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身外更有文业伟

毋庸讳言，当今之世，功利至上，人心浮躁，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我们感到，诗情画意在越来越世俗化乃至粗俗化的潮流中渐行渐远，“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的学术文化氛围再复难寻。试问有多少人真正能静下心来钻研学问？在这背景中，读书人有着各种各样的尴尬与无奈。曾经那种为学术而学术，以学术为生命的荣光已多半碎为一地。然而，当一位退休多年的老教授将自己多年来的研究成果集为一册出版成书摆在我面前时，我不禁为之一震，为之肃然起敬！他就是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退休老教师丁身伟教授。丁老师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退休了，可是他凭着对学术的热爱和执着追求，近二十年来笔耕不辍进取不止，心无旁骛地进行学术研究，这部文集就是其辛勤耕耘的成果。

老实说，和那些所谓大部头著作相比，这本册子的分量似乎显得不够重。但或正是唯其小，故精美之处如片锦碎玉充盈全书，其中尤为可贵的是对中国古代文字的考释、发掘与阐述。而这些正如学界的共识，是最能显示也最需要作者的学养与功力的。因此一位学者若能成功辨认、解读或解释一个或几个古文字，就足以奠定其学术地位。丁身伟教授在此方面的研究颇富有价值。比如他不仅成功地解读了甲骨文中“燮”字为冶铁后无意发现烧烤动物为祭品之意（见《与时俱进的古文字——“燮”字考释》），而且还通过考证否定了此前学术界认为的甲骨文中“鳏”是流泪的解释（见《“鳏”字的真正意蕴》），“朕”为掌舵人、艄公的意思，后才成为高位帝王的专称等；再如对商卜文中的“瓜”指怀孕，并从拟似、叶子、工具等加以论证其可以和“以”借用通假（见《商卜文中“以”字及其应用》），“癸”是商代以前测量土地简单朴素的水平仪器（见《商卜中“癸”是水平器》），“乙”为商代农用小木刀（见《商卜文中“乙”字考释》），“不”字在“贞戌不其乎”等商卜文中为家种的一年生植物禾麦的总名（见《商卜文“不”字辨释》），“薛”为商卜的一个图腾符号，是父权确立而女性受奴役的象征（见《“薛”字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等，无一不是材料翔实、考释精准、令人信服。

另外，丁教授还致力于对《诗经》作品及其文化的考释。而《诗经》之于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意义，正如刘毓庆先生所言：“作为‘经’，我们要看到社会与历史赋予她的‘深厚’与‘博大’，以及其在铸造民族礼乐文化精神中的煌煌功绩；作为‘诗’，则要看到她的‘鲜活’与‘灵动’，感受先民心灵深处的声音。”而丁教授正是从文化和文学两个方面切入对《诗经》进行研究的。其中尤其是对《诗经》十五国风中鄘风的研究用力最深。在文章中，他钩玄索隐、旁征博引，运用大量翔实可靠的材料，切入具体的历史背景与语境，不仅就令学界头疼的鄘国的地域问题、鄘国在春秋时期及整个战国时代在各国中的地位与各国关系、其灭亡与后人遗存问题以及鄘国的文化特点等作了深入而令人信服的探讨，而且很好地解读了《鹑之奔奔》、《君子偕老》、《定之方中》、《相鼠》、《桑中》、《墙有茨》等篇，许多见解确为发人之所未发。比如《鹑之奔奔》篇，他一反朱熹认为的此诗是写鹌鹑“奔奔彊彊，居有常匹，飞则相随之貌”，而是写作为少数民族、工艺之族的鄘国庶民在敌人如楚国等的侵略攻打下奔跑逃命之诗；还有《墙有茨》篇，他通过精谨的考释，认为此诗强调的就是“床笫之言不可逾越”的观点，是不外传、不外泄、有益于世的良言等（见《商周时期的民歌精品——鄘诗探源（下）》），而这些结论的得出是只有功力深厚、学识渊博、眼界开阔、思想敏锐者才能办到。

更值得一说的是，这些研究《诗经》的学术成果还是在丁老师荣退十多年后取得的。因此，退一万步说，即使丁老师并没有建构巍峨的学术大厦，其学术成果亦无特别辉煌之处，但他那种以学术为生命的治学精神和严谨治学的人生态度，足以成为学者的楷模，也足以让那些虽身在学界而庸庸碌碌者汗颜。颜之推云：“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颜氏家训·卷第三勉学》）古之学者到底如何为学治学，我不得而知，但从此言观之，丁教授之于学术应当大有古之学者之风，这或许也就是《周易·乾》中所云的“进德修业”的君子吧。

丁教授如今已过古稀，杖朝之年而宝刀未老。曹孟德诗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不正是丁老师的学人写照吗？因感佩之至，故惭为之序。

衷心祝愿丁老师生命与学术之树常青！

赵松元

（韩山师范学院教授、中文系主任）

甲午己巳丙戌于韩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