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形象的认知度与中国符号的能见度
若从传播学过程观的角度看，中国形象的传播与接受，其实与很多因素有关联：中国文化的传播者或中国元素的携带者、中国元素的符号化（比如dragon），以及那些未必能、未必肯或未必会全面评价中国形象的西方人或其他区域的信息接收者们，也包括各种环境和条件等。
但是首先不妨简化一下，从“所见即所得”的计算机逻辑看，中国符号的能见度，可能决定海外对中国形象的全球认知和评价。
这就是当下中国游客在全世界既惹人爱又招人恨的原因。“人头攒动”在拉动外需的同时，也会降低当地人的幸福感和安全感。然后各种不检点行为被放大、被特写、被误读，最后可能被妖魔化。前进一步是天使，后退一步却有天壤之别。
所以中国形象的损毁，往往藏于中国人的举手投足间。从“发展中”变得“发达”的过程，更是一个淬炼的过程、内敛的过程、收放自如的过程。中国人到了英国，不由得惊叹于大英帝国子民的绅士风度。这难道不是神完气足之下优雅和从容的节奏么?
但是，神气不是瞬间可以造就的。正如西方大国的崛起经历一样，从落后到先进到高视阔步，中间经历过铁与火的洗礼，掺杂过彪悍和威猛，强盗和不义，罪恶和逆天。所谓文明，可以是巧取豪夺之后的约法三章，是拔剑张弩之后的青梅煮酒，是泯灭恩仇之后的相逢一笑; 可以是奢靡的铺陈，是门面的点缀，是大写的太平;或者是还拒的欲迎，是千里之外，是面善心冷; 或者是大棒威逼下的经济贸易，是阿富汗的无人机，是无本的橄榄枝……凡此种种，天差地远，不一而足。
地球，唯因自转而圆; 世界，唯因坡道而平。我们所见的背后，每每都有复杂的原因和路径，较量和挣扎，冲突和妥协，兴盛和衰颓。
因而，“所见即所得”，只能是第一步、一小步，还有更多的细致工作要做。国家的形象，与个体的形象一样，与万事万物一样，总是多侧面、多维度的。某些侧面，彼此相冲突; 某些侧面，彼此相遮蔽。草色遥看近却无，刘项原来不读书，自古知兵非好战，饮中八仙倒骑驴。非黑不是白，白马不是马。我的谦逊不是软弱的表示，你的诚意也有待于证明。真理的细节，览之不尽。
一叶障目，坐井观天，指鹿为马，看朱成碧，是中国形象调查研究方法论中应当规避的谬误。
是故，有必要讲究一点辩证法。
举个例子，说起中国形象的经典剖面，人们不难联想到鲁迅先生笔下的国民性问题。清末民初，鲁迅在日本所见的情景，在国内所见的情景，庶几反映了国人的某一个侧面，被侮辱的与被伤害的一面，哀其不幸与怒其不争的一面。这是不能忘却的沉痛的一面。同时，正如鲁迅所着力摹写的，中国人并不欠缺脊梁。中华民族之所以屹立不倒，所赖的正是脊梁。
疏不间亲，瑕不掩瑜。
当年西方的“黄祸论”，除了困顿与自虐外，殖民主义者的恶意也暴露无遗。今天少数西方人的“中国威胁论”，其“末世主义”的恐惧暴露无遗。一直以来，西方人只要中国人的无性格，不要中国人的有性格; 只要中国的苗，不要中国的草。所以，西方人关于中国形象的各种看法，只不过是一面面相当特别的镜子，肯定不能成为全部的参照系。天行健，中国人的自信，来自于自己的决心和意志，来自于自己的道路、制度和理论，来自于自己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所以需要专业的调查，需要科学的提炼，需要审慎的证明，需要一批有理想的项目志愿者，一起伴我们追美梦。
然后，坚持必须坚持的，舍得可以舍得的，抛弃应该抛弃的。
作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常务副院长，舆情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