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能论
说“书”
张硕
物与人是一种辩证的关系，许多物是人认知的成果，作为成果的“物”再用来指导人，继而产生新的认知成果。这不是简单的重复，每一次人和物相互作用的过程都有新知出现，人类社会正是在这种不断推进的认知活动中向前发展的。
“秘书” 在中文语境里有“物” 与“人” 两种含义。从“物” 的角度来看，“秘书” 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指能够预测吉凶的谶纬图箓等宫禁秘藏之书，如《汉书·刘歆传》中，记载“及歆校秘书，见古文 《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从“人” 的角度来看，秘书本是古代掌管秘要文书的官员或机构，如三国时曹魏就设立了秘书监和秘书令。现在秘书已成为一种社会化的职业，秘书学也逐渐发展为一门内容丰富、地位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纵观“秘书” 发展历程，“书” 始终是“秘书” 的本意所在和核心内容，“秘书” 中的“书” 字蕴含着丰富的内容、独有的特征和精彩的艺术。
一、说“书” 之内涵
从语法学角度来分析，“书” 在秘书学的体系内作为动词和名词时具有不同的含义。
以“说书” 开题，结合秘书工作说书之内涵、特点和艺术，言简意赅，颇有特点。
（1） 当“书” 作为动词出现时，是指具体的行为，一是指记录，二是指写作，这也是秘书的两大基本职能。
记录即对领导言行、思路和决策的记录和整理工作。记录是秘书最原始的职能。在中国历史上，设立史官，记录国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制度和传统。古代史官即皇帝身边最早的秘书，《礼记·玉藻》 中就有“（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 的记载。南朝刘勰在其名著《文心雕龙》 中也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则《春秋》是也，言则《尚书》 是也。” 由此可见，春秋时期，“君举必书”，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史官分门别类来记录君王的一切行为和言语。左史负责记录君王的言语政令，右史则负责记录君王的行为举止和功过事迹。发展至今，记录包括速记、誊录、整理、编辑等工作，特别是对领导的讲话录音整理、会议记录和纪要等，依然是秘书的基础工作和基本技能。秉承史官秉笔直书的精神和传统，记录工作的基本要求就是实事求是，内容要准确、全面和完整，即要将听到的话和发生的事全面完备地记录下来，不允许轻易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切不可掺杂个人意志，随意删改，确保原始材料的翔实可信。总而言之，可以归纳，但不可演绎；可以润色，但不可曲解。
谈起记录，自然就会提及当代秘书工作者所必备的基本技能之一——速记。作为一种高效的信息采集手段，速记依托现代智能化、自动化的信息录入设备，使秘书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迅速精准地转化信息载体成为可能。掌握速记并非难事，但是做好速记却需要“瞻前顾后”。“瞻前”，首先要设计好一套科学完备、便于识记的速记符号，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符号的设计要规范严谨，应综合考虑实际操作环境下各类记录文本的要求，比如会议记录、口授文件记录、谈话记录、接待记录等等，做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符号不统一，随心所欲，草率而设，极易造成信息的误记和流失。其次，每次记录前应预计一下可能出现的高频词汇和语句，核实并牢记相关速记符号以便高速精准地记录。“顾后”，更多的是指记录工作中的保密意识。速记符号的创立不仅要简洁明了，也要注重严谨周密，使其不易被外界破解。在记录后，要妥善保管相关文本载体，做到不泄露、不损失。
这很容易让我们想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技、器、道的论说：“技” 指的是技术，譬如文字功夫；“器” 指的是手段，譬如各种录音工具；而“道” 指的则是要宣扬的思想主张。我们很容易就认为，做秘书工作只需要有好的“技” 和“器”，“道” 是领导的事。其实不然，不懂得“道”，有再好的“技” 和“器” 也不会成为成功的秘书。
写作是指根据领导的思路、指示和要求起草各种文稿。起草文稿是秘书工作最基本的职能和最主要的工作内容。《论语》 上记载，“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郑国发布命令，由裨谌拟稿，世叔提意见，外交官子羽修改，子产作文辞上的加工。” 由此可见，在孔子的时代，郑国对于公文政令的发布高度重视，慎之又慎，不仅组建秘书班子共同起草，而且必须经过草创、讨论、修饰、润色四道程序，严格把关确定。这一套严谨的公文制作程序，一直为后世继承、充实。由于秘书工作的从属性，文稿起草要求秘书应当以满足领导或者决策群体的需要为目的，围绕领导及其中心工作展开。身为秘书，在日常工作中与领导交流时，要保持高度的敏感性，时刻总结领导者的思维方式与行事风格，在进行办文过程中克服以个人意志为导向的弊病，要换位思考，做到恰如其分地表达出领导者的意图和思路，并且要时常翻阅过去的相关文件，以保证政策和风格的一脉相承。
【案例1】
1956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毛泽东矫健地登上主席台，开始抑扬顿挫地致辞：“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 开幕词很短，不过两千多字。根据当时的记录，毛泽东致开幕词时，曾被三十四次热烈的掌声打断。其中有五次是“长时间的热烈鼓掌”，足见开幕词在代表心中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开幕词中的“华彩段落”，被人们作为“毛泽东格言”，反复引用：“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谁都以为，这篇充满“毛泽东风格” 的开幕词，当然出自毛泽东手笔。可是，当代表们赞许这篇开幕词时，毛泽东却坦诚地说道：“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
仅仅用了一个通宵的时间，田家英便将这篇开幕词一气呵成，只有个别处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做了些许修改，就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开幕词落实了，我放心了！” 田家英的成功可以归功于两点：①当年田家英初做毛泽东的秘书时，他向毛泽东身边的资深秘书胡乔木和萧三谦虚地请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学好毛泽东著作，领会毛泽东思想。如果秘书在面对交办的写作任务时再去费尽心思揣摩领导意图，常常会感到鞭长莫及、手足无措。唯有提前调整写作心态，重视分析研究既得的文字材料，在思想上和领导站在同一高度，思路才会豁然开朗，也就容易产生与领导不谋而合的效果。②要学会投石问路。田家英和毛泽东的诗交较深，他会适时写一些诗作请毛泽东批改、指点，而就在互换诗作、切磋学习之际，田家英细心地品味出了毛泽东的文笔风格和思维方式，进而探寻到领导的思想脉络。
写作要注意公文文类、语体风格的选择，保证行文精准得当、规范严谨，符合领导身份，契合具体环境要求。1958年，被毛泽东誉为“党内第一支笔” 的胡乔木同志在写文件方法座谈上谈到，写好文件要注意“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 的问题。[1]简言之，“准确性” 是指我们在进行公文写作时要注意把握“概念明确，判断恰当，富于逻辑，讲究辞章”；“鲜明性” 是指无论是文章形式上还是主题上都要“纲举目张”，突出有力；而“生动性” 则提倡文章中应有一定的“情绪”，而非死气沉沉、毫无感情。
公文是机关进行工作的一种重要工具，用语准确是公文最显著的特点，也是保证公文的政治性、政策性和严肃性的重要手段。
【案例2】[2]
我们先来看一个古人的职位履历：任昉，南朝著名秘书。16岁，被南朝宋丹阳尹刘秉辟为主簿（相当于今县政府办公室主任）；18岁，被任命为太子掌兵校尉掌管东宫书记，后任中书侍郎、司徒右长史等职。33岁，梁武帝萧衍任命他为骠骑记室参军，主持文翰书记。永元三年（公元501年），萧衍进军建康，任昉为记室。在梁先后任黄门侍郎、吏部郎、御史中丞、秘书监等职。
以上所有职务，都是不同岗位不同级别的秘书官职。纵观任昉的仕途生涯，可谓是平步青云，如有神助。任昉之所以能够长期担任重要的秘书官，与他杰出的写作才能是分不开的。在古代有这样一个常用的成语——“沈诗任笔”，成语中“任” 就是指任昉，“笔” 指应用性文体，以公文为代表。大概意思是说，论诗歌等文学作品的创作，沈约成就第一；论公文等应用性文体的写作，则数任昉水平最高。任昉十六岁时就出任主簿，是因为“尤长载笔”；以后不断被提拔重用，也是因为他“文笔超群”。任昉的文章“起草即成，不加点窜”，是“准确性” 的典范；文辞情真意切、透障凌厉，有“遒文丽藻” 之誉，又可看作是“鲜明性” 的体现。也正是由于任昉公文写得规范而有文采，当时的王公表奏没有不请他写的，皇帝的许多诏敕也是出自任昉之手，连萧衍代齐建梁时的禅让文告都是出自任昉之笔。任昉作为优秀秘书的楷模，切实做到了公文写作的“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值得我们当代秘书学习、效仿。
随着网络日益普及，互联网在民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网络是展示政府形象的良好平台。借助网络，政府一方面可通过网上办事更加便民；另一方面，也可充分利用自己的平台发布信息。
（2） 当“书” 作为名词义出现时，是指具体记录和写作行为所形成的文本载体，即文件。《周易·系辞》 上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书契就是公文文本，就是政策文件，是保障机关运作、实施国事治理的重要载体和工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曹丕《典论·论文》 论断“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对秘书而言，一方面，要熟练掌握各种文本格式，包括《中国共产党公文处理条例》 和《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 所规定的18种法定公文，也包括领导讲话稿、总结、计划、方案、制度、致辞、会议主持词、贺信、书序等各种非定公文；另一方面，要掌握各种文本形式，还要善于利用信息技术发展给原有的信息传递和储存方式带来的文本革命，充分利用短信平台、MSN、QQ等多种方式迅速传递各种非正式文体，实现提高办公效率和绿色环保节能的双赢。最近，通过微博发布政令通知及加强与民众的互动交流成为一种热点现象，秘书工作者应引起注意。
（3） 当“书” 当做名词义时，也指书法。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传统文化及艺术。随着办公自动化的普及和书写工具的变更，大多数秘书工作者忽视了汉字书写的艺术性，对传统书法艺术越来越陌生。在现今秘书工作中，起草文稿、呈阅文件、会议记录、整理文档等都需大量文字书写。作为秘书，最起码的要求是把字写得规范、整洁、清楚。如果把字写得杂乱无章，随心所欲，无法辨认，甚至令人生厌，势必会降低秘书工作者的服务水平，有损领导乃至整个集体的形象；如果秘书写得一手“恰到好处，别有用处” 的好字，这对秘书工作来讲无疑是锦上添花。
【案例3】
曾担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舒同，被毛泽东主席赞扬为“红军书法家”、“马背书法家”、“党内一支笔”。著名政治活动家何香凝也说过：“国共有两支笔，国民党有于右任，共产党有舒同。我更喜欢舒同。” 舒同的书法飘洒圆秀，弯弓盘马，师古而不泥古，尊法而求新变，形成了“舒体”，也称“七分半书”，即楷、行、草、隶、篆各取一分，颜、柳各取一分。有书法家评价其字体风韵是“沉雄峭拔，恣肆中见逸气，忽似壮士如牛，筋骨涌现”。如今，舒体已被输入电脑被广泛使用，显出其独特的魅力。
阐述书法的历史作用和现实作用，并提出了书法的修炼之道，对于提高秘书的综合素质和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936年，红军到达陕北边区政府管辖的旬邑县时，为团结抗战，中共拟请当地一位前清翰林出任边区参议员。那位老夫子说：“我和没文化的人谈不来。” 因而拒绝参加。毛泽东知道后，就让舒同以中央名义给他写一封信，宣传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位前清遗老读了信后连声称服：“字美文雅，想不到共产党内也有人才啊！” 随即出山参政。一手好字，会出人意料地发挥出意想不到的绝佳效果。
作为汉族独创的表现艺术，汉字书法被誉为“无言的诗，无行的舞，无图的画，无声的乐”。它与中国古典文学、哲学、美学、史学互有交集，其审美意趣和诗词、绘画、音律、歌舞一脉相承。《兰亭序》 可见王右军之飘逸，《祭侄文稿》可睹颜鲁公之悲愤，自古至今的书法珍品，凭借着千姿百态的线条构建，共同聚集着对中国文化的陈述，对民族精神的彰显。因此，秘书工作者学习书法，不仅能提高书写技能，也能参透中国文化中富有生机的精华，即使是从某个汉字的书写中，也可以体味到民族文化的内涵，从而以“书” 养“文”，提高自身文化素养。
作为现代秘书工作者，在繁忙公务之余，远离喧嚣，运笔临帖，凝神静气，心无旁骛，力送毫端，对身心皆有益。书法的修炼之道也与秘书工作要领不谋而合：要做好二者都必须勤奋踏实、坚持不懈，杜绝心血来潮、半途而废；必须体验生活、开阔视野，杜绝狂妄自大、恃才傲物；必须鉴往创新、学思并重，杜绝墨守成规、不求甚解；必须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杜绝鼠目寸光、孤陋寡闻，最后达到以“书” 养“人”，提高秘书工作者的品格修养。
二、探“书” 之特性
“书” 作为“秘书” 的基本职能，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它在秘书工作里的地位都是无可替代的。相对于“管”、“谋”、“办” 等秘书其他职能，“书” 具有独有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严肃性。这种严肃性集中体现在“书” 的性质、形式和效用层面。从性质上来看，秘书工作的从属性和补偿性在“书” 上面表现得更加强烈和突出。无论是“书” 的记录还是“书” 的写作，都不是自主思考、独立创作，而是授命行为、规定动作，具有明确的规定性、较强的执行性和行政约束性，必须在现有的政策和领导的指示下、在要求的范围内进行。从形式上来看，“书” 的形式都是法定的，国家对法定公文具有明确的规则、标准和格式要求，即便是领导讲话稿等非法定公文，也必须符合领导的个人意图和风格。从效用上来讲，无论是命令、决定、意见、通知、会议纪要，还是领导讲话稿、工作计划、工作方案，这些文件都具有鲜明的政策性、权威性，需要严格遵守执行。
秘书工作者可以通过学习鉴赏较高级别发文机关的公文以提升写作的严肃性。现以一篇行文端庄规范的批复为例。
【案例4】
国务院关于同意将江苏省宜兴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批复
国函〔2011〕 9号
江苏省人民政府：
你省 《关于申报宜兴市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苏政发〔2009〕 72号） 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将江苏省宜兴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宜兴市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历史遗存丰富，陶瓷文化特色突出。
二、你省及宜兴市人民政府要根据本批复精神，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的要求，正确处理城市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明确保护的原则和重点，编制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划定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制定严格的保护措施。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指导下，编制好重要保护地段的详细规划。在规划和建设中，要注重体现陶瓷文化特色和地方传统风貌，不得进行任何与历史文化名城环境和风貌不相协调的建设活动。
三、你省和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要加强对宜兴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规划、保护工作的指导、监督和检查。
国务院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这是一篇典型的批准性批复。正文开头用一句话说明了请示的标题和发文字号以及首文情况。正文以下级的请示内容，即《关于申报宜兴市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 （苏政发〔2009〕 72号） 为前提，针对请示事项表明了是否同意或者是否可行的处理意见，并将具体的批复情况以分条列项的方式来表述。内容明确简洁，便于下级机关贯彻执行，具有权威性和执行性。态度鲜明肯定，并要求各方面共同努力。
二是固化性。俗话说，“口说无凭，立书为信”。“书”作为文本载体，看得见、摸得着、查得到、用得上就是其固有特征。固化性就是规范性的物质形态和依托，没有固化性，规范性也就失去了基础和效用。正因为如此，“秘书”本来就是指掌管图书的人，文书档案管理一直都是秘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书” 的传递途径和载体形式发生了变化，从甲骨、铜器、竹简、帛书、纸张发展到电子文档，对文本传递（譬如电子政务公开）、档案管理（譬如建立数据库） 等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常说厚积薄发，秘书工作也是同样 的 道 理，没 有“积”，何谈“发”？“厚” 是前提，“发”是有艺术的。我们倡导学习型干部，建设学习型政府，本意都是好的，关键是怎样去落实。秘书是领导的影子，是领导的参谋，没有深厚的学养、宽广的知识，又怎么能承担如此重任呢？
天有不测风云，世事变幻莫测。任何一个企事业单位或者组织机构都难免会遇到突发的法律纷争，说不准的无头官司会劈头盖脸地飞来。我国现行的司法理念是“谁主张，谁举证”，所以原被告双方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谁能完成举证责任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想要避免更多的麻烦和损失，想要胜券在握、占据优势，就需要秘书在日常千头万绪的工作中做好谨慎细致的文字记录，借助“书” 的固化性保留最原汁原味的证据。有了原始的凭证，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你没听清楚” 的纠纷。
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秘书机构也会定期进行人事调整。由于时间紧迫、工作冗杂、理解有限等原因，就会出现因为新老秘书工作交接不顺利，导致整个工作运作系统陷入困窘的状况。如果平时将一些日常工作的方法和步骤落实到书面，固定下来形成较为完整的业务流程和规整制度，不仅能使工作标准化，还可以节约时间，提高效率。
俗话也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秘书的工作内容繁复，而且多临时突发性事件，经常会一心多用，很容易出现顾此失彼、丢三落四的现象。如果秘书工作者养成了“书”的习惯，在纸上记录就比较容易直观地分辨出事情的轻重缓急，即可做到忙而不乱、有条不紊，使得工作程序化。
三是柔和性。“书” 具有规范性和固化性，所以它的形成是经过慎重考虑、长久酝酿和层层把关的。古人云：“事缓则圆，急难成效。” “书” 的这种特性往往能够收到奇效。
【案例5】
某建筑公司的老总听闻某省工程正在寻找合适的承包商，要求苛刻却也报酬不菲，几经周折终于成功中标。当工程临近尾声的时候，对方临时修改了诸多环节设计并缩短了工期，使得该建筑公司面临着极其困窘的境地。老总怒火中烧，一气之下要求终止合约，并要求秘书立即致电对方。为了顾全大局，同时给老总以冷静缓和的时间，秘书决定拟一份电报呈批再发，以避免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就在起草的过程中，老总情绪平和、回归冷静，随之收回成命。“书” 的慎重规范，不仅留下缓冲余地，而且经过反复思索，得出的处理方案更加客观、深刻、到位。
此外，“书” 是人们进行心灵沟通、思想交流、情感联系的重要媒介之一。领导陷于某种错误或者不方便面对面交流时，秘书留下的便条或者信函，既能避免面对面直抒胸臆造成的难堪，又可以拉近与领导心灵沟通的距离，为对方在冷静宽松的条件下进行反思、决策营造良好的环境，往往可以在紧要关头化解危机，收到独到微妙的效果。
三、用“书” 之艺术
“书” 具有特定的内涵、特殊的作用，人 称 “刀 笔吏” 的一流秘书，是 用“书” 的个中高手，往往拥有博大精深的学识、精妙独到的思想和犀利无比的文风。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炉火纯青的用“书” 艺术，自然来自于勤学苦练、慎思笃行，用“书” 的艺术至少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博览群书，筑牢学识基础。秘书又名“刀笔吏”，其对于事情分析理解的过人之处表现为他犀利的文笔之功。炉火纯青的功夫需要平时多加柴、多看火，临时抱佛脚是行不通的。从事具体行业工作的秘书，需要两方面的知识储备。一方面是专业知识，无论是企业秘书还是党政秘书，对于其所在的行业有着扎实的专业知识背景和积累，对于行业发展的历程、现状和趋势都有着清晰的认识，对于行业的整体概况和关键领域有过认真的钻研，这样整理和起草文稿才会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另一方面是通用知识，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看不同的书能给人带来不同的东西，多方涉猎，才能让人博学多闻。” 通用知识储备因人而异，但必要的通用知识是必需的。就党政工作秘书而言，要成为优秀的秘书，就必须要学习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文学，起码得有以上五个领域的经典著作来垫底。秘书工作者要把握细节，从点滴做起，日积月累，集腋成裘。
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立，改革开放的深入，必然要求秘书扩大自身的知识面。秘书知识面的拓宽，有利于发挥其参谋作用，为领导决策的科学化提供服务。
二是知行合一，注重实践出真知。歌德说过，“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秘书工作者不是专家、学者，不是着眼于理论知识的精深研究，而是立足于解决实践问题，专注于将知识应用于实践，同时从实践中提升自身知识能力。老一辈革命家陈云有句座右铭：“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俗话说，“实践出真知”，这种真知不是知识，而是见识。见识即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知识不等于有见识。这种见识可以从书本中得到启发，但最终得通过实践来把握。知识储备能够帮助秘书工作者更好、更快地在实践当中找到见识，但如果只从书本出发去寻找见识，那就是缘木求鱼、水中捞月。我国秘书学体系的构建尚处在起步阶段，作为一名秘书工作者，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随时记录自己在实际工作中的心得体会和经验教训、增长见识以外，我们同样有责任为本学科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作出贡献。
三是尽信书不如无书，要有“悟” 的本领。秘书工作者要读得有字之书，也要读得无字之书。这种“悟”，有三种方式：一是举一反三。《论语》 有云：“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一张桌子四个角，看见了一个角，通过联想、类比等方法得出其他三个角的样子，这就是“悟”。譬如秘书要跟踪领会领导的意图和思路，随时留意记录领导的活动、想法和话语。领导随时随地说出一句不太成熟的想法，有可能就是其最关注、最感兴趣的问题，有可能成为一个闪光点。紧跟领导左右的秘书工作者要注意及时记录，善于归纳总结和思索引申。二是见微知著。古人云：“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 从个别的事物总结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从细微的迹象推测出整个形势的发展，这是“悟” 的另一方面。三是鉴古知今。追本溯源，与古为新，通过分析事物的历史过程推断出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寻找来龙去脉和发展规律，以更好地指导解决现实问题。
综上所述，秘书中的“书” 可谓一字千钧，分量很重。“书”、“谋”、“管”、“办” 是新时代秘书工作的四大基本职能，其中，“书” 是“谋” 的指向、“管” 的工具、“办” 的载体，并作为一种媒介始终贯穿于“谋”、“管”、“办” 的过程当中。要做好秘书工作，首先就得念好“书”字诀，把握“书” 的内涵，探究“书” 的特性，用好“书”的艺术。
[1] 参考胡乔木.胡乔木同志谈怎样写好文件 ［J］.秘书工作，2005 （7）：19～23.
[2] 参考杨树森.文笔之分的见证人——任昉 ［J］.秘书工作，2007 （7）：5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