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本书的理论视角

1.2.1 社会心理语用学的研究背景

在我国语用学界，对于言语交际，尤其是会话，现有研究维度主要包括：

（1）从语言哲学，尤其是从分析哲学中的日常语言学派理论（Austin，1962；Searle，1969）出发，将言语使用看作是行为（speech as act），在区别不同类别的言语行为的基础上，探讨实施不同言语行为的适切条件。借助这一视角，我们会透过话语的字面意思，捕捉说话人试图通过该话语执行什么样的施为行为。相关应用研究更多地体现在跨文化言语行为的比较及外语学习者对目标语中特定言语行为的习得上。然而，这一途径并不关心行为产生的社会语境，也不探讨人们如何通过语言使用来构建或改变人际关系（Thomas，1995），它往往专注于孤立的言语行为。

（2）运用Grice提出的会话逻辑——会话合作原则，分析揭示会话的隐含意义，重点在于发现言语交际中与话语字面意思不同甚至相反的说话人意思（speaker meaning），话语被看作推理说话人意图的证据。常见应用分析包括：幽默话语、文学会话、外交话语、修辞格等。这一途径有助于认识会话的理解机制，认识会话的推理性质。然而，正如文献中指出的那样，会话含意理论既不关心也不能解释说话人为什么会选择特定的表达方式，尤其是故意违反合作原则或准则来表达其意图。

（3）从社会交往角度，运用Geoffrey Leech（1983）提出的礼貌原则及其准则和Brown&Levinson（1978/1987）提出的面子理论分析会话中的礼貌问题，结合言语行为的实施问题，考察威胁面子行为（language as FTA）实施所使用的积极或消极面子策略。前者试图“拯救”Grice的合作原则（因此不是一般的宏观理论，而是修补性理论），回答了说话人为什么有时会故意违反合作原则或准则。后者借鉴Goffman（1967）的“面子”概念，赋予面子更丰富的内涵，在区分积极和消极面子的基础上，详细探讨了各种面子策略，并且讨论了影响策略选择的一些社会变量，比礼貌原则更具有一般理论价值。

（4）从语用认知角度，揭示言语交际中话语理解的认知属性和机制。Sperber&Wilson（1986/1995）创立的关联理论是这方面的代表性理论。这一理论有助于我们了解话语理解的过程及制约因素，但由于侧重于理解者的个人认知行为，并不回答说话人选择特定的话语形式是出于什么样的社会考虑，因此对关联搜寻的社会制约缺乏探讨。

（5）从语言顺应语境的角度探讨话语的产生机制（Verschueren，1999），突显话语的选择属性和顺应本质，从语言选择的语境相关因素、不同层次的语言选择、选择的机制或动态过程、选择的意识程度展现语言选择的变异性、协商性和顺应性。相关应用包括信息过量、语码转换等。然而，该理论较笼统，关注语言选择的一般机制，不会具体探讨人们如何能动地通过言语互动来构建、调整人际关系。

（6）运用会话分析的方法，侧重描写会话的话轮转换、会话修正等机制，通过对自然会话语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揭示从表面上看显得杂乱无章的会话中广泛存在的各种规则性内容和形式特征。应用分析包括课堂话语、日常交际、医患对话等。这一研究途径过于偏重描写，对会话行为背后的意图和动态协商缺乏必要的关注。

近年来，除少数课题（如语际语用学研究、词汇语用学研究）外，我国语用学研究热度从总体上看有所减弱，与认知语言学相比更是如此。目前，一种新的研究路径正在流行，即语言模因论，但还有待进一步展示其解释力和说服力。这表明，我国语用学研究要发展，就需要有新的增长点，相应地就需要有新的突破，包括理论上以及视角方面的突破。语用学研究需要更宽广的视野已经成为国内外研究者的共识（陈新仁、余维，2008）。本章试图在前人（特别是Holtgraves，2002；Muntigl&Turnbull，1998；Turnbull，2003；Turnbull&Saxton，1997）的研究基础上，讨论研究言语交际可以采纳的社会心理视角，并通过具体实例，揭示语言使用与社会心理之间的密切联系。

1997年，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的William Turnbull 与Karen L.Saxton 合作的文章“Modal Expressions as Facework in Refusals to Comply with Requests：I Think I should Say ‘No’ Right Now”中使用了social psychological pragmatics（社会心理语用学）的术语（就我们掌握的文献看似乎是最早的），指出它从心理角度分析语言资源如何用来发挥人际作用（social psychological pragmatics，the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how linguistic resources are used to do interpersonal work）。1998年，Peter Muntigl&William Turnbull在 “Conversational structure and facework in arguing”一文中指出社会心理语用学是一种“正在发展中的用来分析言语交际的新途径”，主要任务是“分析会话和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影响”。社会心理语用学的核心理论假设是会话乃至整个语言使用创造并反映社会结构。作者以争论性会话应对为例，分析了会话双方如何以面子为目标实施话轮转换和策略选择，如何维持双方的团结关系。分析揭示了交际双方使用的应对资源，交际双方如何共同构建争论这一活动，以及在这一活动中，这些资源如何影响面子。

在现有语用学文献中，与社会心理视角比较直接相关的研究包括Leech的礼貌原则和Brown&Levinson的面子理论，二者涉及语言交往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行为态度和影响。总体来看，这一研究向我们表明言语交际背后的社会心理。然而，鉴于社会心理的复杂构成，仅从面子角度描写语言交际是远远不够的。此外，鉴于言语交际的动态性，语言使用者如何在言语交际过程中一步一步地构建和改变人际关系同样值得关注。仅仅关注孤立话语如何体现或未遵循礼貌原则是不够的。

在国内，较早探讨语言使用与社会心理关系的学者是来自汉语界的王德春先生及其合作者，其成果集中反映在《社会心理语言学》（1995）一书中。该书探讨了语言与社会化、语言与社会知觉、语言与社会态度、语言与言语交际、辅助语言手段、语言与人际关系、语言与公共关系、语言与性别差异、语言的社会心理研究、人际关系信息的传递与理解等。由于在过去的若干年中语用学研究主要处于引进介绍阶段，对于国外一些主要理论，如会话含意理论、面子理论、关联理论、语言顺应理论等，该书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我们认为，该书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隶属于本书的研究范畴，并将对本书的写作具有指导作用，不足的是作者未能明确区分语言层面与语用层面，语用动机的动态性等未能充分体现，在研究方法上规定性色彩比较浓，借助自然语料进行的描写与分析不足。因此，有必要引入较新的语用学理论，完善研究方法，建立起社会心理语用学的学科体系，在分析自然语料的基础上探索语言使用和社会心理的互动形式和影响。吴亚欣（2008）以个体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为理论基础，也提出了语用学研究可以引入社会心理视角，对语言产出过程和语言理解过程的社会心理加以研究，从而为社会心理学和语用学之间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一个研究框架，值得关注。

我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通过引入语言使用的社会心理维度，可以更真切地考察语用主体在语用中的作用和影响，从而可以拓宽并且深化语用学研究。从应用角度看，由于言语交际贯穿于一切社会活动领域，对动态的言语交际进行社会心理分析，可以增进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同时，通过探讨广泛的社会用语，可以揭示其中的社会心理倾向及变化。毫无疑问，这种研究对日常交往、语言教育、新闻传播、媒体宣传、社会管理等都十分有意义。

1.2.2 语言使用与社会心理

2002年，美国印第安纳州鲍尔州立大学（Ball State University）Holtgraves 教授的著作Language as Social Action：Social Psychology and Language Use对语言使用与社会心理的关系作了系统的研究。在他看来，语言使用不仅是行为，更是社会行为，是涉及自我与他人的行为。我们试图用语言行事，但行事的方式对社会语境十分敏感。我们说什么以及如何说一般会受到我们对谈话对象的性格、背景知识以及社会关系等认知的影响。同时，当我们使用语言时，会为别人带来行为、思想、情感等方面的变化。换言之，语言行为影响交际者对彼此的想法或感觉。语言使用是受别人影响的行为，同时也是影响他人行为的手段，如寒暄、道歉、祝贺等。正是语言使用和社会语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得语言使用成为一种真正的社会心理现象（Holtgraves，2002.2）。这就注定了人们要理解别人或被别人理解，就得与别人协作。

Holtgraves认为，语言与社会语境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语言使用是许多社会心理现象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语言使用与个人感知与记忆（personal perception and memory）、印象调整（impression management）、归因（attribution）、人际关系发展与满足（relationship development and satisfaction）等密切相关，甚至是这些社会心理现象的实质。例如，有些研究“自我”（self）的学者（Malone，1997）认为，语言是构建自我的场所，自我不是有界的、单一的实体，而是在不同场合下使用语言并不断创造出的东西。以往社会心理学家对语言研究的贡献不大，往往忽视语言在社会心理过程中的作用。现在，已经有学者开始探讨语言在偏见和成见中的作用，也有学者研究语言在个人感知、社会思维（reasoning）中的作用。

Holtgraves（2002）针对语言使用与社会心理之间的联系提出了下列论断：

（1）语言使用是一种行为（language use as action）。

在许多语言学家和哲学家那里，语言是一种抽象的系统，他们不关注谁使用语言，在他们眼中只有理想的说话人，他们也不关注语言如何被使用，为什么被使用。

从社会心理视角看，使用语言就是作出某种行为，一种有意义的行为、有意图的行为，会产生影响或后果的行为。一旦语言使用被看作有意图的行为，识别语言和行为之间的联系就很重要。以间接言语行为为例，人们能否在一定层次上识别说话人话语中试图执行的行为？这种识别属于什么性质？说话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才能用语言成功做事？识别过程是否会因语言行为的实施方式而变化？如何判断说话人是按字面说话还是另有他意？这时，社会关系是否有影响？表达和理解语言行为需要什么知识？使用语言能做到哪些事？言语行为理论是关于行为的理论，稍加发展，就可以成为社会心理理论。

（2）语言使用是一种人际行为（language use as interpersonal action）。

语言使用不仅是行为，更是人际行为。我们用语言做事会对相关人的思想和情感产生影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每个人都有情感、目标、思想和价值观，用语言做事必须对这些敏感。人际间的关注是彼此联系的。以寒暄为例，一方的寒暄期待另一方的回应。寒暄—回应寒暄标志着人际关系的正常存在和维持。面子理论是真正的社会心理学途径。作为人际行为的表现方式，语言使用提供关于身份的信息。在让人做事时，不同的行使方式代表了对人际关系的不同定位，身份决定了如何选择特定的行使方式。故意不按照给定身份行事则意味着对双方关系的重新定位。以打断为例，不同社会关系的人是否可以采用相同的方式打断？打断方式对个人感知或印象的形成有无影响？会话可以获得各种人际结果，包括印象调整与个人感知。

（3）语言使用是语境化行为（language use as contextualized action）。

会话行为并不是孤立的活动，而是发生在社会语境和话语体系中。语境一方面有助于理解说话人试图传达的意思，另一方面有助于确定其话语的人际后果。话语的意义（意图中的或意图之外的）不仅在话语本身，还在于话语所处的语境中（如话轮序列），如各种预示语列。我们要关注什么样的会话机制使得人们能连贯地、协调地进行会话。话题是如何引入、维持、改变的？会话结构对意义的表达和理解有何影响？会话结构的人际后果是什么？会话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是否存在对应的关系？以会话修正为例，自我修正与他人修正是否与社会关系有关？

（4）语言使用是协商行为（language use as coordinated action）。

语言使用作为人际行为涉及他人的参与。语言是一种基于双方协调的行为，特别是如何协调双方的视角。以视角选择为例，视角对语言使用的许多层面都有影响，如话语的意义和指称、特定言语行为的执行、话语的人际后果等，指示语（如come/go的投射问题）的使用即是这方面的例子。成功执行一个言语行为，往往需要某种程度上的视角选择。问题是：人们是否总是能够成功地选择视角？有无会话机制帮助人们提示或识别彼此的视角？视角选择能否让我们对对方的背景知识进行判断？

（5）语言使用是心理行为（language use as thoughtful action）。

之所以说语言使用是心理行为，是因为大量的人类认知，特别是人类社会认知是以语言为中介的。尽管语言决定思维的说法即沃尔夫假设显得过于极端，但语言与思维方式息息相关却是被普遍认可的。需要了解的是：语言的哪些方面与思维的特征相关？语言使用如何影响社会认知？语言提供了感知、思考他人的工具，因此，我们思考、感知的方式也许会受到语言的影响。我们使用语言的方式可能影响别人如何思考或记忆相关的人或事。一些与偏见、成见相关的词语（如communism、dragon）会激活特定的图式（schema），进而影响人们的社会认知。

话语社会心理学（discursive social psychology）（Potter，1996、1998）是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新兴视角。这一研究途径对主流社会心理学提出批评，指出许多被认为是稳定的社会心理概念（construct），在本质上是可变的，如态度。它们只是表面上显得稳定、单一，原因是社会心理学家强制性地将它们归于事先设定的概念范畴中。事实上，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态度经常是相互矛盾、不一致的。只有了解态度是如何通过语言建构起来的才可以知道这一切。话语社会心理学家建议把语言作为独立的研究话题，而不只是将它看作某种内部心理结构的反映。诚然，发出和理解话语的是个人，但话语采取什么形式、如何理解离不开其发生的社会语境。例如，说话人会注意保护或调整自己或对方的身份，这一关注会影响他如何措辞。反之，如果对方意识到这些，则会影响理解的方式。语言使用最根本的方面都与社会关注交织在一起。要了解语言表达和理解，必须考虑到社会维度。

基于语用与社会心理的内在联系，我们可以把语言使用重新定义为人际的、语境化的、协商的和心理的行为。选择某种说话方式就是为了满足对方社会关系的需要，而不仅仅是表达含意。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关注交际者使用间接、隐含性话语所传达的会话含意，而且需要关注他们试图获得的社会心理效应，前者涉及说话人以言行事，后者涉及说话人以言成事。如果说言语行为理论关注的是以言行事，社会心理语用学关注的则是在社会语境中以言成事以及为今后的以言行事做准备。如果说言语行为理论关注的是个人如何以言行事，社会心理语用学关注的则是个人如何与他人协作行事。

面子、礼貌理论也涉及语言使用与社会心理的关系，但未形成系统，未和社会关系的构建发生联系，根本原因在于它们产生的目的是针对言语行为理论的修正，而不是独立地从语用和社会关系的联系出发提出这些理论。如果说合作原则描绘了会话的基本范式，社会心理语用学则解释了这一默认范式产生的社会根源。如果说礼貌原则解释了人们为什么故意不合作，社会心理语用学则解释了这种故意不合作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从语言使用与社会心理的关系出发研究语用学，可对语言教学、人际沟通、社会学研究等作出贡献。同时，语言使用与社会心理的关系也会影响语言系统，这就意味着相关研究可以推进对语言本身的认识，即吴亚欣（2008）所说的：“只有把前人偏重符号方面的语用学研究和现在这种偏重对使用符号的人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够完成查理斯·莫瑞斯给我们提出的‘语用学’的研究任务。”

1.2.3 社会心理语用学的主要研究课题

社会心理语用学关注语言使用的社会基础，关注语言中的人际资源，关注语言交往的人际后果。狭义的社会心理语用学聚焦于个体之间交际中涉及的个体心理或人际关系问题，其总体问题可以表述为人们如何用语言资源做人际工作，包括如何呈现自我形象和他人形象、表达或消除偏见、推进人际关系、建立平等或亲和关系等。广义社会心理语用学聚焦于公共领域（如广告用语、标识用语、宣传用语、新闻话语等）中交际涉及的个体、群体或社会心理问题。

（1）分析人际因素对话语表达/理解的影响。

在日常交往中，人们说什么以及怎么说，不仅受交际目的本身的影响，而且还受双方人际关系、背景知识等影响。就闲聊（small talk）而言，我们这样做是出于社会交往方面的考虑。不妨看一看下面的对话：

⑪W：小陈在家吗？

Z：去打乒乓球了。

W：（径直向前走）他现在注意锻炼身体了。

这里，W碰到Z，出于礼貌向Z寒暄了一下。Z回应后，W说了第二句，但其身体语言（径直向前走）表明，他并不在乎Z说的内容，但这不等于第二句话不重要，其重要性是社会性的，而不是话题性的。

事实上，一旦考虑到人际关系因素，我们就能很容易地对话语的产出作出正确的解读，相应地，可以揭示其社会心理效应（socio-psychological effects）（陈新仁，2004a.109）。例如：

⑫妻子：昨晚几点回来的呀？

丈夫：十二点多。几个朋友打了一会儿牌。

考虑到双方的社会关系，丈夫附加的话语显然是有动因的，可以起到消除误会的作用，有利于维持双方关系的和谐。又如：

⑬甲：我的吉他哪里去了？

乙：不知道。玛丽来过。

乙的回答方式一方面可以为甲提供可能有用的信息，体现友好，另一方面又可以避免引起告发玛丽的嫌疑。

（2）分析社会身份对话语表达/理解的影响。

一个人在社会中具有多重身份。当甲对乙讲话时，是把乙当作朋友、领导，还是普通人，对于甲选择话语方式具有系统的影响。同时，甲也是通过选择话语方式来确定这种关系，并有可能改变这一关系。人际关系既有稳定的一面，也有变化的一面，人们需要在交际中界定这一关系。甲在试图确立特定的关系时，需要乙的认同。当乙不接受甲的定性时就会出现不和谐的信号，比如甲使用比较亲昵的话语方式，而乙却可能采取比较正式的方式。因此，我们有必要去分析会话，来揭示交际中不断演绎的人际关系。试看下例（陈新仁，2004b）：

⑭（康熙御驾亲征，不幸染上重疾。留守的太子在索相的怂恿下企图提前登基，后被康复了的康熙获悉。）

太子：皇阿玛，我错了。

康熙：不要叫我皇阿玛，叫我皇上。

太子：皇上，儿臣错了，请皇上降罪。

这里，太子对父亲康熙沿用以前的称呼方式，遭到后者的拒绝，并被命令采用代表君臣关系的称呼方式。显然，这会给太子带来震动，这也是他能立即意识到自己的罪行暴露并赶紧认罪的原因。

在新闻报道中，我们经常会发现记者故意凸现当事人的身份特征以达到特定的报道效果。例如：

⑮南京一国土局副局长酒后开车撞死女中学生 （《扬子晚报》 2008年9月18日）

这里，肇事者的身份和受害者的身份在标题中同时被彰显，这两种身份显然是不对称的：前者代表的是权势，后者代表的是弱者。该标题借助身份突显策略，可以唤起读者对受害女中学生的同情，激起对肇事者的愤懑。

（3）分析个人动机对话语表达/理解的影响。

我们习惯于解释他人的行为，包括其言语行为。我们总是会问：对方为什么这样？这就是所谓的归因（attribution）。一般有两种趋向，一是寻找内部解释，二是寻找外部解释。上面我们谈到人际考虑会使一个人这样说话，而不是那样说话。同样，我们也会从说话人对自身的考虑出发解释其话语。例如，我们想知道说话人礼貌背后有无个人目的？使用委婉语等是不是想给对方留下好的印象？领导对下属的礼貌是否想建立亲和的形象？说话人在自己面前讲外语是不是为了炫耀？推而广之，教师/朋友怎样通过话语构建自己的形象？说话人如何调整别人对自己的印象（impression management）？如何通过对方的特定话语方式感知对方（person perception）？是攻击性的（aggression）还是利他的（altruism），抑或是自私的（selfishness）？

（4）分析心理倾向对话语表达/理解的影响。

人们在言语交际中经常存在自我中心的解释倾向（egocentric bias）（Holtgraves，2002.135）。日常生活中许多误解的产生，不只是因为交际信道或编码—解码出了问题，有时也是视角选取（perspective taking）的原因。关于误解的研究（宗世海，2003）、反语理解的研究（刘飞兵，2007）等都说明了这一点。人们有时字面解读反语，除了对语境不敏感外，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解释话语是根本原因。乐观原则（Pollyanna Principle）（Leech，1983.137）也可以用来解释部分言语交际现象，如“有+X”，Be a man，Luck。禁忌心理则导致委婉语的使用。各种成见/偏见是如何在话语中表现的？反过来，它们又是如何影响话语的解读的？心理倾向可以为关联搜寻确定方向。

（5）分析社会心理策略的利用对话语表达/理解的影响。

在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往往由于其自身的弱点而容易受到他人话语的操控。广告商经常善于把握消费者的心理，作出具有很强说服力的广告。例如：

⑯为什么这样多的患者服用×××？（某药品广告）

⑰聪明的女人用 “××” （某卷筒卫生纸上的广告词）

在例⑯中，广告商利用预设机制 （该句预设很多患者服用×××），可以巧妙地捕捉到消费者的从众心理。在例⑰中，广告商通过含意手段（该句的含意是不用 “××” 的女人不聪明），刺激女性虚荣好胜的心理，从而达到鼓动她们购买 “××” 的目的。

（6）分析语言使用对社会公众的心理影响。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8级强烈地震后，全国各地大街小巷拉起各种抗震救灾横幅标语，诸如“抗震救灾，众志成城”、“我们与灾区人民心连心”等。杭州某社区中心挂起了“天堂人心系灾区”的横幅，引发了争议。该标语的本意是要表达“杭州人心系灾区”（人人都知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俗语，制作者用“天堂人”指代杭州人），本无他意，问题是杭州人若以“天堂人”自居，让“天堂人”与“灾区人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会在客观上传递某种优越感，这是十分不得体的说法。另外，在汉语中，“天堂”还可指人去世后的归属，因此，该标语也可以解读为灾区人与已经逝去的人在一起，读上去会让人感到不寒而栗。难怪该横幅数日后便被悄然换下。

需要说明的是，为行文方便，避免用语单一，本书中对“心理”、“社会心理”、“语用心理”、“心理倾向”、“心理语用分析”、“社会心理分析”和“社会心理语用分析”等不作明确的区分。

1.2.4 社会心理语用分析的理论工具

很多语用学理论都可以用来分析社会用语中的语用心理，这里我们只选择语言顺应论和模因论加以介绍，盖因二者在本书中更多地被借鉴。

（一）语言顺应理论

Jef Verschueren 在《语用学新解》中提出语言顺应理论，以一种新的视角考察语言的使用，为语用学整体理论的构建提供了新的思路。语言顺应理论是Verschueren提出的一套完整的语用学理论。Verschueren认为语言的使用过程是语言使用者基于语言内部和外部的原因而在不同的意识水平上不断地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其中包括语言形式和语言策略的选择。语言使用者之所以能够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不断地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

1.语言的三个基本特征

（1）变异性。

语言的变异性是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the range of possibilities from which choices can be made）（Verschueren，1999.59）。语言的这一特征主要体现在历时和共时两个方面。在历时方面，语言的发展变化使语言出现了多样性，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为语言的使用提供了多样性的选择，如电视剧中的台词，不同的历史时期就有不同的语言选择（韩晓英，2007）。在共时方面，语言也有不同的变体，大到不同的语种，小到各种方言为我们使用语言提供多种选择的可能性，即使是同一种语言，无论是在词汇层面还是在句法层面都为人们提供了多样性的选择可能，如简单的道别语，我们可以说“再见”、“拜拜”、“88”、“沙扬娜拉”等。语言的变异性为语言提供了多种选择。

（2）商讨性。

语言的商讨性是指语言使用中“所有的选择都不是机械地，或严格按照形式—功能关系作出，而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基础上完成”（choices are not made mechanically or according to strict rules or fixed form-function relationships，but rather on the basis of highly flexible principles and strategies）（Verschuren，1999.59）。其含义在于：对一系列可供选择的语言项目，不存在符合不符合使用规则的问题，只存在语用原则上适切与否的情况。商讨性包含着其自身的不确定性。例如，简单的道别语“再见”、“拜拜”、“88”、“沙扬娜拉”等，从没有任何严格的标准或原则规定我们只能用某一个道别语，在交际的过程中我们完全可以灵活地根据具体语境进行协商。

（3）顺应性。

语言的顺应性是指“语言具有能够让语言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语言项目中进行灵活选择，从而满足交际需要的特性”（the property of language which enables human beings to make negotiable linguistic choices from a range of possibilities in such a way as approach points of satisfaction for communicative needs）（Verschueren，1999.61）。顺应性应该是语言使用过程的核心，因为语言的使用过程其实就是语言的一个选择过程。由于这一特征的存在我们的语言交际才能够顺利进行。语言的顺应性让语言交际有了明确的目标，无论语言选择过程怎样进行协商，其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交际的需要，以期达到最佳的交际效果，这是语言运用的普遍手段。在上述例子中，我们需要顺应具体的语境来从这许多的可能中作出最顺应的选择。正是因为我们作出了最顺应的选择，交际才得以成功。

以上我们论述了语言具有的三个特征，它们互相联系、密不可分，构成了语言运用的基本要素。其中，变异性和商讨性是基础，顺应性是核心，也是目的。顺应性体现在变异性和商讨性之中。语言的变异性和商讨性为语言的顺应性提供条件，没有变异性和商讨性就没有顺应性。语言使用者能驾驭语言，充分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与他人进行交际，正是利用了语言的这一特性。顺应过程是一个认知过程，是语言使用的机制和根本，它要求交际者以恰当的方式在可能的范围内作出顺应交际需要的语言选择，从而完成交际的目的。顺应现象可以发生在语言组织的各个层面上。

2.顺应论的四个研究角度

Verschueren认为，顺应性概念为语言现象的语用描述和语用解释提供了四个研究角度，即顺应的语境因素、顺应的语言结构、顺应的动态机制和过程（the dynamics of adaptability），以及顺应过程的意识突显程度（the salience of the adaptation processes）。这四个研究角度构成了语用综观有机组成部分，在语用研究中，它们虽处于不同层次，却起着互相补充的作用。

顺应的语境因素指的是在语言使用过程中，语言的选择必须与交际语境相顺应。语言顺应论中的语境观如图1-1所示（陈新仁，2009a.177；Verschueren，1999.98）。

图1-1 语言顺应论中的语境观

从图1-1可以看出，说话人（utterer）和听话人（interpreter）是语言使用的焦点，只有在言者和听者在场的情况下才有交流，语境才会被激活。物理世界（physical world）包括时间和空间的指称关系。就时间而言，它包括事件的时间、说话的时间和指称的时间（Verschueren，1999.96）。时间往往存在某种不确定性。空间指称包括绝对的空间关系、说话人的空间、指称空间，以及交际双方在物理世界中所处的位置，与言语行为有关的体态语——身体姿势、手势，以及交际双方的生理特点和外表形象等。社交世界（social world）指社交场合、社交环境对交际者的言语行为进行规范的准则。在社交世界中，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语言使用者是生活在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人，他们的语言受到社会、文化规范的制约。所谓心理世界（mental world）涉及交际双方的个性、情感、信仰、动机等心理状态，这些因素在语用学研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图1-1中的信道（channel）即语言语境（linguistic context）。语言语境，即通常所说的上下文，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语言符号的使用，同时又推动对语言符号的理解。

顺应的语言结构指的是语言各个层次的结构和结构组成的原则，包括语言、语码、语体的选择、话语构建成分的选择、话语和语段的选择，以及话语构建原则的选择等（Verschueren，1999.132）。

顺应的动态机制和过程是语言顺应理论的核心。所有的语言使用都发生在具体的动态过程中。语境和语言选择的相互顺应是双向的动态过程，也是以语用策略为基础的选择过程。

顺应过程的意识突显程度指的是与认知机制相联系的顺应过程的状态。顺应选择是有意识的认知过程，对于周围客观世界进行感知并形成表象是交际的前提。交际者先要对讲话的内容有所感知，然后再表述出来，才能达到理解并实现交际的目的。

顺应论的四个研究角度是相互联系和依存的关系。语言在使用与理解的过程中，必须关注对语境与语言结构的顺应。语言意义的产生过程是语言结构顺应语境、语境顺应语言结构的一个动态过程。

（二）模因论

模因（meme）一词最早由英国牛津大学动物学家和行为生态学家Richard Dawkins（1976/1989）在其著作The Selfish Gene中提出。“meme”最早源自希腊词“mimeme”，意思是指“被模仿的东西”，英文“mimic”也由此而来。“meme”一词在国内有多种译法：“音译的有‘密母’、‘谜米’、‘摹因’、‘幂姆’、‘觅母’等；音意兼顾的有‘拟子’、‘模因’、‘仿因’等。”（崔学新，2008）其中，何自然教授荐译的“模因”最广为接受。

Dawkins（1976/1989）把“meme”定义为：“文化传递的单位，通过一个过程从一个人的头脑进入另一个人的头脑。”《牛津英语词典》给“meme”下的定义是：“文化的基本单位，通过非遗传的方式，特别是模仿而得到传递。”《韦氏词典》把它释义为：“在文化领域内相互散播开来的思想、行为、格调或语用习惯。”从这些定义可以看出，模因是一种文化因子，通过模仿能够进行复制和传递。生物学中基因通过遗传而代代传递，但模因却有本质的不同。基因只能从父母向子女传递，属于垂直传递（vertical transmission），而模因却能在任何两个个体之间进行传递，属于水平传递（horizontal transmission）；模因的生存完全依赖“传递”这一行为，而基因的传递却是自然产生的（Cullen，1998）。模因的表现形式几乎涵盖了人类社会的所有文化实体，如宗教、语言、时尚、音乐、技术、科学理论、观念、习俗、传统等，任何一个信息，只要能够通过广义上称为“模仿”的过程而被复制和传递，根据模因学研究，就可以称为模因了。Dawkins的学生Susan Blackmore在The Meme Machine（1999）一书中认为，基因之间相互竞争，不顾一切地要进入到下一代的体内，最终决定了生物世界的格局及其结构；与此类似，模因之间也相互竞争，不顾一切地要进入到另一个大脑、另一本书、另一个对象之中，并最终决定了文化及心理结构。在上述学者的努力下，20世纪末逐步形成了用“模因”解释文化进化的新领域（冉永平、张新红，2007），关于模因的研究，即模因学或模因论也应运而生。

模因的生存与生物学中“适者生存”的规律一样，也依赖于“适”。Heylighen（1992）给模因的成功传递列出了三个基本要素：①模因携带者的生存能力；②模因的个体学习能力；③模因传播或传递的趋势。第一个要素与生物学上基因的原理相似，只有健康生存下来的模因才能被传递；第二个要素强调了个体应很容易取得新的模因，这要求新模因形式简洁稳定，并不易与已经存在的模因相混淆；第三个要素提出了新模因影响个体的主动趋势。

作为复制因子，那些有生命力、易于复制传递、有传播感染力的模因就是强势模因；而那些生命力弱、生涩难以复制或根本无法吸引传播载体的模因就是弱势模因（冉永平、张新红，2007）。强势模因又分为内容上的强势模因（a strong meme of content）和形式上的强势模因（a strong meme of form）。前者指特定的观念、价值、思维、情感、行为、风俗、习惯等；后者指一些流行的、强势的、有效的语言表达方式。如吴思于1998年首先提出了“潜规则”概念，用来指“未必成文却又很有约束力的规矩”，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共鸣（王德应、张仁华，2005）。从出现之日起，潜规则就显示出惊人的复制能力，成为一个内容上的强势模因，不断被赋予，运用到官场、娱乐圈、足坛、学界等不同领域。又如，台湾歌手张宇于1999年2月发行了歌曲《月亮惹的祸》，其中的一句歌词“都是月亮惹的祸”红遍大江南北，并渐渐衍生出了公式化的表达方式“都是××惹的祸”，它形象生动、幽默调侃，不断被模仿，运用到其他领域：

⑱坏脾气都是高温惹的祸？（《南方日报》，2008年8月13日）

⑲国奥踢得差都是开房惹的祸？中国足协太有才了！（《中国青年报》，2008年8月31日）

⑳都是期房预售惹的祸 （《中国证券报》，2008年11月8日）

这些表达方式言简意丰，出现在报刊的新闻标题中，很好地说明了新闻事件的前因后果，概括了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吸引了读者的关注，是典型的形式上的强势模因。

如今，模因现象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进入了社会、哲学、文化等各个领域。我国学者积极介入，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外语学刊》2008年第1期甚至开辟专栏，围绕各种模因问题，专门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研究文章。笔者认为，模因论为众多领域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也为分析新楼盘的“洋名”现象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1.2.5 社会心理语用学的研究方法

就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而言，我们扩大分析视野，超越单个话轮，透过多轮甚至整个会话揭示交际者的宏观意图，而不是局部话语的意思或含意，从动机角度揭示话语产生的深层原因，根据动机揭示说话人的社会心理；透过说话人的话语方式及其变化，揭示说话人动态的态度以及对当前人际关系的认定、构建以及修正。这一分析途径集会话分析、面子理论研究、实证心理学于一体，以自然会话为主要语料，对语言使用进行细致的分析。采用客观的测量方式对会话应对现象进行定量分析，同时采用描写和推理性统计分析。在理论参照上，我们不仅利用现有的一些理论框架（如面子理论），而且引入包括语言顺应理论、语用平衡理论（陈新仁，2004b）在内的其他语用研究框架，对现有的课题重新审视，提出新的见解。

1.2.6 结语

本研究面向社会用语这一长期以来在语用学界没有得到充分关注和重视的语言应用领域，运用各种语用学理论，从语用心理角度切入较为系统地研究社会用语，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较明显的实践意义。从理论上讲，本书的研究有助于发现社会用语的使用特点与规律，检验既有语用学理论在社会用语研究中的适用性，揭示社会用语的社会心理成因。在应用方面，本书的研究可以对社会机构、产品、服务等的命名活动提供专业建议；也可以为新闻标题设计、广告用语设计等提供思路；还可以为社会公众更好地认识各类社会用语提供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