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新闻评论干预公共事务的“广州现象”

长期以来，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往往是“远攻近交”，无论是全国性媒体还是地方性媒体，其新闻评论的对象主要是有全国性影响的、重大的公共事件，以宏观说理为主，有较浓厚的启蒙色彩。当然，这样的评论自有其价值，但对各家媒体来说，则容易导致评论内容的同质化，且在评论作者方面，除了少数媒体的稿源来自于独家约稿，其他多数媒体的评论往往都靠转载和“时评写手”的投稿，造成时评虚假繁荣的场面。

这几年，广州多家媒体以广州本地公共事务为主要评论对象，探索写作关注本地议题的评论，使媒体的评论版面（或节目）更多地成为讨论本地公共事务的平台，激发各方建言公共事务的热情，有很强的干预现实的欲望和能力，这种现象值得关注。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关注本地议题的评论与广州的公民行动往往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评论对公民行动表达关注和支持，如关注“拇指妹”区佳阳申请公开光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关注广州知名网友“樱桃白”给广州市城管委送挂钟督促垃圾处理等；另一方面，部分公民行动者也开始成为本地议题评论的写作者，如长期关注垃圾处理的市民“樱桃白”、民间环保组织“拜客广州”负责人陈嘉俊等。本地议题的评论与公民行动之间的这种互动，为观察媒体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分析本地议题评论兴起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媒体间竞争的需要。媒体如果想要加强自己在所在城市的竞争力，就必须开拓本地议题，争取本地受众。对周遭切身事务的关注与参与是公民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这在广州的市民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所以公众更希望通过媒体提供的意见交流平台，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监督中去。

目前，广州多家媒体都开辟了关注本地议题评论的版面或节目，如《南方都市报》的广州早茶版，《羊城晚报》的时评、热议版，《新快报》的广州热评版，南方电视台的《全民议事听》节目，大洋网的《民意圆桌会》节目等。这些版面和节目对广州公共事务进行评说，营造了一个相对开放的观点争鸣空间。我也有幸在其中部分媒体平台上刊发一些评论，参与到广州公共事务的讨论中去，本书收录的就是我近三年刊发的主要评论作品。

广州的本地议题评论实践已呈现出一些突出的特点，如评论作者的权威性与专业化，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高校教师、知名媒体人等纳入本地议题评论的写作队伍中来，依靠他们对广州事务的了解，使对本地公共事务的分析评论能够避免流于浅表，这与其他媒体大量采用“时评写手”的评论稿件或是由媒体内部人士充当“万金油”写手包揽评论版的两种做法不同；还有，本地议题评论能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对一个公共话题的追踪、关注，对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形成一种常态化的舆论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时评的速朽与烂尾，促使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能够善始善终；再者，本地议题评论并非完全局限于本地视角，而是试图通过剖析这一个城市的样本，来折射全国性问题，番禺垃圾焚烧厂的选址风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虽然广州的本地议题评论实践已取得一定的成绩，但同样面临着很多阻碍，比如禁令的管制、本地评论作者相对有限等。而且，即便很多评论指向的新闻事件发生了趋好的变化，但这其中有多少是因为评论的力量，很难说清，评论的作用机制既不透明，也很随机。

从长远来看，本地议题评论若想发挥更大的作用，出路之一是与代表委员问政结合。代表委员问政是当下中国的合法问政渠道，但并未充分发挥其作用。如果多数代表委员都能利用自身的身份介入本地议题评论的写作，并将这种对公共事务的关注热情带入问政环节中去，则可能对公共事务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目前广州市人大代表曾德雄、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等人对本地议题评论写作的深度介入和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可谓是这方面的范例。

我以为，地方性媒体新闻评论在本地公共事务中大有可为，如果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地方性媒体都能如广州媒体这样，发展强化本地议题评论，对本地公共事务进行有力的介入和监督，势必有利于公共决策的透明化以及公民社会的发展。

作者

201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