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乔叟的历史时代和人文主义运动
（一）社会状况
在诗人乔叟生活的年代，英格兰一直陷于与法兰西和苏格兰的战争之中，其间只有断断续续的短暂的休战期。英格兰和苏格兰是多年的宿敌，英格兰和法兰西的战争是由于英王爱德华三世要求得到法兰西的王位而引发的。从1337年延续到1453年的“英法百年战争”（Hundred Years'War）中，两国为了王位和土地而残酷地厮杀，法兰西屡次面临灭顶之灾，而英格兰在这次世界上历时最长的战争中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也一直面临着被侵略的威胁。
除了战争，乔叟生活的时代里重要的事件之一是1348年至1349年第一次爆发的瘟疫黑死病（Black Death），英格兰人口大约减少了三分之一，瘟疫其后又出现过几次。黑死病之后出现了劳动力严重短缺的现象，使自由劳动力的价格大幅度上升，雇佣经济快速发展，这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村地区的进一步扩展。这严重冲击了自中世纪以来英格兰传统的封建经济，影响了束缚在土地上的非自由农（serf）的生活状况，从而导致1381年的农民起义。乔叟生活的年代，英国正处于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化的过渡阶段，因此，中世纪以来的贵族传统仍旧存在，而近代的资本主义文明也已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1]
在宗教方面，乔叟身处教会“大分裂”时期。1309年，罗马教廷迁往法国的阿维农，1377年才返回罗马，其后同时出现两三个教皇，直到1417年康斯坦茨会议才结束教廷分裂的局面。这次大分裂使教会的声誉一落千丈。在1453年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军队攻陷之前，由于教会势力的空缺和意大利政治上的四分五裂，文艺复兴在意大利得到了充分发展。人们对教会的态度冷漠，异教的观点随着这场复古运动而普遍复兴，然而教会对此却漠不关心。[2]与之相应，历任教皇对世俗名利的热衷远甚于发挥教会的精神引路人职能，到14世纪，罗马教廷已成为“一种新型独裁政府的样板”。[3]教会不能满足世俗民众灵性生活的需求，促使知识分子更多地从古代典籍中寻求思想的源泉，这些典籍不仅包含各类神学著作，也越来越多地涉及哲学、法学、医学等领域。教会对民众精神生活的影响力明显减弱，教会组织甚至被视为堕落的典范而为世人所诟病。
（二）欧洲人文主义运动
“人文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德语，出自1808年一位德国教育家之手，他根据拉丁文词根humanus杜撰了Humanismus，译成英语即human-ism。事实上，早在15世纪末，意大利的学生就用humanista称呼教他们古典语言和文学的教师，其英文即humanist，这些教师讲授的课程为Studia Humanitatis，译为英文是“the Humanities”（人文学），包括语法、修辞、历史、文学、道德哲学这一系列课程。在15世纪，学习这些课程需要阅读基督教历史前的古典时代的拉丁文作品，包括希腊著作的拉丁文译本和希腊原文，只不过后者占的比例较小。因此，从字面上来看，humanism指的是古代经典的复活或再生，Renaissance（文艺复兴）因此得名，[4]而文艺复兴时期的“humanitatis”，则是人性修养的意思，[5]目的是重拾古典时期的优雅与自然和谐的状态。
作为古典世界的继承者，中世纪在它的基督教神学的旗帜下包容了历经战火而所剩无多的古典文化，“中世纪的教会不得不与希腊哲学妥协”，[6]并有过两次学习古典文化的热潮：8世纪中期至9世纪初期的加洛林文艺复兴和12世纪的文艺复兴。具体来说，“加洛林文艺复兴的主要内容是恢复学习拉丁文，通过建立宫廷学校和修道院学校使古典拉丁文化在西欧得到了最基本的保存，若没有对拉丁文学习的恢复，古典文化的延续就失去了最根本的基础；12世纪文艺复兴使古典文化回归，在对古典文化的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建立了中世纪的大学，为学术和知识提供了栖身和衍生之地”，[7]在此基础上，14世纪开始的第三次复兴运动才有了对古典文化的成功运用和创新。
对古代世界的接受方式，14世纪与中世纪相比有着关键性的不同。“中世纪能够从古代经典中取其所需，正是因为他们与古代世界之间没有分隔感……只有到了彼特拉克和十四、十五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古人的世界才开始被看作是一种凭其自身价值而单独存在的文明，不再是一个任人劫掠的货栈。”[8]文艺复兴时期第一次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个世界进行整体观照，并认为它比现有的世界优越得多，使人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在此基础上，才有了人文主义者们不同于前代的新的世界观，即强调现世生活和人的价值，而不是来世的天堂和地狱，以及作为拯救和惩罚对象的人。
在这个意义上，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Humanist）是指一批生活在14到16世纪的欧洲知识分子，他们比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对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知识有着更客观全面的理解。他们一方面希望借助于这些古典知识理解《圣经》原义（直接阅读拉丁文、古希腊文甚至古希伯来文版的《圣经》）和古代教父的著作，包括认识《圣经》产生之时的古典知识背景；[9]另一方面也热衷于通过这些古典知识认识现实世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重视发挥人的各种潜能。在经济领域中，商业的日渐活跃使这些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摆脱过去教会神学中对现世的贬抑态度，并在对现世的价值的高扬中逐步建立起新的话语体系，罗马教会不再是唯一的权威。当时的知识分子包容性很强，尊重多种权威，这从但丁的著作中可见其端倪，像彼特拉克这样在讴歌古典知识的同时批判中世纪为“黑暗时代”（Dark Ages）的人文主义者并不太多。
因此，可以认为，14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运动是对古典文化遗产和中世纪基督教传统的结合和发展，在15世纪中后期这一运动达到较为完整的扩展和提升之前，意大利在文化上对欧洲其他国家并没有形成真正有力的冲击。英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一直到15世纪末以前，尽管已有一些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来英国为权贵当秘书或教师，国内也有一些人文主义运动先驱者，图书馆也增添了人文主义著作的手稿，学校也增加了一些希腊语课程，[10]但英国并没有出现真正崭新的思想或文风。人们调侃道：“如果乔叟的幽灵回到15世纪晚期的英国环境中来的话，虽然已经过去了100年，他必然会感到完全舒适自如的。”[11]但这并不意味着意大利早期的文艺复兴运动、乔叟的思想和创作还不能归入人文主义的范畴。本书认为，乔叟的思想是与欧洲大陆，尤其是当时的意大利的文化运动基本上同步的。
二、乔叟的经历、创作、思想
（一）经历和创作
杰弗里·乔叟出生于伦敦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个有地位的酒商。乔叟早年可能就读于伦敦的圣保罗拉丁学校，其后可能在伦敦法律协会（Inns of Court）学习法律。1357年，乔叟进入宫廷，在英王爱德华三世的儿媳阿尔斯特伯爵夫人身边任职，他在那里学会了法国式的宫廷礼仪和使用武器。1359年，他随爱德华三世出征法国时被俘，由国王出十六镑把他赎回。回国后，大约于1366年娶了一位爵士的女儿菲莉帕为妻，菲莉帕的妹妹凯瑟琳是爱德华三世的第四子兰开斯特公爵（1340—1399）的情妇，凯瑟琳后来成为公爵的第三任妻子。可能是因为长期为王室服务、个人诗才以及这种连襟关系，乔叟一直受到这位公爵的庇护。1367年，乔叟成为爱德华三世的侍从骑士（esquire）。从1374年开始，乔叟先后被任命为伦敦港口羊毛、皮革的收税官（1374—1386），其后在国王理查二世治下任王室修建大臣（1389—1391），主管维修公共建筑、园林和一些皇室产业。乔叟还担任过肯特郡的治安法官（1385—1389），并当选为该镇的国会代表（1386）。1366至1378年之间，乔叟经常前往法国（1368，1370，1376—1377）、西班牙（1366）等国执行外交任务，其间曾两度访问意大利（1372—1373，1378），发现但丁、薄伽丘和彼特拉克的作品，这对他的文学创作起了重要的作用。1399年，乔叟搬迁至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区，次年10月25日逝世，葬于属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圣本笃教堂。这处不太起眼的墓地专用于安葬为官方服务过的教士，可见乔叟生前并不以“诗人”安身立命，在世人眼里，他主要是一名兢兢业业的王室官员。1556年，诗人的遗骨迁至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墓地，这块墓地后来成为著名的“诗人之角”（Poets'Corner）。[12]
在乔叟一生的创作活动中，《坎特伯雷故事》是他耗时最长的作品，可以视为他后期的集大成之作，中期的《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在历代研究者眼中位列其后，他的其他作品相应地归入前期的范围，以下简要地介绍：
《公爵夫人之书》（The Book of the Duchess）大约创作于1369年，是为乔叟的庇护人、兰开斯特公爵约翰的妻子患黑死病去世这一事件而作，叙述者声称他在梦中遇见一位忧郁的黑衣骑士，骑士描述了他的美丽高贵的意中人，以及和她相爱的经历，但她已经去世，骑士只剩下悲伤。
《声誉之宫》（The House of Fame）创作于1374年至1378年之间，全诗分三卷，没有写完。叙述者某日梦中来到维纳斯神庙，目睹了罗马英雄埃涅阿斯和迦太基岛女王狄多的爱情悲剧。其后，叙述者被一只金色的老鹰带去“声誉之宫”，见到声誉女神裁决声誉的过程，然后又到“消息之屋”，见识各种消息和谣言制造、传播的过程。
《百鸟议会》（The Parliament of Fowls）大致创作于1380年。诗中叙述者说他读了一本古书，晚上梦见书中的古罗马名将亚佛里坎努斯带他来到一处“爱的园地”，他分别拜访了丘比特的花园和维纳斯的神庙。最后返回园中，看到自然女神正在主持一年一度的圣瓦伦丁节（情人节），各种鸟类云集在此寻找配偶。有三只雄鹰同时追求一只高贵的雌鹰，相持不下，众鸟派代表就此辩论，仍旧没有结果，最后自然女神命雌鹰自己作出选择，雌鹰请求推迟一年再决定。女神恩准，其他鸟类各选配偶而去。
《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Troilus and Criseyde）创作于1381年至1386年之间，此时乔叟正处于自己职业生涯和诗人声誉的顶峰。[13]这首诗是除了《坎特伯雷故事》之外乔叟写得最长，也是最重要的作品，共8 239行，是在改写和加工他的前辈薄伽丘的爱情故事诗《菲洛斯特拉托》（Filostrato）[14]的基础上完成的。全诗写的是特洛伊战争中特洛伊王子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的爱情悲剧。克丽西德是叛逃去希腊人阵营的祭司卡尔卡斯的女儿，特洛勒斯爱上她后，在他的密友、克丽西德的舅舅潘达罗斯的帮助下，爱情如愿以偿。后来两军交换战俘，克丽西德被用于交换特洛伊的战士而遣往希腊军营，后来被希腊将领戴奥米得追求，最后放弃了和特洛勒斯的爱情。特洛勒斯后来死在战场上，在灵魂升天后回首人间，觉得过去的一切实在是微不足道。
《贞女传奇》（The Legend of Good Women）大约于1386年开始动笔，诗中叙述者在阳光明媚的五月，在草地上沉睡入梦，梦见爱神和阿尔刻提斯王后以及十九位贵妇。爱神责备他写的《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批评妇女不忠，阿尔刻提斯王后替叙述者求情，命令他改写善良钟情的女子的故事。叙述者醒来后开始写作，计划要写十九篇故事，最后完成十篇。这些故事基本上都来自于古代的题材，情节也差不多，大部分讲的是痴情女子受到男子欺骗，最后酿成悲剧的故事。
《坎特伯雷故事》（The Canterbury Tales）主要以十音节双韵诗体写成，大约1386年开始创作，虽然没有最后完成，但却是乔叟最成熟的作品。诗中描写一群朝圣者来到伦敦泰晤士河南岸一家小旅店，准备去朝拜1170年被刺身亡的圣徒坎特伯雷主教托马斯·阿·贝克特的圣祠。旅店主人哈里建议朝圣者们在赴坎特伯雷城的来回路上各讲两个故事以供消遣，大家请故事讲得最好的人吃一餐好饭，其他人赞同。朝圣客中包括叙述者在内一共有31人，但最终只写了23个故事，其中两个没有讲完。这些朝圣者来自英国社会的不同阶层，有僧侣、市民、农民、医生、船员等，他们个性各异，乔叟在长达858行的“总引”中进行了生动细致的刻画。故事的内容丰富多彩，有骑士传奇、圣徒传记、民间传说、动物寓言等，其中爱情婚姻问题谈得很多，如关于夫妻间最理想的关系，巴斯妇人、学者、自由农等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的主张。此外，诗中对教会人士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除此之外，大约在14世纪70年代初乔叟把法国的爱情寓意诗《玫瑰传奇》（Le Roman de la Rose）译为诗体英文，约在1382年将6世纪罗马学者波依修斯（Boethius）的拉丁文著作《哲学的慰藉》（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ae）泽为散文体英文。此外，乔叟还创作了二十首短诗。
（二）思想倾向
12世纪文艺复兴开始的对古典文化的回归，催生了13世纪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经院哲学，民族主义、异端思想也得到发展，并于14世纪到达高潮，以复古主义面貌出现的文艺复兴从意大利正式兴起。作为一个积极投身于现实生活的王室官员和文学家，乔叟的诗歌深深地打下了这种复古思潮的烙印，因此，他的作品和古典的思想关系非常紧密。这一点，他在《贞女传奇》中借叙述者之口说：
Than mote we to bokes that we fynde,
Thurgh whiche that olde thinges ben in mynde,
And to the doctrine of these olde wyse,
Yeve credence,in every skylful wise,
That tellen of these olde appreved stories,
Of holynesse,of regnes,of victories,
Of love,of hate,of other sondry thynges,
Of whiche I may not maken rehersynges.
And yf that olde bokes were aweye,
Yloren were of remembraunce the keye.
Wel ought us thanne honouren and beleve
These bokes,there we han noon other preve.
因此，我们不得不依靠得到的书本，
过去的事情只有通过它们才得以保存，
我们通过它们去了解古时的方法学说，
无论从哪一方面都去相信它们，
因为它们讲述了那些古老的已证实的故事，
关于神灵、王权、胜利，
关于爱、恨和其他事情，
还有那些我无法复述的。
如果这些书本都消失了，
就是丢失了记忆的钥匙。
因此，我们应当尊敬和信任
这些书本，因为我们没有其他（认识古代的）证据。[15]
正如文艺复兴运动不是简单地回到古代一样，乔叟对古典作品的提倡也不是对这些作品中的思想的简单忠实地重复，而是从最初的恭敬转向越来越多地挑战它们的权威地位，“乔叟挑战已经确立了的权威著作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是用新的方法或者从不同的角度重述源自于维吉尔或者奥维德的故事”。[16]这是站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有效地吸收、借鉴古典思想，逐步把它们融汇在自己的思想和创作中的方法，乔叟在作品中也讲过自己的心得：
For out of olde feldes,as men seyth,
Cometh al this newe coin from yer to yere,
And out of olde bokes,in good feyth,
Cometh al this newe science that men lere.
正如人们常说，从老的田地里，
年年长出新的谷子，
而人们从旧的书本中，
一定能学到新的知识。[17]
乔叟是一位非常复杂的诗人：从他的个人经历来看，他出身平民，但大半辈子都在贵族的圈子里生活，而且他还是一名基督教徒；在职业上，他既是一名政治家，参加国家之间的战争、外交谈判活动，又是与中产阶级商人打交道的政府收税官，在任治安法官期间与下层民众有大量接触，这使他成为一位视野开阔的宫廷诗人；他的思想直接受到英国宫廷中浓厚的法国文化的影响，在受命去欧洲大陆行使外交使命时又直接与当时新兴的文艺复兴运动接触，尤其是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运动对他的影响深远。他勤奋学习古典知识，积极学习和吸收欧洲当时最好的文学、艺术成果，同时，英国本土的语言、文化在他心中根深蒂固，他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在英语语言和文学方面产生巨大影响力的作家。[18]所有这些因素聚集在他一人身上不但没有形成矛盾冲突，而且还非常奇妙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不能不令人想起文艺复兴时期涌现出来的一批多才多艺的精英人物如达·芬奇等，这些被恩格斯等称为“巨人”的历史人物，和乔叟的经历、思想是类似的。这是一个时代的特色。
三、乔叟作品的接受和研究综述
作为有“英语文学之父”美誉的乔叟，他的文学活动在生前已比较受关注，其诗作在欧洲有长远的研究传统。历史上乔叟声誉最高的三个世纪是15世纪、16世纪和19世纪。在乔叟刚去世不久的15世纪，人们称他为英语文学的“父亲”（father），约翰·利德盖特（John Lydgate）称赞他是“英语的北极星”，这主要是指他对提升英语文学语言水平上作出的杰出贡献。随着语言的日新月异，16世纪的英语与乔叟的14世纪英语已经有了一定的差距，文艺复兴运动高涨时期的人们把乔叟视为一名知识分子，甚至肯定地认为他受过大学教育，称乔叟是“一位学者、哲学家和超自然科学家”[19]。英国的宗教改革者们视他为最早的抗议宗（Protestant）同情者。唯一的争执在于有人认为他的文学语言过于粗野，他不再是14世纪唯一的天才，人们把他与他的同代人约翰·高文相提并论。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前半期，人们依旧视他为精通炼金术的大师，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此后一个多世纪他的声誉回落，直到19世纪，他成为“英语文学的父亲、新鲜的充满活力的年轻的英格兰的伟大诗人、一位其价值观和精神充满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智慧的时代的诗人”，[20]人们关注的是他本人及他所处时代的特色。19世纪末，当大众对乔叟的关注度减弱时，乔叟及其作品的研究才正式进入学术领域，学者们开始系统地研究他的作品和文本，寻找真正权威的版本。1894年到1897年，W.W.斯基特（Walter Wil-liam Skeat，1835—1912）校订的六卷本出版，为人们提供了一套比较可靠的乔叟作品集（这一套书最终成为七卷本）。有了这些文本上的准备工作，20世纪对乔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的作品本身，其中心理分析批评和新批评影响很大。但20世纪的最后30年中，批评家们又开始不愿意把乔叟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把他重塑为发掘他那个世界中社会忧虑的一个渠道，借此展现那个不稳定社会中宫廷里的阴谋斗争，他仍旧是一位为骑士制度、爱情、责任的法规而激动的作家。20世纪为研究者提供的最有价值的工具书是《乔叟生活记录》（Chaucer Life-records）、《乔叟批评和引用五百年，1357—1900》（Five Hundred Years of Chaucer Criticism and Allusion，1357—1900）和《乔叟：批评的遗产》（Chaucer：The Critical Heritage，1385—1837），[21]它们为客观地研究乔叟和乔叟的接受史提供了准确翔实的保障。[22]
从研究的数量来看，在大英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中，[23]以“Chaucer，Geoffrey”检索出的条目有1663项，其中1507项是书籍类资源。研究论文中，在西文过刊数据库JSTOR（Journal Storage）用“Geoffrey Chaucer”作基本检索，在“Language&Literature Collection”（语言文学与文学作品）主题中检索出3 837项。这个数据库内收录的过期学术期刊虽然有些可回溯至1665年，但这个主题栏下只有79种期刊，所录论文数量有限。此外，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1967年创办的季刊《乔叟评论》（The Chaucer Review）作为研究乔叟的专刊，至今仍在发行中。
在中国期刊网，自1957年到2013年年末，研究乔叟的论文一共有120余篇。国内研究乔叟创作的专著有五部，分别是鲍屡平先生的《乔叟诗篇研究》、[24]刘乃银的《巴赫金的理论与〈坎特伯雷故事集〉》、[25]袁宪军的《乔叟的〈特罗勒斯〉新论》、[26]丁建宁的《超越的可能：作为知识分子的乔叟》、[27]刘进的《乔叟梦幻诗研究：权威与经验之对话》。[28]肖明翰的《英语文学之父：杰弗里·乔叟》，是一部半传记半研究性质的著作。[29]其中刘乃银、袁宪军和丁建宁的专著均用英文撰写。
具体来说，鲍屡平的《乔叟诗篇研究》是作者八篇论文的结集，除了“谈乔叟的创作”一篇是总述外，其他都是对《坎特伯雷故事》中七个故事的论析或评释，基本上属于诗歌赏析之作。刘乃银的《巴赫金的理论与〈坎特伯雷故事集〉》用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小说理论研究《坎特伯雷故事》中的对话、狂欢、“杂语性”等，是从一个具体的现代理论视角进行的作品研究。袁宪军的《乔叟的〈特洛勒斯〉新论》论证《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中关于神圣之爱与世俗之爱的关系，西方历来强调这两种爱之间的对立冲突，袁宪军的著作认为世俗爱是达到神圣爱的必要途径，两者是统一的。丁建宁的《超越的可能：作为知识分子的乔叟》结合现代理论视角和对经典文本的细读，从社会批评、启蒙和智慧这三个知识分子特质的角度审视乔叟的文学创作与社会参与之间的互动关系，剖析作为一名有典型意义的知识分子的乔叟的多重内涵。肖明翰的《英语文学之父：杰弗里·乔叟》对乔叟的生平、时代、社会等有丰富的介绍，著者在文史结合的背景下分析了乔叟的整个创作之路和文学价值。
刘进的《乔叟梦幻诗研究：权威与经验之对话》集中关注之前国内学者没有予以重视的乔叟早期诗歌。该书以“权威”、“经验”这两个欧洲中世纪的重要命题切人乔叟早期的四首梦幻诗：《公爵夫人之书》、《声誉之宫》、《百鸟议会》和《〈贞女传奇〉引子》，详尽地阐释了乔叟梦幻诗与欧洲中世纪梦幻文学传统、宫廷文化、书籍、诗歌艺术的关系，这本专著中关于乔叟诗歌与中世纪文学中的梦幻框架、修辞学传统之间的传承与流变的论述十分精彩。
关于乔叟作品的出版，我国发行的最早的译本是方重先生（1902—1991）的《屈罗勒斯与克丽西德》[30]和《康特波雷故事》[31]。新中国建立后，方重先生的译作于1955年（再版）、1959年（新版）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更名为《特洛勒斯和克丽西德》与《坎特伯雷故事》。196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乔叟文集》（方重译），分上下两册，共787页，乔叟的作品（除了乔叟翻译的法国传奇《玫瑰传奇》和罗马波依修斯的著作等译作之外）至此在大陆地区基本上都有中文译本。其后截至2004年，乔叟的作品在国内多家出版社均有出版，除了方重先生的译本外，译者还有黄杲炘（原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吴芬、赵卫华、沈晓丹、张爱玲等，各种英文、中文简写，中英文对照本也多次发行。在台湾方面，1979年，志文出版社的《坎特伯利故事集》是最早的泽本，泽者为王骥，方重和黄果炘的泽本也被台湾的出版商采用，1995年还出版了一个简写本，它的编写者是丁铛。[32]
总体来看，相比于乔叟在英语文学中的杰出地位和在欧美国家丰厚的研究积淀，我国研究乔叟的论文、论著，以及对乔叟作品的翻译和出版，都相当冷清，大部分研究成果都出现于近十年。这一方面说明乔叟研究渐受关注，值得庆贺；另一方面也说明当下的乔叟研究基本上还停留于起步阶段，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挖。此外，当下国内的乔叟研究主要集中在《坎特伯雷故事》这一部作品上，诗人稍为次要的作品《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的研究明显就弱了很多，对乔叟更早一点作品的研究更是屈指可数，这种失衡状态也应当调整。
四、本书研究的主题
14世纪的英国处于本土传统文化、法国传统文化、来自意大利的新风尚，以及新旧历史思潮混杂的时期，乔叟的个人生活经历决定了他是一位深受时代思潮影响、眼界开阔的诗人，并且是英国第一个自觉用本民族语言进行创作的民族诗人。这是一位有研究价值的作家。
本书将研究乔叟早期的三部诗歌作品：《公爵夫人之书》、《声誉之宫》和《百鸟议会》。要想认识乔叟的创作和思想，从他早期的创作开始研究，是研究他的全部作品的多个入口之一。追溯乔叟早期的艺术、精神探索，有利于准确全面地把握他后期的成熟之作。
这三部作品涵盖了乔叟十余年的人生历程（约1369—约1380），是他由意气风发的王室家臣转向沉重思虑的海关税收官的阶段，是一个高举理想、怀疑迷惘、重立理想的过程。从他第一次提出他的理想的人生观开始，到后来再接触和学习新的知识，他都只是在补充和完善这一理想，并力求稳妥地把它安放在一个可靠的位置上，这种稳重、谨慎和执着的精神，应该是他最终在文学领域里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因此，本书着眼于乔叟在这三部作品中展示出的人生哲学。在乔叟的诗歌作品中包含有中世纪骑士观念、基督教传统神学、古希腊罗马哲学、乔叟所处的新旧交替时代的世俗价值观等多种人生观念，这些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和谐地共存于乔叟的作品中，共同构成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早期人文主义的人生哲学。本书将对乔叟早期的三部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寻找乔叟在创作探索过程中人生观变化的轨迹，揭示作品中包含的多种价值观念及其组合方式，认识诗人乔叟作为一名人文主义者对人生的思考和他的人生理想。
[1] Janette Dillon,Geoffrey Chaucer,Basingstoke:Macmillan,1993,pp.1-3.
[2] [美]威利斯顿·沃尔克著，孙善玲等译：《基督教会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58页。
[3] [英]丹尼斯·哈伊著，李玉成译：《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13页。
[4] [英]阿伦·布洛克著，董乐山译：《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6页。
[5] [英]阿伦·布洛克著，董乐山译：《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页。
[6] [英]阿伦·布洛克著，董乐山译：《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页。
[7] 王亚平：《论西欧中世纪的三次文艺复兴》，《东北师大学报》2001年第6期，第1～2页。
[8] [英]阿伦·布洛克著，董乐山译：《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页。
[9] 关于基督教人文主义，本书附录的《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有进一步的论述。
[10] [英]G.R.波特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一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页。
[11] [英]G.R.波特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泽：《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一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
[12] Derek Pearsall,The Life of Geoffrey Chaucer:A Critical Biography,Oxford:Black-well,1992,p.276.
[13] Derek Pearsall,The Life of Geoffrey Chaucer:A Critical Biography,Oxford:Blackwell,1992,p.168.
[14] 根据薄伽丘自己的解释，“Filostrato”意为“被爱情击倒的人”，所以中译者把书名意泽为“爱的摧残”。参见[意大利]乔万尼·薄伽丘著，肖聿译：《爱情十三问·爱的摧残》，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47页。
[15] The Legend of Good Woman：Prologe（Text F）17～28。本书凡引用原诗处，都只标出诗的行数，不另注明。此外，除了《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和《坎特伯雷故事》中的引文分别采用吴芬女士和黄呆炘先生的中文译本外，本书涉及的乔叟诗作的引文，是笔者从《乔叟全集》（F.N.Robinson ed.，The Works of Geoffrey Chaucer，2vol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中引用，参考这套全集后面附录的词汇表、《乔叟术语表》（Norman Davis et al.，A Chaucer Glossary，Oxford：Clarendon Press，1979.）和《杰弗里·乔叟：梦幻场景和其他诗歌：权威文本、背景和批评》（Kathryn L.Lynch ed.，Geoffrey Chaucer：Dream Visions and Other Poems：Authoritative Texts，Contexts，Criticism，New York：W.W.Norton&Co.，2007.）等资料，借鉴方重先生的散文体译文，由中古英语译为中文。讹误之处在所难免，请专家不吝赐教。
[16] Helen cooper,The Classical Background,Steve Ellisp ed.,Chaucer:An Oxford Guid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255.
[17] The Parliament of Fowls,22-25.
[18] 在乔叟的时代，英国语言在标准化和书面普及方面仍不成熟，如与乔叟同时代的作家高文（John Gower，1325—1408）同时使用法语、拉丁语、英语写诗。乔叟也精通三种语言，但他坚持只用英语创作，并且对于英语的词汇、文法、修辞等方面走向成熟，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参见[英]艾弗·埃文斯著，蔡文显译：《英国文学简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肖明翰：《乔叟对英国文学的贡献》，《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24期，第85～94页。沈弘：《乔叟何以被誉为“英语诗歌之父”？》，《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3期，第139～151页。
[19] Carolyn Collette,"Afterlife",Peter Brown ed.,A Companion to Chaucer,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2000,p.11.
[20] Carolyn Collette,"Afterlife",Peter Brown ed.,A Companion to Chaucer,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2000,p.14.
[21] Martin Crow&Clair Olson,Chaucer Life-records,Oxford:Clarendon Press,1966.Caroline Spurgeon,Five Hundred Years of Chaucer Criticism and Allusion,1357-1900,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5.Derek Brewer ed.,Chaucer:The Critical Heritage,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78.
[22] 上述欧洲乔叟研究综述参考Carolyn Collette，“Afterlife”，Peter Brown ed.，A Companion to Chaucer，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2000，pp.8-22.
[23] 网址：http：//portico.bl.uk/。
[24] 鲍屡平：《乔叟诗篇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5] 刘乃银：《巴赫金的理论与〈坎特伯雷故事集〉》（Reading the Canterbury Tales：A Bakhtinian Approach），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6] 袁宪军：《乔叟的〈特罗勒斯〉新论》（Paradox of Love in Chaucer's Troilus），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7] 丁建宁：《超越的可能：作为知识分子的乔叟》（Possibility of Transcending：Chaucer as an Intellectual），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8] 刘进：《乔叟梦幻诗研究：权威与经验之对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29] 肖明翰：《英语文学之父：杰弗里·乔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30] 收入马耳主编：《古今文艺名著译丛》，重庆：古今出版社1943年版。
[31] 出版信息是：上海：云海出版社1946年版。选泽原著中的6篇诗体故事（译文为散文体），包括：《巴斯妇的自述》、《林边老妪》、《童子的歌声》、《意大利故事》、《三个恶汉寻找死亡》、《腔得克立》。卷首有译者的代序《乔叟和他的康特波雷故事》。
[32] 关于国内对乔叟作品的译介与研究活动，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曹航先生有更详尽的综述，详见曹航：《乔叟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外语教学》2013年第3期，第89～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