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修辞转化的基本属性

转化既然是一种修辞行为，也就需要精心策划，讲究一定程度上的宏观修辞谋略，注重修辞主体在实施修辞行为时如何能够主动地综合利用自身所拥有的语言内和语言外的条件，有效地建构并解构修辞话语，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修辞愿望。基于对修辞转化内涵的以上认知，本节主要对修辞转化的认知性、普遍性、建构性、解构性和修辞性等基本属性作如下分析和阐释。

一、认知性

修辞转化作为重要的修辞实践活动，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是以综合认知为前提的，认知性是修辞转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所以，修辞转化的过程也是修辞认知的过程。认知性贯穿于修辞转化的始终，修辞转化离不开认知。修辞主体要对修辞过程的各个环节、各个侧面进行整体注意、感知、记忆、思维、理解、判断和推理，作出最终的修辞生成、修辞选择和修辞解读，从而创拟出全新的修辞文本样态。在修辞的认知心理机制中，对语用环境、语言规范、修辞原则等的知觉和把握类聚了修辞转化的认知特征，体现了修辞主体对语境信息的假设、收集、整理、判断、选择和综合利用的主动性，突出了修辞动机指向的明确性，凸显了修辞策略选择的针对性，强化了修辞主体在修辞运作过程中的修辞批评意识和修辞调节意识。

其一，综合语境条件认知是修辞转化的重要前提之一，也是修辞转化认知性的集中体现。陈汝东认为，所谓语境认知“就是指修辞者对言语环境信息的知觉、判断、分析、整合和加工过程”，“因此其认知的范围应该是与言语交际密切相关的各种因素”[11]。按照学界的分析，交际活动的语言世界、物理世界、心理世界和文化世界[12]因素都具有作为语境构成因素的可能性。当实施修辞转化行为时，首先要做的工作之一就是在修辞动机的支配之下，对可能影响修辞主体进行修辞转化的因素作出预测性假设和判断，并对这些因素进行整合使之成为可被利用的语境条件的综合体。也就是说，在静态层面上语境因素可以是单一的，可以是四个世界中的某一个世界，甚至是某个世界的某个方面，但在进入动态层面也就是修辞转化的实施过程中，修辞主体对语境条件的认知主观上不可以追求单一化，客观上也不可能做到单一化，而必须是作出综合认知，必须对可能语境的方方面面作出综合性的感知和选择。

语体和风格、上文和下文、前言和后语、语音配置形式、语义搭配范式、语法组合架构等语言内的因素，主体和对象、时间和场合、话题和视点、时代和地域、民族和阶层、文化心理和文化背景、心理状态和心理空间等语言外的因素，都可能会成为影响修辞转化的语境条件。在没有进入修辞转化过程时，它们分别是孤立的条块状的存在状态；然而一旦被选择、整合在修辞主体的心理结构体中发挥影响作用时，就是相互关联、互为制约的，只不过在修辞转化中的作用程度有区别罢了。正因为各种语境条件的综合制约影响，修辞转化运作过程中就不能仅仅知觉某个因素的作用力，比如仅仅就话题，或时间，或情绪，或场合，或语体，或上文，或下文等分别作肢解性判断和利用，这显然不利于修辞转化，自然会影响修辞转化的质量和效果。比如《红楼梦》二十八回中，当贾宝玉、薛蟠、冯紫英、蒋玉菡、云儿等以“悲”、“愁”、“喜”、“乐”四字为题作诗饮酒时，薛蟠的酒令连缀在一起就是：

女儿悲，嫁个男人是乌龟。女儿愁，绣房钻出个大马猴。女儿喜，洞房花烛朝慵起。女儿乐，一根往里戳。

比照贾宝玉的酒令：

女儿悲，青春已大守空闺。女儿愁，悔教夫婿觅封侯。女儿喜，对镜晨妆颜色美。女儿乐，秋千架上春衫薄。

薛蟠的酒令显得不伦不类，前两句和最后一句太俗，第三句过雅，上下文的格调和风格显然是不协调的。为什么会如此？就是因为作为修辞主体的薛蟠在由深层修辞到表层修辞、由内部修辞到外部修辞、由潜性修辞到显性修辞的转化过程中，没有对贾宝玉等交际对象和自身的文化涵养、对自身当时的心理状况、对具体情境的上下文等语境条件作出综合性的认知，而仅仅把认知的重心放在了对宝玉、冯紫英、云儿已经说出的雅致酒令这个上文的单一认知上了。所以，在修辞转化时就顾此失彼，前两句和最后一句完全是个人话语风格的惯性作用的结果，第三句则突然被宝玉等人的雅致风格所左右，改变了原有的风格取向，而临时作出了向对方风格认同的修辞转化，然而这种转化又是彻底失败的选择。这当然是作者清醒创作意识之下的修辞策略选择，对塑造薛蟠这个人物形象无疑具有正面作用，但就修辞主体薛蟠来说，其修辞转化显然是没有认知和参照综合语境条件。

修辞转化中，修辞主体必须要有鲜明而又强烈的语境意识，并毫不犹豫地把相关因素糅合在一起作出综合性认知，把所有可能性条件统统考虑在内，统统作为认知的对象，并努力寻找出各因素之间的示差性和相互关联性，考察各自作用程度的大小及其共同的规约作用，以预测综合语境条件对修辞转化行为的影响量度和力度，从而对修辞转化行为作出相应的调整。

其二，修辞原则认知作为修辞转化成功的重要保证，也从另一个角度聚焦了修辞转化的认知属性。对修辞原则的认知也是贯穿于修辞转化的全过程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作出得体的转化，顺利实现修辞转化的目的，提高修辞表达效果。

实施修辞转化当然要遵循修辞原则，而遵守修辞原则首先就要对修辞原则系统及其各分原则了如指掌，这样才能驾轻就熟。修辞原则作为一个层级系统，表现在不同层次的多个不同侧面，既有宏观层面的最高原则，也有微观层面的具体规则。王希杰认为，修辞的最高原则就是得体性原则[13]，修辞转化过程中自然要认知到这一原则的至尊地位，并要把这一原则作为修辞转化结果评判的最终标准。认识到这一点是重要的，但仅仅止于此又是不够的。因为在不同的具体转化过程中，修辞主体会自觉不自觉地对各相关准则作出相应的综合性知解和选择，会程度不等地遵守不同的修辞准则。对众多修辞话语的生成和选择，从广义上看，在规范性原则范围内可能会在认知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坚持语音规则、语义规则、语法规则、辞格创拟规则等；在顺应性原则范围内，可能会在知觉的前提下有选择地坚持顺应辞篇规则、顺应文化规则、顺应心理规则、顺应情景规则等，但最终都要统一于得体性原则。参看夏衍 《包身工》的用例：

①红砖罐头的盖子——那扇铁门一推开，就像放鸡鸭一般地无秩序地冲出一大群没有锁链的奴隶。

②红砖罐头的盖子——那扇铁门一推开，带工老板就好像赶鸡鸭一般把一大群没有锁链的奴隶赶出来。（见高中《语文》第一册）

例①是《包身工》的原文，“就像放鸡鸭一般地无秩序地冲出一大群没有锁链的奴隶”是一般句式，似乎是在客观地描述包身工的生活和工作状况，但实际上给接受主体的感觉是在描写包身工正在争先恐后地离开“红砖罐头的盖子——那扇铁门”去工厂做工，这就无意间强化了包身工去工厂时的主动性和自愿性，但忽略了修辞话语的情感色彩，显然与作者的世界观和当时的社会现实是不相符的。例②是收入高中《语文》课本时的改文，把原句的一般句式改成“把”字句式，突出了主动者带工老板对包身工的任意处置；强化了包身工被逼迫被奴役的惨状，以及对生活处境、对工作状态的无奈。这两例基本意思相同，但句子形式有区别，修辞效果也有差异，这就是所谓的同义句式。由原句到改句的变化，就是修辞主体实施的共时修辞转化，也就是同义句式的选择。原句和改句中，修辞主体不仅都对包括语音、语义、句法规则在内的相关合格性原则作出了综合认知，而且都还知觉、分析和遵循了比喻修辞格式的创拟规范，所以两例都符合相关语言规范要求。但改句更进一层，还发现了原句的修辞漏洞，那就是对情景规则和文化规则的认知不够，所以改句在综合分析原句忽略的包身工所生活的真实场景和社会时代环境因素的同时，还认识到情景规则和文化规则在该句生成中的重要性。正是基于对广义修辞原则的这种综合性认知，在共时转化时修辞主体综合考虑了各种规则的制约作用，并把情景规则和文化规则放在了较为重要的位置，而对原句作出了相应的调整，从而使修辞转化最大限度地遵循了得体性原则。

对修辞原则的认知就是要在众多原则中作出综合性的判断和选择，要综合把握各个层次的各条原则在修辞转化中的制约强度，看修辞转化是不是遵守了相关的规范和规则，以使修辞转化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尽力做到有理有据、有理而妙、无理同样巧妙，并最终服从于得体性原则的最高要求。

二、普遍性

普遍性是说修辞转化行为在交际活动中存在领域的多样性和范围的宽广性，以及与交际活动在时间维度上的不可分离性。修辞转化的普遍性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和诠释：

其一，修辞转化的无所不在性。修辞转化是交际活动中修辞建构和修辞解构的必有之义，而交际活动是人类生存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也是重要的生活元素。人只有处在一定的交际活动中，才能更好地建立起广泛的人际联系，编织出适宜有效的人际网络。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规约，人伦关系的协调是人生一大要义，在家要处理好与父母、兄弟、姐妹的关系，在学校要处理好与老师、同学的关系，在单位要处理好与上司、同事、下属的关系，在社会上要处理好与亲朋好友、陌生人的关系，这就决定了交际活动的必要性和广泛性。而交际活动的必要性和广泛性，又决定了修辞转化的无所不在性。

有人类生活、存在的地方，便有交际活动的产生。交际活动又有言语交际和非言语交际之分，那么在言语交际活动中必然要有话语的生成、修辞的建构和话语的理解、修辞的解构，而有修辞建构与解构就必然会有修辞的转化。修辞转化存在于一切言语交际活动之中，没有无修辞转化的言语交际活动，也没有脱离了言语交际活动的修辞转化，一切失去修辞转化的言语交际活动和一切与言语交际活动隔离的修辞转化都是不存在的，或者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无论修辞主体是成年人还是小孩，是男性还是女性，是父母还是子女；无论言语交际场合是郑重的还是随意的，是严肃的还是宽松的，是充斥敌意的还是弥漫善意的；无论表现风格是藻丽的还是平实的，是明快的还是含蓄的，是简洁的还是繁复的；在不同的交际层面，无论是日常交际层面，还是社会交际层面，抑或是艺术交际层面；在不同的交际领域，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商贸领域，无论是传媒领域还是司法领域，无论是科学领域还是文艺领域，总之无论是什么角色身份，无论是何种交际氛围，无论是哪种语言笔法，无论是哪个交际层面，无论是哪个交际领域，在任何不同类型的言语交际活动中都会在一定语用条件下对固化在心理结构体中的语言要素和规则作出必要而又适宜的选择，以实现相应的修辞转化。

其二，修辞转化的无时不在性。无时不在性突出了修辞转化与交际活动的相伴性。修辞转化和言语交际过程相始终，修辞转化的实施与终结是和言语交际活动同步的。很难想象，在一定的言语交际活动结束后，依然还存在着游离在外的修辞转化；也不能想象，在脱离了特定修辞转化之后，所谓的言语交际活动还在持续。也就是说，修辞转化与言语交际活动是密不可分的，是互为存在的条件的。交际活动是修辞转化的前提，修辞转化是交际活动的必然选择和重要内容。比如作家文学创作的过程其实就是进行言语交际的过程，是在与假设的特定的交际对象——读者作书面的沟通同交流，并在这个过程中实施修辞转化，从而创造出多姿多彩的修辞文本。在创作过程中，作家对所讲述故事的情有独钟，对所塑造人物的关注与倾情，对所再现场景的逼真描写，都是在修辞认知的基础上通过对大脑中已有语言信息和语用条件的整合、选择之后生成的话语来表现的。所以，严格意义上说，从作家开始构思那一刻起就开始了修辞转化的策划，而真正实施修辞转化则是始于作家动笔创作。这个过程一直坚持到文本创作完毕，也就是作家一直持续的言语交际活动结束。由此可见，修辞转化的时间是可长可短的，修辞转化的过程是可繁可简的，这一切都决定于言语交际活动时间的长短和过程的繁简。

三、建构性

修辞转化行为是一种修辞建构行为，修辞转化的过程也就是修辞建构的过程。建构意味着修辞主体构拟与创造修辞话语的主动性和选择性。在言语交际过程中，修辞主体必然要在认知语境条件下按照一定的规则有意识地创造修辞话语，以此来提高言语交际的效果，从而实现言语交际的预期目的。所以，建构性是修辞转化的又一重要特征。修辞转化的建构性主要体现为生成性和选择性。

其一，修辞生成性。生成性解决的是修辞话语从无到有、由潜性到显性、由深层到表层的问题。无论是口语交际还是书面语交际，修辞主体包括表达者和接受者都需要通过修辞话语来有效地传递与接受语意内容，交流情感信息。修辞话语是修辞主体之间高效率地交流与沟通信息的重要物质形式。表达主体要依靠修辞话语来表达言内之意和自己的真实意图，接受主体也要依靠修辞话语来知解、接受语意内容和情感信息。修辞主体一方面要学会利用语用条件创造修辞话语，另一面还要学会根据语用条件或具体情况的变化来调整修辞生成的策略。因此，修辞转化的生成性并不等于简单的话语生成，而是要通过修辞主体对相应的语言要素、语言规范、修辞策略、修辞原则、语用环境等的整体评价，去组词造句，实行优化组合，创造理想的修辞话语，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修辞主体的修辞愿望。

在修辞话语创造的过程中，遵守语言规范是基础。修辞主体首先要认知语言规律，拥有基本的语言信息，具备创造规范话语的基本能力和语言判断能力，能够做到句子通顺、表意明白、条理清楚、篇章合理。只有做足了这个基础工作，才能够上升到更高层面有意识有目的地建构修辞话语。按照陈望道的主张，修辞有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之分。[14]作为修辞主体，对修辞话语的生成当然是追求规范性和得体性的，但实际操作过程中生成的现实修辞话语则未必都是规范的和得体的，都有可能处在修辞的两大分野之中，既有零点和零点以下的修辞，也有零点以上的修辞。这就是说，在消极修辞范围内，既有失败的错误修辞话语，也就是零度以下的修辞，即所谓的负偏离形式，也有符合语言规范的常规修辞话语，也就是零度修辞，即所谓的零度形式；在积极修辞范围内，有超越零度和规范的修辞话语，也就是零度以上的修辞，即所谓的正偏离形式。我们知道，规范的话语和得体的话语并不能画等号，所以从修辞转化角度看修辞话语的创造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语言规范的认知和遵守上，更为重要的是要坚持修辞的得体性原则，以创造出恰如其分的话语。

言语生成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牵涉到方方面面。修辞话语的生成自然也是复杂的，受到了诸多因素的综合制约。不管修辞话语生成的现实如何，修辞主体都充分利用了人类先天的语言获得机制和言语生成能力，自觉不自觉地遵守了言语生成的基本规律。认知心理学研究中，有人主张把言语的生成分为三个阶段：构造阶段 （根据目的确定所要表达的意思） →转换阶段 （运用句法规则把思想转换成言语的形式） →执行阶段 （将言语形式的消息说或写出来）[15]。言语生成的基本程序大致如此，但这显然忽略了言语生成过程中的各种语境因素。修辞转化过程中，修辞话语的生成远不是这么简单，为了追求得体的表达、最优化的修辞效果，还必须认知、参照、利用众多的语用条件。这正如陈望道所说：“语辞的形成，凡是略成片段的，无论笔墨或唇舌，大约都须经过三个阶段：一、收集材料；二、剪裁配置；三、写说发表。这三个阶段的工作都依赖于社会实践，并受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影响。”[16]陈望道的话强调了语境对修辞话语生成的制约与影响作用，同时也告诉我们，修辞主体在修辞话语的生成过程中利用百科知识等背景信息的重要性。修辞主体要有修辞话语生成的冲动和欲望，要制订相应的修辞计划，要在内心形成相关修辞话语的语义初迹，要坚持相应的语言规范和修辞原则，要综合利用相关语用信息和条件，并选择特定的说写发表形式，由深层而表层、由内部而外部、由潜性而显性，从而创造出相对无限的修辞话语。

印象中（出处失记），一位老先生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他老伴养了一只猫，有一天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向窗户玻璃撞去。他老伴根据小猫撞击的速度和力度，迅速作出判断，那就是小猫要把玻璃撞碎。于是，在他老伴的大脑中就立刻形成了一个语言计划，要说出“小猫把玻璃撞碎了”这句话。但是，当他老伴说到“小猫把玻璃”的时候，忽然发现玻璃没有被撞碎，情况的突变又使他老伴立刻改变了原有的语言计划，并采取了补救措施，迅速从大脑的记忆库中检索、选择出了“没有”这个词语，依据话语的线性顺序置放在“小猫把玻璃”之后，形成了“小猫把玻璃没有撞碎”这个不合常规的句子。这个句子当然属于消极修辞范围的修辞话语，句子是否正确暂且弃之不论，但在修辞话语由深层向表层转化的过程中修辞的生成性是相当明显的。

其二，修辞选择性。修辞转化中的修辞选择主要就是对众多广义修辞同义手段的选择，包括语音同义手段、词语同义手段、句子同义手段、辞格同义手段、语体同义手段、风格同义手段和辞篇同义手段等的选择。选择性既存在于修辞话语生成之时，也存在于修辞话语生成之后。转化意味着多种可能性修辞单位或修辞样态的相互对待、相互关联性和多种选择的可能性。修辞主体采用有效的策略和手段，坚持相应的原则，实现修辞单位的原初组合和修辞话语的初始选择，以及作适当增删、替换、调整、变异而对修辞单位再组合或修辞话语的再选择，从而生成一种新的修辞文本样态。从客观修辞实体看，是不同同义修辞单位或修辞样态之间的转化；从修辞主体主观意愿看，实际上就是认知语境视角下的不同修辞选择。所以有学者认为，修辞的目的就是选择广义同义手段以提高表达效果，修辞的过程就是选择同义手段的过程，修辞的结果就是选择同义手段的结果，即话语形式。修辞活动的主要内容在于如何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恰当地选择和运用同义的语言形式。[17]

从修辞话语生成的过程来看，修辞话语的生成本身其实就含有修辞选择的成分。在修辞话语生成的三阶段中，“收集材料”、“剪裁配置”就蕴含了某种程度上的修辞选择意味。要创造修辞话语，就必须要对众多的语音、词义、熟语、句式、语体、风格、色彩、篇章程式、修辞策略等修辞成分作出筛选，然后才能依据规则作出相应的配置。这是在修辞话语从无到有、从潜性到显性的阶段，也就是在从修辞冲动到说写出来这个短暂的过程中必然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关于“婚姻”的描述，按照词典的解释，就是指“结婚的事；因结婚而产生的夫妻关系”。如果暂且撇开以下修辞话语生成的具体情境不说，由于修辞主体对婚姻背景、婚姻观念、两性关系、夫妻关系、家庭生活、爱情观念等的认知不同，那么在修辞转化过程中生成关于“婚姻”的修辞话语时，就会有不同的修辞选择。如：

①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②婚姻是围城。

③婚姻是左手握右手。

④婚姻是套牢。

⑤婚姻是一种资产重组。

⑥婚姻是断了双腿的浪漫白马。

这些说法都是对“婚姻”的修辞化表达，而且从理论上说，我们还可以继续生成创造出相对无限量的修辞话语。它们中有的是同义句式，有的并非是同义句式。不管是同一个修辞主体还是不同的修辞主体创拟了这些迥然有别的修辞话语，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在生成这些修辞话语时都对喻体的拟设和用以表现喻体的词语等作出了相应的修辞选择。正因为表层的词语选择不同，便创造出了这么多不同的修辞话语。

从已经生成的修辞话语看，在较多时候也存在着纠偏、更替、调整、加工、选择和重新配置的问题，也就是由表层到表层、从有到优的问题。这也就是通常所谓的修改过程和同义手段选择过程。修辞转化所生成的相对无限的修辞话语，存在着是不是得体、是不是符合了修辞要求、是不是达到了修辞期望值、是不是取得了理想的修辞效果的问题。正如上文所说，生成的修辞话语可能是规范的，不一定是得体的；可能是不规范的，却是比较得体的。修辞主体为了追求修辞话语的有效性，就会对已经说写出来的修辞话语进行相对无限量次的精心比对、认真分析、反复推敲并作适当选择，然后才能够最终认定其合法性、有理性和得体性。而选择其实就是对包括同义词语、同义句式、语体、风格、零度与偏离等在内的相关对象进行比对、推敲之后的选择，也就是对修辞话语的选择。人们常说的贾岛“推敲”的故事，其实就是修辞转化过程中词语的锤炼和选择问题。在消极修辞范围内，把病句修改成通句，实际上也就是通过比对、调整而作出的修辞同义句式选择。比如：

*①请你收下这点礼物表示我对你的一点谢意。

②请你收下这点礼物，它表示了我对你的一点谢意。

例①本要表达两个意思，一是“请你收下这点礼物”，一是“这点礼物表示了我对你的一点谢意”。句中把这两个意思混在了一块，“这点礼物”既作了前边句子的宾语，又作了后边句子的主语，但又不符合兼语句式的条件，所以只能把该句算作句式杂糅。修改时，在“礼物”后断开，加上逗号，并在“表示”前加上代表“这点礼物”的代词“它”。说成“请你收下这点礼物，它表示了我对你的一点谢意”，句子就通顺了。[18]原句违背了语法规则，是不通顺的，而改句符合了语法规范，语意是明白的，句子是通顺的。原句虽有错误，但与改句是同义句式。所以，由原句到改句的变化实际上就是由负偏离修辞现象向零度修辞现象的转化，也就是共时意义上的正向修辞转化，是语言失误范畴向语言规范化范畴的转化。改句和原句基本意思没变，但句子形式发生了改变，因此例①②之间的修辞评改，其实就是两个同义句式之间的选择，只不过是语境缺失的静态意义上的修辞选择。所以，陈望道说：“材料配置定妥之后，配置定妥和语辞定着之间往往还有一个对于语辞力加调整、力求使用的过程；或是随笔冲口一晃就过的，或是添注涂改穷日累月的。这个过程便是我们所谓修辞的过程。”[19]陈望道的这种意见强有力地支撑了本节所谓修辞转化的选择性观点。

四、解构性

解构性是相对于建构性而言的。建构性关注的焦点是修辞话语的生成性转化，解决的是从无到有、从潜隐到显在的问题；而解构性关注的焦点则是修辞话语的理解性转化，解决的是从表层结构到深层内涵、从显在到内隐的问题。因此，对修辞转化解构属性的认知符合当下修辞学研究已经开始关注修辞理解的基本事实，也是坚持系统论原则研究修辞转化现象的具体表现。

所谓解构，就是指接受主体对表达主体所建构的修辞话语在内容、形式、色彩、效果等各个方面所作出的整体认知和综合解读。解构性意味着修辞转化本身就具有对修辞话语理解的一面。我们知道，言语交际的基本事实就是既有表达环节，也有理解环节，二者互为存在，从而组成了言语交际的全过程。仅有表达而没有理解，违背了言语交际的基本事实；仅有理解过程而没有表达过程，更是不可能存在的。表达在先，理解在后，表达为理解提供可能，理解对表达作出反应。所以，修辞学的研究就不能仅仅盯着修辞表达，而忽略甚至是完全抛开理解不论，否则修辞学研究也就缺乏足够的基础，所形成的修辞理论也是不完善的。

根据美国施拉姆提出的新型言语沟通理论，言语交际是一个循环的系统。这个系统涵盖了输出与输入两个阶段，也就是传授与反馈全过程。反馈过程是言语交际不可缺少的过程。有了反馈，才能与传授互动，从而调节和控制言语交际过程。输出、传授就是表达和建构，输入、反馈就是理解和解构。修辞转化要进行建构，但还要进行解构，解构是修辞转化的基本表现阶段。按照新型控制论沟通模式来理解，言语交际的基本模式可以演绎为[20]：

由此可见修辞转化过程中理解、解构环节的重要性，因此修辞转化具有解构属性，这反映了修辞转化的基本事实。既然如此，在对修辞转化进行研究时就不能视而不见这种事实的存在。例如：

王福升：我找小姐（向白露递账单），小姐，潘四爷……叫我把这些账条交给您。

陈白露：给我搁在抽屉里。

王福升：是……是。可是这里（正要从口袋里取出）还有——

陈白露：还有？

王福升：要不您听着——（正要念下去）

陈白露：你没有看到这里有客吗？

王福升：是，是。（曹禺《日出》）

例中王福升与陈白露都有对对方话语的反馈，尤其是陈白露更是不停地主动拒绝王福升的话语。由于陈白露的拒绝让王福升感受到了交际的困难，促使王福升不得不在解构陈白露不同修辞话语意思的前提下不断地调整修辞话语的建构策略，从而建构了相应的修辞话语。所以，解构性是修辞转化的基本属性之一。

五、修辞性

所谓修辞性，是说修辞转化行为本身包含有修辞主体追求修辞效果最大化的主观意识和强烈愿望，以及为实现修辞预期所作出的修辞努力。也就是说，修辞转化的修辞性强调的是对最大化修辞效果的实现，注重的是为提高最大化修辞效果而实施何种修辞行为。对修辞主体而言，达到了预期的修辞效果就是做到了对最大化修辞效果的实现。按照我们的理解，修辞效果最大化就是要遵循修辞的最高原则，优选适宜的修辞策略，以使修辞转化达到理想的得体修辞效果。怎么才算得体？这涉及修辞评价的具体细则和标准问题，笔者另有所述[21]（或参照第九章）。这里仅从宏观层面就修辞转化要追求的修辞目标作简要分析。

修辞转化和一般所谓的言语生成虽有相当多的共性，却也有根本的区别。一般所谓的言语生成，注重的是运用合格的语言材料和语言规则创造规范的话语形式，使生成的话语符合语言规律。它是在语言规范许可的范围内，为了准确无误地输出语义内容和传递情感信息而进行的语言创造活动。所以，其主要目的不是追求修辞效果的最大化。而修辞转化则有非常鲜明的修辞效果意识，修辞主体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自己所实施的修辞转化行为就是为了提高修辞表达和修辞理解的效果，一切修辞努力包括比较、调整、加工、修改、选择、变异、突破等都是围绕提高修辞效果进行的。当然，这不意味着不注重语言规范，相反，应该是在遵循语言规范的基础之上才可以顺利完成的。或者换句话说，实施修辞转化就包含有利用规范的语言材料建构和解构符合常规的修辞话语，以及通过一定的修辞手法创造和理解超越规范的非常规修辞话语这两层内涵。

前者属于陈望道两大分野中的消极修辞范围。修辞转化所追求的最大化修辞效果就是陈望道所说的 “明白”，“而分条可以有精确和平妥两条”。[22]在内容方面，那就是要实现意义的明确和伦次的通顺；在形式方面，那就是要实现词句的平匀和安排的稳密。这个意义上的修辞转化，通常是以语义内容为主，期盼生成的修辞话语意义是单一的，合乎情理的，不含歧义的，非多解性的。在语言运用上，“没有闲杂事物来乱意”，“没有奇言怪语来分心”，“就要求是概念的、抽象的、普通的”[23]，要使人“理会”。这个层面的修辞转化和一般所谓的言语生成基本一致，只不过如上文所述各有自己的着眼点。

后者属于陈望道两大分野中的积极修辞范围。修辞转化所追求的最大修辞效果就是语言的修辞魅力。修辞魅力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应该包括新颖性、生动性、体验性、具体性等特质所凝聚升华而成的关于修辞话语的总体感觉，说到底就是接受主体对修辞主体创制的修辞话语的反应程度和接受程度。反应程度和接受程度越高，交际活动就越能够顺利进行，收到的修辞效果也就越好，也就越能够接近修辞主体的修辞期望。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的修辞转化，通常更关注对修辞文本的整体感受。在内容方面，要富有体验性、具体性；在形式方面，要充分利用语言文字的潜在修辞功能，往往要创拟包括修辞格式和辞趣等在内的“超脱寻常文字、寻常文法以至寻常逻辑的新形式”[24]来进行修辞表达，也就是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创造具有形貌、音调、意味的辞趣和积极的修辞格式。比如，为了追求最大化修辞效果，修辞转化时可以利用不同的语用条件作出超常搭配，创拟出“囊中羞涩”、“悲惨的皱纹”、“苍白的法律”、“黑色的星期五”、“寂寞的时光”、“悲痛欲绝的白花”、“痛苦的眼泪”、“羞愧的泪珠”、“灿烂的微笑”、“苦涩的心情”、“绿色的回忆”等多样化的修辞话语。这些修辞话语虽然背离了逻辑事理，违反了语义搭配规则，却把属于描摹此事物性状的词语用来修饰描写彼事物，移用了词语指称的属性，创拟了移就修辞格式。如果适宜地选用，就能够满足修辞主体修辞转化的修辞效果期望，实现修辞效果的最大化。再如：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酒一样的长江水。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血一样的海棠红。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

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信一样的雪花白。家信的等待，是乡愁的等待。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

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母亲一样的腊梅香。母亲的芬芳，是乡土的芬芳。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余光中《乡愁四韵》）

余光中的 《乡愁四韵》 制造了四个和谐的韵脚，诗歌的每一节都有一个相同的韵脚。第一节为 “uei” 韵，用 “水”、“味” 两个汉字呈现；第二节为 “ong” 韵，用“红”、“痛” 两个汉字来呈现；第三节为 “ai” 韵，用 “白”、“待” 两个汉字来呈现；第四节为 “ang” 韵，用 “香”、“芳” 两个汉字来呈现。每一节都是句句押韵，形成排韵，让读者受到同一语音的反复刺激，读来朗朗上口。与此同时，作者在四节中又分别采用了不同的韵脚，作了四次韵脚转化，从而形成隔行韵，不至于给人单调呆板的感觉。因此可以说，这几节诗歌在语音形象上做到了统一与多样化的高度结合，统一中有多变，多变中又有统一，富有辞彩。这种修辞现象当属积极的修辞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