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践踏的新闻采访权

对社会上发生的新闻事件，媒体有采访权和告知权，领导有告知的义务，受众有通过各种媒体获得新闻信息的知情权。尊重新闻媒体的采访权，就是尊重民众的知情权。

作为一名广播记者，我一直引以为豪。广播，从受众面看，影响最广；从传播手段来看，是一种先进的媒体；从媒体的党性原则来看，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但是，广播记者却常会“受气”，原因是正常的新闻采访权被轻视，甚至被践踏。

一次，我到一个地级市采访，需要听听市主要领导的“高见”。经验告诉我，地级市的领导会对中央、省级媒体的采访比较慎重，一般会提前准备，以免说错话或者说不好而影响自身形象。一般而言，如果按常规操作，通过当地市委办或宣传部联系，来来回回需要几天时间，而且最终大都还被领导秘书推托掉。为此，我决定一步到位，提前一天直接给相熟的领导秘书打电话预约，并告知采访的主题。为了减少打扰领导的时间，我还特别告诉对方，我所想要了解的观点就是领导刚刚发表在当地党报上的体会文章中的某段，只需要领导具体展开阐述一下就行，目的是以领导的观点为我的报道画龙点睛。

听得出，电话那边的领导秘书对我的采访主题以及需求心领神会。最后，我还特地补充一个重要信息：只打扰领导三分钟时间。我本以为这次采访应该顺风顺水了，结果却是一场空等。

第二天，我一早就爬起来，做好一声令下就飞奔而去的准备，生怕领导秘书打电话来要我马上去采访时会因赶得不及时而耽误。但是，直到上午下班前我都没有接到电话。

无奈，我只好给领导的秘书打电话。对方告诉我，领导整个上午都在办公室与人谈话，抽不出时间。

“要不我马上过去，在领导下班前请他给我三分钟。”我恳求。

“不行啊，领导下班还有应酬，马上就要走了。”对方说。

“仅仅三分钟也不行吗？”我不放弃努力。

“不行啊，领导很忙的，下午再看看吧。”对方说。

我听到电话的另一边传来一阵笑声，包括领导在内的好几个人的声音混杂在一起。

一个上午在等待中度过，直到当天下午4点半，还是没有接到领导秘书的电话，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现在领导能抽空接受我采访了吗？”我按捺不住再次给领导秘书打电话。

“我又请示过领导了，他说没空，要你按他发在报纸上的文章摘录就行了。”对方传达了领导的指示。

“我们广播需要声音，但是领导在文章中谈得有点抽象，普通百姓不易理解，还是麻烦你再跟领导请示给我几分钟时间采访吧。”我十分客气地再次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请求。

“领导说不行就是不行了。领导等一下还要开碰头会，晚上又有应酬，安排得满满的，一点时间也没有了。你还是摘录报纸的文章吧。”对方说。

“哪怕吃饭前几分钟也行。”我还是不死心。

“领导的意见我不能更改。请你理解我。”对方对我的请求作出了最后的回答。

刹那间，一种采访权被无情践踏的愤怒袭上我的心头，我攥紧拳头重重砸在墙上，剧痛钻穿心肺。

我的这次正常采访最终以失败告终，这件事也许是个案，但一些领导对新闻媒体采访态度的迥异，却不免让人对他们的势利和对新闻采访的无知寒心。

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报道手段和特点。广播新闻需要采访对象的声音，就跟电视新闻需要录像一样，没有了声音，广播新闻就失去了应有的特点，没有可听性，没有生气。像那位领导要广播记者“按他发在报纸上的文章摘录”的旨意，不仅是对广播新闻的亵渎，也是对广播新闻的无知。

对社会上发生的新闻事件，媒体有采访权和告知权，领导有告知的义务，受众有通过各种媒体获得新闻信息的知情权。尊重新闻媒体的采访权，就是尊重民众的知情权。但是，在某些时候，新闻媒体的采访权却被不公平地对待，甚至被人为剥夺了。某些基层领导厚此薄彼，对党报和电视台记者眉开眼笑，对广播记者却另眼看待，能推就推。一些新闻现场，某些记者可以穿梭往来，而有的记者则只能靠边站。有些地方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就想方设法以各种理由封锁现场，甚至用荷枪实弹的公安人员阻挡记者进入。如此种种，新闻媒体应共同声讨之。

社会呼唤公平，新闻媒体也需要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