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在中国古典诗苑中，各种诗歌样式的奇花异朵林林总总、异彩纷呈。其中最为璀璨的当属近体诗和长短句。近体诗自初唐时期定型以来，至今已有一千四百余岁；长短句自晚唐蔚成大观时起，也已一千余岁。它们虽然已经如此老态龙钟，但依然是而今国人欣赏和吟唱的幸运儿。

去年中华书局推出的由武汉大学学人编撰的《唐诗排行榜》一书，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列出了一份唐诗前百名的排行榜。令人感兴趣的是，在这一百首唐诗中，近体诗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八十；在前十名中，近体诗占据了前九首的位置，比例竟然高达百分之九十。这一接受学的现象无疑启迪着我们：近体诗是国人最喜欢的一种诗歌样式。

中国的当代诗坛有个发行量颇大的刊物叫《中华诗词》，它是由拥有会员最多的学会——中华诗词学会主办的。虽然没做过统计，但是好多人都知道该刊发表的今人诗作中，近体诗与长短句占的比例远远超过了其他旧体诗型。这一现象从创作的角度又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不仅是近体诗，还有长短句，都是国人最喜欢的诗歌样式。

近体诗与长短句都是格律诗，或许格律正是人们爱诗成癖、爱词成瘾的重要原因之一。20世纪初，在新文化运动中，以胡适、闻一多、刘半农、郭沫若、戴望舒等人为代表的新诗人颠覆了旧诗在诗坛的霸主地位，结束了千百余年旧诗统治诗坛的局面，开辟了以新诗为主流的诗歌发展道路。不过，其后新诗的创作虽然流派纷呈，但在新格律的探索方面可以说成绩寥寥。在当下的诗坛，新诗几乎又被挤到了边缘，除了沉醉于其间的作者们孤芳自赏之外，读者圈越来越萎缩。相反，不少男女老少的诗歌爱好者却转过身来，到唐诗宋词中去寻觅物质世界中罕见的诗情。诗坛似乎出现了轮回，那些被粉碎、被扬弃了的旧体诗的样式而今又被不少人重新拾回，用以抒发人生的喜怒哀乐。究其原因，固然纷纭繁杂，而短小凝练、合辙押韵，有它独特的形式规则，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

诗歌的灵魂是意境，意境的载体之一就是格律。那么，诗歌的格律是什么？就是诗歌在字数、韵式、声调、对仗等方面约定俗成的各种规则。这是中国人的创造，是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可能具备的独特的创造，因为中国人具有得天独厚的汉字，尽管它还存在着很多缺点，但不可否认，汉字是任何其他文字都无法比拟的含有声调的表意文字。而且，汉字的超地域性与持久稳定性，又使一千多年以前形成的诗歌格律在中国甚至在域外的广袤土地上，代代传承下来。那些立意深远、境界不俗的近体诗和长短句，正是借助格律的外壳，才永远地昭著青史、脍炙人口。因此，大体弄清诗词格律应该不无意义。

格律诗中的两种近体诗与长短句自大唐王朝创成之后，宋元明清直至现代，人们都在坚持不懈地关注它们、解析它们、琢磨它们。而我们先入为主的则是前人特别是现代学人的一些观点。然而，如果重新仔细审视近体诗与长短句的“老照片”时，就会发现那些见解原来对“老照片”的本来面目有心无心地进行了艺术修润。笔者在端详“老照片”时不幸就有了这种感觉。比如被说得云山雾罩的“拗救”问题，被奉为诗家大忌的“孤平”、“三连平”问题，后人编撰的“词谱”问题，唐诗宋词与韵书的问题等。如果用唐人或宋人的原作去比对其后问世的各种所谓格律的“模式”，要是不削足适履，就硬是无法穿上后人给他们配制的“新鞋”。这种感受一直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决计不揣固陋，公之于世。

既然与别人的看法不一样，书名便拟为《诗词格律新说》，特地标明一个“新”字，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为了就教于方家硕学。

拙稿承蒙陈世铙先生、李中华、林惠成二兄指疵纠谬，谨此致谢。

石观海

壬辰年中秋于南海之滨观音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