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马一浮家世及其早年的生活
马一浮幼名福田，后改名浮，字一浮，青年时代曾经用过“被褐”“太渊”等许多笔名，自号湛翁，晚年别署蠲戏老人或蠲叟，浙江绍兴上虞籍人氏，生于四川成都，卒于浙江杭州。
关于马一浮的家世，前几年出版的《马一浮集》中有《先考马公行状》一文，对此作了详细的叙述。该文作于1901年，也就是马一浮的父亲去世后不久。按照马一浮的叙述，马一浮的父亲马廷培系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东墅里（今绍兴市上虞区长塘镇）人。其先祖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会稽太守马稜。不过这只是猜测，实际上，马一浮也承认，马家家世明以上世系已不可考。说得清楚的始自马一浮的高祖，据说曾经累赠至通奉大夫、江南徽州知府。不过，马家自此以后，很快就家道中落。马廷培的亲生父亲马尚坤“奇贫绩学，隐居而终”，他死的时候，马廷培才八岁。正是马廷培“孤露发愤”，马家才保留了些许元气。马廷培的伯父马楚材任四川仁寿县尉，清咸丰十一年，在与滇贼的战斗中被俘不屈而死，朝廷追赠他为盐运使知事。四川总督骆文忠得旨优恤，但马楚材有女无子，继子（马廷培的亲哥哥马丙鑫）也被滇贼所杀，所以骆文忠驰书浙江求嗣子。马廷培按族序成为嗣子，弱冠入川。后来得保举，以从九品留省补用。从九品是当时公务员序列的最低一级，而且还不是正式的，仅仅具有一个资格而已。就如同今日某某家中有一个人在外因公殉职，政府为了照顾农村的家属，给一个农转非的名额。而所谓的补用也就是档案已经在人事部门，但是还不知何时分配工作。不管怎样，马廷培总算有了个出身，开始踏入仕途。也许由于衙门里等候补用的人太多，又或许因为品秩太低，即便补用了也不过是端茶倒水的活，更重要的是，马廷培的亲生家庭的家境十分贫困，在家乡时，经常粥不果腹，吃糠咽菜，入川前仅从亲戚那里借了五百钱留家，家中的亲生母亲亟待寄钱回去赡养。因此，马廷培聪明地选择了离开，去做大员幕僚。正好当时有一个同乡人叫朱潮，做了御史，被派驻到叙州（今四川宜宾），对幕僚很严苛，所以他调往成都后幕僚都没跟去，便将马廷培招致门下。马廷培做了几年幕僚后，于光绪七年又以通判资格留省补用，后来因为在清查山西、四川等库款的事务中功劳显著，逐渐受到一些人的赏识，于是被正式起用为潼川府通判，驻太和镇。马廷培最后的职位是“调署仁寿县”，出任仁寿县知县。以清代官制，府通判与知县级别一样，所以马廷培从太和到仁寿是平调。
马氏家族人丁稀少，马一浮本人无儿女，只有一个从侄马镜泉先生还健在，他所能提供的马一浮的族系传承大概也只是马一浮的这篇《行状》所提到的这点东西，更未见有家谱一类的东西传世。另外，马一浮的老家在上虞区长塘镇长塘村，当地也并未见有马氏一族的祖宅遗留下来。当地保留的一幢马一浮曾经住过的老房子至今完好，但这房子不是马家的房子，而是当地一赵姓人家的房子。房子有个名称，叫作赵家元宝台门，笔者十几年前去参观过一次，印象中是个典型的江南台门式的宅院，台门不大，宅院不深，前厢是一窄道连着的小院，后面是一天井，再后是厅堂。在乡间，这样的台门极其普通，与三进大宅院相比，也勉强只能算是中等。如今这个元宝台门还在，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时期，里面的厅堂曾经被用作村里的小学校舍。如今乡间的经济发展，农民都住上了新盖的房子，老房子已经拆得七七八八，只有这幢房子还保留着，大概是因为马一浮曾经住过的原因吧。据马镜泉的回忆，马一浮的父亲解职回乡后，租赁了赵家台门的中院西面三间座楼，以后就一直住在这里。可见在上虞，马一浮的祖上，至少在马一浮的亲祖父的时候，的确已经一贫如洗。而马廷培虽然在外为吏多年，到头来也只是两袖清风而已。浙江自古有文物之邦之称，耕读传家是乡间普遍的传统，不仅是那些殷实的富户，即便是贫寒之家，也大半会勒紧裤带、咬紧牙关，努力供子弟读书，希望有咸鱼翻身的一日。因此，马家虽然已经贫困、没落，但是读书的传统并没有忘却。最后到了马一浮，总算又挣得个金榜题名，这是后话。不过此时的中国封建王朝已日薄西山、奄奄一息了。
这三间座楼虽是租赁来的，但毕竟是马一浮居住过的，马一浮在此度过了他难忘的童年岁月。这个赵家元宝台门，现如今已被当地辟为文物古迹，接受游客的参观和瞻仰。不过，马一浮虽然童年是在这里度过的，但是这里却不是他的出生地，他的出生地是四川成都。当年马一浮的父亲马廷培宦游四川时，与马一浮的母亲、出身陕西沔县望族的何氏一见钟情，结为连理（自然是经过了三媒六证），并且在寓居成都时生下了马一浮，不过成都却未留存马一浮出生的遗迹。马一浮之后兴办复性书院，居留了数年，主要是在乐山的乌尤寺，其间也去过重庆，单单他的出生地成都似乎从未回去过，不知这是不是马一浮心中的一个缺憾。四川乐山乌尤寺的尔雅台复性书院遗址至今仍然完好地保留着，成为人们旅游观光和纪念马一浮的又一个好去处。按照现代以出生地入籍的规范统计法，马一浮应该算是四川成都人，但是按照中国传统的籍贯统计法，马一浮则又应该算是浙江绍兴人。根据马镜泉的回忆，马一浮的童年是在绍兴上虞故里度过的。不过，还有另外一种说法，马一浮的外甥女丁敬涵女士回忆，马一浮6岁时随父母亲回到浙江后，一直寓居杭州。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马一浮的童年应该是在杭州度过的，而不是绍兴上虞的赵家元宝台门。关于马一浮的童年时代的生活轶事现如今并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只有两位老人不同的回忆，因此，笔者无法判断哪一种说法正确一些，只好将两种说法都写在这里，立此存照，以待来者了。不管怎样，马一浮即便从未返回过上虞，而是从小就寓居杭州，总该算是一个浙江人吧。不过，笔者认为马一浮返回故里的可能性大一些，因为马一浮彻头彻尾一副绍兴人的特质：年轻时腼腆，中年以后少言、平和；性格也是典型的绍兴人脾性：坚忍、谦让，凡事都烂在肚子里，不愿做出头的椽子，但又十分高傲（鲁迅笔下的阿Q、孔乙己也是这样的脾性）。当然，马一浮身上还有儒者的方正、佛家的禅意和道家的仙气。马一浮不仅有绍兴人的气质，而且有绍兴人的生活习惯和语言。如著名画家丰子恺有一篇专门回忆马一浮的文章《陋巷》，文中回忆了李叔同第一次带他去见马一浮时的情景：
第一次我到这陋巷里，是将近二十年前的事。那时我只十七八岁，正在杭州的师范学校里读书。我的艺术科教师L（指李叔同）先生似乎嫌艺术的力道薄弱，过不来他的精神生活的瘾，把图画、音乐的书籍用具送给我们，自己到山里去断了十七天食，回来又研究佛法，预备出家了。在出家前的某日，他带了我到这陋巷里去访问M先生（指马一浮）。我跟着L先生走进这陋巷中的一间老屋，就看见一位身材矮胖而满面须髯的中年男子从里面走出来应接我们。我被介绍，向这位先生一鞠躬，就坐在一只椅子上听他们的谈话。我其实全然听不懂他们的话，只是断片地听到什么“楞严”“圆觉”等名词，又有一个英语“philoso⁃phy（哲学）”出现在他们的谈话中。这英语是我当时新近记诵的，听到时怪有兴味。可是话的全体的意义我都不解。这一半是因为L先生打着天津白，M先生则叫工人倒茶的时候说纯粹的绍兴土白，面对我们谈话时也作北腔的方言，在我都不能完全通用。当时我想，你若肯把我当作倒茶的工人，我也许还能听得懂些。但这话不好对他说，我只得假装静听的样子坐着。
笔者无缘见到马一浮，没有感性的认识，所以借助丰子恺先生对于马先生的感性的回忆。丰子恺先生不愧是大师级的画家，说李叔同先生是“天津白”，也就是天津白话，马一浮则是绍兴土白话，而且是“纯粹的”，只用简单的几个文字，就将两位人物的形象乃至性格、气质活灵活现地勾画出来，犹如粗线条的素描，极其传神。马一浮对工人说“纯粹的绍兴土白”，说明他请的工人也是绍兴人；与客人说“北腔的方言”，但说得不溜，让人听不懂，说明他不常用，已习惯隐居的生活，我们由此深切地感受到了马一浮身上地道的绍兴人的气息。
笔者这里东拉西扯地写下上面这些文字，不是为了证明马一浮童年确实回过绍兴故里，因而受到乡土的熏陶，成为地道的绍兴人而不是杭州人，因为这样的证明毫无意义；也不是为了与四川仁寿（马一浮的幼年就是在这个地方度过的）和成都争抢马一浮这个名人，马一浮是属于全世界的，用不着争抢，何况四川仁寿和成都也没来争抢。过去一些地方为了搭文化台、唱经济戏，四处争抢文化名人的事并不少见。文化名人也是地方的著名品牌，自然不能放过，却未听说对于经济的发展有多大的拉动；等进了世界贸易组织才开始真正明白，打造新的品牌，才是经济发展的硬道理……闲话打住。笔者上面的叙述，目的只有一个，让读者对马一浮有一个初步的感性印象，有了感知，才能进一步深入他的精神和思想。
早年的马一浮是在一个有良好的家庭教育的环境中成长的。据马一浮的从侄马镜泉先生回忆，马一浮的父亲精于义理之学，母亲长于文学，因此马一浮从小受到来自父母的良好的教育。尤其是母亲的教育，对他影响很大。马一浮自幼聪明过人，敏而好学。他四岁时入私塾，私塾老师问他喜欢什么诗，他回答道：“茅屋访高僧。”私塾老师十分惊讶，四岁的孩子竟然知道李商隐的诗。他自己后来曾在《会稽马氏皋亭山先茔记》里说：“浮虽不肖，笃志经术，实秉庭训。其稍解诗旨，则孩提受之于母氏。”(3)马一浮由于良好的家庭教育，加上天资聪颖，记忆力过人，因此，五岁能诗，九岁就能熟读《文选》《楚辞》，乡里有神童之誉。关于马一浮童年时所受的教育，马镜泉先生说：
他母亲亲自教他读书，九岁就能读《楚辞》《文选》。到十一岁那年，他母亲病重，自知不治。为了考考心爱的儿子将来能否有出息，有一天，就有意地指着庭前的菊花，要他作五律一首，并限用麻字韵。马浮应声而就，诗云：“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他母亲听了既高兴又不高兴地说：“儿长大当能诗。此诗虽有稚气，颇似不识烟火语。汝将来或不患无文，但少福泽耳。”夜半，他母亲痼疾遽作，不久去世。自此，少年马浮就失去了母爱，依靠父亲的教育和姑母的照管而长大。
马浮自从母亲去世后，一段时间主要靠自学。他从小就喜欢读书。他家是书香门第，家里自有不少藏书，他任意涉猎，早暮攻读。当时他父亲看到孩子能用功读书，感到很欣慰，但总觉得，长此以往，如果没有名师的指导，是会耽误孩子的学业的。于是请了乡间一位很有名望的举人郑墨田先生来家里教读，但不久，这位举人老爷突然提出辞馆。这时，马浮的父亲大惑不解，只当是自己的孩子不听教诲，惹老师生气。经再三盘问，才知道孩子的才智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老师，老师自感不能胜任，又不愿耽误人家子弟学习，所以请辞。他父亲听了这番肺腑之言很是感动，于是只好自己教读。在教读中，孩子提出的问题或见解，父亲也感到诧异，自叹不如。自此，就只好让其自学。从此，年轻的马浮就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夜以继日，遍阅群书，学乃大进。(4)
关于马一浮童年的学习生活，还有一个动人的故事：马一浮有一个乡间私塾的同窗，叫杜亚泉，也是上虞长塘人。此人后来在民国时期也是大大地有名，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里，他同梁启超一样，是主张东西互补以及回归传统的，这一点也与马一浮相似，不过马一浮没有参加各种论战。杜亚泉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风头一直颇健，曾经主持过当时影响很大的《东方杂志》，是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但是后来逐渐边缘化，他的事迹也渐渐被人淡忘，以至湮没不闻。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山大学的袁伟石教授出版了《中国现代哲学史史稿》，书中对杜亚泉的思想有深入的研究和阐述，并且将他与梁启超一同归入掀起东方文化思潮的重要人物，由此奠定杜亚泉在东西文化论战中以及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据说20世纪90年代初，《杜亚泉文选》即将出版时，该书的编者曾去找权威人物王元化写序，王在读了杜亚泉的著作及有关研究材料之后，惊呼“杜亚泉此人了不得！”显然王此前没有读过袁伟石的书，也并不清楚杜亚泉的学术成就。可见杜亚泉这位早年曾经风靡一时的人物被历史边缘化的程度，就连学界的大佬也已将他遗忘了。这是题外话。杜亚泉才思敏捷，马一浮聪明过人，两个人在私塾里颇受老师的器重，称他们为长塘乡的两条龙。一次老师要考考两个弟子，要求他们就山乡的风景对上下联，两人出口成章，联句成诗，诗云：
青藏柳谷莺先觉（杜），露滴松枝鹤有声（马）。
山荫绿处人醉竹（杜），百花红时客迎新（马）。
两位天才少年诗人，才华横溢，一时瑜亮，传为一段佳话。
马一浮早年的启蒙老师除了马镜泉所介绍的郑墨田之外，还有一位叫何虚舟。何虚舟是马一浮的第一位蒙师，马一浮在1900年的一首名为《哭二姐》的诗里面，简略地叙述了同这位老师的关系，其云：“前年闻何虚舟师已归道山。在任寿时，姐（即二姐）及三姐、福田受读于师，最蒙恩契。”(5)关于马一浮早年的生活以及所受的教育，我们能够叙述的材料不多，基本上就是上面这些，但已可以大致地了解马一浮的童年时代及其所受家庭教育的情景。看得出马一浮早年所受的教育是十分传统的。由于马一浮的母亲体弱多病，乡下又找不到更好的老师，马一浮后来基本上依靠自学。马镜泉说，马一浮在年龄稍长之后，整个少年时期读了许多书，尽管讲述者并未具体指出马一浮所读何书、所习何业，但这不难猜到。马一浮出身于封建社会小官僚家庭，在这样的家庭里，子女从小所受到的教育，自然离不开四书五经、道德文章这一类。因此，他们对马一浮这个独子的教育，绝不会离开传统教育的窠臼。学而优则仕是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的传统，普通家庭的子女，通过科举来获得功名，是他们唯一的前途和出路。马一浮十一岁丧母，以后的教育主要由他的父亲来督促，同时许多时间里他是靠自习。这必定使他有机会广为阅览，而不只是修习儒家的文章经术、诗词歌赋之类，这为他未来的学问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不过，这个学问的基础仍然是正统旧学的。19世纪末的中国，虽然由于列强的侵凌已国门大开，“西学东渐”之风愈演愈烈，然而在戊戌变法之前，不仅西学之风远未吹入普通人的家庭，而且新学也还只是一个腹中的胎儿。马一浮少年时期受到的是典型的儒家教育，他后来返归传统、契心儒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回归其生命本来的体现。
需要指出的是，马一浮早年所受到的家庭教育不仅仅是知识方面的，更包括了传统的家庭伦理、社会纲常及道德生命等方面的。马一浮的家庭应是一个十分典型和十分传统（从当代的眼光看，或许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守旧）的家庭，有一个故事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一点：
……直到1900年底，好事多磨，马浮父亲的病越来越重，从四肢瘫痪发展到不能说话，但意识还清楚。家里写信告诉马浮，他就急忙回家看望老父。他父亲对马浮远离家乡读书这件事，本来就有意见。“父母有疾，冠者不栉”。认为儿子既不顾有病的老父，也不顾新婚的妻子，这是不尽本分。所以当知道这个“逆子”已回家的消息，十分激动；直至儿子靠近床边向他问安时，老人更加激动，就狠狠提着儿子的耳朵要他跪下。在一气之下，老人的病加剧，求医无方。乡亲挚友们共同商量，都感到束手无策。此时其中有一位长者沉思片刻道：“要救他老父的命，办法倒还有一个，除非子女割股和药，或有希望。”于是，亲友们的眼光自然而然地落到马浮的身上。医者也谓：“血肉最补形气，不妨一试。”这时，马浮的二姐听了很伤心，转身向后房拿了一物，又跑到长辈面前恳求说：“弟弟是马氏门中的独苗，如果割了他的肉有个三长两短，这就对不起列祖列宗，也对不起已死去的母亲，还是让我来承担这个责任吧！”言毕，卷起左袖，用早已准备好的利刃割下一块臂肉，和进药内。说也奇怪，他父亲开始吃了这种药，病体似有好转；但一次复一次，最终也无济于事了。到了翌年三月，老人与世长辞了。(6)
真是一个惨烈的故事。孝悌亲情中弥漫着残酷与愚昧，使人寒噤，实在令读者感受不到亲情所应包含的关爱与温暖。马镜泉先生在叙述这段故事时的确注入了感情，但不知“好事多磨”是什么意思。
忠孝节义乃儒家倡导的学说，而成为中国数千年家庭伦理与社会政治教化的传统。其中“孝”是全部的核心，其本意是要以家庭亲情的关系扩展至社会，从而确立既尊卑有则、又不乏温情亲切的某种理想社会制度。不过，人类的文明历史多次证明，过于理想化的东西，也往往会陷入极端化。“孝”这一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本是中国人数千年家庭生活理念的结晶，然而经儒家理想化的演绎及社会规范化的创制与文饰，又经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政治化的推广和别有用心的提倡，“孝”一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成为套在中国人头上的枷锁、悬在中国人头上的利剑。这个“一度”的时间并不短，包括了整个封建社会两千年。于是，真情逐渐让位于矫情与虚伪，亲切则为冰冷和严厉所取代。“孝”这一家庭理念政治化与社会化的结果，一方面它作为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核心理念，构成了整个统治的基础（如封建社会的君权、族权、父权和夫权），并且成为统治者手中的工具（如汉代时曾经设有“孝弟力田”的官名，唐代以后尤其是宋代一些统治者更往往自我标榜以“孝”治天下）；另一方面，“孝”也成为封建社会中许多人弄虚作假、谋取进阶的张本，如《宋史·选举志一》记载：“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所谓“割股”，是指孝子割下自己的股肉做药，用来疗治亲人的疾病，如马一浮的二姐所做的那样。《鄞县志》云：“唐陈藏器著《本草拾遗》谓：人肉可治羸疾。自是民间以父母疾多割股肉而进。”这其实是野蛮时代吃人肉的陋习。不过野蛮人吃人肉只是为了果腹，天经地义，丝毫没有什么“忠”“孝”的猫腻在里面，只是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这种野蛮的行为才被加上了“文明”的含义。春秋时期的易牙烹子媚桓公，介子推割股食重耳，都是愚忠的表现，而愚忠的基础是愚孝。鲁迅在《呐喊》里曾经对中国这种野蛮的、有着悠久传统的愚忠愚孝进行过猛烈的抨击，揭露了其残酷的一面。所谓“庐墓”，则是指父母去世，孝子在墓旁搭建棚屋居住，目的是要守墓以尽孝思。庐墓之风久远，上可溯及商代乃至更早。如顾炎武的《日知录》云：“太甲之书曰，王徂桐宫居忧，此古人庐墓之始。”
割股与庐墓是中国古人最能够表现对父母长辈尽孝的两大法门。前者尽孝于长者生前，后者尽孝于长者死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不仅割股之事多有发生，庐墓之人亦层出不穷，且花样翻新。从两种尽孝的方法看，割股之事实在残忍，且毫无科学道理。恐怕正是由于其残忍，有违人性，与孔子的仁爱思想不符合，所以孔子和孟子的儒学里都未曾宣扬过割股这样荒诞的事。二者相较，庐墓稍微理性一些，运用得当，亦不失为表达孝心、寄托哀思的方法。不过，人类的理性极难抵挡情感与生存的冲突，庐墓在孔子后学那里就开始走火入魔。如《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丧，弟子服）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惟子贡庐于墓上，凡六年，然后去。”到了唐代，又有一位名叫张彻的人，在他的母亲去世后，竟然庐墓整整三十年！(7)这种盲目的“孝”，已完全是非理性的愚孝。此外，在封建社会里，“孝”之社会化和政治化的结果，不仅致人愚，而且最终流于滥。如北宋初开宝年间，朝廷诏诸州举荐“孝弟力田、奇才异行或文武才干，年二十至五十可任使者”，后来闹出笑话：
九年，诸道举孝弟力田及有才武者凡七百四十人，诏翰林学士李昉等于礼部试其业，一无可采。而濮州以孝悌荐答者三百七十人，帝骇其多，诏对讲武殿，率不如诏。犹自陈素习武事，复试以骑射，辄颠陨失次。帝绐曰：“是宜隶兵籍。”皆号呼乞免，乃悉罢去，诏劾本部滥举之罪。(8)
看来这些以孝悌受到举荐的人皆是滥竽充数、欺世盗名之辈，皇帝略施伎俩，即令其立现原形。不过话说回来，归根究底皇帝自己应对这种“孝”之滥负起主要的责任。
孝而致愚以及孝而致滥，构成了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的两极。一方面，由愚孝而愚忠，人的个性、权利以及社会创造力最终受到抑制；另一方面，由孝之滥到忠之滥，其结果就是人情代替事理，欲望压倒理性，人性扭曲，腐败滋生。它们的土壤，便是以家庭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等级森严的社会礼法秩序和以皇权至上为基础的、保守落后的封建专制体系。一般说来，社会礼法秩序与专制体系的理论基础是不一的，甚至是矛盾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普遍存在了数千年，东方、西方，外国、中国，均不能免。所不同的是，西方封建专制体系伸张的是神权和王权。西方恰恰是由于礼法秩序的进化，包括宗教神权理论基础的动摇、人身依附的等级差序的消解和社会法律观念的加强，一步步地导致了西方封建神权和王权的崩溃与瓦解。当然，隐藏在背后的根本力量自然是生产力，这也是毫无疑问的。纵观整个欧洲，造成封建专制体系解体的理论任务，最先是由一批法学思想家来完成的。他们以法学（法权）世界观对抗神学（神权）世界观，粉碎了“君权神授”“法自神意”“王法至上”等曾被视为毋庸置疑的观念，促成了人人平等理念的法律化。人人平等理念，具有爆炸性的民主革命威力，它并不仅仅反映人们基于经济生活的自然诉求，同时也反映人们渴望活得更有尊严的人性诉求。一般而言，基于世俗意愿的（不是宗教的）法律一旦出现，必然会进一步张扬人性的力量。反过来，人性的力量又会进一步助推法律向前发展。不过，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普遍意义上的法典(9)，并且出现了许多法家流派，与当时的显学如儒家、道家鼎足而立，对秦朝的制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应该说是法家理论推动了中华民族的统一。但是法家理论稍兴即衰，一方面，自夏、商、周以来的大多数统治者并不能完全认同法家理论；另一方面，秦朝的残暴无道也说明法家的理论并不成熟。西汉以后武帝重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采取礼、法并重的主张，将法家理论完全纳入儒学的治国理论之中。然而其结果却是法律与专制的矛盾被掩盖了，法在礼的侵蚀下，已失去其本有的普遍意义。周朝的礼因为法而加强，秦朝的法又因为礼而转化，法从此有了儒家“孝悌为本”的礼作为根据，但也从此完全成为皇帝的统治工具。平心而论，汉代以后由于树立了儒学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秦朝专制制度的严苛与暴虐，以后除了朝代的末世或异族入侵外（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在多数的朝代里，社会政治也的确带有相当程度上的人情味儿，这都归功于儒家的君臣父子、家国天下的思想。这也正是自尧舜以降的中华民族政治文化的老传统，在这种传统里，君主是一国之长，却又如父亲是一家之长那样，具有家长之意义，所谓国家概念，国即是家，家也即是国。因此百姓在家要孝敬父母，在社会要忠于朝廷，反之，君主也要如父母那样，善待百姓如善待自己的子女。总之，上慈下孝、兄弟和睦，四海一家，其乐融融，是这种社会的理想写照。从历史看，这种传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但是并不能阻止社会的无道和腐败。相反，它是专制与腐败的温床。其原因正在于法律所要求的公正、平等已让位给礼教的等级和服从，理性退位而人情泛滥，以致少数人的个人特权及社会的专制极权从此再也没有约束。
一方面是愚忠愚孝，大多数中国人长期生活在森严的礼教制度下，礼教已经沦肌浃髓，深入人们的头脑，主宰人们的生活，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另一方面则是少数人的特权、腐败和堕落。这正是过去中国历史的全部写照。而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它的确反映了中国人固有的生活方式）虽然创造了中国的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却不能避免近代的衰落。马一浮生活在一个谨守礼教的家庭中，又要面对一个已彻底腐朽的社会和没落的时代，他的二姐又不幸做了这个时代精神的牺牲品，所有这些都对马一浮的思想造成强烈的冲击，不仅构成了他思想上的矛盾，同时也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永久的创伤。据近年出版的《马一浮集》第三册诗集的部分，有一组诗叫做《哭二姐八律》，其中第五律云：
庭闱痼疾困经年，疴痛相依信惨然。
语塞可怜通象译(10)，医难无计祷神仙。
金刀剜臂痕犹在，脯奠陈筵殡已迁。
老泪何堪拼一恸，昨宵曾自问床前。(11)
诗作于1900年，其时二姐先于“病不能言”的父亲而去，且“金刀剜臂痕犹在”，全诗透着一种深深的无奈、一种极端的痛苦、一种难言的矛盾和一种永久抹不去的悲伤。这种无奈、矛盾、痛苦和悲伤在马一浮童年时就已种下，他十一岁所作的“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一诗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童年的马一浮虽然天资横越，才学过人，却也有着超越常人的忧郁和伤感，背负着家庭与社会的重负，他只希望能像陶渊明那样，摆脱尘世的烦恼与喧嚣，超越人生的束缚，过上仙人般遗世而居的日子。当然，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梦想，人人入住桃花源，正是儒家一贯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