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几个相关概念
(一)书院
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有关 “书院”的解释很多。从普及与推广角度看，季啸风主编的《中国书院辞典》的解释值得注意:
(书院)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教育机构和学术研究场所。始于唐，兴于宋，沿至清末，历时千年，发展普布全国，多达数千所。
唐代开始有书院名。开元六年(718)宫廷设丽正修书院，后改名集贤殿书院，为皇家藏书、校书之所。时私人隐居读书，或聚众讲学，亦有名书院者。如湖南李秀才书院、南岳书院、江西皇寮书院、义门书院、福建松州书院、四川张九州书院等。唐宋五代战乱，庠序不修，学者避居山林，创书院讲学授徒尤多。宋初由官府支持奖励，发展逐盛，规制日趋完善。其著者有岳麓、嵩阳、睢阳、白鹿及石鼓、茅山等，称为 “四大”或 “六大”书院。南宋随理学之兴起发展，渐成学派活动基地，如张栻于岳麓、朱熹于白鹿、吕祖谦于丽川、陆九渊于象山，遂有 “南宋四大书院”之称。元代发展更为普及，由官府提倡，任命山长，授官给禄，几与官学相类。明初朝廷力兴官学，致使书院沉寂数百年，至成化年间始渐恢复。正德以后，随着王守仁、湛若水等学派的发展而愈加兴盛，且形成讲会制度。其时尤以东林为最著，因其裁量人物、讽议朝政，为当权者忌，酿成 “东林事迹”，导致嘉靖、天启间朝廷四毁书院，然亦未能禁绝。清代严格控制，并加以利用，拨款兴建省城书院。各地竞相效仿，发展更加普及。但多课时文，成为科举业附庸。乾嘉汉学兴起，阮元创诂经精舍、学海堂，废时文，专课经史词赋，各地亦有仿效。甲午战后，梁启超等创办湖南时务学堂，至此书院制度告终。
书院制度始终与官学平行发展，相对独立。它继承和发展了古代私学的传统，也吸取了宗教和官学的教学经验，实行择师选生，提倡读书与修养并重，教学与研究结合，重视师承学派传统; 它实施自学为主，辅以讲授、辅导和质疑问难、讨论答辩、会讲、讲会等多样的教学方式; 且讲求风景与人文环境，多择山林与胜地营建学舍等; 它创立了讲学、藏书、供祀的基本规制，建立学舍、学田、学规等基本设施及管理制度，并开展学术交流、图书出版和祭祀纪念等文化活动，成为地方文化的活动中心。它一般处于蒙学之上，以招收监生为主，亦或兼收童生，属于地方较高或高等教育层次机构。但也有属于族学、义学、私塾性质者; 或专供祭祀纪念，不授生徒者; 至晚期，亦有少数专攻武学、医学等专科性质者。又因教学方式的差别，而有 “聚徒式”、“会讲式”、“考课式”的分别。这都反映了其多层次、多类型的特点。
由此可见，历史上，书院与中国文化教育密切相关。笔者根据相关资料统计，历史上的梅州，从北宋元符元年(1098)梅城第一间书院———元城书院的诞生开始算起，至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丰顺县城北胜书院的建立，在过去近 800 年的时间里，梅州地区先后涌现出44 间书院。
元城书院旧址(图片来源:《梅江私塾》)
(二)私塾、义学、社学、学宫
为了更好地认识与了解书院，以及中国历史上的文化教育类型与层次，这里我们综合有关资料，特别是梅州的方志史料，解释一下与书院相关的私塾、义学乃至社学、学宫等现象。
学塾，又称私塾、蒙馆、蒙学、门馆、书室、书斋、村塾等，是中国历代私学的一种。西周以后，官学逐渐衰退，私人讲学之风开始兴盛，至战国后日益繁盛。从经费构成看，学塾主要有如下三种类型:一是富贵之家聘师在家教读子弟，称坐馆或家塾; 二是地方(村)、宗族捐助钱财、学田，聘师设塾以教贫寒子弟，称村塾、族塾(宗塾); 三是塾师私人设馆收费教授生徒的，称门馆、教馆、学馆、书屋或私塾。学塾是中国古代州、府、县属各乡堡的初等教育形式，其教育对象一般在 12 岁以下，以教导学生写字、诵读、简单作文为主，讲授内容主要是《千家诗》、《增广贤文》、《四书》等，涉及书信、浅近的婚丧喜庆礼俗等日常知识。据《梅江私塾》统计，历史上梅州城区先后共有学塾 269 间，像东郊三坑口留馀堂张氏的咏花书屋、下市攀桂坊人境庐侧后面的德赞楼私塾桐花书屋等，都是有名的私塾。
城东三坑口张氏私塾西农望岁居书屋
建于道光十四年(1834)。曾在该私塾读书、居住过的名人有光绪二十七年(1901)辛丑恩正科举人、福建长汀县令张衡皋，宣统二年(1910)进士、驻日本神户领事、曾资助过孙中山革命的张淑皋，著名化学家张资珙等。
义学，又称义塾，明清时期为民间孤寒子弟设立的教育机构，属于中下等教育形式。经费主要来自官款、地方公款或地租。从历史上看，早在宋代即有义学之名，但当时主要是以宗族为单位设立，而且基本限于教导本族子弟。至清代，由于政府的提倡而广为设置，成为清代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义学主要讲授四书五经、诗词对联等浅显内容，学生仍以读、背、写为主。南宋末，蔡蒙吉创建松源堡义学，供乡间儿童启蒙读书。这是梅州历史上最早设立的义学。据统计，清末废除科举前，梅州先后有义学 16 所，其中梅县 8 所，兴宁 1 所，大埔 3 所，丰顺 4 所。
社学，是元、明、清三代设立于城乡的地方学校，有官立、私立等多种形式。元代五十家为一社，每社设立一所学校，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朱元璋即位后，于洪武八年(1375)命地方政府在各地建社学，教授民间子弟。清初朝廷令各直省的府、州、县置社学，每乡置社学一所。社学的入学年龄，一般在 8 岁至 14 岁之间，教育内容与学塾差不多，特别强调讲习冠婚丧祭之礼，使学童自幼懂得封建社会的礼仪制度。清代规定 15 岁以下的儿童为社学的教育对象。历史上梅州最早的社学，是南宋庆元元年(1195)知州刘焕创设的小学四斋。明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知县刘彬在县城附近东、西、南三处设东社学、西社学、南社学各 1 所:东社学在攀桂坊东桥左面神霄宫旧址，西社学在城西门外街右面，南社学在城西南二里上坎头。清嘉应州知县王仕云将刘彬在城东四里周溪建的濂溪书院(即周溪书院)改为北社学。到了清朝，嘉应州已有 “十室之邑，必有一校”之说，州内各县除学宫和书院外，都办有社学，多达 32 所(据刘伯骥统计)，其中梅州城区最多，有 15 所，其次是大埔，有 8 所。
大埔县志有关本地社学情况的记载
学宫，又叫孔庙、文庙、先师庙，是历朝祭孔的庙宇和管理儒学的机关。据百度百科介绍:“学宫”一词最早在西周时期已经出现，与后世经常使用的 “辟雍”一词意义相同，是周天子设立的大学，专门教授国子和贵族子弟。但在汉魏孔庙建制后， “学宫”的意思发生了转变，开始泛指官学，即历代王朝的地方官办学校，尤其指明清之际府、州、县的地方官办学校，并且官学与地方孔庙共同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建筑群类型———庙学建筑，孔庙成为学校的信仰中心，学校成为孔庙的存在依据，这种合二为一的庙学亦称 “文庙”。地方学宫的基本设计是，明伦堂居中，前部左右设东厢房和西厢房，堂后为尊经阁或藏书楼，堂前设儒学门和仪门两道。除此之外，许多地方官学中都有斋舍、儒学署、教谕廨、教授厅、敬一亭、洒扫公所、会馔堂、库房、射圃亭或观德亭等建筑，还有一些地方将文昌祠、忠义孝悌祠、节孝祠等建于学宫中。因此，学宫常常集祭祀以孔子为代表的先儒、先贤，讲学与训导等为一体，讲授内容除了四书五经、诗词对联外，还涉及策论、法律、经济等，是古代地方高级教育机构。历史上，梅州各县均建有学宫，其中至今仍保存比较完整的有梅州学宫(即现在的孔庙)、兴宁学宫和五华学宫等。
梅州学宫(1104)
这样，书院与私塾、义学、社学、学宫等构成了中国古代教育相对完整的体系:
以上教育形式，既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私塾、义学乃至社学、书院均为讲学场所，界线有时并不很清晰，如历史上嘉应州城的东、西、南、北社学，均为明知县刘彬主事嘉应州时所建，其中建于明弘治二年(1489)的北社学，开始为周溪书院，至清康熙十二年(1673)，方被知县王仕云改为北社学。又如建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大埔汇川书院(在三河坝)，左边便是建于 1542 年的端蒙社学。清朝初期，满族入主中原，为了防止汉人群聚结党，复活民族思想，对书院人才培养并不信任，极力抑制书院发展，下令将各地书院改为义学，代替行使书院的教育功能。如建于清嘉庆十六年(1811)的兴宁墨池书院，早期便是兴宁义学。嘉应州知县王吉人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倡建的培风书院，早期门内左右各五间均是义学。
但严格意义上的书院，应该具备藏书、讲学和祭祀三大基本功能，这显然是学塾、义学、社学等不可能有的。另外，书院一般建在州(县)一级，而学塾等几乎遍布下面的乡村、家庭。事实上，正如有的研究专家所说的那样:在中国古代，书院已属于高等教育范畴，它既是学校，同时又是学术团体与研究机构，而私塾、社学、义学则基本上还是初等(基础)教育形式，其作用主要是对生徒灌输与训练识字、日用常识、基本伦理和行为规范等。
(三)书院与学宫
这里想多说几句的是书院与学宫的异同。学宫是中国古代与地方建制同时开设的文化教育机构。古时地方建制必立学，立学必祀孔子，因此学宫也称 “儒学”。学宫文庙关系到文教，因此，“凡官兵人民经过，务须下马”，并禁止在学宫内停放马匹及其他牲畜。学宫的文化至尊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学宫虽然具有藏书、讲学和祭祀三大基本功能，但所谓 “学在官府”，学宫一开始即是官学，并一直沿袭下来，归属于官府，设计上具有明显的庙(孔庙、文庙)学(学校)结合色彩，在管理上更是典型的政府行为，而且其命名还受制于等级和地域。以五华长乐学宫为例，该学宫始建于宋朝，现存学宫由照墙、棂星门、泮池、戟门、大成殿、东庑、西庑等建筑组成，其中棂星门为近年重建建筑，其余均为清同治六年(1867)重建之物。学宫建筑群四周建有宫墙，成合抱之势，将各建筑单体包围其中形成院落。宫墙正墙外侧正中刻有 “宫墙万仞”，内侧正中镶嵌有麒麟吐玉书浮雕一块，两侧分设东仪门和西仪门。棂星门是六柱三间重檐冲天式，方形石柱上面立有石狮，石柱前后有抱鼓石抱夹。泮池呈半月形。泮池中间架有一座石质拱形泮桥。戟门是抬梁式木架构，硬山顶，黄色琉璃滴水瓦面，正脊置有鳌鱼吻兽，中立宝瓶。正门是朱红色木质门，两侧立有石鼓。梁与枋之间设有平身科(两柱头科之间斗拱)负重承托檐檩。左右两侧各设一拱门通向东西庑。东西庑是抬梁式架构，朱红色木墙，格子窗。长廊通面阔 9 间，进深 4.45 米。大成殿穿斗与抬梁式混合架构，重檐歇山顶，黄色琉璃瓦面，正脊设有双龙戏珠及鳌鱼吻兽。殿通面阔 5 间，进深 6 间，通高 10 米。殿前设月台，台基四周麻条石垒砌，台面四周设麻条石作护栏。檐廊顶为船篷状，檐柱与檩之间设斗拱，枋与檩之间设有狮子、祥云、仙鹤等不同图案的木雕斗拱，上下檐柱设有柱头科，重叠出跳。殿内由 24 条八角梅花石柱擎撑梁架，柱础为 8 瓣形须弥座式，柱间无装修，彻上露明造。殿之正堂设有香案、神龛及孔子塑像，塑像正上方挂有 “万世师表”、“与天地参”和 “斯文在兹”三块牌匾，神龛两侧立有四配塑像，殿堂前方两侧立有十二圣贤牌位。
长乐学宫·棂星门
长乐学宫·东庑
学宫不仅在形制格局和管理方面与书院有所不同，同时在功用与选址等方面也有其特殊的一面。学宫是地方学正(教育官员)讲学与训导生员的地方，也是地方官员举行祭祀、宣读圣谕、拜谒圣贤等政治文化活动的主要场所，具有明显的政治与文化色彩。因此，学宫选址与迁移大致属于官府行为，基本在官署附近，以便管理与使用。这与书院更多考虑其山水自然环境的情况明显不同。换句话说，学宫山形水势的考虑始终离不开政治(政绩)的背景。如梅州学宫，由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知州藤元发初建于梅城西区，至南宋淳祐六年(1246)便迁到州署前的南门考院，即现在的凌风路。从历史上嘉应州城的版图格局看，学宫背靠金山顶(现在梅县博物馆所在小山头)，面临梅水，其位置既得堪舆(风水)奥妙，又与州署浑然一体。康熙辛未(1691)春，江南太仓州举人曹延懿，任程乡令，下车拜谒圣庙，认为南门城楼角直指圣殿，不利文闱(科考)，遂起建凌风楼，三檐八面。结果癸酉程乡得解元，共进四人，丙子科考上又上四人。而始建于宋朝的五华长乐学宫，更是随着历代长乐县治的迁徙而不断变迁、重建，最后于明成化五年(1469)在华城镇北面紫金山下(现在五华中学校内)建成，而历史上长乐县治也一直设在华城。值得一提的是，原建在学宫左面的文昌阁，至清乾隆十七年(1752)被长乐知县周煌从风水角度移建。当时周煌上任，主政长乐数月，阅遍该县文风并考察其山川龙脉形局，感叹道:长乐人文之所以不振，并不完全是因为读书人治学不努力，同时也与风水有关。他指出，县龙自西北来，壬脉入首，首出正中位置为县治所在地，左侧落为文庙，离紫金山太远，未免脱气，学宫依傍文昌祠，地处卑微，又与奎宿共二龛，非调整不可。周煌于是升奎宿于东门之楼，将文昌祠移至东南方，建高阁，阁外为龙门，龙门之前引泉建龙池。第二年，文昌阁建成后，周煌与邑中人士移步登阁，西望玳瑁诸山，感觉气象巍然森列，而其南则嵩螺秀峰，是县邦之重镇，若隐若现，超然云表，郁郁葱葱; 绕出阁东门之外，极目之处，深远迷离，四时之景无不宜之。周煌认为移建的文昌阁不独为游览胜地，读书人置身其中，心旷神怡，吟诗挥毫，当文思泉涌。这对振兴该县人文大有益处。周煌以县官身份从风水感应角度对学宫的文昌阁进行移建，考虑更多的还是如何为官一任，振兴(文风)一方。
除形制格局不同外，书院和学宫的管理体系也大不相同，书院具有非常严格有序的管理机构。一般而言，书院的管理体系主要由山长(或称院长、洞主，别称堂长)、监院(地位仅次于山长的职事)、学长(相当于某门学科的教职，或主管书院教务行政的负责人)、斋长(协助山长从事教学管理工作)、讲书(负责书院经书讲解)、经长(负责为生徒解难析疑)、掌祠(负责书院祭祀活动的职事)、掌书(负责书院图书管理的职事)、书办(负责掌握书院各种经卷的职事)和会长(由学业优异的学生充任)等构成。书院这种庞杂有序的管理体系，对学宫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