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放翁气象
对自己与其他诗人之间的优势互补之处,杨万里看得十分清楚,在其所撰《千岩摘稿序》中委婉曲折地表露出来:
余尝论近世之诗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溪之平淡,陆放翁之敷腴,萧千岩之工致,皆余之所畏者云。[17]
杨万里能如此恰如其分地评价这几位大诗人的风格特点,这是他们朋友之间互相勉励、互相促进甚至互相竞争从而达到一时瑜亮的结果。
这些大诗人之间频繁的交往唱和,对南宋文学创作风貌的形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陆游曾作《喜杨廷秀秘监再入馆》对杨万里其人其诗作了高度评价:
公去蓬山轻,公归蓬山重。锦囊三千篇,字字律吕中。文章实公器,当与天下共。吾尝评其妙,如龙马受鞚。燕许亦有名,此事恐未梦。呜呼大厦倾,孰可任梁栋。愿公力起之,千载传正统。时时醉黄封,高咏追屈宋。我如老苍鹘,寂寞愁独弄。杖履勤来游,雪霁梅欲动。[18]
陆游不但佩服杨万里的诗歌创作实绩,对他的诗论及印可延誉的效果亦十分赞赏,甘拜下风,曾道:
诚斋老子主诗盟,片言许可天下服。长歌为君定声价,赏音但须一夔足。蹋泥过我君岂误,拱璧何至求凡目。只愁明日遽来索,北窗连夜挑灯读。[19]
文章有定价,议论有至公,我不如诚斋,此评天下同。王子江西秀,诗有诚斋风,今年入修门,轩轩若飞鸿。人言诚斋诗,浩然与俱东,字字若长城,梯冲何由攻?我望已畏之,谨避不欲逢。一日来叩门,锦囊出几空。我欲与驰逐,未交力已穷。太息谓王子,诸人无此功。骑驴上灞桥,买酒醉新丰,知子定有人,讵必老钝翁。[20]
面对陆放翁的赞美褒扬,杨万里不甘示弱,次韵回复了陆放翁:
君诗如精金,入手知价重。铸作鼎及鼒,所向一一中。我如驽并骥,夷涂不应共。难追紫蛇电,徒掣青丝鞚。折胶偶投漆,异榻岂同梦。不知清庙茅,可望明堂栋?平生怜坡老,高眼薄萧统。渠若有猗那,心肯师晋宋。破琴聊再行,新笛正三弄。因君发狂言,湖山春已动。[21]
杨万里的诗歌创作理论与思想,除了体现在他的名著《诗论》《诚斋诗话》中,更大程度上还体现在他的一些序跋、唱和类的印可文字中。如在《再答陆务观郎中书》中对陆游诗作进行了新奇巧妙的印可延誉:
某伏以即日夏令有淑,暑风斯清……某老病余年,今七十有六矣。……来教诹及某恶诗当有万篇,不闻居肆而市脯者乎?族庖者日嚣嚣然号于肆曰:“吾脯也,……羹也,皆旨且多也。”夫旨则不多,多则不旨,旨而又多,其皆熊蹯猩唇乎哉?其皆鲍鱼鼠朴乎哉?采菊东篱,焉用百韵;枫落吴江,一句千载。风人之劲者,肯与仆较少量多于可吊之滕哉!近尝于益公许,窥一二新作,邢、尹不可相见,既见不自知其位也。独其间有使人怏怏无奈者,如“湖山有一士,无人知姓名”,又如《寄湖中隐者》是也。[22]
杨万里作此书时已经七十六岁了,陆放翁七十八岁,作为“前辈以文章名世者”,他们除了相互支持、相互表达赞叹鼓励之情外,也以文会友,在文学创作、文学思想上相互切磋琢磨或竞争比较,反映出他们晚年想一振诗坛靡靡之音的愿望。
在这一方面,陆游与杨万里的想法与做法是一致的,其作《次韵和杨伯子主簿见赠》一诗云:
文章最忌百家衣,火龙黼黻世不知。谁能养气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霓。渡江诸贤骨已朽,老夫亦将正丘首。杜郎苦瘦帽耳,程子久贫衣露肘。君复作意寻齐盟,岂知衰懦畏后生。大篇一读我起立,喜君得法从家庭。鲲鹏自有天池著,谁谓太狂须束缚?大机大用君已传,那遣老夫安注脚。(自注云:杜伯高、程有徽文若,皆近以诗文得名于诸公,而尤与予善)[23]
杨伯子,即杨万里的儿子杨长孺,这首诗作于淳熙十六年(1189)冬,似是上引杨万里诗的注脚,陆游与杨万里对当时诗坛的见解与主张非常相似,如出一辙,两人都期许对方能通过诗歌创作来改变诗坛风气。值得注意的是,陆游在提出自己的诗作主张时,特别强调杜、程二人乃“皆近以诗文得名于诸公,而尤与予善”,可见陆游看到了名流公卿品题印可的重要性,而自己颇以与二人结交为荣,中国人喜欢讲关系、套近乎、重人情的一面在放翁笔下不期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了。只有把南宋文人的创作放到当时人际关系的大背景下,才能在比较中、在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深入了解南宋文人的生存状态和复杂心理,理解他们创作的深层历史动因及心理依据。
杨万里、陆游两人的往来酬酢、诗词唱和客观上对于当时文学群体的形成与文学流派的孕育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戴复古在诗酒酬酢、往来唱和之际自然而然地就联想到杨万里、陆放翁,并将两位“中兴大诗人”放在一起进行讨论,表达了自己对他们的敬爱、仰慕之情:
客星聚吴会,诗派落松江。老眼洞千古,旷怀开八窗。风流谈夺席,歌笑酒盈缸。杨陆不再作,何人可受降?[24]
江湖诗派的后劲方岳对杨万里、陆放翁亦推崇备至,竟至于形诸梦寐:
老去不知三月暮,梦中亲见两诗人。[25]
正是看到名流印可品题的重要性,陆游在《尤延之尚书哀辞》中才热情洋溢地歌颂尤袤的文学事业,以期振兴当世文风:
余自梁益归吴兮,怆故人之莫逢;后生成市兮,摘裂剽掠以为工。遇尤公于都城兮,文气如虹;落笔纵横兮,独殿诸公。晚乃契遇兮,北扉南宫;涂改《雅》、《颂》兮,蹈躏轲、雄。余久摈于世俗兮,公顾一见而改容;相期江湖兮,斗粟共舂。别五岁兮,晦显靡同;书一再兮,奄其告终。……孰抗衣而复公兮,呼伯延甫于长空?孰诵些以招公兮,使之舍四方而归徕乎郢中?孰酹荒丘兮,露草霜蓬?孰闯虚堂兮,寒灯夜蛩?文辞益衰兮,奇服尨茸,……嗟局浅之一律兮,彼宁辨夫瓦釜黄钟!话言莫听兮,孰知我衷?患难方殷兮,孰恤我躬?焄蒿不返兮,吾党孰宗?死而有知兮,惟公之从。[26]
事实证明,他们这样的自我期许和相互期待并非毫无根据的妄想,后人将尤、杨、范、陆并称为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如方回指出:
宋中兴以来,言治必曰“乾、淳”,言诗必曰“尤、杨、范、陆”。[27]
清代沈德潜也说:
南渡后诗,杨廷秀推尤、萧、范、陆四家,谓尤延之袤、萧东夫德藻、范致能成大、陆务观游也。后去东夫,易以廷秀,称尤、杨、范、陆。[28]
我们若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思考南宋中兴大诗人的创作历程,或许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他们如何在相互酬酢、相互了解、相互竞争、相互尊重、相互品题印可、相互配合影响之下,共同促成了南宋孝宗诗坛的繁荣盛况。
陆游十分注意社交酬唱在士人文学创作中的意义及影响,文学的社交功能、娱乐功能、应酬功能在其集中占有很大比例。正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天成偶得之妙手文章即来自陆游丰富多彩的生活体验,来自他在人际关系、人情世故中如何洞悉世事、练达人情。有了苦心孤诣的磨炼锻造,才能使放翁无愧于特定时期的“小李白”之称,立足于“中兴四大诗人”之列而备受时贤后人的关注与颂扬。在《梅圣俞别集序》中,陆游高度评价了北宋梅尧臣、欧阳修时的文坛盛况,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文人士大夫诗文酬酢、交游唱和的向往之情:
宛陵先生遗诗及文若干首,实某官李兼孟达所编辑也。先生当吾宋太平最盛时,官京洛,同时多伟人巨公,而欧阳公之文,蔡君谟之书,与先生之诗,三者鼎立,各自名家。文如尹师鲁,书如苏子美,诗如石曼卿辈,岂不足垂世哉?要非三家之比,此万世公论也。先生天资卓伟,其于诗,非待学而工。然学亦无出其右者。方落笔时,置字如大禹之铸鼎,练句如后夔之作乐,成篇如周公之致太平,使后之能者欲学而不得,欲赞而不能,况可得而讥评去取哉。欧阳公平生常自以为不能望先生,推为诗老。王荆公自谓《虎图诗》不及先生包鼎画虎之作,又赋哭先生诗,推仰尤至。晚集古句,独多取焉。苏翰林多不可古人,惟次韵和陶渊明及先生二家诗而已。虽然,使本无此三公,先生何歉;有此三公,亦何以加秋毫于先生。予所以论载之者,要以见前辈识精论公,与后世妄人异耳。会李君来请予序,故书以予之。[29]
北宋文人交游唱和开始频繁,由此形成了文人集团及文学结盟现象。显然,欧、梅、苏、黄文坛结盟的繁荣景象深深吸引、感染了热情奔放的放翁,有了这种情感,他努力效仿前贤的生活方式也在情理之中。
实际上,陆游在当时的交游可谓广阔,以他为中心的文人圈可媲美北宋欧、苏主盟的文坛。而陆游在与朋友们的交往中亦常常表达自己的诗学观,其所撰《曾裘父诗集序》就是一篇议论精辟、见解独到的小型诗论,对曾季狸诗的印可赞叹之辞体现出陆放翁自己的诗学观,也让我们得以一窥建炎过江诸贤赏识提携后辈的拳拳之心:
古之说诗曰言志。夫得志而形于言,如皋陶、周公、召公、吉甫,固所谓志也。若遭变遇谗,流离困悴,自道其不得志,是亦志也。然感激悲伤,忧时闵己,托情寓物,使人读之至于太息流涕,固难矣。至于安时处顺,超然事外,不矜不挫,不诬不怼,发为文辞,冲淡简远,读之者遗声利,冥得丧,如见东郭顺子,悠然意消,岂不又难哉。如吾临川曾裘父之诗,其殆庶几于是乎!
予绍兴己卯、庚辰间,始识裘父于行在所。自是数见其诗,所养愈深,而诗亦加工。比予来官临川,则裘父已没。欲求其遗书,而予蒙恩召归,至今以为恨。友人赵去华彦稴寄裘父《艇斋小集》来,曰:“愿序以数十语。”然裘父得意可传之作,盖不止此,遗珠弃璧,识者兴叹。去华为郡博士,尚能博访之,稍增编帙,计无甚难者,敢以为请。裘父讳季狸,及与建炎过江诸贤游,尤见赏于东湖徐公。[30]
在这篇品题延誉的文字中,陆游除了表达自己的诗学观外,还详叙了自己与曾裘父相识、相知、相别之过程,情深意切,感人肺腑,名流印可与放翁气象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