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美国女性媒介文化研究的学术贡献
张舍茹
在过去的20年里，女性主义文化研究专著在美国大量出版，女性主义学者根据各自对文化的不同定义，或是把女性主义的研究课题植入文化批评的土壤中，或是用女性主义的政治观点去重新审视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简妮丝·拉德薇（Janice Radway） 的专著《阅读浪漫：妇女、父权制和通俗文学》（Reading the Romance：Women，Patriarchy，and Popular Literature），塔奇曼（Tuchman）的《炉边与家园：大众媒介中的女人形象》（Hearth and Home：Images of Women in the Mass Media） 以及劳娜·穆尔维（Laura Mulvey） 的论文《视觉快感与电影叙事》（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等，堪称是女权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代表之作。
一、浪漫小说的女性阅读体验
拉德薇在该书中运用女性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文化研究的方法，博采文化批评、文学理论、民族志研究（ethnography） 和心理分析等众家之长，在文化研究领域里开辟了新的天地，充分显示了女性主义在文化研究领域里的创造活力。
拉德薇的研究始于1979 年。她注意到，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高潮并未降低女性大量购买并阅读浪漫小说的热情。恰恰相反，女读者们对平装本的浪漫小说买得更积极，读得更起劲了。为了解释女性主义求平等求解放的运动和女读者心甘情愿被浪漫小说所“俘虏”这一奇怪的矛盾现象，拉德薇先后在史密斯顿书店（Smithston Bookshop） 采访调查了42 名这类小说的读者，录制了60小时个别交谈和小组座谈发言。她的调查对象年龄为25～45岁，大多数已婚并有孩子。调查研究资料主要是通过个人问卷调查、无确定答案的集体讨论、面对面的访谈、一些非正式的讨论以及通过观察书店里一些常客之间的相互影响来搜集。拉德薇所采访的妇女中大部分每天都看书，她们每周要花11～15个小时的时间来阅读浪漫小说。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妇女告诉她，除非因为家务活及其他家庭事务需要耽误，否则的话她们更愿意从头到尾一口气读完一篇浪漫小说。她们每周消费1～15篇小说不等。有四个人甚至说，她们每周读15～25篇浪漫小说。
拉德薇首先在书中回顾了美国图书出版发行的历史，揭示了广告宣传、市场调查和发行销售与浪漫小说热的兴起之间的密切关系。她指出，读书不是一个孤立的行动。由于浪漫小说首先是一种商品，它经过了市场商品流通渠道才到达读者手中，所以，研究浪漫小说就不能不顾及它的商品因素。在接下来的两章中，拉德薇研究分析了史密斯顿书店读者的具体情况。拉德薇运用民族志的写作方法，即作者以参与者（participant）和观察者（observer） 的双重身份亲临其境，观察记者采访对象的活动，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反映她们的思想和行为。与社会学调查的方法相比，民族志作者更偏重于内部调查体验生活，而不是结构或数据分析。
在拉德薇看来，史密斯顿书店里的女读者之所以爱读浪漫小说，是因为浪漫小说使她们能够暂时摆脱为人妻或为人母的琐碎事务。阅读仿佛是一种自我独立的“宣言书”。不仅如此，阅读行为还为这些家庭妇女提供了一种逃避现实的机会。她们从中得到的是希望、安慰和知识。因为理想的浪漫故事应该是讲述一个聪明能干、独立自主并富有幽默感的女性在经历了许多猜疑和不信任以及某种非人道的待遇和暴力后，被一个聪明能干、温柔体贴并富有幽默感的男人的爱所征服。在他们的关系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该男人从一个感情上还处于文字出现以前的社会的人逐渐转变为一个会关心她、呵护她的人，传统上只有女人对男人才会这样关心和呵护。按照拉德薇的解释就是，“这种浪漫的幻想（romantic fancy）并不是一种关于找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生活伴侣的幻想，而是表达了一种要以特定的方式被人关心、被人爱的良好愿望”［1］（p.83）。这是一种关于回报（reciprocation） 的幻想，一种希望男人们可以像通常人们要求女人给予男人那样给予女人关心和重视的良好愿望。但是这种浪漫的幻想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这些，它让人想起读者实际上还处在一个强烈需要“母爱”的时期。实际上，浪漫幻想小说是某种形式的回归，女读者通过阅读小说，在幻觉上和感情上又回到了那个以善解人意和无微不至关心别人为特征的“母爱”的时期。换句话来说，阅读浪漫小说是一个幻想的过程，在这个幻想过程中，男主角最终成为一个关爱和重视别人的人，而女读者则从她的恋母孩童时期以来就未曾体验过这样的关爱和重视。于是，浪漫小说的阅读就成为妇女设身处地、通过男女主角之间的关系来体验那种在日常生活中要给予别人而得不到足够回报的情感援助（the emotional succour）。拉德薇接着指出，要体验这种向母性情感满足的回归，有三种选择的可能，即同性恋、与男人发生性关系，或者是通过其他手段来寻求满足。然而，传统文化憎恶同性恋的本质限制了第一种可能；男性化的本质又限制了第二种可能；阅读浪漫小说可能算得上是第三种可能的一个例子。拉德薇指出：“正是这种幻想导致了浪漫小说的产生，这种幻想源自于那种渴望去爱一位异性并被异性所爱的恋母情结式的欲望，以及那种萦绕脑海中的前恋母情结式的愿望。这种愿望是女人内心客体完形的一部分，是一种希冀能再次得到母亲的关爱，并从中体验到这种爱所意味的一切（性乐趣、在母体内成熟和身份的确证）。”［1］（p.146）
毫无疑问，拉德薇的这一发现打破了传统的女性主义批评对浪漫小说和浪漫小说阅读所下的结论。在她之前，女性主义批评常常把浪漫小说的意义局限在文本之中，似乎一本小说对任何稍有训练的读者都会产生相同的作用。即使是那些以读者为中心的批评家，也往往是以批评家的反应代替具体读者的反应。拉德薇把浪漫小说的阅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把发言权交给史密斯顿书店的读者，将她们不同的阅读感受与其各自的生活经验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拉德薇的研究摈弃了传统的大众文化消费模式，即文化商品支配消费者，消费者被动接受大批量生产的文化商品。在她看来，大众文化的消费过程不能简单等同于食物消费的过程，大众对文化不仅仅是“消化”和“吸收”的关系，因为文化是包含信仰、价值观和世界观在内的一个综合系统。这个系统决定人们的生活方式并赋予它意义。为此，拉德薇强调，要搞清楚读者与浪漫小说的关系，就必须先搞清楚浪漫小说不是固定和一成不变的普通商品。它们一方面受文化约束，但另一方面又为文化服务。同样，浪漫小说的读者也不是一个同一或统一的整体。她们的消费兴趣和消费动机既受社会的影响，又与她们的个人经历和文化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那种一味强调浪漫小说的保守性，或是把浪漫小说的读者一概视为无主见、易幻想，只会被浪漫小说牵着鼻子跑的观点都是不全面的。通俗小说的意义和美学价值不仅在于作品本身，同时在于其不同的读者所起的因时因人而异的作用。
拉德薇的这一发现意义重大，它使文化研究从表层走向深层，从不变走向多变，从批评家一言堂走向大众的群言堂。对女性主义研究来说，拉德薇的研究是把女读者的作用从消极提升到积极，从客体（object）到主体（subject），从边缘到中心的一次大飞跃。
虽然拉德薇不同意将浪漫小说阅读仅仅看作是父权制社会体系中的一种意识形态手段。但有一点她却很清楚：女人们是带着一种对父权制不满的情绪去阅读浪漫小说的。浪漫小说阅读包含着一种乌托邦式的抗议（utopian protest），包含着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浪漫小说的标准化语言和近似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手法都是它吸引女读者的重要因素，因而也使之成为宣传社会认可的女性角色的理想媒体。从这一点出发，阅读浪漫小说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阅读意味着一种“温和的反抗”，是对社会现实不满和渴望改变现状的表现；另一方面，阅读又是抑制女性反抗意识，把她们的不满引入理想化的消极期待之中，迫使她们安于现状，不采取行动。或许浪漫小说的意识形态力量很强大，但是有力量就会有抵抗。这种抵抗可能仅限于消费中的挑选行为，即通过对有限的抗议和乌托邦式的向往去阐明，从而暂时得到满足。身为女权主义者的拉德薇最后倡议道：“我们应该将这种抵抗找出来，这不仅是为了理解它的起因以及它的乌托邦式的向往，而且是为了了解如何才能更好地鼓励它、帮助它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已经等于承认斗争失败了，至少是承认在浪漫小说这个方面不可能创造一个无须通过阅读就能自己获得而非通过他人间接感受乐趣的世界。”［1］（p.222）
值得一提的是，拉德薇的著作是女性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一个创举，是当代美国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的一部经典。但是，著作中的局限性也很明显，比如，著作中只涉及白人中产阶级家庭主妇读者而没考虑其他层次的女读者，将女权主义和浪漫小说截然分开的研究方法，对阅读行为的分析缺少一些“乐趣本身”的讨论。虽然如此，拉德薇在自己的著作中把女权主义和文化研究所推崇的“开放”和“不封底”的学术原则具体化了，这为后来的研究者们提供了范式。
二、女性形象的象征性被歼灭
在英美国家，许多有关女性和大众文化的早期著作都集中关注塔奇曼所称的“对妇女象征性的歼灭”（symbolic annihilation of women）。这个说法是指文化生产和媒介表现忽视、排斥妇女及其利益，或者将她们及其利益边缘化和浅薄化。妇女们或者缺席不在场（absent），或者根据基于性吸引力和家务劳动中的表现而形成某种固定的女性形象。换句话来说就是，媒介通过不在场、谴责或者浅薄化而把妇女们“象征性地给歼灭”了。
关于大众媒介“象征性地歼灭女性”的争论最早是由塔奇曼提出的。她把这种观点和“反映假设”（the reflection hypothesis）相联系，从而表明大众传媒反映一个社会主导的社会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并不关注社会到底是什么，而是关注社会的“象征性形象”，它愿意如何看待它自身。塔奇曼认为，如果事物不以这种确定的方式呈现出来，它就意味着被“象征性地歼灭”，“或者被谴责、被轻视，或者缺席意味着象征性的歼灭”［2］（p.169）。至于美国传媒中女性的象征性形象或者遭到谴责，或者遭到轻视，她们被符号化为单纯的装饰物，需要保护或被打发到家庭的保护范围之内，她们最终成了象征性歼灭的对象。这一反映假设辩论认为，媒体为了吸引受众，不得不反映社会价值观念。因此，它们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受众，不得不寻求一种“共同的标准”，这种寻求就是“参与了对女性的象征性歼灭，其方法是无视职业女性的存在，把她们放逐到家庭生活中而轻视她们”［2］（p.183）。
通过全面考察20世纪50、70年代中后期美国的例证，塔奇曼发现上述观点特别适合于大众电视和新闻。在塔奇曼看来，就电视而言，男人试图主导各类电视节目，女性不能在节目中被充分地表现。不仅如此，男人在电视节目中被表现为事业型和能力型的形象；而女性则被塑造成毫无用处和能力低下的形象，即使是极少数的职业女性也被描绘成不如她们的男性对手那样能够胜任工作。更为普遍的是，女性和男性不能拥有同样的职业：男性是医生，女性就是护士；男性是律师，女性便是秘书；男性在公司工作，女性则打理时装店。通过这样的牺牲和轻视，无能的女性形象从遭到贬低扩大到受害和浅薄化的程度。与男性不同的是，当电视中的女性卷入暴力时，她们更容易成为受害者而不是攻击者。同样重要的是，女性卷入电视暴力的模式揭示了对已婚妇女的认可，对独身和职业妇女的谴责。电视广告证实了这种对女性的象征性歼灭。“电视商业广告的分析支持了反映假设。在话外音广告和单性广告（角色都是男性或都是女性）中，我们不难看到，商业广告要么忽视女性，要么对女性有成见。在塑造女性形象时，广告把女性放逐到妻子、母亲、主妇和性对象的角色中，以限制女性在社会中可能担任的角色。”［2］（p.175） 女权主义学者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在《神秘的女性》一书中用大部分篇幅对妇女杂志进行内容分析，并批判了广告和市场研究技巧。［3］（p.141）媒体广告的分析使人想到日常对性别的描绘往往是根据传统的各种文化陈规来建构的：妇女被表现得非常女人气，是“性对象”，是家庭主妇、母亲、操持家务者；而男人则处在权威的和支配妇女的地位上。
三、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看与被看
劳娜·穆尔维的论文《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则从女性主义心理分析的角度探讨了大众电影是如何产生及复制她所谓的“男性凝视”（the male gaze）的。为了挑战大众电影“对视觉快感的操纵”，穆尔维要求“将快感的破坏当作是一种有力武器”。对快感或审美分析，或审美破坏是她的意图所在。
穆尔维列举出两种必须破坏的快感。第一种是窥视癖，即看的快感。第二种快感是“使窥视癖向自恋方面发展”。在她眼里，大众电影产生了两种相互矛盾的视觉享受。第一种导致了窥视癖；第二种则促进了自恋癖。因为第一种快感意味着银幕上客体与主体性爱身份的分离（主动的窥视癖），而另一种则要求通过观众迷恋和认出与他同样的人，从而对自我和银幕上的客体进行识别。按照穆尔维的理解，在一个男女两性失衡的世界里，看的快感被分为两种不同的立场：男人们看和女人们“供人看”，这二者都是为了迎合和满足男性的欲望。因而，对于（男性） 看的快感来说，女人是至关重要的。
从传统意义上来看，被展示的女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上，即在银幕故事中作为各个角色的性爱对象（erotic object for the characters within the screen story），在电影院里作为观众的性爱对象（erotic object for the spectator within the auditorium），而这两种看之间的紧张关系在银幕上下不断变换。［2］（p.28）
对于穆尔维来说，大众电影主要是围绕着两个时刻构成的，亦即故事发生的时刻和演出的时刻。第一个时刻与主动的男性有关，第二个时刻与被动的女性有关。男性观众将目光锁定在男主角（“看的承受者”）身上，以满足自我的形成，同时又通过男主角将目光锁定在女主角身上（“充满性欲的看”），以满足性欲。第二种看是将女人定为性对象。下面的这种观点使第二种的“观看”变得更加复杂：
女人的含义最终就是性差异，她包含着这样的“看”，也就是她始终关注着的但又加以否认的某种东西：她没有男性生殖器，这意味着阉割的威胁及由此所带来的无乐趣的威胁，因而女人作为一种图像，是用来展示给男人和看的主动控制者看和享受的，而且总是会使人产生它原先所要表达的那种焦虑。［4］
在穆尔维看来，男性的潜意识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挽回快感并逃避原先的阉割情结的无快感的再现。第一种逃避的手段是对原先遭受创伤的时刻进行详细调查，最终“贬低、惩罚或挽救有罪的对象”［4］。她将黑白电影故事片作为这种控制渴望方法的典型代表。第二种逃避的手段是“完全否认阉割，为恋物对象寻找一个替身或者是将被代表的人物本身转变成某种恋物，从而使之具有安慰性而不具有危险性”［4］（p.25）。为此，穆尔维以“对女明星的狂热崇拜”为例进行分析，“恋物窥视癖（以此） 建立了对象的肉体美，并将它转化为某种自我满足的东西”［4］（p.73），这使得观众充满性欲的“看”不再是通过男主角的“看”来产生；当镜头为了满足观众无中介的、充满性欲的“看”而显现出女性的肉体（常常是不完整的）时，就产生了纯粹色情演出的时刻。为此，穆尔维要求必须消除大众电影的快感，从而使女人们从作为“（主动的）男性凝视的（被动）原料”的受剥削和受压迫地位上解放出来。她建议，在电影制作方面应该推行类似于布莱希特式的革命。如果想制作一种不再“过分迷恋于为满足男性自我的神经官能需求服务”的电影，那就必须摈弃错觉手法，使镜头具体化，并在观众中产生出一种具有辩证性和激情性的“公正激情”。穆尔维呼唤能够出现一种“在政治和美学方面都是比较激进的，并对主流电影的基本前提能够提出质疑”的先锋派电影。就此而言，穆尔维的分析深入透彻，发人深省，影响巨大，为后来的女性主义文化研究和电影研究带来了方法论上的启迪和思维灵感。
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美国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的成果越来越多，研究范围也越来越广，研究对象和研究模式也越来越丰富多彩。为了保持已有的学术空间，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的学者们主张保持一种开放的、宽容的和不封底的姿态，不急于下结论，而是不断地通过借鉴和实践，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寻求新认识，扩大研究新领域，深化新的理论资源。
参考文献
［1］ Janice Radway.Reading the Romance：Women，Patriarchy，and Popular literature.London：Verso，1987.
［3］ Betty Friedan.The Feminine Mystique.Harmondsworth：Penguin，1963.
［4］ Laura Mulvey.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Screen 16，Vol.3，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