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十五年的阴影

在贫困的深渊中挣扎

神似配角的他 最开始，我们四处寻访着能成为采访对象的教师。

一位中年教师告诉我们：“盛冈的六太郎老师或许可以。可以采访他从战争时期开始直至今日的人生。嗯嗯，这个好……”

当我们随口向其他人问起“六太郎老师”时，对方竟也马上说“他可厉害了”。于是，我们拨通了六太郎老师的电话。

“哎呀哎呀，你们还得专门赶来多麻烦呀，我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可以谈啊。行，行。”

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六太郎老师骑着他的轻型摩托来到了我们在盛冈市内的约定地点。

头戴安全帽，一身西装，车后的行李架上固定着他那磨损了的旧包，六太郎老师大汗淋漓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日本有一位叫西村晃的电影演员，是有名的电影配角，最擅长扮演那些妓院里物欲横流的老板、执拗的贫穷手工艺人以及市侩的小市民。如果抽出西村晃那股阴暗劲儿，再让他老一些，这和六太郎老师的形象就十分接近了。六太郎老师的眼睛很大，像是能看透世间万物，却丝毫不让人觉得藏着阴险，反倒有一种饱经风霜的温柔。

悲惨时代 吉田六太郎，五十九岁，盛冈市立上田小学校长。

他出身于盛冈市南部岩手县紫波郡见前村（现在的都南村）的一户穷苦农民家庭。幼时的他经常会拉着一车蔬菜去盛冈贩卖。

“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贫穷的小老百姓。从小父亲就告诉我们，一心一意地为地主卖命就是我们唯一的生路。收成不好的时候，我们请求地主能不能少收点地租，却总是被要求要送更多过去，也反抗不了。回到家里，一家人只能围在火炉边掉眼泪。父亲一边用火钳搅着灰，一边告诉我们，没办法啊，我们只有这样才能活下去啊。”

夹在奥羽山脉和北上山地(1)两大群山间的岩手县各村总是时不时地经历严重的农作物歉收。六太郎上小学的时期正处于昭和初期，那时候正好赶上一战后的大萧条，大街上到处都是找不到工作的人，城市人口的回流使得农村生活雪上加霜。

来自当时日本殖民地朝鲜和台湾地区的进口便宜大米，因美国经济衰退而引起的蚕茧价格暴跌，这些都将当时的农民们推向了饿死的边缘。“岩手婴幼儿死亡率高达30%”“饥饿儿童剧增”——翻开当时的报纸，随处可见这样的新闻标题。女孩们被迫卖身来养活父母与兄弟姐妹，那是一个苦不堪言的时代。

“死范”学校 “那时候，能进师范学校的都是认真的、学习好的穷人家的孩子。为什么呢？因为师范学校不仅不收学费，还会给学生发拉舍尔毛制的衣服、裤子和鞋子。学校实行全寄宿制，伙食费、住宿费统统不需要，这些条件对穷人家的孩子来说都是很有吸引力的，而且毕业后还能当老师。”

那时候，相比从天蒙蒙亮开始就一直要劳作到深夜的农民生活，能穿拉舍尔毛制衣服、有饭吃的军队生活可要轻松多了。

将学生培养成“心地善良”“信人爱人”“德行高尚”的人，让为天皇国家奉献一切的“服从”精神渗透到每一个日本人的心中——这便是当时日本的师范学校肩负的特殊使命。

年少的六太郎在入学时就被教育“师范学校就是‘死范’学校”“教师的一言一行是所有人的范本，其终极意义便是死之模范”。

之后不久，学校便成了和军队一样戒律森严的地方，人们甚至说：“陆军士官学校、海军兵学校、师范学校是三大培养战争机器的地方。”

六太郎入学那年的秋天，九一八事变爆发。十五年战争的齿轮也由此开始转动。就在这一时期，一桩对于岩手师范的学生来说一生难忘的“事件”发生了。

“皇国教育”的脚步声

破型 六太郎入学时，岩手师范里有一位“不守规矩”的老师。他便是教授教育学课程同时身兼宿管职位的千喜良英之助老师（已故）。

在当时军事化管理氛围日渐浓厚的校园里，千喜良老师可以说是为学校带来了阵阵新风。

由于当时的学生大多出身于贫农家庭，总是接连不断地有人身患心肺疾病，他先是买下了十万平方米的农地，开始自己供应粮食，紧接着便新建了食堂、茶室，还破天荒地为清一色都是男生的宿舍招来了女宿管。他还开设保健室，请来护士，甚至让大家坐车去医院看病。此外，他还允许学生们使用大型电动洗衣机，让大家都能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学校之前设有门禁，但千喜良老师认为，为人师、无信任、不教育，于是便废除了门禁。

“老师那时候经常喝了酒后，在晚自修时间来到我们学生宿舍，说：‘你们肯定没在学习。’于是，我们就经常一起搞宿舍节的活动。所有学生都很崇拜他。”六太郎老师说道。

据当时最高年级（五年级）的级长、后来担任了盛冈市教育长(2)的中村圭六说，千喜良老师从来不会在课堂上对学生说“这个你看书就知道了”。相反，他自己翻译了约翰・杜威的《教育学概论》，给学生讲授时也总是结合具体案例。“他引用的例子总是特别贴切，一下子就抓住了学生们的注意力。”

血印请愿书 但是，这一自由主义式的教育终究还是被信奉“皇国史观”(3)的县知事以及心怀不轨的学务课长给埋葬了。一九三二年的夏天，上面决定将千喜良老师派往冲绳。

消息一传开，都已经放暑假回家的全校学生立马赶回了学校。大家召开了学生大会，决议发起留任请愿运动。一夜之间，请愿书上就盖满了全校学生的血印。因不满校长、知事的回答，学生们还选出了代表，由他们去文部省直接上访。

当时有八名学生被选为代表，其中就包括中村级长。由于车站里早已布满了县里的官员和便衣警察，八名学生换上了和服，藏在货舱与客舱之间，悄悄地前往东京。但是，东京上野站也早就被校长等人布下了眼线，上访文部省的行动最终还是失败了。

决心与县政府对抗到底的学生们一度聚集在学校的后山，誓不服从，最后还是千喜良老师亲自出面劝说，整件事才得以收场。紧接着的一天晚上，整个宿舍的同学为千喜良老师办了送别宴。六太郎老师回忆道。

“当时整个宿舍区有四幢宿舍楼，每一幢楼的代表都站起来致送别词。每个人都泣不成声。虽然学校禁止大家喝酒，但那天大家都喝了。南部牛方节《追马谣》(4)，一首一首地接着唱。”

恩师出发的那天早上，学生们被禁止进入盛冈车站。

“我们呀，就去铁轨边目送老师。从车站一直到雫石川铁桥附近的整条铁路沿线，都是我们的人，大家都哭着喊着‘把老师还给我们’。”

暗转 早在那时，日本东北一带有志的教师群体中就出现了教育运动的火苗——目睹着如此多穷困潦倒的农民家的孩子，他们高举“北方教育”的旗帜，通过生活作文(5)让孩子们直面现实，即让学生们观察生活，并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感受，并努力培养他们批判、破局的能力。

与此同时，试图扑灭这一火焰的势头也在不断壮大。年少的六太郎在岩手师范里也目睹了不少学生被带走的景象。每当这种时候，千喜良老师都会悄悄和警察们交涉，将学生们保释出来。“将这样一位好老师调走的势力，我们没理由不反抗它。”

千喜良老师离开很久之后，不知道是谁在宿舍的墙壁上贴了这样一张檄文：

……距恩师离开已经过了多个春秋，可他留下的记忆却令人久久无法忘怀。当年岩手师范四百个因反对模仿西方衣着精致的风潮而衣冠不整的男生在人前流下了眼泪，可如今，恩师留下的赤诚之心是否正逐渐被大家忘却了呢？

以千喜良老师的下放事件为界，整个时代正以急促的脚步暗转。国家主义的思潮开始席卷整个教室与宿舍。

耻于屈从，离开教职

油印本(6)教师 千喜良老师的留任运动令当时就读于岩手师范的六太郎感慨万千。那时，还有另一位学生也是每日都想念千喜良老师，立志要成为千喜良老师那样的教师。他便是比六太郎大一级的斋藤利雄。

当时，师范学校的学生在毕业后要作为短期现役兵服五个月的兵役。五个月后，大家便能升为下士，由此免除兵役。斋藤于一九三五年春天加入了弘前(7)的步兵三一联队，九月服完兵役后便去了岩手县紫波郡见前村（当时名称）的见前小学当老师。第二年，结束弘前军队生活的六太郎也来到了同一所小学。

六太郎老师第一次站上讲台的那一年，日本的大城市里正流行着《勿忘我》《啊，尽管如此》等抒情歌曲。寻常老百姓的幸福如风中蜡烛般闪烁。但就算是这样微小的幸福，最终也在皇道派青年军官发动的“二二六”事件(8)以及第二年爆发的日本侵华战争中消失了。

两位青年教师在国家制定的教学指导纲要下，全身心地投入那仅存一点点自由的写作教育之中，让饥饿的少年儿童将农村生活的现实写进诗歌与作文，借此帮助他们直面真实的世界。学生们写完后，两位老师会一直忙碌到深夜，为这些诗歌与作文制作油印本，在此基础上制作《青空》《对话》两本文集。

贫困伙伴 在两人教五年级的那一年，斋藤的班上来了一个从横滨转校来的男孩。据说这孩子的母亲因为醉酒杀害了自己的丈夫，孩子也因此成了孤儿，这才被送到了父亲的老家见前村来。

“那孩子叫金藏，他爷爷家也是那种有上顿没下顿的农民家庭，所以转学来没多久他就被送到了裁缝店做学徒，不来学校了。我觉得，不管多穷的孩子，都必须让他接受义务教育。但当时的校长也好，村里管事的也好，警察也好，没有一个人站在我这边。

“转眼就到了六年级修学旅行的日子。你猜怎么着，班上的孩子们自发地说，要带金藏一起去旅行。每天放学，孩子们就去田里捉泥鳅，然后拿到街上去卖，用这种方式一点点地攒钱。

“有一天，孩子们对我说：‘老师，我们应该让金藏一起去。您能不能把这些钱给裁缝铺的叔叔，让他同意金藏和我们一起去？’”

虽说是修学旅行，其实也只是去岩手县北边城镇的一日游。但那天，看到金藏高兴的样子，老师哭了：

“那次我真的是被孩子们教育了。还是身边的人最懂事啊。人啊，地位越高，就越看不见真相了……”

我们一行也因此去拜访了当时的学生。其中一位现在是东京一家大型建筑公司里的课长。说话的时候，他的眼里闪烁着光芒：

“哦哦，金藏呀，当然记得。个子小小的，方言又和我们不一样，刚开始大家总是欺负他。有一次他没带饭来学校，我母亲正好为我多准备了，我就分了一些给他。大家后来对他态度的转变，应该就是被他写的诗给感动了。”

我们也试图寻找了金藏，但并无结果。

屈从的每一天 那时候，斋藤老师正在和学校里的一位女老师谈恋爱，还为此和禁止职场恋情的主任吵了一架。结果，斋藤老师和那位女老师因此被调到了不同的学校。

“他一直把我看作共产党人，正好借机除掉我。”斋藤老师说道。当时，通过生活写作与学生产生联系的教师都被视为共产党人。一九四〇年，许多教师因违反了《治安维持法》(9)而被当场带走。

斋藤老师前往的新学校坐落于北上山系山麓地区的一个小山村。村里有许多基督教徒。

哪怕到了现在，村里还保留着读作“圣母寺”的真龙寺屋号、姓氏三佐以及架着十字架的墓穴。在这里，斋藤老师依旧是勤勤恳恳地教那些穷人家的孩子们写作文。

但即便是这样一种努力，最终也被吞噬在黑暗的怒涛之中。自斋藤老师调到盛冈市内的小学起，孩子们以及百姓们就天天被拉着参与防空演习。然后，战败的夏天到来了。

“听了那一天的广播，我觉得整个人都失去了力气。自己就像是一个战败犯，送去预科练(10)的孩子们死在了战场上。周围的同事里有的说要为了将‘民主主义’贯彻到底从头再来。但我当时想的是，不管怎么样都得把老师这份工作辞了，放过我吧。”

将六年级毕业生送出校门的一九四六年，斋藤老师也走出了校门。

此后，斋藤老师一直就职于日本国有铁道，退休后在盛冈市内的家中安安静静地过着自己的日子。当他谈起当时的学生们，谈起那些屈从的日子时，我们总觉得他的眼睛是湿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