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水务农：华夏礼乐自周而始

依靠着治水导渭建立起来的宏大功业，禹在部落事务中的权力、地位空前加强，威望日隆，与尧、舜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禹最终成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时代最后一位英雄，同时推开了“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小康时代大门。

大禹之子夺取部落联盟最高权力建立夏朝，历史进入夏商时代。夏文化的渊源可能在中国西部渭水流域，这一地带的华山可能是夏族在某一时期崇拜过的圣山。而同样成长于渭水的先周文化经过对夏商文化的吸收吐纳，历经一千余年，茁壮成长为集礼乐文明之大成的周文化。

灌溉秧苗　种植谷蔬

根据史料记载、考古发现和钱穆等学者的研究，姬周部族最早可能起源于山西汾河下游的晋南地区，但其却是在渭水流域兴旺发达。周人的始祖后稷曾帮助大禹治水并掌管农业事务，后率领族人定居在邰（今陕西省武功县西南一带）。邰地接近雍水、杜水等支流汇入渭水的河口处，位于渭北平原膏壤沃野的中心地带。后稷及其族人在这里舀起第一捧灌溉秧苗的渭水，种植百谷百蔬，为华夏族早期农业生产经验的积累作出了重大贡献。

夏朝后期，西北黄土高原上的游牧民族不断南下侵扰，渭北平原的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破坏，周人首领不窋率领部族北迁到渭水支流泾水的中游一带。商朝初年，周人首领公刘带领族人在豳（今陕西省旬邑县一带）“务耕种，行地宜”，开垦耕地、整治农田，农业生产蒸蒸日上，储积的粮食堆满仓库。周人不断扩大活动范围，渡过渭水采集矿石用以改进生产工具和锻造武器，很快发展成繁荣兴盛之邦，“周道之兴自此始”。到了商王武丁时期，周已经成为商朝西部有重要影响力的诸侯国。

大致在距今3000年左右，周人首领古公亶父带领族人南迁到渭水支流雍水、杜水之间的岐山之南，在后来被称为“周原”的地区建立都城。古公与早先居住在此地的姜姓部族联姻，繁衍人口，建设城邑，疆理交通，扩大耕地面积，经济实力迅速壮大。古公迁岐标志着周人建立的早期国家进入到比较成熟的阶段。

靠着雄厚的农业经济基础，周人连续击败散居在岐山西北的混夷、西戎部落，军事实力大幅度增强，周边小国纷纷归附。近年来在周原考古发现的周人宗庙建筑遗址等大型建筑基址群、墓葬群、石子路，以及出土的甲骨片、青铜器、玉石器、陶器、骨器等，都反映了当时周国的经济、文化实力。

古公亶父功业煌煌，《诗经》赞其“居岐之阳，实始剪商”，开始了灭商一统的事业。而周人剪商大业的源头，无疑是姬昌与吕尚在渭水边的人生初见，是为“渭水对”。

太公垂钓　文王上钩

据《吕氏春秋》记载，吕尚（即姜太公）胸怀经天纬地之才，手握鬼神莫测之术，可惜报国无门，长期郁郁不得志，“欲定一世而无其主”，年届七十仍一事无成。后“闻文王贤，故钓于渭以观之”，听说姬昌懂得礼贤下士、知人善任，就到周原附近的渭水垂钓，以求获得赏识垂青，同时观察姬昌是否名实相符、值得托付。

吕尚在渭水垂钓的场景，被传奇小说《武王伐纣平话》演绎为“直钩钓渭水之鱼，不用香饵之食，离水面三尺”，用短杆长线，线系直钩而非钓鱼所用弯钩，且不用诱饵，钓钩还不在水中，反倒离水面三尺。吕尚边作此钓鱼姿态，边自言自语，念念有词：“负命者上钩来。”由此就有了“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这句歇后语。而这位“上钩者”，正是姬昌。

早在姬昌曾祖父古公亶父带领族人迁徙到周原地区，周人就开始下起“剪商大棋”。古公亶父在全力发展农业提升经济实力的同时，下得最长远的一步大棋就是派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到东南钱塘江流域的吴地发展并建国。

古公亶父此举并非是一步闲棋冷子，而是为了牵制在长江以南日渐崛起的楚人，同时扼住楚人、越人联合的咽喉，以免将来周、商对决之时，楚、越趁乱进攻中原黄河流域。毕竟在当时的华夏族天下格局中，楚、越还属于化外之地的蛮夷。周、商争夺天下的斗争再激烈，也是华夏族内部事务，华夏族共同的核心利益不能因为内部斗争被外族侵犯。

太伯、仲雍奔吴之事影响深远，在周人灭商的军事斗争中，楚人因有吴国在后方虎视眈眈，不敢有丝毫动作。在后来的东周即春秋战国时期，吴国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扮演着为中原华夏诸国牵制楚国的角色，使其不敢全力北上争霸。

在太伯、仲雍到达吴地后不久，古公亶父去世，幼子季历即位。大哥太伯、二哥仲雍在东南布局到位后，三弟季历就在西北大举挞伐，展开对西北诸戎部落的进攻，先后征伐西落鬼戎、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始呼之戎等戎人部落，不但开疆拓土，解除周边戎族的威胁，更是受到商朝的看重。商王文丁任命季历为“牧师”，周成为得到商朝承认的西方大国。

但好景不长，随着周族势力急剧扩张，商周矛盾迅速尖锐起来。重用季历的商王文丁为遏制住周族的扩张势头，直接将季历杀掉以绝后患。季历死后，其子姬昌即位。姬昌报仇心切，急于摆脱商朝控制，贸然发动对商朝的战争，结果在强大的商朝反击下迅速失败，甚至被俘，成为商纣王的阶下囚。周人用宝马、美女贿赂纣王，姬昌才得以获释返回国内。

姬昌回国后，一日准备到渭水边打猎，就先卜了一卦，卦象显示“所获非熊非罴，非虎非豹，兆得伯王之师”，这次打猎得到的猎物不是熊也不是罴，不是虎也不是豹，而是能帮助姬昌成就霸业的国师级别人物。姬昌大喜，就沐浴熏香斋戒三日方才去打猎，以示郑重。

等到了渭水北岸，姬昌“见吕尚坐茅而渔”，就前去作揖寒暄，问吕尚：“子乐渔邪？”吕尚回道：“君子乐其志，小人乐其事，吾渔非乐之也。”君子以抱负为乐，普通人以爱好为乐，钓鱼不是我的爱好，我并不以之为乐。吕尚言外之意是其志向远大，不乐垂钓逍遥。

姬昌一听吕尚谈吐不凡，遂与之深谈一番。言罢，姬昌大喜过望，告诉吕尚，自己的先太公曾经预言过，“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会有圣人帮助周族事业实现突破性发展，现在看来您就是先太公预言的那个人。姬昌当即与吕尚同车回城，并拜其为太师。

明确目标　韬光养晦

姬昌能被吕尚一席话打动，显然和两人深谈之事即灭商大业有关。吕尚明白姬昌要行非常之事，姬昌亦深知吕尚能谋非常之策，于是劈头就问：“为天下若何？”如何才能夺取天下和治理国家？吕尚胜券在握，逐一向姬昌和盘托出胸中谋略。

首先是明确战略目标。吕尚认为，商朝已经危机四伏，走向衰弱迹象明显。周族代商是大势所趋、历史必然。通过分析商朝“草茅胜谷”“众曲胜直”“暴虐残贼，败法乱刑”的亡国之象，吕尚坚定了姬昌灭商的决心。同时他建议姬昌行善修德，顺应天命，立足于“道”和“义”，夺取天下、安定四方。姬昌表示“允则，敢不受天之诏命乎”，要自觉肩负起上天赋予的灭商重任。

其次是继续韬光养晦。在坚定姬昌信心的同时，吕尚劝姬昌要清醒地认识到商、周实力的差距。尽管周族经过几代人的经营，已经崛起为西方最强的势力，但其实力仍不足以与商朝全面抗衡，商仍然是“大邑商”，周依旧是“小邦周”。建国数百年的商朝根深叶茂、地盘广大，而且控制着豫西和晋南等周族东进的必经之地，在整体战略态势上对周族形成压倒性优势。在“商周之不敌”的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面前，不能急于求成、操之过切。

吕尚指出，“天道无殃，不可以先倡；人道无灾，不可以先谋”，告诫姬昌不可强行出头，轻举妄动，又用“鸷鸟将击，卑身翕翼；猛兽将搏，俛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建议姬昌恭顺事商，麻痹纣王。姬昌心领神会，在周原建造商朝宗庙，供奉商朝列祖列宗，按时恭敬祭祀；主动进攻背叛商朝的诸侯，做出替商朝清理门户的姿态；在周原大兴土木，广纳美女，宴饮观舞，装作腐化享乐、胸无大志。姬昌这一系列举动，成功麻痹了商朝。纣王一看姬昌作出服软的姿态，顺理成章地得出“西伯改过易行，吾无忧矣”的政治结论，还赐给姬昌专门负责西方征伐事务的大权，从此不问西方之事。

争取人心　剪商羽翼

随着纣王将注意力转向东方，全力对付东夷部落，姬昌和周族的外部压力大为减轻，获得了难得的发展良机。吕尚趁势建议姬昌把主要精力放在争取人心上，即“阴谋行善修德以倾商政”，在国内发展生产，富民强国，推行善政，照顾鳏寡孤独、老弱病残，改善民生，礼贤下士，搜罗人才，收揽民心。此外，姬昌不计较崇伯虎向纣王告密他有异心的行为，树立宽宏大量的形象；把周族的洛西之地献于纣王，请求纣王废除“炮烙之刑”，树立敢为天下人请命的形象，从而扩大了在诸侯中的影响力。

在收揽人心、树立形象的基础上，吕尚建议姬昌结交同盟，在诸侯间纵横捭阖，分化瓦解商朝的诸侯国。周人彻底巩固渭河平原后，势力很快扩展到河东地区，借助调停虞、芮两国争端，极大提高了自身的政治地位。

据《史记》《毛诗正义》等记载：“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虞国（今山西省平陆县东北一带）、芮国（今山西省芮城县西部一带）“相与争田，久而不平”，发生领土纠纷。两国国君不去找宗主国商朝裁决，却“相与朝周”，找姬昌进行调解，这就是“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

虞、芮国君刚进入周国地界，就见“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农夫互相让田，行人互相让路。走到周国国都，见“男女异路，斑白不提挈”，男女老少都互相谦让。进入周国朝堂，见“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士让大夫先走，大夫让卿先行。

虞、芮国君见此，还没见姬昌和姜尚的面，就“皆惭”，长叹一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还表示“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

回去后，虞、芮“乃相让，以其所争田为间田而退”，把有争议的土地划为缓冲地。各诸侯国听闻此事，纷纷表示“西伯盖受命之君”。不久，“天下闻之而归者四十余国”。

“断虞芮之狱”事件在周族发展史上意义非凡，虞、芮两国赴周国裁决争端的法律行为，代表着政治上对周国的归顺，这说明周已经开始取代商朝成为一些小国的实际宗主国。周人将此年称之为“受命之年”，姬昌随之称王，是为文王，并追尊古公亶父为太王，季历为王季。宋代学者吕祖谦评论道：“文王听虞芮之讼而商道始衰。”随后有更多的小国归附周国，从此河东平原与渭河平原连成一片，成为周国的基本统治范围。周国由此将势力扩展到潼关至崤函一带的函谷关天险，打通了东征灭商的必经之路，开始主动进攻商朝核心统治区域。

在结交同盟之外，文王还根据吕尚的谋划，抓住纣王征讨东夷无暇西顾的战略机遇期，打着拥护商朝的旗号，利用纣王赋予的“专征伐”之权，出兵攻打忠于商朝却与周国敌对的国家。首先征服西北地区的犬戎，泾水上游的密须、阮、共等方国，解除东进的后顾之忧。接着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一带，灭掉位于太行山西麓的黎国（今山西省长治市上党区一带），打通了穿越太行山最重要的通道，向东可以在太行山头俯瞰商朝都城，向南可以直取商朝核心区域河洛地区。

文王扩展势力的另一方向是南方。借助太伯、仲雍在吴地站稳脚跟的态势，继续向长江、淮河、汉水流域拓展。周原地区出土的“伐蜀”“征巢”“楚子来告”等甲骨文显示，当时周人势力在南方已经到达江淮、江汉之间，西南进入巴蜀地区。

通过向商朝北部太行山脉和商朝南部江淮、江汉两个方向的拓展，周国完成了对商朝的南、北两路战略大包围。至此，天下南、北、西三个方向的大部分诸侯国都已经臣服于周国，这就是《论语》所言“三分天下有其二”。完成对商朝的南北钳形包围布局后，文王从中路拔掉了商朝封锁周人向东发展道路上的最后一道关隘崇国（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一带），形成俯冲豫中平原的战略态势，揭开了后来武王伐纣、问鼎中原的战略序幕。

吕尚明确战略目标、继续韬光养晦、争取人心支持、逐一剪商羽翼四条克商之策，虽不一定是一次性就在渭水之滨全部向文王提出，更大可能是根据时势变化逐一制定，但其开篇起笔却是在渭水之北。

文王去世后，其子武王姬发继续执行灭商战略。武王借助吕尚等人的辅佐，终于在公元前1057年取得牧野决战的大胜，攻克殷都，灭掉商朝，随后胜利班师，在渭水下游镐京（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沣河一带）正式建立周朝。

周朝开国后，以渭水、泾水、黄河、洛水流域核心地带为王畿。以京师镐京为中心的渭河平原，是周人兴起的根据地，是为“宗周”；以东都洛阳为中心的洛水流域，是保卫宗周和镇抚东方的重镇，是为“成周”。在其他地区，周朝则大规模分封诸侯，以为藩屏。

周人由此通过渭水和洛水两大水系，将东、西两大地区连成一片，既能向东输出西方渭水文化，又吸吮东方河洛文明营养，历八百年旧邦而其命维新。周朝创制的宗法制度、井田制度、国家制度、典章制度、礼乐制度和道德法治规范，成为华夏文明独特精神气质和中华民族思想心理结构的重要源头。

渭水边的吕尚对策，奠定周朝八百年基业。西周末年，国政衰落，犬戎攻入京师镐京，平王东迁洛阳，是为东周。而晋水畔的一场大战，则将东周历史分为春秋、战国两段，拉开了战国历史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