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近代文学研究趋向的多元化与文献资料的不断丰富和完善，近代社会政治文化变迁背景下的女性文学研究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之一。1840—1919年是中国文学由古典到现代的转换过程，这一过程所呈现出来的近代文学特质，如文人身份认同与知识结构的更替、文体形式繁荣的多样化与丰富性、文学文本中现代性因素的鲜明呈现，以及文学生产与传播方式的变迁等，同样涵纳于近代女性文学研究之中。因此，就普遍性与特殊性而言，近代女性文学研究既是近代文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亦是近代文学研究深入开展的特殊切入点。

花宏艳的这本专著就是以性别视角研究近代文学新旧嬗变的有益尝试。该书的研究对象——“近代女诗人”，主要指创作活跃期处于1880—1919年，即“前现代”时期的女性作家。这是一批根植于古典闺秀传统，又经历了近代社会新旧变迁，而始终坚持旧体诗词创作的女性作家。她们是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从古典向现代转变的标志，她们以旧体诗词为主的文学书写先于“五四”女作家而经历了中国文学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同时她们所根植的传统文化又深刻地影响、制约着她们，使其不得不在女性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转变的道路上止步于“五四”前夜。

上世纪之交，女性文学经历了一个多样化的繁荣时期。各类文体，包括旧体诗词、文言小说、政论散文、翻译小说、传奇杂剧、宝卷弹词等创作中，都有女性作家的身影。本书以近代女性文学的主流——女诗人及其旧体诗词创作为研究对象，以扎实的文献史料为基础，在整体视野中考察近代女性文学，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将近代女诗人及其文学创作置于世纪之交中国社会转型的宏阔背景下聚焦观照。本书始终围绕“近代化”这个核心，探讨近代女诗人区别于明清闺秀诗人和“五四”女作家的本质特征。围绕晚清社会女性历史处境的近代化、生命处境的近代化、文学书写的新变特征、诗词题材的近代变迁、文学审美风格的近代突破以及诗词传播的近代方式等问题，力求客观地勾画出这些女性较之明清闺秀诗人在生命处境、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交际网络、性别意识以及诗词创作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书中所作的这些分析，对于更深入地了解传统女性文学在近代化过程中的新变与困境，显然大有裨益。本书研究思路清晰，有高屋建瓴之势，表现出作者对学术问题的宏观把握能力，这是极可贵的。

第二，以近代文学的“过渡性”特质探讨晚清民初新旧文学的嬗变。受制于近现代文学分野的局限，过往研究者大多将20世纪女性文学的起点定位于冰心等“五四”女性作家，而对以吕碧城为代表的一大批近代女诗人鲜有关注。近年来，山东大学郭延礼教授提出20世纪初第一个二十年出现的女性小说家群、女性翻译文学家群、女性政论文学家群和南社女性作家群的概念，对这一研究误区有廓清源流的作用。

的确，传统闺秀文学的土壤是无法直接孕育出现代女性文学的。20世纪女性文学的话语权虽然属于冰心、庐隐、丁玲等“五四”女作家，但吕碧城等近代女诗人的文学史意义并不是附属于旧文学传统下一个灿烂的尾声。在女性文学从古典向现代的转换过程中，显然存在着一个身处多重合力作用下的近代女性作家群体，她们的存在虽然短暂，但不可或缺，呈现出20世纪女性文学现代性的发轫。近代女性作家深深根植于古典闺秀传统，却不断经受着西方思想与近代观念的冲击。因此，本书将研究视点聚焦于这一嬗变时期的女性作家群体及其文化诗学的研究，可进一步完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第三，新材料的挖掘、新的研究方法与视角的使用。在论及“五四”女作家与近代女诗人的关联时，在诸多层面，她们都不同程度地宣扬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在人际关系上都表现出现代性特征，都曾利用报刊媒体的平台进行文学传播等，提出不少新鲜看法，而且这些看法均来自翔实的史料，令人信服且富于启发性。这些都是对现有的近代女性文学研究范式、研究视角的有益补充。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不仅阐述了近代女诗人区别于明清闺秀诗人的现代性特征，指出了她们作为“五四”女性文学源头的诗学渊源，还分析了近代女诗人较之“五四”女作家的局限性所在。

正如作者在本书中所分析的，虽然近代女诗人早在20世纪初就已率先经历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体验，但现代白话诗、白话文的变革却无法在她们手里完成，其原因正在于她们所处的尴尬境地：她们出身于文化世家，闺秀传统为她们提供了认知世界与文学书写的方式；她们亲历新旧嬗变时代，知识结构与文化视野早已超越闺秀传统，因此她们不断为古典文学注入新思想、新境界。近代女诗人旁逸斜出的才华和自由创作的个性已经突破了古典文学的传统形式，没有她们的存在，传统闺阁文学不可能一跃而为“五四”女性的白话文学。

从总体上看，花宏艳的《近代女诗人研究》资料丰富、研读细致、学风严谨，在某些学术问题上富有理论性与思辨性。如最后一章，作者指出近代女诗人所遭遇的文化困境在于她们所处的新旧嬗变的文化环境：明清闺秀诗人是在儒家文化体系内进行传统身份的建构与认同的，而近代女诗人所处的历史环境与人生境遇使得她们不断受到来自社会主流声音的批判。近代女诗人被边缘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她们所处的文学土壤的流失。作者以晚清民初的报刊文学为载体，阐释了新文化运动之后，旧体诗词传播阵地日益缩小的文化背景，以及近代女诗人逐渐退出主流文坛的必然性。

本书的研究仅涉及近代女性文学研究中的女诗人及旧体诗词领域，思路和视域还有待进一步拓宽。例如，近代女性作家普遍从事诗词创作，目前这一群体的成员可考人数已达百人。但本书的架构只选取了单士厘、吕碧城、秋瑾、徐自华、徐蕴华、张默君等有限的研究个案，虽然她们在近代女诗人群体中较有代表性，但若要研究论点更具有科学实证性，则需要建立更广范围内的近代女诗人数据统计与分析。其次，以“近代化”、“过渡性”为基点所带来的判断标准使价值取向略显单一，难以量裁更复杂的研究对象和文学史现象。

显然，这部著作只是作者学术研究历程中的一个阶段性呈现，其包含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以及所体现出的作者的韧性与才性，使我们有理由期待，就这一课题继续拓展与深入琢求下去，必将展示出更新的学术风貌。

是为序。

魏中林

2014年5月于暨南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