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创造力的内涵

创造力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常被提及却很难回答的问题，就像爱情一样，很多人都见过或经历过，但很少有人能说得清楚它到底是什么。

创造力又称创造性，英文写作creativity，这个单词源于拉丁语creare，意为“创造”“创新”“生产”“造就”。创造力被视为人类智慧和能力的最高体现，人们对它的关注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对“创造力”概念的科学研究，始于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他在1870年对天才人物进行了研究。不过，真正对创造力进行科学研究的是沃尔特·迪尔伯恩（Walter Dearborn），他使用测量方法研究创造性思维。

创造性思维是人类思维的高级认知过程，也是创造力的具体表现和核心（Guilford，1950）。但到目前为止，人们对创造性思维本质的认识仍未达成共识。由于研究人员分别从过程（process）、产品（product）、人格（personality）和环境（press）等不同角度，对创造性思维进行了分析，因此，他们对如何定义创造性思维仍有争议。

不过，近来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逐渐趋于一致：创造性思维是人的高级认知活动，是人产生新奇、独特、有价值的观点或创造出产品的能力，如发现新事物、创造新方法、解决新问题等（Kaufman & Sternberg，2010；Runco，2002；Sternberg & Lubart，1999）。

研究人员在回顾了近50年的众多研究后提出，创造性思维和产品的两个最典型的特征分别是新奇性和有效性，而这两项核心的评判标准也为多数研究人员所认同（Hennessey & Amabile，2010）。

测量创造力的工具各有不同，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对创造力所作定义的差异。目前的创造力测验主要包括3个方面：人格倾向（Zack-Williams，1993）、认知能力和既有成就。基于人格倾向的测验表明，具有某些人格特质（如开放性）的人更具创造力。基于认知能力的测验（Torrance，1966；Guilford，1967b）表明，创造力是个人能力的结果。基于既有成就的测验表明：“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目前，创造力研究主要从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个体差异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生理机制等方面展开。接下来，我们来具体进行探讨。

从认知心理学角度来看

关于创造力的认知心理学观点认为，创造是每个人都可能经历的基本认知加工过程，它关注的是人在创造性认知过程中的心理机制。研究人员最初关注的是创造过程中经历的不同认知加工阶段，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们开始考察每个认知加工阶段的影响因素问题，如问题表征在问题发现和问题界定中的作用、不同认知策略在观念产生和评价过程中的作用、作为认知内容的知识在创造性认知过程中的作用等。

创造到底是领域一般性的认知过程，还是领域特殊性的认知过程？这一争论已持续了几十年。创造力研究专家迪安·西蒙顿（Dean Simonton）指出，这种争议很大程度上源于领域特殊性的支持者没有看到抽象水平上的创造力现象（Simonton，2011）。他认为，盲目变异和选择性保留理论（Blind Variation and Selective Retention，BVSR）能将领域一般性和领域特殊性问题整合在一起。该理论认为，创造过程要经历盲目变异过程、选择过程和保留过程这3个一般性过程：盲目变异过程是不断产生新奇、独特想法的过程，无论这种想法是否有价值；选择过程是对盲目变异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新想法做出比较并进行选择；保留过程是将选出来的解决方法保存起来。

以上3个过程具有跨领域性质，创造者可以根据自己所在的领域或任务需求，对上述过程（尤其是选择过程）做出必要的调整，这种调整就属于领域特殊性问题。例如，我们在日常思维活动中常用的头脑风暴法，实际上就属于盲目变异和选择性保留的一部分。具体来说，每次的头脑风暴过程都包含构思和评估两个步骤，前者实际上是盲目变异的另一种说法，后者即选择性保留。进行头脑风暴时，我们实际上在进行一种快速的心理演进：我们首先会在脑海中随机产生某种想法，然后再通过评估模型对其合理与否进行测验。

基于认知能力的创造力测验一般包括对发散思维、聚合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的测验，其测量方法因创造力理论的不同而不同。与发散思维相关的托兰斯创造性思维测验（Torrance Test of Creative Thinking，TTCT）和J.P.吉尔福德（J.P. Guilford）的替代用途测验（Alternative Uses Test，AUT），是最常用的创造力测量工具。对于聚合思维能力，人们常采用萨尔诺夫·梅德尼克（Sarnof Mednick）的远距离联想测验（Remote Association Test，RAT）进行测量。

从发展心理学角度来看

罗纳德·巴格托（Ronald Beghetto）和詹姆斯·考夫曼（James Kaufman）提出了创造力“4C”模型，他们将创造力分为迷你创造力、日常创造力、专业创造力和杰出创造力。由于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这4种创造力的差异程度会逐渐加大；此外，年龄对这4种创造力的影响也存在差异。以下是一些有趣的相关问题。

第一，儿童的创造力更高吗？儿童的创造力主要体现在迷你创造力和日常创造力两方面，即聚焦于具体经验、事件和行为，对日常生活中的问题给予独特的个人解读，并提出新奇且有效的问题解决方法（Kaufman & Sternberg，2010）。而要创造出影响世界的、具有社会价值的成果，大都需要多年的学习和教育。事实上，多数行业都存在“1万小时定律”（Andreasen，2011）。

第二，40岁以后，人的创造力会明显下降吗？目前人们普遍认为，不同领域的创造力受年龄影响的程度并不一致。人在音乐、体育、艺术等方面的创造力一般在成年早期达到最高水平，与阅历、知识等有关的语言、哲学和科学等方面的创造力则可能会终生发展。某些科学家在40岁以后的创造性成果会减少，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其动机下降、资源减少，而与其创造性认知能力衰退的关系并不大。事实上，智慧成果的积累与财富积累相似，都存在马太效应，年轻有为的科学家在未来的表现可能更加优秀（Stroebe，2010）。

第三，为什么多数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年龄都较大？1911—1920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平均年龄为51岁，而2000—2013年，这一数字变成了65岁。这足以回答“老年人是否仍有创造力”这个问题。当代科学跨领域、学科交叉的特征越来越明显，阅历对人的影响远超以往所有年代，重大创造性成果多数都会与“如这成果的意义一般深刻的皱纹”紧密相连。

从个体差异心理学角度来看

人们都想知道创造力天才具有哪些特征，为此，一些研究人员对少数天才或精英进行了研究。其他大部分研究探讨的仍然是普通人表现出的与创造力差异相关的各种人格特质和认知特征。以下是我们常听到的两个问题。

第一，存在最有创造力的人格特质吗？在人格方面，人们一般认为，高创造力者更可能拥有以下特质：开放性水平较高、充满好奇心、坚韧、自信、独立和爱冒险等，另外，他们也善于自我激励，因为他们做的很多事情不为世人理解，甚至不被认可。对于创造力，开放性是很重要的人格特质，乔纳森·普拉克（Jonathan A. Plucker）和罗纳德·巴格托甚至将开放性作为创造力的基础成分。

创造力实验室

我团队的研究（Li et al.，2014）发现，高创造力者的大脑右侧后颞中回的灰质体积更大。通常来说，后颞中回对有关新异联结、概念整合以及隐喻理解的新奇性寻求过程起着重要作用。另外，除了开放性，外向性和尽责性等人格特质对创造力也都有促进作用。不过，只有开放性这一人格特质在后颞中回的灰质体积与创造力的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

由此可见，早期的开放性人格特质培养，能通过促进人的新奇性寻求能力来激发其创造力潜能。

开放性的人格特质通常具有浪漫、多情、求异和好奇的特点，拥有这种人格特质的个体很少抱怨生活，即使处于低谷，他们也能找到充满希望的因素，以此鼓励自己继续用心生活。同时，他们也充满激情和想象力，乐于挑战权威，打破常规和传统观念。此外，他们往往不拘小节，在面对错误时也能一笑而过。

创造力实验室

我团队的另一项研究（Tong et al.，2015）发现，与创造力密切相关的另一种人格特质——模糊容忍度与大脑背外侧前额叶的灰质体积呈正相关。模糊容忍度是人在学习过程中对模糊、不确定的事物的一种反应倾向和认知风格，是学习者人格特质的一种体现。也就是说，个体背外侧前额叶的灰质体积越大，其对复杂环境中新异刺激和不确定刺激的容忍程度就越高，在效果和前景模棱两可的情况下更愿意进行创造性探索。

因此，人格特质中的模糊容忍度与个体的创造性行为存在积极的正向关系，这一结论也得到了神经影像数据的支持。

通常，模糊容忍度高的人更愿意冒险，更容易接受变化和不确定因素。培养和提高个体的模糊容忍度，让个体从完全拒绝转变为乐意接受信息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和不完整性，适应并接受模糊现象，而不是抵制它，这样个体才能更好地对模糊信息做出反应和判断，从而提高创造力。

以学校教育为例，教师可以将模糊容忍度作为衡量学生发展的重要指标。首先，教师需要具体地了解并客观地认识模糊容忍度的内涵，在提高自身模糊容忍度水平的基础上，可以通过模糊容忍度问卷来了解学生的模糊容忍度水平；其次，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制定针对性策略，因材施教，培养学生的忍耐力、灵活性及独立思考能力等。这样一来，学生在解决问题时就能保持开放性思维，且不受固有思维的束缚（李玉梅，2019）。

归根结底，创造需要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产生新想法或新观点。因此，我们应该始终保持学习的心态和模糊容忍度，并将表面看似不相关的事物保存在头脑中，也许在不经意的情况下，这些事物就可以给予我们灵感，帮助我们解决棘手的问题。也就是说，表面看似不相关的事物可能启发我们产生创造性观点。那么，如何把握这种启发并以此来实现创造呢？首先，要掌握问题的关键点，并把它长期储存在头脑中，然后孜孜不倦地追求解决方案；其次，在日常看书、参观、访谈或进行网络搜索时，要在问题关键点的指引下主动构建所面对的事物或信息，继而建构出有效信息，并排除干扰信息（Yang et al., 2022）。

目前，常用的创造力人格测量工具是威廉斯创造力倾向量表（Williams Creativity Tendency Scale，WCAT），研究人员通过让被试对自己的人格特质进行自评，来判断其“倾向于保守还是打破常规”的程度。

创造性成就的马太效应

世界上有两种人不惧怕失去：一种是有着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心态的人，英语中也有类似的表达，即“nothing to lose，so nothing to fear”；另一种是手里握有足够丰富资源的人，一切损失对他们都构不成伤害。多数人都处于这二者之间。博弈研究发现，能使用双赢策略的人少之又少：可能是“幸运的傻瓜”，也可能是大智若愚的人。

人类的创造性行为也存在类似的现象。

对低创造力者来说，每个创意都来之不易。因此，创意越少，他们越怕失去，越可能藏着掖着，不愿与他人交流。但许多时候，他们自以为的“非凡想法”不过是早已实现或被证明不可行的“旧知识”而已。他们是“只缘身在此山中”，不断且徒劳地重复着前人已经做过无数遍的事。

相反，高创造力者更可能有成就动机及开放性人格特质，对他们来说，创造的意义在于创造本身，而不是为了获得名利，更不是为了与他人比较。这些人乐于第一时间向他人分享自己的发现，如阿基米德发现浮力的奥秘后大叫一声“Eureka！”（意为“我发现了！”），之后光着身子跑上大街向世人展示自己的发现；苏格拉底每天在街上为陌生的年轻人传道、授业、解惑，他从未想过“我不能让别人变得与我一样聪明”或“我应该让他们向我交钱”之类的事情。

实际上，这些向外界完全敞开自我的人在交流中会产生更多灵感；而且，别人也会认为他们“基本无害”，因此愿意与之分享自己的观点。结果，他们付出的越多，得到的回报越大，这就是创造力领域的马太效应。

第二，聪明人更有创造力吗？聪明与否是个体差异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人会不分场合地使用“聪明”这个词，并将智力与创造力混为一谈，但二者并不能等同。有研究团队通过对高创造力人才与普通人的对比研究发现，对中等及以下智力水平的人来说，智力水平越高，其拥有高创造力的可能性越大；但人的智力水平一旦高于116（大学生的平均水平），其智力水平与创造力就不再有关联了。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

有研究发现，“一个斑点大的蜜蜂的大脑只有6天的记忆，而整个蜂巢中的蜂群拥有的记忆时间是90天”（Kelly，1995）。每个人一生中记住的事物自然超过蜂巢中的蜂群，但仍有上限；而整个人类记住了几千年的事情，并由此推知了更久远的过去。

单只蚂蚁毫无思维可言，更谈不上有任何创造力，但亿万年来，蚁群在地球上却创造了数不清的奇迹。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4)在1975年写了《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一书，他曾说：“我不想研究进化的产品，比如爬藤、蚂蚁、蝴蝶，我想研究进化本身。”在许多新生代学者的眼中，进化就是创造，创造就是进化，而思维就是大脑内神经系统这一“丛林”的进化。

迪安·西蒙顿认为，我们应该主要从人际关系、团队、社会文化这3个层面关注创造力（Simonton，2012）。

人际关系层面关注的是作为独立个体的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有研究发现，身为榜样时，人们更容易按规则行事（“别人学不会或不爱学就糟了”）；褪去榜样的光环后，人们可能更有创造力；在为自己做决策时，人们更保守（“万一失败，被别人瞧不起怎么办”）；在为他人做决策时，人们更有创造力（“反正最后受苦的不是我”）。

团队层面主要关注的是团队规范、团队性质等因素对创造力的影响。例如，头脑风暴可以使团队成员的创造力水平得到提升；强调个体价值时，团队成员更容易产生新奇性想法；多样性有助于提升团队创造力，如性别多样性可能带来“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积极结果，年龄多样性可以促进“老人带动新人”“新人带来活力”等积极结果，价值观不同的人在碰撞中更容易产生创造力火花，学术背景有差异的团队更可能创造出与学科交叉有关的产品。

另外，人们一般认为，适度的压力有助于提升团队创造力（Anderson et al.，2004），而过高的压力可能导致团队成员注意力分散（Kristin，et al.，2010），使之过分关注工作和生活中的种种不适，无法聚焦于问题解决及目标实现，从而阻碍其创造力的发挥。

社会文化层面关注的是更宏观的时代精神或时代思想。

创造力实验室

研究人员（Myriam et al.，2010）发现，在个人主义文化中，新奇性更有价值，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适应性和可行性更有价值。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创造力的理解也不一样。一些研究认为，信奉集体主义的儒家文化可能会扼杀人的创造力（Kyung，2010），但这可能与创造力的定义及测量方法有关，因为作为一项古老的文化，如果它不够包容、不够开放，很难想象它是如何传承下来的。

所有事物都存在优缺点，我们在承认个人主义文化优势的同时，要更多考虑融合、整合的问题，同时尝试用集体主义文化视角及个人主义文化视角来看问题，这么做也许会带给我们更多惊喜。

从生理机制角度来看

人们对创造力生理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不同生理特征、激素等生化物质对创造力的影响等方面。以下是一些有趣的问题。

第一，某些人天生更有创造力吗？各类研究中常提到的与创造力有关的脑区包括额叶（控制）、顶叶（身体运动）、枕叶（视觉信息加工）、颞叶（言语、逻辑等）、海马（记忆力）等。

例如，大脑右侧前运动区的灰质体积越大，人的日常创造性活动就越多（Zhu et. al.，2016）；大脑背外侧前额叶与模糊容忍度有关（Tong et al.，2015），灰质体积越大的人对新异刺激更敏感，也更包容，且更愿意尝试创新。值得注意的是，拥有这些优势的人不一定是天才。

第二，高创造力者的大脑更灵活吗？在日常生活中，高创造力者看起来似乎“脑子更灵活”，他们能很容易地在远距离概念之间建立连接以及新奇而独特的语义联系，从而产生创新想法和新思路。我团队基于大样本脑影像数据库的研究发现，大脑默认网络的可变性及其与其他大脑网络（如腹侧注意网络和背侧注意网络等）连接的可变性均与个体的创造性思维有关。该研究从动态变化角度揭示了大脑特定功能网络的连接模式与创造力的关系，进而证明了高创造力者的大脑确实更灵活、易变，这为有效提升个体的创新思维能力提供了客观的脑功能特征指标。

第三，左利手的人更有创造力吗？有人对左利手、右利手、双利手3种利手性人群谁更有创造力进行了研究，目前的相关研究结果存在极大的不一致性，这暗示了利手性对创造力的影响可能微乎其微。

单利手是进化的结果。例如，当一个人遭遇意外袭击时，即使他仅仅多花半秒钟来想“这次用左手还是右手”，结果都可能导致性命危机。原则上，绝对双利手——左右手能力完全相同的人是不存在的，因为为了提高效率，人总会发展出在某一环境只使用某一只手的倾向。

第四，存在让人吃一颗就变成天才的药物吗？一些研究认为，多巴胺（Dietrich，2004）、性激素（沈汪兵等，2012）、催产素（De Dreu，Baas & Boot，2015）等神经递质，甚至咖啡、酒精等物质，可以从某些方面提升人的创造力，但问题在于，药物依赖带来的潜在危害远大于其益处。

有研究发现，饮用咖啡使人更兴奋的本质在于“透支未来的生理及认知资源”；过度饮酒则容易降低大脑的反应性，使人的思维能力下降，而大脑受损最严重的区域是负责认知监控的额叶。在一个人无法自控的情况下，其脑海中平时被压抑的思维会不经意地“跳跃”到意识之中并被捕捉，别人会觉得这个人“思维非常跳跃”，但这种思维的实用性并不高。

酒精可以提高人的创造力吗

科幻作家刘慈欣曾经讲过酒精与创造力的问题：“喝完酒之后，我觉得想法多得不得了，也好得不得了，一晚能写好几千字。可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咳，这写的都是什么啊！’”从刘慈欣的这两句话中可以得知，酒精提高了他的思维流畅性，但对他的原创性等方面没有明显的贡献，这与目前的许多研究结果一致。

许多情况下，“诗仙”李白会被认为是“酒精提升创造力”的典型范例，但值得注意的是，李白至少是中产阶级出身，他的家庭教育较好，同时天资聪颖，4岁开始读书，14岁开始参与社会活动，而且他好剑术，可谓文武双全，17岁便开始游历四方。也就是说，李白是一个有钱有“闲”、有智力、有阅历的能力很强的人。所以，无论是否饮酒，李白都会表现出非凡的创造力。

从李白的个人发展来看，他的创造力成就不太可能是酒精带来的，更大的可能是：酒精使他沉迷于幻想的“自由”之中，并使他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逃避倾向，导致他的政治理想被蒙上了过多不真实的浪漫主义色彩。因此，他的仕途难免不顺，而这种不顺进一步加剧了他的逃避倾向与酒精依赖，最终使他被人扣上了“孤傲”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