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本土报刊的开端
整体而言，中国本土报刊的出现代表着世界报刊的发端。早在公元前2357年尧帝统治时期，中国就出现了口头报刊。尽管当时世界各地的报刊既非书写也非印刷的形式，但是报刊作为公众思想和舆论的解说者而出现。相反，中国早期报刊以诗歌的形式出现，由当时的“智者”创作，他们以诗歌形式来反映社会舆论，孩子们沿街咏唱这些诗歌。就像英格兰的《朱尼斯来信》（The Letters of Junius）一样，这些诗歌的作者仍然不为人知。这些诗歌内容真挚，形式简洁明快，由不图物质回报的不知名作者完成，而这些不知名的作者却是中国古代最优秀的编辑。在关于周朝哲人列子的著作《列子》（卷四）中，我们发现了同类中最早的一首诗歌。列子写道：“尧乃微服，游于康衢，闻儿童谣曰：立我蒸民，莫非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这是古代编辑们通过儿童之口在大街上传播和颂扬其君主而编辑的一首颂歌。[1]
在商朝 （前1783—前1135年）和周朝 （前1135—前247年）[2]，新闻报道是官方的责任。一年四季中，反映风土人情和风俗习惯的新闻从全国各地收集起来，这些新闻以报刊形式被季节性地编纂，在贵族之间进行传播。这些诗歌总集以 “春秋” 为题名。《春秋》是 “每年四季的世事记录”，这里的春秋两季指一年四季。[3]孔子编纂的 《春秋》 包含了鲁国242 年的年鉴，即从公元前722 年到这位先哲去世前两年 （前481年），但它只是春秋时期史料的集成而已。
有形报刊始于汉朝，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19年。[4]中国历史指出，当时存在三种月刊。[5]所有报刊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月旦评》。豫州汝南 （今河南汝南县）的许劭与堂兄许靖都是当时的文人，他们喜欢评论和批判当时的乡党人物，每月更换题名，所以汝南县有月旦评的传统。汉献帝的丞相曹操曾经遭到许劭的批判：“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6]《月令》 是另外一种报刊[7]，发表当月重要的政治活动。在每月的第一天，当班的官员编辑负责向主管大臣呈送本月期刊，而主管大臣负责向朝廷呈送御览的期刊文本。[8]《月表》 是第三种报刊[9]，它记录了当月的事实要闻。根据司马迁撰写的 《史记》 记载，《月表》 首次出现于周朝后期。[10]
除了航海用的指南针和火药之外，中国对世界现代文明的贡献还有纸和印刷术的发展，而这些是报刊媒介必不可少的技术和物质基础。华南本土人士蔡伦于公元75[11]年发明了造纸术。正如一位外国作者所言：“我们认为中国人的发展非常缓慢。但是，中国人曾经发明了人类发展史上最具价值的技术。蔡伦的造纸术与欧洲出现的第一台造纸机时隔近千年。蔡伦发明造纸术后300 多年德国和法国才制造出纸张。法国人把造纸业带到英国，而直到1690 年美国才创立第一家造纸厂。”[12]
相似的情形是，当印刷术于公元175年被发明时，汉灵帝就下令将所有的经典文本雕刻在石版上，立于朝廷宫殿门前，结果所有的学者都有机会磨制这种比古登堡提前近10个世纪的中国印图。唐朝末期，雕版印刷首先用于印制书籍。发明者是一位名叫冯道的学者，他卒于公元954年。[13]然而，有人断言，这种印刷方法可以追溯到隋朝（公元581—618年）。[14]雕版印刷的流程十分简单。首先，雕刻工将要出版的著作书写在透明的单页纸上。每张单页纸书写完毕后，倒贴在雕版上，雕刻工用适合的工具凿开纸张的尺寸，这样在木板上就凸现了字母的形状，印图雕版就制作出来了。雕版浸上墨水，单页报刊平放在浸满墨水的雕版上，毛笔尖划过纸面，对着墨水平面按下，就完成了印图。每页报刊自然需要独立的雕版。雕版印刷适用于汉字，而且其低廉的成本为贫穷阶层提供了拥有书籍的机会。
公元1045年，一位名叫毕昇的平民百姓发明了活字印刷[15]，他开始使用黏土制作印模。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6]在著作《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中也对毕昇的发明给予了赞许。他写道：“毋庸置疑，活字印刷发明者的荣誉当属一位名叫毕昇[17]的中国匠人[18]，他生活在公元1000年前后，早于古登堡在美因茨切割字模之前500年就开始印刷书籍了。毕昇的字模是用第三期下层的中层系黏土制成，在被制成字模的泥土盘的柔软表面上刻出文字后，用火来烘烧，使字模变硬即可。然后，瓷器模型放置在条状分割的铁架内，插入石蜡、树脂和石灰的胶合剂，往下挤压。印刷通过涂擦来完成，成品字模通过烘烧胶合剂来松卸，以便为另外的印模让出空间。这种技术发明似乎永远不会演变为可以代替雕版印刷的实际生产。”[19]
在明朝1488—1566年间，金属活字印刷在中国被广泛应用。[20]金属活字印刷的起源存在争议。弗兰克·马丁（Frank L.Martin）在发表在《密苏里大学简报》的“日本新闻事业”（The Journalism of Japan）一文中，援引了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Ernest Mason Satow）[21]的观点。萨道义在这篇为日本亚洲协会撰写的文章中认为，金属印刷活字是朝鲜人于1403年用铜制作而成的，当时朝鲜的统治者是中国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1402—1424年在位）。假如萨道义引用正确的话，他的中国史肯定学得不好。第一，永乐皇帝不是朝鲜的统治者；第二，在1403年，永乐皇帝作为明朝的第三位皇帝才刚刚登基；第三，朝鲜当时的统治者叫李芳远，他只是明朝的藩属国朝鲜的国王。因此，金属印刷活字首先在朝鲜制成的论述的真实性有待进一步核实。[22]
“邸钞” 或者更流行的叫法 “京报”，可以追溯到7世纪。[23]“邸报” （或 “邸钞”）具有1 100 年的历史。法国驻广州领事于雅乐（Huart）先生认为，“邸报” 出现于公元6 世纪，是 “京报” 的前身。在唐朝620—905年间，“邸钞” 开始定期出版，之后名称几经更改，直到1911年清政府覆灭，京报随之退出历史舞台。“邸钞”这个名字字面本身可以反过来解释其产生的源头。“邸” 的意思是贵族或官宦在京城或者省府建立的官邸。“邸” 首先出现在陕西省西安府，后来在河南洛阳也出现了 “邸”。当这些封建贵族和官宦来到京城或者省府时，都下榻在这些 “邸” 中。“钞” 的意思是抄写的阅读物。“邸报” 一类的报纸正是从这些官邸中发行出去的，并发送到这些贵族或者官宦所在的府郡或者藩镇。一位外国作者仔细参阅了“邸报” 原本后说：“在唐代的编年史中，人们发现，朝廷供养的某些食客创新了一种大胆的做法。这些类似江湖医生的食客利用其有机会获悉朝廷第一手信息的优势，在京城的大街上张贴招贴，内容多为天子的起居行动以及朝廷最近发生的新闻。他们基本上都能从阅读招贴而满足好奇心的人群中收取足够的银两。尽管这种行为因为违制而遭到强烈谴责，但朝廷从来没有禁止过这种做法，而是允许这些所谓的 ‘第四权利’ 的开拓者们继续不受干涉地经营这项生意。最终，一些对新闻敏感的人不再在人群中穿梭阅览杂乱摆放的招贴，并依赖这样的不确定收入。他们通过印刷新闻并销售新闻抄本可以得到同样的效果，获得更高的收入。这种做法至少具备这样的优势，即打破了只有知识阶层才能通过读报获悉朝廷行为的局限性。而朝廷没有为此授权特许经营的理由。这就是最初的 ‘邸钞’。毋庸置疑，‘邸钞’ 是现存最古老的报纸，比威尼斯出版的最早报刊早几个世纪。”[24]
《京报》的纸张松散地粘贴在一起，带有象征着朝廷威严的黄页封面，表明其作为朝廷官方喉舌出版物的地位。《京报》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宫门抄，“摘抄于宫门的新闻”，主要是宫闱内的事情；第二部分是上谕和朝廷公告；第三部分是奏章，即大臣的奏折和条疏。
1833年4月的《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对“邸钞”和《京报》曾作过详尽的描述。
邸报以两种版式出版，都是手抄本。最大版本的是日抄邸报，包括40版或20张，十二开。最小版本的包括大约15张或20张，每两天发行一次。最大版本的邸报只供诸如巡抚和御史等高官阅读。还有一种版本是专为各省的低级官员制作。后者所谓的小版本的邸报也被高价出售给民众，其抄写者多是与地方官员有密切联系的人。有人将邸报借给别人阅读而收取小额费用。在京城，有门路的人有时候也通过私人渠道获得抄写得最好的邸报。
邸报最初似乎完全是为朝廷官员而设计的，它之所以向民众发行，只是在法律默许的情况下打了个 “擦边球”，就像英国议会的演讲被拿来出版一样。在中国，凡是有关朝务的记载都要求保密。但是，《京报》 包含很多重要而新奇的信息，这些手抄而后印刷的报纸的发行范围超越了最初的预期。正是通过邸报和京报，整个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了解了中国这个伟大帝国自认的感想、希望、愿望和建议，以及中国和邻国民众所发生的大事。
充斥《京报》版面的主要话题是：个人迁升的推荐书，弹劾他人的奏章，官员罢免的告知，官员由于迁升或者贬谪而搬迁及其因此引起精神恍惚而在充满“鬼神”（象征死亡的词汇，鞑靼的宗教信奉者在中国灵魂不灭说的基础上嫁接而来的说法）的名山大川间游走的消息。然而，这些内容都是忽视政党和政论的外国人最不感兴趣的。
由于中国皇帝发出自己的“圣旨”，即朝廷的意见和决定是以陛下的名义颁布的，因此《京报》根据当代朝廷君主的性格来刊登不同兴趣的内容，也根据同一朝代不同时期的风尚来取舍内容。[25]
《京报》由朝廷六科编纂而成。早上，从皇帝前一天晚上朱批后的大量奏章中摘抄的文本都放置在宫廷内的一个木板上。这些摘抄形成朝廷的年鉴，进而成为书写帝国历史的材料。在京城，朝廷的运行和管理使得每天摘抄这些文献并保存在档案室内成为必要的事情。各省官员通过驿站（供传递宫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食宿和换马的场所）接收这些文书，他们驻在京城专门接收朝廷文书。但是，为使帝国所有臣民都能了解朝廷所发生的事情的经过，在朝廷允许下全文抄录朝廷文书只字未改的招贴就在京城印刷起来。
城里接受过教育的人们广泛阅读和讨论《京报》，并保存它们，以便更多地了解其统治者的个性和朝政要事，《京报》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要超越古罗马人对于其君主和议会的了解。在各省府，数千人被雇来誊写《京报》，供买不起报纸的读者阅读。
根据波乃耶 （James Dyer Ball）[26]的记录，《京报》 由木版活字印刷而成。从观察留存下来的 《京报》 标本推断，这些木版活字是从一种不太耐用的木材——柳木或者杨木——原木中切割而来的。一份 《京报》 平均有10 张或12 张带些棕褐色纸的厚度，版式规格为
，各页纸张之间前后都装订起来，装帧成金黄色的报纸。整幅报纸大体上由两条卷成细线式的条形纸捆扎起来，条形纸的末端穿过打在单页报纸背面边缝上的小孔，这样整幅报纸就被松散地捆扎起来。内页报纸按照中国报刊的装订习惯对折起来，留出大约20张或者更多小型的版面空间，每个版面由红线分成7 个自然栏。每个自然栏从上到下包括14 个字母的空间，顶端留有相当于4个字母的留白。[27]
除了《京报》，中国还出版过一种叫做《开元杂报》的报纸，从713年出版至755年。据史料记载，这种类似报刊的小册子是唐朝的出版物。
仿效《京报》的出版和发行，各省总督或巡抚在各自辖区创办类似的报纸。这些报纸把省府作为出版地，所谓的“辕门抄”[28]即省府衙门（衙门是中文里省府总督办公和起居的地方）传抄的报纸。报纸的内容由每个特定衙门的活动、衙门发出的公告、总督或者巡抚接见的官员和少量鼓舞人心的地方新闻等构成。报纸订阅者是各省府官员和被罢免或排挤出仕途的人士——假如用今天的情形来比喻过去的话，这个阶层的人构成了各省府报纸数量可观的读者。
尽管中国是普遍尊重知识和士子阶层的文献大国，但是中国的书面语却无法在大众阶层中普及。中国报纸的缓慢进程可以反映几乎类似的情况。从理论上讲，在最早发明纸张、印刷术和官方报纸的中国大地上，几个世纪前就应该出现近代意义上的报纸，但事实上，这个进程在中国由于各种固有的困难而无法实现。如一位中国排版工为了完成一页中文报纸的排版必须步行三英里。因此，中国的大众化报刊在早期没有兴起。
在中国宣称自己拥有世界上连续出版的最古老报纸和杂志的时候，就像今天中国存在的日报一样的报纸却是在广州和香港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努力创办起来的，这正如在华欧洲报刊的发展史所表明的那样。
在此，应该感谢米怜（William Milne）[29]博士出版的第一份中文报刊。[30]米怜博士刚在马六甲安顿下来，就着手出版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一直到1822年他去世。第一期于1815年出版，到了1819年，报刊每月销售1 000份。后来，报刊的发行量增加到每月2 000份。报刊发行量的增加归功于早期报刊的免费发行。
另外一种中文期刊是由广州的一位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即郭士立（Karl Freidrich August Gutzlaff，1803—1851）[31]在1833年8月1日创办的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32]1834 年，该期刊第十次发行时以八开本版面印刷。
在中国最早出版的英语报纸是马地臣（James Matheson）[33] 创办的《广州纪录报》（Canton Register）[34]。该报创刊于1827年12月8日，作为周刊持续出版直到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这时候报纸迁移到香港并改名为《香港纪录报》（Hongkong Register）。报纸经历了1843—1859年的发展。在此期间，施赖德（John Slade）担任报纸编辑，马礼逊（Robert Morrison）[35]去世前一直为报纸撰稿。1833年，《广州纪录报》开始作为《广州行情周报》（Canton General Price Current）的附张出版。
《广州纪录报》的竞争对手《广州周报》（Canton Press）于1835年12月12日创刊。该报于1839年迁移到澳门，于1844年3月30日在澳门终刊。该报还出版过一份商业附张。
在香港割让给英国之后，除《香港纪录报》之外，还有几家英文报刊相继出版。《中国之友》（The Friend of China）初为周刊，后改为双周刊。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36]、詹姆斯·怀特（James White）、萨切尔（Satchell）、卡尔（John Carr）和笪润特（William Tarrant）[37]先后担任报纸的主编。1858年，由于报纸主编与港英当局发生冲突，报纸曾一度停刊几个月，后迁移到广州继续出版，1861年停刊。两年后该报以晚报形式再次复刊。
《德臣报》（China Mail）是香港的重要报刊之一，创刊于1845年2月20日。萧德锐（Andrew Shortrede）担任主编。该报创刊时为周刊。1876年2月1日，报纸改版为日报，一直出版到现在。此前，它已与创刊于1864年的《晚邮报》（Evening Mail）合并改出日报。
《孖剌报》（Daily Press）是在香港出版的另外一家重要日报，创刊于1857年10月1日。该报目前的日发行量为3 000份，英国人掌握编辑权和所有权。
香港出版的其他报刊已经倒闭。《香港德臣杂项纪录》（Dioxin's Hongkong Recorder）创刊于1850年，1859年1月14日更名为《香港纪录报》（Hongkong Recorder）。《香港航运录》（Hongkong Shipping List）创刊于1855年8月1日。[38]创刊于1863年12月的《每日广告报》（The Daily Advertiser）于1869年5月1日改名为《香港时报》（Hongkong Times，Daily Advertiser and Shipping Gazette），三年后报纸终刊。而周刊《香港政府公报》（Hongkong Government Gazette）创刊于1853年9月24日。
在上海，琼斯（C.Treasure Jones）曾一度担任《中国之友》的主编和日报《晚差报》（Evening Express）的主编。《晚差报》创刊于1867年10月1日，维持了几年时间。《上海差报》（Shanghai Courier）创刊于1868年10月1日，郎格（Hugh Lang）担任主编，居民不断为报纸撰稿。
1871年1月4日，《上海锦囊与上海差报》（一译《益闻西报》）（Shanghai Budget and Weekly Courier）创刊。当主编于1875年去世的时候，报纸的所有权被《晚报》（Evening Gazette）购买。《晚报》于1873年6月2日创刊，而并购后的报纸由巴尔福（Frederic Henry Balfour）任主编，以《上海差报》（一译《晋源报》）（Shanghai Courier）和《中国报》（China Gazette）的刊名连续出版。周刊《华洋通闻》（Celestial Empire）由同一家报馆发行。该周刊由葡萄牙人陆芮罗（Pedro Loureiro）创刊，后由巴尔福担任主编。巴尔福的著作《远东流浪儿》（Waifs and Strays from the Far East）收录了在《上海差报》和《华洋通闻》上发表的文章。
中国最重要的英文报纸是在上海出版的《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1850年8月3日创办，对开大报，4个版。最有意思的是，《北华捷报》列出了当时在上海定居的56名外国人的名字。1867年，该报馆又出版了《北华捷报和市场报告》（North China Herald and Market Report）。1867年1月5日《最高法庭与领事公报》（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创刊，然而，该报很快与《北华捷报》合并，《北华捷报》第140期就以“北华捷报及最高法庭与领事馆公报”（The North China Heral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的新报名出版。但是，这次报纸以周刊形式出版和发行。奚安门（Henry Shearman）[39]、马诗门（Samuel Mossman）、詹美生（R.Alexander Jamieson）[40]、盖德润（Richard Simpson Gundry）[41]、海单（George Williams Haden）[42]、巴尔福（Frederic Henry Balfour）、麦克莱伦（T.W.Maclellan）、立德禄（Robert William Little）[43]、毕尔（H.T.Montague Bill）、葛林（O.M.Green）先后担任报纸主编。由于《北华捷报》的主编认为有必要在上海出版一份日报，最后就将《每日航运和商业新闻》（The Daily Shipping and Commercial News）停刊，从1864年7月1日开始，改出日报《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现在该报已成为中国的主要日报，而《北华捷报》成为《字林西报》的每周增刊。不过，在《字林西报》发行之前，从1861年9月15日到1862年4月，《上海每日时报》（Shanghai Daily Times）已经出版。
一种政治和文学观察报刊《轮回》（The Cycle）从1870年5月7日至1871年6月24日在上海出版，詹美生博士担任主编，该报可能是中国海关的官方报刊。
《上海记录报》（Shanghai Recorder）是出版时间不长的另外一份早报。该报的股票于1867年1月在上海开盘。《文汇报》（Shanghai Mercury）于1879年4月17日创刊，由开乐凯（John Dent Clark）[44]、布莱克（J.R.Black）和李闱登（Charles Rivington）[45]创办。至今，该报仍然是上海最有影响的西文晚报之一。《华洋通闻》有一段时间以周刊形式出版。
《晚报》于1873年创刊。该报创刊后第八天由于遭遇一场大火而停刊。下一年，巴尔福接手《晚报》，最终与1868年10月1日创刊的《上海差报》合并，一直出版到1875年主编和报纸所有人郎格去世。然后，报纸被所有人买断，以《上海差报和晚报》（Shanghai Courier and Evening Gazette）的名义继续出版。《上海锦囊与上海差报》是《上海差报和晚报》的周刊，但当后者被并购时它就停刊了。
以上描述的所有报纸都是英国人创办的，而在华的美国人也感觉到创办美国报刊的必要性，他们就出版了在美国和加利福尼亚发行的《上海新闻信》（Shanghai News-Letter）。该报以月刊形式发行到1871年。1874年报纸所有权转移到郎格手上。郎格把《上海新闻信》和《上海锦囊与上海差报》合并，报名中使用“新闻信”代替“差报”。在1875年或者1876年，《上海新闻信》的前两任主编罗伯茨（J.P.Roberts）和约翰·莫内（John Morne）创办一种新周刊《共和政报》（Commonwealth），该报六周后停刊。在华外报中，美国人所有的唯一报纸就是《华北明星报》（North China Star），它于1918年在天津创刊。把这份报纸说成完全意义的美国报纸是不合适的，因为报纸的部分所有权在中国人手里。《大陆报》（China Press）是最接近美国采集新闻和制作新闻模式的报纸，由密勒（Thomas Franklin Fairfax Millard）[46]、卡尔·克劳（Carl Crow）[47]和费莱煦（Benjamin W.Fleisher）[48]三位美国人创办，而费莱煦现为东京《日本广告》（Japan Advertiser）的主编和出版人。《大陆报》的所有权由中美共同掌握，直到几年后转移到英国企业手里。至今该报仍然由美国人掌握着报纸的编辑方向和新闻采写。报纸日发行量大约 5 000 份。
上海的三种法国报刊寿命都不长。《上海新闻》（一译《法国七日报》）（Le Nouvelliste de Shanghai）周刊创刊于1870年12月5日，一直出版到1872年底。之后，《上海信使》（Le Courier de Shanghai）取而代之，它创刊于1873年1月16日，出版三期后即停刊。《进步》（Progress）创刊于1871年3月21日，它与《上海新闻》展开了残酷竞争，最终两败俱伤，都停刊了。《进步》于1872年1月23日终刊。
日报《上海回声报》（L'Echo de Shanghai）于1885年和1886年仅出版几个月。《中法汇报》（L'Echo de Chine）作为远东法国人的主要报刊，创刊于1895年，至今仍在出版。与英美的报纸比较而言，《中法汇报》只是一家小型日报，它的版面规格尺寸小，页码少。该报版面为六栏八版。
《德文新报》（Der Ostasiatischer Lloyed）的主编芬克（C.Fink）于1902年在上海创刊《远东》（Der Ferns Osten）[49]，只出版了三期。《德文新报》创刊于1866年，该报由于报道1917年8月中国对德宣战被禁。
在澳门出版的《中国蜜蜂报》（A Abelha da China）[50]可能是“恒河外方传教计划”的报刊，于1822年9月12日创刊。1824年，该报更名为《澳门钞报》（Gazeta de Macao）。1826年，《澳门钞报》停刊。半月刊《澳门编年报》（Chronica de Macao）于1834年10月12日创刊，到1837年或者1838年终刊。接下来，1836年6月9日半周刊《澳门土生公正报》（O Macaista Imparcial）[51]创刊，1838年遭遇政府镇压停刊。《真爱国者》（O Verdadeiro Patriota）于1838年创刊，取而代之。《澳门政府公报》（Boletim Official de Governo de Macao）于1839年1月9日出版，在出版和发行首期后，报刊名称改为《澳门钞报》（Gazeta de Macao）[52]。
《京津泰晤士报》（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是于1894年3月在天津出版的周报，1902年10月1日该报改为日报发行。裴令汉（W.Bellingham）为首任主编和所有人。
实际上，外语报刊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对外妥协让步，使中国这个有着悠久历史和广阔疆域的国度好像陷于外国势力的影响下，而这些却有助于外报的创办和发展。这些早期外语周报和月刊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影响或者催生了一大批具有现代新闻意义的中国本土报纸。直到1852年，当时中国驻美国公使伍廷芳博士建议翻译《德臣报》和《孖剌报》上的文章，中国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第一张日报。这些译报在华南地区的发行很可能导致了香港第一张中文日报的问世，即1852年出版的《中外新报》（World Commercial Gazzeta）。该报随后与《香港华商总会报》（Hongkong Chinese Commercial News）合并，后者由香港华商总会于1919年5月1日创办。中国第一张日报出版8年后，第二张日报《华字日报》（ChineseGazette）在香港出版。[53]然而，这两张报纸不能作为中国现代报纸的开端，因为香港从1841年开始成为英国殖民地，严格意义上讲不能作为中国政府管辖领地。这里关于在华外报的描述可以作为中国本土报纸开端的历史背景，我们将进入下一个章节——中国现代本土报纸的兴起。
[1] 《列子》（卷四）。
[2] 据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的《夏商周年表》，商朝（前1600—前1046年）；周朝（前1046—前256年）。——译注
[3] 波乃耶：《中华事典》（《中国风土人民事物记》）。
[4] 汉朝起止年代应为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译注
[5] 《后汉书》。
[6] 《纲鉴易知录》。此段原文如下：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时人未之奇也，唯太尉桥玄及南阳何颙异焉。玄谓操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世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颙见操，叹曰：“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是人也。” 时汝南许劭与从兄靖，有高名，好共覆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题名，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尝为郡功曹，府中莫不改操饰行。操往造劭而问之曰：“我何如人？” 劭鄙之，不答。操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操大喜而去。
北宋米友仁（米芾长子）《白雪》词中有“论少卑之，家声接武，月旦评吾子。凭高临望，桂轮徒共千里”的句子，此又一明证。——译注
[7] 《后汉书》。
[8] 《礼记》中的月令是上古一种文章体裁，按照一年12个月的时令，记述政府的祭祀礼仪、职务、法令、禁令，并把它们归纳在五行相生的系统中，除现存《礼记》中有一篇《月令》之外，还有《逸周书》中的一篇《月令》，不过后者已经失传。——译注
[9] 见司马迁《史记》。
[10] 《世纪》中有《秦楚之际月表》。——译注
[11] 蔡伦发明造纸术应在公元105年。——译注
[12] 徐世昌：《日新宏议》。
[13] 冯道（882—954），五代时大臣。历史上曾经有人把冯道尊为雕版印刷的创始人。《旧五代史》记载：“时以诸经舛缪，（冯道）与同列李愚委学官田敏等，取西京郑覃所刻石经雕为印版，流布天下，后进赖之。”明朝陆深的《金台纪闻》云：“后唐明宗长兴三年，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印卖之，其议出于冯道。此刻书之始也。”五代年间，后唐宰相冯道发现以往的刻印多为佛、道等家的著作，认为儒家经典对于封建统治阶级来说更为需要，于是建议后唐明宗下令刻印，并由当时最高学府国子监校定。从后唐长兴三年（932年）至后周广顺三年（953年）止，共花费了22年，才完成儒家九经的刻印任务。通常所指的监本就始于此。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用雕版印刷术刻印书籍。冯道确实对印刷术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不应当把他误认为印刷术的发明人。1900年，在甘肃敦煌千佛洞发现了一册印刷的《金刚经》。其末尾写道：“咸通九年（868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有明确日期的雕版印刷品。——译注
[14] 波乃耶：《中华事典》（《中国风土人民事物记》）。
[15] 根据中文记载，毕昇是平民百姓，并非铁匠，名字中第二个字应该拼为Shung，而非Shing。
[16] 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4—1884），美国来华传教士、汉学家，有美国“汉学之父”之称。1833年10月抵达广州，在华传教40年。著有《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拾级大成》（Eassy Iessons in Chinese）等，编过《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译注
[17] 参见注释①。
[18] 参见注释①。
[19] 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中国总论》。
[20] 上海商务印书馆编纂：《词源》，《中国百科全书》。
[21] 萨道义（Ernest Mason Satow，1843—1929），英国外交官，曾任驻华公使，代表其政府与中国签订《辛丑条约》。——译注
[22] 朝鲜确实在1736年向清乾隆帝供奉了金属印刷活字。
[23] 波乃耶：《中华事典》（《中国风土人民事物记》）。
[24] Franklin Ohlinger,The New Journalism in China,in World's Work,October,1911.
[25] 1833年4月《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
[26] 波乃耶（James Dyer Ball，1847—1919），美国公理会遣华传教士。著有《中国风土人民事物记》（Things Chinese）等。——译注
[27] 波乃耶：《中华事典》（《中国风土人民事物记》）。
[28] “辕门抄”：清代总督或巡抚官署中发抄的分寄所属各府、州、县的文书和政治情报。经官署的辕门抄出，故名。辕门抄最初是抄写的，后来由报房刻成木版印刷发行。——译注
[29] 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苏格兰来华传教士。1813年7月4日，米怜夫妇抵达澳门，是第二位来华传播基督新教的传教士。1815—1821年，米怜在马六甲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著有《全地万国纪略》、《多训五十二则》等。——译注
[30] 《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第2卷，第186页。
[31] 郭士立（Karl Freidrich August Gutzlaff，1803—1851），又译郭实腊，普鲁士籍传教士。港英时期的高级官员。郭士立于1827年抵达爪哇，向当地的华侨学习汉语。1828年经新加坡去暹罗，继续在华侨中学习汉语和传教。1829年接受教会的津贴，前往马六甲，协助伦敦会工作。1831年，到澳门转广州见马礼逊，出任英国东印度公司翻译。郭士立曾经到过厦门、福州、舟山、宁波、威海等地。香港开埠之后，他成为砵甸乍的中文秘书及抚华道。香港中环吉士笠街俗称“红毛娇街”，即以他命名。1832年10月，郭士立乘鸦片商查顿商船“赛尔富号”，两次北上东北牛庄。根据自己的旅行，他撰写了《1831—1833年在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一书。1840年鸦片战争中，他担任英军司令官的翻译和向导。其后，他参与起草《南京条约》。1843年，他担任首任香港总督璞鼎查的中文秘书。1844年，他在香港成立传教组织“福汉会”，洪秀全战友冯云山曾为该会教徒。郭士立在编辑《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同时，还翻译《圣经》分卷，编写《中国史略》、《开放的中国》、《英国史》等著述。——译注
[32] 《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第2卷，第186页。
[33] 马地臣（James Matheson，1796—1878）是英国鸦片商。1819年初来广州经营鸦片生意，1827年11月创办《广州纪录报》（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6页）。
[34] 根据白瑞华（Roswell Sessoms Britton，1897—1951）撰写的《中国报纸（1800—1912）》（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1800—1912））（Taipei：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1966）第27页的记录，《广州纪录报》系半周刊，后改为周刊，由来自美国费城的伍德（W.W.Wood）于1827年创刊。伍德租用英商马德生（Alexander Matheson）的手工印刷机印刷报纸，随后将报纸出让给马德生，而马德生找来施赖德（John Slade）担任编辑。马礼逊定期为《广州纪录报》撰稿，从第2期一直到他去世。《广州纪录报》定位于广州和远东、地方性商业消息，而非法鸦片贸易成为报道的主要内容。——译注
[35]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是第一位基督教来华传教的传教士。他于1807年9月4日抵达澳门，7月到广州，1834年8月1日在广州病逝，在中国从事传教和文化传播活动达27年之久。他在华期间，借着任职英国东印度公司翻译工作的机会，留居广州和澳门。及至1834年，东印度公司专利权被英国政府撤销，他受聘英国在华商务总监律劳卑（Napier）的翻译秘书。马礼逊于1815年在马六甲出版了最早的中文报刊之一——《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于1818年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随后开设中西文印刷局，出版大量中西文的宗教书刊。他一生共出版中文著作12部，英文著作19部，为中国基督教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广泛地影响了中国教会。——译注
[36] 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1814—1843），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次子，出生于澳门，后与母亲、姐姐回到英国。于1820年8月23日返回澳门，之后又回国接受教育。1826年5月1日由父亲带到中国，开始学习汉语，之后主要从事商业和翻译。——译注
[37] 《中国之友》于1863年1月迁回上海，笪润特（William Tarrant）任主编，五年后报纸所有权转让给英国人琼斯（C.Treasure Jones）。——译注
[38] 为了当时的商业需求，香港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报刊就以船只和货价命名，其内容主要是广告、船务和商业信息，如1850年德臣（Andrew Dioxin）出版的《香港德臣公报》（Dioxin's Hongkong Gazette）（后改称《香港德臣杂项纪录》（Dioxin's Hongkong Recorder））、1855年至1857年肖锐德公司（A.Shortrede Company）出版的《香港航运录》（Hongkong Shipping List）（1857年至1862年改称《香港航运录及商业资讯》（Hongkong Shipping List and Commercial Intellingence）出版）（[新加坡]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 （1815—187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页）。——译注
[39] 奚安门（Henry Shearman，？—1856），英国人。曾在华经商办报。——译注
[40] 詹美生（R.Alexander Jamieson，1863—1966），先后在华任《北华捷报》和《字林西报》总编。——译注
[41] 盖德润（Richard Simpson Gundry，1838—1924），英国驻华记者、作家。——译注
[42] 海单（George Williams Haden，1828—1880），英国驻华记者。——译注
[43] 立德禄（Robert William Little，1840—1906），立德之弟，曾在华经商、办报。——译注
[44] 开乐凯（John Dent Clark，1840—1922），英国记者，曾在华经商、办报。——译注
[45] 李闱登（Charles Rivington，？—1886），英国记者，曾在华办报。——译注
[46] 密勒（Thomas Franklin Fairfax Millard，1868—1942），美国新闻工作者，曾在华办报、从政。——译注
[47] 卡尔·克劳（Carl Crow，1884—1945），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是民国时期活跃于中国新闻界的著名报人和企业家，《大美晚报》的发起创办人之一。从1911年到1937年，卡尔·克劳定居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广告公司卡尔·克劳公司（Carl Crow，Inc.），经营达19年之久，首创老上海美女月历牌。卡尔·克劳是坚定的亲华抗日分子，见证了中国近代许多重要历史事件。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卡尔·克劳撰写了《我为中国人说话》（I Speak for the Chinese）、《四万万消费者》（Four Hundred Million Customers）等大量关于中国报业、商业、宗教和文化的著作。他去世前仍有很多书稿未出版。——译注
[48] 费莱煦（Benjamin W.Fleisher，1870—1946），美国记者，曾在华办报。——译注
[49] 原文为Der Ferns Osten，应该为Der Ferne Osten。——译注
[50] 《蜜蜂华报》（A Abelha da China）的正确译名应该为“中国蜜蜂报”（李长林：《近代澳门外报史稿》，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5～75页）。由于戈公振先生在《中国报学史》中将该报名称勘定为“蜜蜂华报”，以后绝大多数现当代著述都将其说成“蜜蜂华报”。——译注
[51] 根据李长森《近代澳门外报史稿》（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5、88页）的考证，《帝国澳门人报》（O Macaista Imparcial）的正确译名应该为《澳门土生公正报》。中国现当代大多数著述以讹传讹，都称其为《帝国澳门人报》。——译注
[52] 根据李长森《近代澳门外报史稿》（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8～91页）的考证，现当代中国大陆不少学者对《澳门政府公报》的出版信息、内容和性质认识不清。《澳门政府公报》于1838年9月5日正式出版，根据葡萄牙政府1836年12月7日法令第13条规定，《澳门政府公报》用于发布各种官方法令政令，俗称“宪报”。该报自创刊起至1839年1月9日，仅出版5期即暂时停刊，1840年1月8日复刊，故不存在所谓改名问题。据此判断，汪英宾关于该报的论述有误。——译者
[53] 根据新加坡华裔学者卓南生先生的观点，《中外新报》能否被称为香港第一份中文日报，仍有待考证，其由前身《香港船头货价纸》转变为名副其实的日刊是在1873年，略晚于《上海新报》和《申报》。参见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114页。——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