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献综述与评价

（一）国内对波伏娃及张爱玲文学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

第一，国内对波伏娃的研究现状。

国内对波伏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她的代表著作 《第二性》。在20 世纪90年代以前，对波伏娃的 《第二性》 的研究很少，即使译成中文，问津者仍寥寥。因为它在大陆最初的书名是 《女人——第二性》。直到90 年代中期，大陆学者始用学术眼光审视 《第二性》，如李小江、李银河女士等。2008年是波伏娃诞生100周年，国内外掀起了重读波伏娃的热潮，国内学者对波伏娃有了深层的理解和阐释。值波伏娃百年诞辰之际，国内召开了两次大型的学术研讨会，分别为2008 年7 月14 日在昆明召开的由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云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主办的 “纪念西蒙娜·德·波伏娃诞生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以及2008 年11 月11—12 日，由南京大学、法国驻中国大使馆、上海译文出版社主办的 “波伏娃及其当代的意义” 国际学术研讨会[6]。两次会议重点讨论 《第二性》 及其哲学思想、当代意义、波伏娃—萨特模式等，还分析和解读了波伏娃的其他文学作品。从这两次研讨会来看，学者在阅读 《第二性》 的视角上已经从单一走向多元，有对其主题思想进行揭示的，有从文化交流的高度予以把握的，还有从叙事学的角度探究其暗含的性别意识的。中国学者对其研究逐渐走向多元化、深层化。国内学者对 《第二性》 的阐释主要分以下几点：

首先，重新解读《第二性》，探寻其当代意义。

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主任李小江认为波伏娃给了我们女性的定义，她在发表于《读书》杂志的《世纪末看“第二性”》[7]中写道：“在我，当时读这本书，要紧的不是它对女性的论述，而是作者在研究女人的女性立场和自我反观的态度。”[8]首先，李小江女士赞叹《第二性》给女性一个信念：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上，无论在哪片土地上生活，女人其实并不孤独。对女性的认识，可以从女人、从我们自己起步——在这方面，波伏娃的书和她的行为都已经走在前面，给了我们一个可以借鉴的榜样。[9]其次，李女士很赞叹波伏娃其人的机智、敏锐和博览群书。她认为波伏娃的《第二性》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波伏娃从生物学、精神分析学、男性立场等角度对妇女理论作出的批判性清理；但同时，李女士也用批判的眼光解构《第二性》，她并不认同波伏娃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生成的”的观点。李女士指出女人“走向女人”的起点，就是必须面对“天生是女人”的种种不便，生为女人就是要正视种种不可改变的、自然的和历史的命运。李女士不屑波伏娃在萨特的思想阴霾下寻找自己的栖身之地，并极力反对波伏娃对母性的否定。

其次，厘清波伏娃的女性主义派别归属。

中国著名性学研究专家李银河在《女性主义》一书中把波伏娃的女性意识归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她把波伏娃认定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第二波女性运动中的代表人物。她说：“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理性、公正、机会均等和选择的自由。……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启蒙理性，代表思想是提倡理性，向传统的权威提出质疑。”[10]李银河指出波伏娃之所以被归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是因为其十分看重公平和机会均等，而且反对关于女性的传统哲学思想，即女性与男性相比在理性上是低劣的。李银河赞同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关于女性的定义，即“男性将他自己定义为‘自我’（self），将女性定义为‘他者’（other）。女性不仅与男性不同，而且低于男性。虽然压迫是结构性的（如经济歧视），但反抗却是个人性的。女性无法逃避‘女性’以及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地位”。[11]同时李银河指出波伏娃把自己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归纳为“三步策略”：“第一步，女性只有到社会上去工作，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第二，成为知识分子；第三，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以便最终解决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人的冲突。”[12]这是社会正义的表现，这个社会正义就是“在一个公平的社会里，每一个成员都应该得到发挥自己潜力的机会，男女两性应当拥有同等的竞争机会”。[13]

再次，剖析波伏娃《第二性》的哲学意蕴及其本人的写作规则。

我国著名法语翻译家郑克鲁先生倾力翻译 《第二性》。郑克鲁在翻译《第二性》 的过程中，曾经翻阅过许多女权主义者的作品，他认为 《第二性》 的表达独树一帜。郑克鲁认为正是 《第二性》这本书使女人拥有了自己的理论。郑克鲁说，《第二性》引用的材料丰富翔实，论证相当严密。波伏娃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她的生物学知识达到了专业水平，她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著作相当熟悉。她深谙人类学家、精神分析学家、生理学家、性学家、经济学家、东方学家等的作品，尤其对历代妇女运动家、法国乃至欧洲的文学与历史、古希腊神话的旁征博引，如数家珍。在作品中，波伏娃引用了大量精神病科医生和精神分析学者著作中的实例，如斯特克尔的著作《性欲冷淡的女人》，埃纳尔、克拉夫特—埃宾、雅内的《困扰与精神衰弱症》，海伦·德奇的《妇女心理学》等，这些引文使这部著作既有学术性又生动活泼。郑克鲁指出，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敢于触及一些敏感的问题，一方面融合了以往在女性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更多地阐述了自己的独特见地。郑克鲁把波伏娃所指归为女性主义，她更加看重的是女人作为一个人而存在的权利。“我以为，波伏娃在历史上的真正地位也许不在小说等文学创作上，而是在思想史方面，《第二性》就是波伏娃的价值。”[14]郑克鲁这样说。徐真华对波伏娃的《第二性》持肯定态度，认为《第二性》是女性获得自由、解放的丰碑式文学工程。他说：“首先，男女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总是不真实的，大部分情况下男性不承认女性在家中的平等地位……显而易见的是，男性在与女性接触时不会应用他在与其他男性打交道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原则。似乎女性在社会中注定要扮演次等的角色……再者，男性在公众面前的态度与日常行为完全不一样，在这一差别中表现出的虚伪尤其令她们失望……这一辛辣的批判，唤醒了受压迫妇女的意识。她们的目标是通过道德、政治和法律上的胜利来获得个性的解放。虽然波伏娃论述的女性性问题和母性本能问题引起了与传统思想者的激烈论战，《第二性：女性》 仍然代表了妇女解放运动中的一个重要进程。”[15]徐真华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现代男性文学批评者对波伏娃女性意识的理解和认同，具有典型意义。

波伏娃在 《第二性》 中流露的存在主义女性意识影响深远。在这一领域，方珏在 《波伏娃存在主义的女性主义哲学思想渊源探析》[16]中从哲学角度对波伏娃的女性意识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波伏娃对女性问题的原创性研究，有充分的文本根据和学理证据可以表明，其哲学思想主要是从存在主义哲学运动中汲取养料的。波伏娃 “女人是他者” 的断言在于父权制文化下社会生活观念在女性的观念世界与生活中衍生出的 “第二性意识”或“他者意识”。张柟在《“第二性”的存在与超越——波伏娃娃〈命运的百年交响〉》[17]中指出，波伏娃的女性意识既有存在的超越，也有荒诞存在的变奏和二律背反的复调重奏。从文学创作的独特个性看，波伏娃将存在主义“介入文学”，特别是着力表现女性生存条件和生存自由间的矛盾冲突。从创作实践看，波伏娃用文学形式表现女性自我意识与生存环境的激烈冲突，把哲学与文学创作融为一体，显示了其独特之处。郑敏在《论西蒙娜·德·波伏娃自身的“第二性”及其教训》[18]中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波伏娃的女性意识，指出“第二性”的主要特征是妇女在摆脱了经济上的依附地位后仍然要成为“第二性”，其根源是社会生活全部观念和事实在女性的观念世界与生活中衍生出的 “出嫁意识”，这种意识导致了女性在社会上常常处于劣势地位。

另外，我们在探讨波伏娃《第二性》的同时不要忘记，她同时也是一名出色的小说家。波伏娃以小说形式在继续着她的女性意识的传播，她的《女宾》、《他人的血》、《名士风流》、个人回忆录等在文坛均享有盛誉。

第二，国内对张爱玲文学的研究现状。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她的出现是民国怀旧气质与西洋风格叠合交错的风景线。张爱玲的文学是烽烟战火中的一泓碧水，悠悠荡荡，波澜不惊却内涵深厚。作为女性的张爱玲，其作品对女性倾注了全身心的力量。她对女性的关怀既不是反帝反封建旗帜下的女性解放诉求，也不是洋腔洋调的民国时尚女性素描，而是独特的张爱玲式“私人空间”写作。张爱玲认为：“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19]但恰恰是这男女间的小事情，却挑战着千百年来的以男权为核心的社会堡垒。

国内（包括港台）研究张爱玲的文学批评主要分为两个派别：

首先，是以夏志清为首的20世纪40—60年代的一批学者对张爱玲的研究。

20世纪40年代是张爱玲文学创作的鼎盛时期，其红遍上海滩乃至中国文坛。才女张爱玲的横空出世让时为才子的胡兰成心切以求之，既成就了自己与张爱玲的爱恋，也造成了张女士的终生情殇。胡兰成热恋时题就文章《评张爱玲》，在文章中，胡兰成将张爱玲与鲁迅相提并论。他说：“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和鲁迅不同的地方是，鲁迅经过几十年来的几次革命和反动，他的寻求是战场上的受伤的斗士的凄厉的呼唤，张爱玲则是一株新生的苗。……鲁迅是尖锐地面对着政治的，所以讽刺、谴责。张爱玲不这样，到了她手里，文学从政治走回人间，因而也成为更亲切的。时代在解体，她寻求的是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20]虽然这篇文章出于爱而溢满谄媚之辞，但却道出了张爱玲与鲁迅的共同点，那就是在对人性、对文学人生的探索方面，张爱玲和鲁迅同样出色。

谈到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定位，一定离不开夏志清，夏志清是第一位奠定了张爱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的人。夏志清，江苏吴县人，1921年生于上海浦东，中国文学评论家，现为哥伦比亚大学中央研究院院士。夏志清在英文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首次把张爱玲文学拉入文学史的圣殿，颂扬其文学贡献。另外，在20世纪50年代夏志清就发表了分析文章《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刊登在台湾当时最重要的文学刊物《文学杂志》（夏济安教授主编，1957年6月号）上。这篇文章首先是对张爱玲的评鉴定位，文章一开始就指出“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其次是分析方法，夏志清运用美国形式主义文学批评手段中苦读细品、就文论文的方法评介张爱玲。夏志清首先指出张爱玲对文字色彩敏感，小说的意象非常丰富且力求表现“苍凉”，是“人生一切饥渴和挫折中所内藏的苍凉的意味”；夏志清还很赞赏张爱玲的心理描写，认为其观察视野老辣细腻而客观；夏志清说张爱玲是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是一种“大悲”，也就是“一种非个人的深刻悲哀”。最后，夏志清在整篇论文中指出张爱玲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也受西洋小说的影响。“可是给她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旧小说”，“她对于中国的人情风俗，观察如此深刻，若不熟读中国旧小说，绝对办不到”。[21]夏志清对张爱玲小说的分析文章成为开山之作，为后来者作出了指导，尤其是关于张爱玲“女性苍凉”的结论，成为后继者竞相效仿研究的根据。因此说，夏志清对张爱玲的定位，使得后世文坛出现了文学创作上的 “张派”、文论分析的 “张学” 及读者群中的 “张迷”。

研究张爱玲的还有一位重要的人物——水晶，他是唯一一位亲自拜访过张爱玲的“张学”研究者。水晶运用西方的神话原型理论分析张爱玲小说的象征和意境。他解析《倾城之恋》是“祸国殃民的美人”的现代版；指出《第一炉香》与亨利·詹姆斯的《淑女画像》在结构上的相似性；分析过《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镜子意象等等。水晶先生对张爱玲的总评价是：粗看像章回小说，但貌合神离，精神技巧近西洋，属于现代派文学之一种。[22]

其次，是以20世纪40年代的傅雷、谭正璧为首的一批学者对张爱玲文学的批评。他们对张爱玲文学的态度，或有限度地褒扬，或质疑，或以不以为然的语气谈论张爱玲的文学作品。

傅雷是中国20世纪最著名的翻译家之一，在他为数不多的文学评论中就有对张爱玲文学的评价，他是第一个正式以撰文形式评论张爱玲创作的文人。他以“迅雨”为笔名，发表了《论张爱玲的小说》[23]。傅雷以学院派的审美品位和艺术眼光，对张爱玲的作品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批评。他认为，首先，张爱玲的作品过于重视语言的华丽而忽视了内容的丰富和严整。如《倾城之恋中过于华饰的描写，《连环套》中因辞藻雕琢而显得内容较贫弱。在文章中傅雷认为张爱玲面对民族大义，却把其作品主题放在对“情欲”的剖析上，这种对“人性深处的情欲”的挖掘逃避了面对民族存亡时应有的公民责任和义务，虽然是人性真实的写照，“它是一个最圆满肯定的答复。情欲 （passion） 的作用，很少像在这件作品里那么重要”[24]，但他认为张爱玲缺乏民族意识的写作使得文学本身失去了社会层面的教育意义。但在批判的同时，傅雷也指出了张氏作品的优点，他认为张爱玲的文章的基本特征首先是细致的心理分析，“她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打成一片”；其次是省略法（raccourci）的运用；最后是风格鲜明，收得住、泼得出。“新旧文字的揉合，新旧意境的交错，在本篇里已是恰到好处，仿佛这利落痛快的文章是天造地设的一般……譬喻的巧妙，形象的入画，固是作者风格的特色。但在完成整个作品上，从没像在这篇里那样地尽快妙用。”[25]傅雷认为：“毫无疑问，《金锁记》 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 《猎人日记》 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26]傅雷评张爱玲的这篇作家论，是20 世纪40 年代张爱玲研究的最重要的奠基之作，是中国现代批评史上的经典篇章。

女性文学研究者谭正璧先生紧随其后发表了《论苏青与张爱玲》，论者将“五四”时代的女作家与这两位20世纪40年代的女红人作了这样的比较：“我们读了以前的冯沅君、谢冰莹、黄白微诸家的作品再来读这两位的，便生出了后来何以不能居上的疑问。因为前者都是向着全面的压抑作反抗，后者仅仅是为了争取属于人性的一部分——情欲——的自由；前者是社会大众的呼声，后者只喊出了就在个人也仅是偏方面的苦闷。”[27]谭先生认为张爱玲是重视人情甚于世情的作家。谭先生指出张氏部分作品内容狭窄，反映的生活只局限于爱情和婚姻。在她描写的媒妁婚姻、金钱婚姻、高等调情、通奸姘居及其他种种畸形变态的两性纠结中，虽然包含着丰富的人性与社会文明的冲突，但是题材单调，因而文学生命力不高。但谭对张爱玲的文学创作技巧赞誉有加，他曾说过：“张爱玲在技巧上始终下着极深的功夫。”[28]

到了20世纪50—60年代，台湾著名文学评论家唐文标对张爱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史料整理。他编纂了 《张爱玲资料大全集》[29]和 《张爱玲卷》[30]等书，搜列了与张有关的文字、图片，并编有作品系年，为张爱玲研究提供了不少珍贵的材料，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这部两百多页的专著，由两篇长论组成。他说：“我认为她代表了上海的文明——也许竟是上海百年租界文明的最后表现。她的小说，表现出几重新旧矛盾的结晶。”“她是这个没落的‘上海世界’的最好和最后的代言人。”[31]唐文标详尽分析作品，为张爱玲笔下的遗老遗少家庭进行画像、谱系分析、制表，为后人研究张爱玲及其作品提供了可贵的参考资料。但唐武断地把 《封锁》 中的吕宗桢、吴翠远，《桂花蒸·阿小悲秋》 中的哥儿达，《倾城之恋》 中的范柳原，《红玫瑰与白玫瑰》 中的佟振保等受过洋式教育者或者洋人统统划为遗老遗少系列，显得力度过大、明证不足，有些牵强。而且他还把张爱玲归为鸳鸯蝴蝶派，其根据只是张爱玲的一句话：“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感伤之中不缺少斯文扭捏的小趣味，但没有恶意。”[32]并将之与张的小说相比较，认为二者无多大区别，所以形成一家之言：“她是一个活在新时代中的租界上海的旧作家。”

20世纪末，香港学者刘再复反对夏志清的“把张爱玲和鲁迅相提并论”的说法，他认为两位作家都是天才，但鲁迅是彻底的天才，而张爱玲在把自己推向创作高峰后就抛弃了那种“超越一切”的审美特点，把自己的创作变成了悲剧，从而成了夭折的天才。刘再复指出“绝望”是鲁迅和张爱玲文学的共同特点，但“鲁迅虽然绝望，但他反抗绝望；而张爱玲感到绝望却陷入绝望，因此风格上表现为苍凉”。[33]刘再复举例张氏的《十八春》（后更名《半生缘》）、《小艾》因没有守住早期文学的深刻而彷徨踯躅，他说张爱玲文学天才的夭折是时代的悲剧。刘再复对白先勇称赞张爱玲的文字也提出了异议，他觉得没有深广的精神内涵而徒有优美的文字，是承载不了“伟大”二字的。“张爱玲早期的作品比中晚期更令人喜爱。……她早期的精彩是永恒性的思索压倒时代性的思索，而到了中晚期则相反，现实的政治倾向性显然压倒了审美形式也压倒了早期那些带有永恒性和普遍性的哲学意蕴。……总之，她放下文学的超越视角而走进了世俗视角。”[34]刘公对张爱玲文学的质疑整体看来虽然偏颇，但至少他开启了“张学” 界多维思考的先河，使得人们从盲目崇拜的沉梦中醒来，辩证地解读张爱玲，这是 “张学” 未来发展的趋势。

在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2000年10月24日至26日举办的“张爱玲与中国现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上，两位香港作家和学者的发言都谈到张爱玲作品的共同现象。戴天说：“我最早接触张爱玲的东西是在一个僻远的小岛上，没什么人，没什么文化，很闭塞、很保守的地方。在那个环境之下，我看到她的别人认为惊为天人的作品《我的天才梦》，《西风》杂志比赛得奖的作品。那时候很闭塞，还有家里的文化背景，看了以后也不太知道它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后来家里的人也看张爱玲的作品，可总把她跟张恨水还有几个别的什么流行的作家摆在一起，而且不让我们看，说小孩子不能乱看书。那时候小孩子嘛，就偷来看，中文也没念好（我那时是在外国地方），觉得就情情爱爱嘛，恋爱故事，每一本都差不多。看《红楼梦》也有这个感觉。这是因为比较闭塞，没有什么大文化在这边影响。”[35]郑秉钧也说：“在香港长大，阅读父母一代从国内带来的五四文学，也就阅读了《流言》和她的短篇小说，很自然地被其中比较现代的感情和态度吸引了。我记得少年读书，爱好正统文学的阿姨走过，翻翻书的封面，带点不屑地说：‘还以为你在埋头读什么！’ 对我阿姨来说，这大概不过是又一个流行的言情作家罢了。”[36]从这两位香港作家和学者的发言中，我们可以解读出这样的含义：在他们的幼年，张爱玲的文学作品被拿来与张恨水、周瘦鹃等言情作家的创作相提并论，当时张爱玲被认为不过是一位言情作家罢了，而她的文学史价值则很少被关注。

再次，因特殊的地域和意识形态差别，大陆对张爱玲的研究自成体系。

在中国大陆，直至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随着海外华人文学的被推介，张爱玲文学重出江湖，被史家们请回庙堂。大陆研究者一般是从主题、语言及创作心态来阐释张的作品。在学术界，正式研究张氏的研究者有赵园、颜纯钧、李子云等。赵园在1983 年即有论文 《开向沪、港 “洋场社会” 的窗口——读张爱玲小说集 〈传奇〉》[37]，着重阐发了张的洋场小说的认识意义，并提请研究界注意这位独特的作家。几乎与此同时，颜纯钧在 《评张爱玲的短篇小说》[38]中认为张承继了旧式传奇志怪小说传统，在刻画人物方面又吸取了西方小说方式，形象有相当深度。这篇文章被视为“相当充实”的学术之作。李子云则将张与受其影响的白先勇、施叔青等作家作了一番细致中肯的比较。[39]1985 年出版的钱理群等四人所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40]使张爱玲第一次被列入大陆文学史排行榜。有关张爱玲文学的研究，还应特别提到柯灵。他的 《遥寄张爱玲》[41]在两家颇有影响的杂志上同时刊出，深受读者关注。柯灵以老友身份回忆往事、评价人物，肯定其才华，颇有史料价值。“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42]从1987年起，研究张爱玲文学的论文明显增多，研究日渐细致深入，范围更加广泛，甚至出现了 “张爱玲现象” 的研究局面。[43]

综合探寻张爱玲文学的艺术气质的专论，饶芃子、黄仲年合撰的论文指出张爱玲是专写“她的时代的阴暗的一面的高手”[44]。王剑丛在比较中得出张爱玲是现代作家中最专注于“恋爱、婚姻”的作家，其婚恋描写指向人性、人性的恶的一面。[45]以上文章大都注重从题材入手探讨其独特而深刻的文明与人性的认识价值，这也是张爱玲小说能历久弥新的魅力所在。另外，张爱玲独特的语言表达也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的兴趣。胡凌芝从象征、意象、心理描写和语言特色等方面进行多种概括。[46]饶、黄的论文对张的小说结构与语言风格的分析清晰细致，认为其结构完整，有完整美和节奏感；[47]其语言则华丽中有素朴、流丽中见凝重，词旨多寓篇外，耐人寻味。有人认为张的题材与宋话本小说中人鬼离合故事、世故邪俗的市井风情类似，具有阴柔美。[48]有人将张爱玲作品与通俗话本小说进行比较，评价她“以通俗小说为基石，铸入新的表现技巧，并把西方现代小说的心理刻画，和我国传统小说的意象艺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她的作品就是这几方面巧妙结合的宁馨儿”[49]。

从创作视野角度把握张爱玲的，有宋家宏 《张爱玲的 “失落者” 心态及创作》[50]、赵顺宏《论张爱玲小说的错位意识》[51]和潘学清 《张爱玲家园意识文化内涵解析》[52]等文章，他们注重解析张氏的独特人格和文风，都生动可读。宋家宏从身世环境等方面认定家国“失落感”是张的基本心态，这不仅导致了其精神上的悲观气质，并使其作品充满了“荒凉感”。赵顺宏将张爱玲小说中的错位表述为人物与时代的错位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错位，而这正是与小说家的特殊心理状态分不开的。潘学清在现代作家普遍的“离家”与“怀乡”情结的冲突中把握张爱玲“无家可归感” 的独特意义，据此概括张氏批判封建性的独特角度以及价值和局限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界有近百篇张爱玲研究文章[53]，其涉及面之广空前。

但是纵观对张爱玲的研究，可谓坎坷跌宕几十年。由傅雷发轫、夏志清掀波澜、唐文标继起，蓬蓬勃勃一路走来，基本都是前辈的调子，突破性研究成果并未出现。当代对张的研究还在各说各话，既有热闹的鹊起，也有沉寂的无声；既有大陆与港台的不同解读，亦有各地学者的自我臆断。总结起来，可以这样说，中国人的学术环境太过复杂，张爱玲的生平创作太独特。天降大任于张爱玲，必将劳其心智，损其筋骨，也必将鞭策读者和学者下一番苦功夫去细品慢读一代才女——张爱玲。

（二）国外对波伏娃及张爱玲文学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

第一，国外对波伏娃《第二性》的研究很多，但是比较受瞩目的主要有两个系统，一个是以法国为中心的法国学者的研究，一个是以英美为中心的英美学者的研究。法国学者侧重对《第二性》的史料研究，其研究具有史料参考价值；英美学者偏向阐释和解读《第二性》的思想，成果多属于研究型。

首先，法国学者的研究。

法国学者对波伏娃的研究更多的是建立在梳理历史评价基础上的视角与观点。2008年1月9日至11日，“纪念西蒙娜·德·波伏娃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巴黎大学举办。法国各大报纸杂志如 《费加罗报》、《解放报》、《世界报》、《快报》等多次专版刊登与波伏娃相关的访谈、记述或评论性文字，尤其是《现代》杂志刊出了长达420页的“波伏娃专刊”，《文学杂志》也将2008年的首期栏目全部献给了波伏娃。关注波伏娃，就不得不谈到波伏娃的扛鼎之作 《第二性》，学界对它多有评价。

法国小说家伯努瓦特·克鲁（Benoîte Groult）在《为女性战斗》一文中给《第二性》以高度评价，他指出，波伏娃在梳理女性历史的基础上，将之前零碎的、散乱的思想或女性诉求作了系统的整理与描述，让世界第一次真正听到了来自女性的声音，这声音集合了哲学、生物科学、社会学理论与现状的支撑。法国学者安格里德·贾尔斯特（Ingrid Jurst）著的《千姿百态的西蒙娜·德·波伏娃》，从波伏娃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女权主义的领路人、萨特的伴侣、左派知识分子和作家入手，考察了她生前、身后作品和思想对这些角色的接受程度，对法国乃至世界妇女运动、女性主义思想的发展、文学创作以及存在主义哲学等多领域、多方面的影响。他特别指出，波伏娃最大的贡献不仅在于揭示“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变成的”这样一个具有颠覆性的论断，而且在于她借助现象学的理论找到了一种可以将原本被禁止的话题引入公众话语当中的方式，这才是获得妇女解放，或者人的解放不可或缺的一步。里尔第三大学教授埃利娜·勒加姆—塔博纳（Hélène Bohene）著的《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总结并提升了法国乃至世界范围多年来对《第二性》的评论。通过此书，她呼吁“我们为建造理解《第二性》的大厦而努力，特别是从作品本身出发对其中的观点、论断加以分析”，因为对《第二性》的研究始终是“有意义，而且有现实价值的”。其他作品还有朱丽娅·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著的《重读西蒙娜·德·波伏娃的作品》、吉约姆·莫里库（Guillaume Mauricou）著的《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特权》等。有关波伏娃在证明存在主义问题上的观点，索邦大学教授艾里克·德·沙瓦内（Eric de Savoine）撰文《重新创造的存在主义》指出，波伏娃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没有萨特那么绝对。她以存在主义为基本视角，从女性的现实生存状态出发，反思将女性与现代性隔离的根源和世界。对于女性而言，存在及其价值都取决于男性看待她的眼光，因此，证明女性存在的合理性可以通过幼稚化和牺牲两方面来实现，但这是虚幻的。女性只有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才能获得主体性的地位，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

其次，英美学者的研究。

在国外传播波伏娃的过程中，翻译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1953年由H.M.帕什利（H.M.Parshley）翻译的《第二性》自出版至今，在英语世界仍广为流传。1983年，玛格丽特·西蒙（Marguerite Simon）撰文揭示英译本的众多漏译、误译现象之后，英译本的可信性受到质疑，纽约大学法国文明与文化研究中心三位教授汤姆·毕肖普（Tom Bishop）、德尼斯·霍利耶（Denis Hollier）和帕斯卡尔·福特耶（Pascale Fautrier）主持翻译的新版《第二性》对《第二性》在别国的正确传播与接受有着重大意义，这也是对波伏娃百年诞辰最宝贵的献礼。

2008年1月9日在英国举办的“西蒙娜与我”的论坛中，来自多个领域的学者都对波伏娃的作品和思想的意义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著名记者贝阿特斯·肯贝尔（Beatrix Campbell）认为波伏娃的独立价值在于她的思想是一种全新理论灵感的源泉，她在女性生存状态问题上提出了一种具有颠覆性的观点，《第二性》宣告了一场正在酝酿中的社会运动的开始。牛津大学教授伊丽莎白·弗莱茨（Elizabeth Fallaize）则重点阐述了她对《第二性》中所偏爱的一章“独立的女人”。英国小说家利莎·阿皮纳乃奇（Lisa Appignanesi）对波伏娃的独特之处作了精辟的概括：“思想明晰，论据似百科全书般丰富有力，敢于将女性的身体与经历置于思考世界的中心位置。”波伏娃借此体现了“自我创造的世界观”。伦敦大学哲学教授格雷林（Grayling）指出，波伏娃的作品，尤其是《第二性》，是这位女性知识分子“自我再创造，自我证明”的具体体现，也是波伏娃能够摆脱萨特—波伏娃关系笼罩，实现自我价值最重要的方面。芝加哥西北大学教授比尔·索瓦（Bill Schwart）撰文《爱人与他者》，对《第二性》中提出的女性处于“他者”地位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与补充，并进而将之置于当下语境中，赋予其现实的意义。《现代》杂志也刊登了不少关于《第二性》的论文，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和女性历史》、《西蒙娜·德·波伏娃与“女性争吵”》、《〈第二性〉是一部文学作品吗？》、《〈第二性〉：一部经典著作》等等。[54]

再次，国外对张爱玲文学的研究。

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只有日本学界及少数美国高校的研究机构对张爱玲文学有过系统译介和研究。

日本学界对张爱玲的关注限于对张氏作品的译介工作。第一位接触并翻译张爱玲文学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工作的日本人室伏克拉拉。张爱玲的杂文集《烬余录》发表于1944年2月上海的《天地》杂志上，四个月之后，室伏克拉拉就将它译成日文刊载于1944年6月20—26日的《大陆新报》上。而在“二战”后，日本有两次译介张爱玲的高峰。第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1955年东京生活社出版由柏谦翻译的张爱玲小说《赤地之恋》，1956年东京时事通信社出版社出版由并河亮翻译的张爱玲小说《秧歌》。这两本书的出版并没在日本引起什么反应，甚至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也并未过多关注这两本书。之后的60年代和70年代，日本的学界和出版界对张爱玲文学的关注暂时中断。第二次是进入80年代后，日本学术界陆续有一些人开始关注张爱玲，翻译活动也随之兴盛。特别是80年代末，现代中国研究者池上贞子花了大量时间向日本读者介绍张爱玲。90年代初，由藤井省三主编，出版了张爱玲的短篇小说集（并收杨绛的短篇）。其中包括清水贤一郎等译的《封锁》、《倾城之恋》等小说及《流言》中的数篇散文。藤井省三以当年的《杂志》等第一手资料为据，为该小说集写了一篇两万字的结语，把张爱玲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介绍给日本读者，称她为在国家存亡时代，审视现代文明、家庭和恋爱等现代社会制度的作家。之后，1995年，日本东京大学留学生邵迎建完成了博士论文《不确定的认同：张爱玲文学》，1998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该论文的中文版。同年，池上贞子出版了张爱玲的短篇小说翻译集，该书包括《倾城之恋》、《金锁记》、《留情》三篇。90年代，有为数不少的张爱玲研究论文发表，这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张爱玲研究。但是，日本的研究多局限于译介和借鉴，而无独到见地，亦是憾事。[55]

美国的张学研究群体主要以在大学研究机构工作的研究者为主，他们以华裔为主，既谙熟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又可以用英语进行系统的研究工作。因此，他们为张爱玲文学在西方的传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美国学者对张爱玲文学的研究主要以西方文论的“意象说”为依据，从两个方面审视张爱玲，一是从女性文学视角审视之，二是将其与西方作家的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哥伦比亚大学的卡罗琳（Carole HF.Hoyan）创作的《张爱玲生平及作品研究》全面剖析了张爱玲及其创作；华盛顿大学的童璐丁（音译）则在《写作与转型：对现代中国女性小说中的女性主体性研究》中从女性文学中关于女性主体性的角度比较20世纪中国三位女作家：丁玲、张爱玲和王安忆；伊利诺伊大学的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 Ming Lee）在《美国亚裔的主体性：美学调和与写作道德》一文对张爱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恋》两部作品进行了分析；珀杜大学的朱梅（音译）在《我们的世界，废墟：二十世纪早期中美现代小说》中通过废墟的意象来比较研究中美小说，文章以战争为研究基调，对比分析了海明威和张爱玲文学对战争的态度。[56]

（三）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本评价

纵观以上学界的研究现状和成果，可以发现，对波伏娃文学的研究开始从文学领域转向对其思想性的重视，即从单一架构分析向综合运用文学、哲学阐释演变。对张爱玲文学的研究，则开始显现出从零散的独家独言走向派别纷呈、从文学领域向思想领域的迁移倾向。究其原因，在于综合性分析可以在以往单一研究视角的基础上，展现其思想全貌，从而对研究女性书写的走向作出更好的判断和把握。本书就是顺应这一趋势，尝试在此方向上进行深入的研究。但是，纵观许多研究论文、著作，大部分研究都是停留在前人理解基础上的扩展性阐述，鲜少创新之处；或者由于研究者的学术专长与偏好的局限，学术著作大多是就某个专题、某个领域、某类现象的研究。例如，在文学史料的编撰中，国内外对波伏娃文学的研究多停留在 《第二性》 上，多关注她的有关女人的定义 “女人不是天生的，是后天生成的” 上，并未挖掘出除了 《第二性》 以外，波伏娃有关女性的生存价值、现实意义及历史、地域局限的写作；对张爱玲文学的考察也仅仅是 “张迷们” 用猎奇的目光关注其海派小资风格，而鲜少深刻探究张爱玲文学中的宏大女性主题，更少有论著着眼于对张爱玲的 “私人碎语” 背后的普遍人性主题进行扩展性的追寻。这些尚未被纳入现代女性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主体范畴，尤其是对西方女性文学与中国女性文学的碰撞研究更是至今学界一个有待垦殖的地带。这是学术界的憾事，面对我国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转型，这种遗憾在与世界接轨的全球化进程中变得越来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