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
宋词名篇三论
戴伟华
作者简介：戴伟华，江苏泰州人，文学博士。现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广东省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学科带头人，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出版专著《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等8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先后主持国家教委“八五”社科项目1项，国家社科规划项目3项以及中国高校古委会项目等其他项目多项。获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1项，广东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3项以及江苏省政府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项等多项奖励。
摘要：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从虚处落笔，以虚取胜，表现其写作智慧和策略。周邦彦《兰陵王·柳》主题是自伤别离，而非“送别”或“客中送客”，沉重之处正在于客中无人送别。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萧》版本之异，是原词和改词之异，对比二者可以看出，改词应有赵明诚的参与而更符合情理。
关键词：水龙吟 兰陵王 凤凰台上忆吹萧 新探
一、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的写作策略
苏轼才华横溢，自诩其作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苏轼的文学创作无体不佳，确有天赋之才，但他也偶有力不从心之时。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二十六载有苏轼《与章质夫》书：“慎静以处忧患，非心爱我之深，何以及此，谨置之座右也。《柳花》词妙绝，使来者何以措词。本不敢继作，又思公正柳花飞时出巡按，坐想四子，闭门愁断，故写其意，次韵一首寄去，亦告不以示人也。”信中提到的柳花词和次韵词，就是指章质夫《水龙吟》和苏轼同词牌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从这一段话中，至少可以体会到两层意思：一是苏轼敬重章质夫。章质夫教导苏轼“慎静以处忧患”，苏轼感佩之深且书之座右。若不是关系密切或特殊，章质夫也不会讲如此深刻且对苏轼有针对性的话语。二是苏轼和作应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初读章质夫词，苏轼不敢和。因章词妙绝，使和者无从下笔。大概过了一段时间，苏轼才寄去和作。从第一层意思看，苏轼必以认真严肃的态度和章词，而且要顺从章词的意思措词；从第二层意思看，初不敢和，终又和之，则必有和之理由，就是需要避开章词的路数而有创新。即从章词入，又必须从章词出。何其难哉！
事实上，苏轼在初读章词时，心服章词之妙绝，自愧不如，“不敢继作”、“何以措词”。从苏轼读章词到写成和作可以看出苏轼的创作心理，他在章词面前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失败的放弃；一是知难而进，争取胜利。从写作过程看，苏轼是在反复思考，希望找到突破点，如同布鲁姆《影响的焦虑》所描述的那样，诗人在“焦虑”中，企图经过种种尝试去摆脱他人影响而胜过他人。诗人创作的“焦虑”很少得到文献的支持，而人们在品评作品高下时会感受和印证这种“焦虑”。《词苑丛谈》载：“资政殿学士章楶，字质夫，以功名显，诗词尤见称于世，尝作《水龙吟》咏杨花。东坡与之帖云：‘《柳花》词妙绝，使来者何以措词。’《曲洧纪闻》云，章质夫作《水龙吟》咏杨花，其用事命意，清丽可喜，东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吕，徐而观之，声韵谐婉，便觉质夫词有织绣工夫。晁叔用云，东坡如毛嫱、西施净洗却面，与天下妇人斗巧；质夫未免膏泽。”章质夫“诗词尤见称于世”，苏轼很难胜过他。前人在比较两篇作品时，未能搔到痒处。那么，苏轼的和作是如何转败为胜的呢？他是如何找到制胜武器的呢？其核心在哪里？先看作品：
原作章质夫《水龙吟》：
燕忙莺懒花残，正堤上柳花飘坠。轻飞点画，青林谁道，全无才思。闲趁游丝，静临深院，日长门闭。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兰帐玉人睡觉，怪春衣、雪沾琼缀。绣床旋满，香球无数，才圆却碎。时见蜂儿，仰粘轻粉，鱼吹池水。望章台路杳，金鞍游荡，有盈盈泪。
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章质夫《水龙吟》咏杨花词工细委婉，却有他人不能到之处。要写出杨花柳絮飘扬无形并不容易，章词中“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杨花飘落过程中又被风吹起，作者描写得柔美动人；“时见蜂儿，仰粘轻粉，鱼吹池水”的情景，一经道出，生动传神。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五评曰：“‘傍珠帘散漫’数语，形容尽矣。”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十一云：“所谓‘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亦可谓曲尽杨花妙处。东坡所和虽高，恐未能及。”尽管如此，二词还是有高下之分的，章词中写柳絮在风中飘落的状态以及蜂、鱼的表现不仅生动而且贴切，但全篇还是有松散处，没有紧密扣住咏絮。许昂霄《词综偶评》坚持认为：“（东坡）《水龙吟》与原作均是绝唱，不容妄为轩轾。”而王国维《人间词话》云：“东坡《水龙吟》咏杨花，和韵而似原唱；章质夫词，原唱而似和韵。才之不可强也如是。”王国维的话已隐含高下之分。
苏轼是和章词的，章词在前已使苏轼难以下笔。第一，既要合原唱之意，又不可全依原唱。章词写杨花，大致在赋物，苏词借杨花以言情。章词实处大于虚处，苏词虚处大于实处。换句话说，苏词在虚处用力以避开章词的实处之长。如章词写杨花在空中飘转之状，其传神、其韵致，东坡自知不能超过，便在虚处做文章。“似花还似非花”起句避开章词，已将杨花虚化，正如刘熙载《艺概》卷四所言：“东坡《水龙吟》起云‘似花还似非花’，此句可作全词评语，盖不即不离也。”杨花在似花和非花之间，这一不确定性的两可判断，造成“模糊性”的效果，给全词带来虚空朦胧之美，故其笔下的美人也是具有朦胧美的：“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进一步往虚处写，以梦境入词：“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词的意思跳跃性很大，因梦寻郎，本有希望，可是梦被啼莺唤醒，好梦难成。梦中寻郎，已是虚幻的美丽，可是连这虚幻的满足也不能让女主人享有，真是幽怨凄凉。下片仍在虚处用力，“愈出愈奇”（张炎语，见《词源》卷下）。苏词同章词都写到水和萍的关系，章词实写“鱼吹池水”，在飘满杨花的水面，见到鱼不时用嘴来拨弄水。平时水面清净，鱼也有类似动作，因平常并不引人注意，而当水面浮满杨花时，鱼用嘴拨弄水面的动作非常明显，人易察觉到。苏轼则要避开这种实物，他写“一池萍碎”，用“柳花入水，经宿化萍”，其中就隐含此物变化为彼物的神秘，因神秘呈现遗貌取神之妙。“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前者是杨花之“遗踪”，“春色三分”者，言春色大势已去，更遗憾的是残存的“春色三分”，两分已沾泥，一分已落水。章词和苏词都写到泪，因“泪”是韵字，无法回避。章词的“泪”是实写，是真实的女子“盈盈泪”，苏词的“泪”是虚写，以杨花喻泪，再由泪去说人；章词写泪是直接的，苏词写泪层次丰富，以虚入实，粗看杨花自是杨花，细看杨花是“离人泪”；苏词“点点”二字回应章词的“盈盈”，章词的“盈盈泪”是挂在美人的脸上，而苏词的“杨花点点，是离人泪”，那是散落在满世界的。
第二，要在前人韵中翻腾，用其韵而不可全同其意。如上阕结句，章词为“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苏词为“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同用“起”韵字，而章在本题，言花飘落之状，苏与本题若即若离，以梦宕开，写人思念之苦。一在物，一在人，各逞其能，各得心机。《词洁》卷五挑出苏词的毛病：“‘抛家傍路’四字欠雅。‘缀’字趁韵不稳。”这里提到用韵，章词“雪沾琼缀”，说杨花飘落在兰帐玉人的春衣上，如雪如玉一样粘在衣服上。章词的“缀”是已然之事，而苏词的“缀”是预设而难以实现之事，这是两者的区别。说苏词“趁韵不稳”不知是何道理。
苏轼初见章词，自惭未能续和，那是没有信心与之抗衡或求超越，处于劣势，自甘失败；而后找到切入点，找到战胜章词的写作策略，从虚处落笔，以虚取胜。故读苏轼词，必须结合章词来分析，参透“虚”、“实”二字方能深入领会章、苏二词差异以及苏词的高妙：“情景交融，笔墨入化，有神无迹矣”（黄苏《蓼园词选》），从中亦可领悟苏轼转败为胜的写作智慧。只要能和章词平分秋色，苏轼在此次创作角逐中便是获胜。如后人认为苏词韵胜，高出章词，那更是苏轼作词时所期待的结果。
二、被误读的周邦彦《兰陵王·柳》主题
《兰陵王·柳》是周邦彦的代表作，因其结构细密、风格典雅而为人所称道。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题目是《柳》，故人们有时也将此词归入咏物一类，其实此词是以柳为起兴，柳者，留也，以柳写离情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意。
关于这首词的主题，向无争议，根据词中“拂水飘绵送行色”句确定“送行”是此词的主题所在，故陈匪石《宋词举》云：“至‘送行色’三字，亦一篇之眼，下二叠即由此生也。”周济在《宋四家词选》中说：“客中送客，一‘愁’字代行者设想。以下不辨是情是景，但觉烟霭苍茫。‘望’字、‘念’字尤幻。”周济以为这首词不是一般的送行，而是客中送客。陈匪石基本同意周济的说法，他说：“此第二段，说送别时之感想，而不说别后情愫，留下段地步。”意谓第二段不写“别后情愫”，是要留给第三段去写，但词的主题是送别。唐圭璋《唐宋词简释》意同陈匪石，云：“第二段写送别时情景。”包括文学史在内对此词的阐释基本上没有例外，皆言此词是“送别”或“客中送客”。
这首词是否在写“送别”或“客中送客”，一要据写作背景来考察，二要就词自身提供的信息来分析。这首词的写作背景见于南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下：“道君（宋徽宗）幸李师师家，偶周邦彦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于床下。道君自携新橙一颗，云‘江南初进来’，遂与师师谑语，邦彦悉闻之，檃栝成《少年游》云：‘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道君大怒，坐朝宣谕蔡京……得旨：‘周邦彦职事废弛，可日下押出国门。’隔一二日，道君复幸李师师家，不见李师师，问其家，知送周监税。道君方以邦彦出国门为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归，愁眉泪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尔往那里去？’李奏：‘臣妾万死，知周邦彦得罪，押出国门，略致一杯相别。不知官家来。’道君问：‘曾有词否？’李奏云：‘有《兰陵王》词。’今《柳阴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词为官家寿。’曲终，道君大喜，复召为大晟乐正，后官至大晟乐府待制。”这一件事似有传奇色彩，不足为凭。但从此处记载看，此词和《少年游》即事成篇不同，显然不是为李师师而作，但李师师“愁眉泪睫，憔悴可掬”，确实是为此词所感动的。
既然这件事无助我们理清此词的主题，那就从作品出发来分析。第一片“柳阴直……应折柔条过千尺”，“送行”不是理解词旨的关键，因为送行是他人的行为，“谁识”才是理解词旨的关键。“谁识”，认识谁呢，即无人相识。“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由“柳”起，而写自己在旅途中所见，“几番”犹多次，意谓在隋堤上多次见到别人送行。“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这里才开始写自己的身份：京华倦客。倦客，客居他乡而厌倦旅途生活者。此刻他因见他人送行，而登楼望故乡，内心痛苦，十分寂寞：“谁识，京华倦客？”他人将行尚有人送行，自己却无人送行，能不悲伤？“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年去岁来”和“曾见几番”相应，皆言他人，折柔条而作别者并非是自己，故“应折柔条过千尺”只是设想而已。第一片处处扣“柳”，又处处写羁旅离情。“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只是写景，以作铺垫，不过“烟里丝丝弄碧”，已含有依依惜别之意，“送行”虽非言己，但已将题意抛出，引出倦客登临。作者慨叹无人相识而独自登临。“谁识”二字已见其孤独，是了解整篇情绪的关键，因孤独而登临，因孤独而关注“拂水飘绵送行色”，而悬想“应折柔条过千尺”。
第二片“闲寻旧踪迹……望人在天北”，写人在途中离别。因上片写自己是无人相识的京华倦客，以至于登临望故乡，这里以“闲寻”承“登临”，闲寻者何？“旧踪迹”，指人在途中的过往之事。寻找的结果是一无所获。“又”指人在途中的不断重复的动作和事情，那就是“酒趁哀弦，灯照离席”，即又是一场离别，而且是孤独地离去。“离席”者，只是离别之宴席，不必有熟人送行。如某人经过某地，在长亭别馆，饮宴作别此地而又另赴他处，或有人相送，谓之送别；或无人相送，谓之离别。周邦彦属于后者。“梨花榆火催寒食”，不仅仅是写时令，还在感叹季节的变换、时光的流逝。但人在路上，身不由己，瞬间又过了数驿，和思念的人距离更远了，怎不生“愁”？“望人在天北”和第一段“登临望故国”相应，言所想望见之人离自己太远了，故云“在天北”。
第三片“凄恻……泪暗滴”，“凄恻”承“愁”而来，“恨堆积”以足其意。“渐别浦”句云斜阳中之景物。“念”和“沉思”都是心理描写，程度不断深化。所念和所思之人就是“在天北”之人，也是当年“月榭携手”之人。
全词意脉清晰，因见他人送行，自觉孤独（“谁识”）而登高，此一层；又要再行，愁与“望”之“人”更远，此又一层；最后，思念“携手”之人，如同梦中，悲伤不已，只能“泪暗滴”。抓住“谁识”、“又”、“念”即可理清全词思路，“谁识”是关键语，因为孤独一人，“又”一场离别，而无人送别，故思念当初别情。
这首词是自伤别离，而非“送别”或“客中送客”，沉痛之处正在于客中无人送别。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此词的结构和词中人物关系，也才能体会王国维评周词如“词中老杜”，而“沉郁”之思、“顿挫”之变正是这首词的艺术特色。
三、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版本之异的价值
李清照在婚后是幸福的，从《金石录·后序》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这对知识型夫妻的平等和谐、志同道合的快乐。这一时期她的作品已卸去少女的轻盈，而表现出沉稳和深情，那些思念丈夫赵明诚的词篇，婉转曲折，真切动人。《凤凰台上忆吹箫》就是其中一首。这首词有两个版本，《全宋词》所收从宋曾慥《乐府雅词》：
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人未梳头。任宝奁闲掩，日上帘钩。生怕闲愁暗恨，多少事、欲说还休。今年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明朝，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即难留。念武陵春晚，云锁重楼。记取楼前绿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更数，几段新愁。
而通常被人所引用的为《漱玉词》本：
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
这两个不同版本的词应当都出于李清照之手，至于二者有不少相异之处，可能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个原因容易想到，即一首原词，一首经过修改；第二个原因可能是记写之差异，即一个版本是原作，另一版本则是在暂时找不到原作的情况下回忆出来的，后找到原作，因而两本并存了。比较两首词，首先要肯定的是二词均佳，其次可以从中体会其遣词造句的技巧。将《乐府雅词》本和《漱玉词》本进行比较，大致可以看出，前者为最后定本，而后者为原作。两本并存于世，而且李清照创作此词是送丈夫赵明诚的，词作有了修改一定发生在李、赵二人之间。
因此，这两首词并存就有了如下意义：第一点，在李清照之前，男女两性之间的诗歌写作有多种情况，一种是夫妇之间的唱和或酬赠之作，各自表达自己的情感，如秦嘉夫妇的赠答诗。秦嘉《留郡赠妇诗》五言三篇，以五言述伉俪情好，这里抄录一首：“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忧艰常早至。欢会常苦晚。念当奉时役。去尔日遥远。遣车迎子还。空往复空返。省书情凄怆。临食不能饭。独坐空房中。谁与相劝勉。长夜不能眠。伏枕独展转。忧来如循环。匪席不可卷。”其妻徐淑有《答秦嘉诗》：“妾身兮不令。婴疾兮来归。沉滞兮家门。历时兮不差。旷废兮侍觐。情敬兮有违。君今兮奉命。远适兮京师。悠悠兮离别。无因兮叙怀。瞻望兮踊跃。伫立兮徘徊。思君兮感结。梦想兮容晖。君发兮引迈。去我兮日乖。恨无兮羽翼。高飞兮相追。长吟兮永叹。泪下兮沾衣。”徐淑并没有用秦嘉诗之五言诗体式以相呼应，而是用句句带“兮”的歌诗体。
还有一种是寄内诗，那是丈夫写给妻子的。据说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即是，诗云：“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更多的是男性写给非夫妻关系的异性，这在唐诗和宋词中有很多，如柳永《河传》：“翠深红浅。愁蛾黛蹙，娇波刀翦。奇容妙妓，争逞舞裀歌扇。妆光生粉面。坐中醉客风流惯。尊前见。特地惊狂眼。不似少年时节，千金争选。相逢何太晚。”
以上这些词的作者是男性或以男性为主体，而李清照这首词和他们的不同，作者是女性，是夫妇中的女性。这就具有特殊的认识价值。
第二点更为重要，两首词分别代表了两个不同的认识角度，即原词是李清照个人对夫妻离别的感受和情感判断；而改作则主要代表了赵明诚的体验和认识，也就是说赵明诚是此词的第一个读者，也是向李清照提出修改意见的指导者或建议者，重要的改动部分应是充分吸收了赵明诚的意见。从词作修改中可以了解赵明诚初读此词的感受，同样也可以让我们想象李、赵二人在切磋词作时的认真和找到最恰当的表达情感的词句时彼此欣赏的情景，那种快乐甚至可以代替离别的烦恼。这种快乐在《金石录·后序》中也能找到印证：“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余。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这对知识型的夫妻在智慧比拼中获得了特殊的享受和欢乐。当然两人性格都有些急躁，《金石录·后序》中提到“侯性素急”和“余性不耐”语，在平常生活中有些摩擦或斗气也是正常的，但因此而附会出他们的婚姻曾有过危机则不可信，从《金石录·后序》的叙述中可知两人的幸福时光，李清照不会为难自己说虚假的话，这是由她的性格决定的。
为什么视《漱玉词》本为原作呢？这是在比较二词在写事抒情上谁更为合情合理的分析中得出的，当然我们仍然认为两首词在抽象的语境中都是优秀之作。原作有“任宝奁尘满”，联系上下文和当时情景，甚为不妥。赵明诚要离家，从另一版本获知，离家约一年（“今年瘦”），离别是在“明朝”。在离别之前一日，李清照预想明日和丈夫的分别，无论如何也不会让宝奁尘满。而改作用“闲掩”二字，就非常恰当，既然不梳头，也就不要开奁照镜了，贺铸《菩萨蛮》有“开奁拂镜严妆早”，可见宋代女子梳妆的镜子，有一种是置于奁中，照镜时需打开奁匣。这里“任宝奁闲掩”的意思是，任凭镜奁闲置而关着。原词下片“休休”承“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夫妻之间的离愁既然写得如此含蓄，上面为什么还要说得很清楚，说什么“离怀别苦”呢？不如改作“闲愁暗恨”说得模糊，而且宽泛。原作“休休”二字关联不紧，不如改作“明朝”二字点明分别的具体时间，少了这两个字，不但具体时间无着落，而且全词的脉络也不够明晰。“阳关”，古曲《阳关三叠》的省称，泛指离别时唱的歌曲，“这回去也”句，即这次离别，就是十分挽留，唱千遍《阳关三叠》也是留不住的。原作“念武陵人远”，不如改作“念武陵春晚”含蓄婉转。原作“烟锁秦楼”意思虽好，并不完全适合李清照夫妻，他们并非神仙之侣，也不想做神仙之侣，改作“云锁重楼”就灵活许多，且“重楼”与“春晚”相应。武陵，当喻丈夫此行之地，改作“武陵春晚，云锁重楼”隐含对丈夫此行的担忧。原作“惟有楼前流水”，不说人，只说水，把丈夫说得有点无情，这不是李清照的本意，再说赵明诚也不能接受这样的表述，改作“记取楼前绿水”则语意不同，是希冀的口吻、商量的语气，希望丈夫不要忘了楼前水边有一个人在终日思念。原作“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意谓本有“愁”，料将又添“新愁”，赵明诚可不这样看，他认为在长别之前夫妻二人是快乐的，并无“愁”，故“从今又添，一段新愁”不太符合实情，而“凝眸处，从今更数，几段新愁”就符合他们夫妇的实际情况，即不一定本来有“愁”，从现在起就要添上“新愁”，而且是几段“新愁”。
题伊世珍《琅嬛记》卷中引《外传》云：“易安以重阳《醉花阴》词函致明诚。明诚叹赏，自愧弗逮，务欲胜之。一切谢客，忘食忘寝者三日夜，得五十阕，杂易安作，以示友人陆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三句绝佳。’明诚诘之。曰：‘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似黄花瘦。’政易安作也。”《琅嬛记》系伪书，其所述未必是事实，但它启发人们去思考另外一个问题，从《金石录·后序》记载中，可以看出李清照和赵明诚两人都有对享受知识带来快乐的高雅意趣，而赵明诚却没有文学创作留存。为什么会这样呢？不得而知，而《琅嬛记》的叙述似乎给出一个答案，即赵明诚不是没有创作，而是创作才情不及李清照，故自弃其短。从李清照原词和改词来看，赵明诚是有艺术感悟的，只是不像李清照那样，能用文学语言表现内在情感，这也可能和赵明诚醉心收藏、精研金石有关。原词和改词都是写同一件事，都在抒写离愁，但又不同于一般写离愁的作品，其妙处是在离别之前预想离别时和离别后的情景。还有一点是认识价值，设想原作为李清照自作，修改稿是吸收了赵明诚意见而成的，则两稿对照又能体察到李、赵夫妇二人对离别的不同感受。
参考文献：
[1]吴熊和：《唐宋词汇评·两宋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