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影响到当代文学及电影的创作；而以新历史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解读文学和文学史文本，在90年代也渐露端倪。1993年，传兵的《新历史主义走向文学和电影》，以及1997年程蓉的文章，指出新历史主义首先影响了中国的作家艺术家的历史观。”[2]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理论界对新历史主义不仅展开了对理论的评论，而且也将理论运用到具体的艺术评价中去。评述有关理论的代表作如王岳川在1999年出版的《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该著以一半的篇幅综合了新历史主义理论家的种种言论，并结合这一思潮对中国文化艺术领域的影响展开了论述，对新历史主义较为庞杂的理论进行了一定的梳理。同时，从90年代后期以来，一批新历史主义理论家的系列专著如海登·怀特的言论，也被翻译过来，从而使国内的研究者对新历史主义理论有了更为直接的了解渠道。2004年，张进的《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一书的问世在学术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张进在广泛而深入地研究了新历史主义主要理论著作的基础上，较为客观翔实地剖析及评价了新历史主义理论的共同理念及各家各派之间的主要分歧。对于其中许多玄而又玄的概念，他在忠实原文本的基础上，力求作出较为浅白易懂的解释。除此之外，张清华在其《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中也将新历史主义理论的一些观点用于对中国当代诗歌、小说的评论，撇开其中一些偏颇之处不论，如此论述还是让众多的文学家、评论家的眼界为之一新。

以上只是列举了有关新历史主义理论很少一部分的译著、专著，但均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从新历史主义理论生成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历程中至少可以归结出以下三点看法：

（1）新历史主义促成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转向，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点及新的方法。

（2）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研究表明，国人对它加以介绍的文字较多，也有一定的理论梳理，但批判性的审视还是比较缺乏。在对其只有较为肤浅的了解下，中国的理论家们便披挂上阵，很武断也很草率地以此作为批评中国新历史小说的理论武器，由此也导致了新历史小说理论研究的某些先天不足。

（3）新历史主义传入中国以后被批评家用以解读中国的文艺作品。但在此之前，中国已出现新历史小说，因此，只能说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出现验证、强化了中国作家心中的某种观念，如历史的虚无感、历史主体的边缘化与多元化等。当然，中西文化的影响都不容忽视，但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长期以来被忽略的情况下，此处要明确提出，对新历史小说作家同样具有巨大影响，也集中表现于作品的精神特质中的，还有不容忽视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带来的种种集体无意识。

二、理论资源与创作实践之间的拼贴与缝隙

从新历史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被运用的过程中不难发现：两者的结合有明显被捏合在一起的痕迹。许多人常将两者混为一谈，认为新历史小说，“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新历史主义小说”，[3]显然对两者并未加以必要的区分。在为许多论者所引用的张清华的《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中就有这么一段话：

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分别成为文学的两个内在与外在的原则性方法，在1987年出现的“先锋小说”思潮之后，表现得日益明显。在先锋小说中，存在着两个共在的分支，一是“新历史主义”的一支。何为“新历史主义”？简言之，即反拨并容纳了结构主义的历史主义，结构主义的方法使它打破了传统历史主义关于“历史真实性”的神话，认为历史不过是某种“文学虚构”和“修辞想象”，而存在主义的启示则使它形成了个人与心灵的视角，认为历史不过是“一团乌七八糟的偶然事件”，真正重要的只是“人的历史”，“从现时代来看”，“它是一个舞台，从这里神性的存在得以被揭示”，而要想揭示这一切，则需要立足于“人性”，“把历史变成我们自己的”……苏童、格非等人的“家族历史小说”，过去年代的“妇女生活”小说，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等历史风情小说，以及晚近的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丰乳肥臀》等长篇，都是这一新的历史观念与思潮的产物。在这一观念的外围，更是出现了大量的“新历史小说”文本。归根结底，“新历史主义”不再像寻根小说那样以匡时救世、“重铸民族精神”作为自己不能承受之重的使命，而将历史变成了纯粹审美的对象，变成了作家人性感验与文化探险的想象空间。[4]

就这段话来说，不难看出，论者将新历史小说的源头直接明确地指定为新历史主义理论，他在上文中所引用的几段文字是直接从海登·怀特的《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历史主义、历史与修辞想象》（选自张京媛主编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以及卡尔·雅斯贝斯的《人的历史》中选取的，并认为新历史小说验证了理论家的有关理念。但这段文字的逻辑同样值得反思：既然说新历史主义的思潮出现在1987年之后，而有关的引文却在1993年前后介绍给中国的读者，那么，中国的作家是如何普遍地学习这一西方思潮的呢？如此将一些外来理论强行捏合在一起，然后化用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历史主义”，并引之为新历史小说的理论依据，把后者确定地说成是“这一新的历史观念与思潮的产物”，这样的结论，是否做得有些仓促草率了呢？莫言曾善意地揶揄道：“按照张的说法，我用《红高粱家族》引发了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又用《丰乳肥臀》给这个小说运动做了一个辉煌的总结，这真让我感到惶惶不安起来，其实事情真的没有那么复杂和深刻，我想起了一个诗人的话：蚕吐丝时没想到会吐出一条丝绸之路。”[5]可以说，批评家解读作品的主观性是无法避免的，将中国本土出产的小说与西方文学理论进行糅合进而推出一家之言，这样的做法在学术争鸣中并不少见，也未尝不可。问题是，许多后人却不假思索地将这一论断当作了颠扑不破的真理，这其中是否存在着某种对西方强势文化的迷信心理？

而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则基本认可了“新历史小说”的提法，但在“新历史小说”、“先锋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运动”几个术语之间却相互纠缠，呈现出较为混乱的关系。如“先锋小说作为一种现象，同此前80年代许多现象一样，带有相当强烈的‘运动’性质。而从它的崛起的背景与内容实质看，它首先就近似于一场‘新历史主义小说运动’。”[6]且该著在论述中对“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使用似无甚规律，显示出将两者混同的随意性。

也有学者从陈思和对“新历史小说”的定义出发，认定“‘新历史小说’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新写实小说的—个分支”，[7]两者之间的区分是在题材所反映的时间上。这种认识固然体现了新历史小说的“中国血统”，但是，除开二者同样热切的对“民间”立场的关注，新历史小说依然有很多新写实小说所不具备的特质（将在下文具体论述）。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何必又一定要坚持两者的同一性呢？

如此看来，还是应该将新历史小说置于独立的地位上来看待。尽管若没有其他小说流派的影响便没有它的存在，但只要它出现了，就应作为一个独立体，在与他者的差异性中显示自身的独特性。

从新历史主义理论传播的脉络中可以看出，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语境，原本并无必然的联系，但相近的能指却迷惑了不少研究者，使之错误地将二者捆绑在一起。如有人认为：“‘新历史主义’这一概念来自西方，所以这两年文坛出现的‘新历史’小说，是一次有观念在先的创作实践。”“新历史小说的产生是与后现代文化语境的催化直接有关。”[8]“至于新历史小说，那更是自觉地吸收、借鉴、演绎新历史主义的某种思想、观点和写法”，“作者往往有意把新历史主义的理论主张，同自己对历史的体验，以及中国历史的经验教训，结合起来，写进小说。”[9]虽然有学者非常严肃地指出了其中的谬误，如石恢的《“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小说”》一文，从新历史小说、新历史主义理论的不同起源简明扼要地指出两者之间并无渊源关系，“真正面对‘新历史主义的理论主张’的人，是那些企图对创作现象作出阐释的批评家们，而不是小说写作者”，包括将小说命名为“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做法，也暴露出对两者关系认识的“暧昧与含糊”。[10]但这样的声音毕竟太微弱了，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相纠缠的过程中，有这样两个问题是值得深思的：

第一，两者是否是决然无关的绝缘体？显然，新历史主义生长于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而新历史小说则是从中国小说的文学母体中逐渐生长起来的，缺乏明确的对后现代语境的指认。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中国同样要经过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阶段方能形成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环境。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商品大潮所逐渐覆盖的中国在与西方国家越来越频繁的交往中，亦有可能产生与后现代主义语境相类似的环境。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所带给人们的一系列关键词，如解构中心、边缘化、断裂感、多元化、否定性等，并不一定只能依附于资本主义后期的社会经济条件而存在，它同样有可能通过国际学术文化的交流，通过其他类似的社会经济条件而被模仿甚至复制。这里其实涉及了中国是否存在“后现代主义”的问题，它历经了许多激烈的论争而至今无法统一意见。在这里将这个尚无定论的问题摆出来，并非要推论出一个放诸天下而皆准的答案，而仅仅是表达笔者自己的看法，即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滋生于资本主义后期特定的经济文化背景之中，但是，并非只有这一特定的经济文化方能产生出具有后现代种种本质特征的文化现象。中国当下的社会形态与西方的迥然不同，但局部相似的经济条件同样有可能催生出类似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产物。在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生活中，不乏贫富不均、盲目拜金拜物的社会现象，由此而导致人们信仰迷失、个体欲望过分膨胀，否定中心与权威，从中衍生出新历史小说是非常自然的。而且，西方文化的话语强势地位也始终存在着，并深刻地影响着作家、批评家的抉择。如此一来，新历史小说的血液也必然存在着与西方文化不谋而合或有意为之的某种相似性。因此，不能简单地说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之间并无任何关系，在历史观方面，我们依然能轻而易举地寻找到不少相类似的地方，这也是造成众多学者将两者混淆为一体的重要原因。如果两者仅仅是能指上的相似，那么，新历史主义理论的阐释根本无法落实到小说文本的实处。事实上，新历史主义的理论不仅被借用为新历史小说的“指导性”原理，妙笔生花的文字更是将两者缝合得几乎天衣无缝，这其中若缺少了两者在精神气质上的某些共同之处，恐怕也是很难做到的。

第二，新历史小说经历了被多次命名并引发大量争议的过程，可以说，从一开始，“新历史小说”这一名称的合法性就遭到了众多质疑。实际上，在它相当“走红”的日子里，对于它的内涵、外延的梳理仍显有限而乏力。在不明确其所指的混沌状态里，学界各方就展开了异常激烈的争论，当然，其结果也必然是各执一端、互不相让，而无法真正获得学术交流的互动。从表面上看学术争论高潮迭起，但实际上却是对研究资源的极大浪费。新名词、新概念不断地产生，不时地有作品被当作新历史主义理论在中国文学界进行实践的范例，但其中又有多少论述能真正击中新历史小说创作的软肋？除了证明新历史小说图解了新历史主义理论之外，实在无法在浩如烟海的评论中看到新历史小说作为“中国制造”的鲜明特色来。学术中的浮躁心态使新历史小说的许多研究并未能真正切中其精神实质，造成批评与创作之间的真空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