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小学的崛起与发展

语言文字学在古代被统称作“小学”，“小学乃研究形、声、义之学，所谓文字、声音、训诂是也”[22]。《七略》将“小学”归入六艺略，列在六经、《论语》、《孝经》之下。后来通行四部分类法，小学著述被划归在经部之末。小学作为经学的基础，往往随着经学的发展而发展。湖南的经学在宋代才逐渐兴起，所以湖南的小学也是在宋代开始起步，如南宋前期长沙王观国著《学林》十卷，论及文字、音韵的篇章很多，尤其是发现上古文字之义寄于声中，知其声即可求其义，实为清儒“因声求义”之先声，《四库全书总目》称赞说：“书中专以辨别字体、字义、字音为主，自六经、《史》、《汉》，旁及诸书，凡注疏笺释之家，莫不胪列异同，考求得失，多前人所未发。……论其大致，则引据详洽、辨析精核者十之八九，以视孙弈《示儿编》，殆为过之。南宋诸儒讲考证者不过数家，若观国者，亦可谓卓然特出矣。”[23]

湖南经学在明代有较大的发展，小学研究相应也较宋代大有进步，光绪《湖南通志·艺文志》著录4位学者、5本小学著作，其中零陵桑绍良《青郊杂著》一卷和《文韵考衷六声会编》十二卷、郴州袁子让《字学元元》十卷，都是深入讨论音韵学的代表性著作，结合古音与口语，既阐述音理，又分析韵图，反映作者具有很高的音韵学理论水平。桑绍良并旧韵为《东》、《江》、《侵》、《覃》、《庚》、《阳》、《真》、《元》、《歌》、《麻》、《遮》、《皆》、《灰》、《支》、《模》、《鱼》、《尤》、《萧》十八部，又以重、次重、轻、次轻分为四科，以喉、舌、腭、齿、唇分为五位，以启、承、进、止、衍分为五品，以浮平、沉平、上仄、去仄、浅入、深入分为六声，以“国开王向德，天乃赉祯昌，仁寿增千岁，苞盘民弗忘”分为二十母[24]，实际上是将文献所载古音与当时的地方音结合，构建起一个包括韵部、四呼、声调、声部的语音系统，相对于唐宋以来的韵书，较多新异之说，意在维护传统韵学的《四库》馆臣因此大为不满，将其列入存目，大肆批评，但得到了当代学术界的充分肯定[25]。袁子让则针对元代刘鉴《切韵指南》“所载音和、类隔二十门，出切行韵，参差不一，其取字有凭切者，有凭韵者，学者多所轇轕”，对书中所用《四声等子》的等韵门法详加疏解，使之条理清楚，同时增广门法为四十八类，使门法更为分明，得到了《四库》馆臣的肯定[26]。他还提出“等子虽列为四，细玩之，上二等开发相近，下二等收闭相近，须分上下等读之”，主张由《切韵》音系的洪细四等变为上下二等，在审音上是一大贡献[27]。袁子让在等韵学理论方面所作的新探索，已经引起当代音韵学家的重视[28]。

入清以来，湖南研习文字、音韵、训诂的学者越来越多，小学著述数量较宋、明大增。光绪《湖南通志·艺文志》著录清初至同治年间的小学著作42种，《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著录晚清湘人的小学著作30种，加上《贩书偶记》及其续编所载与前两书不相重复的10种，大体可见有清一代湖南小学发展的概貌。湖南在清代还相继出现好几位小学名家。清初有王夫之，著《说文广义》三卷，“奉六书为宗，以广《说文》之义”，先列《说文》某字之本义，再说其引申义、假借义等，释义时注重阐明字形、字音，纠正流俗字书之误，实开清人研究《说文》之先河。民国学者杨锺羲高度评价说：“《说文解字》之学，后来为盛，兼明文字、训诂而得其会归。唐宋以来如李阳冰、郭忠恕、林罕、张有，未可为笃信而能发明之者。夫之此书，其犹大辂椎轮矣。”[29]湘中后学石广权在探究六书真义时，也极力推崇说：“王船山的《说文广义》、顾亭林的《音学五书》等，标揭新理，不背古谊，可谓卓然成一家言了。”[30]可惜从康熙到嘉庆时期，湖南虽有一批经师大儒，如余廷灿、唐焕、陈鹏年、王文清、旷敏本、潘相、罗登选等，通晓文字、音韵、训诂，却未专究许、郑之学，不能以小学名家。郭嵩焘因此感慨湖南“无知郑、许《说文》之学者”，杨树达也叹惜“乾嘉间，许、郑学之盛，如日中天，而湘士寂无闻焉”[31]。

嘉庆以后，湖南小学重新兴起，有一批学者研究文字、音韵、训诂，并留下一种或几种撰述，如新化邓显鹤《玉篇校刊札记》一卷、《广韵校刊札记》一卷，新化邹汉勋《广韵表》十卷、《说文谐声谱》十五卷、《广韵表》十卷、《二十二字母考》五卷、《五均论》二卷，宁乡黄本骥《字学举隅》一卷、《诗韵检字》一卷附《韵字辨似》一卷，道州何绍基《说文段注驳正》一卷、《说文声读表校勘记》一卷，湘潭罗汝怀《周易训故大谊》三卷、《诗古音疏证》四卷、《记字珠》四卷、《文字偏旁举略》一卷、《十三经字原》一卷、《六书统考》十七卷，衡山聂镐敏《韵学古声》五卷、《五声述古》二卷，黔阳段谔廷《群经字诂》七十二卷、《四书字诂》七十八卷，渠阳（今靖县）张序宾《声韵指掌》（又名《等韵法》）一卷，湘潭王闿运《尔雅集解》十九卷、《六书存微》八卷，湘潭胡锡燕《诗古音绎》一卷，常宁李文昊《十三经古义古音》二十卷、唐训方《里语征实》三卷，新化彭焯南《音学质疑》六卷，湘乡曾纪泽《说文重文本部考》一卷、《五音正谱韵字》二卷，善化杨廷瑞《说文经斠》十三卷附《补遗》一卷、《说文正俗》一卷，善化李桢《说文逸字辨证》二卷，长沙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八卷附《续释名》一卷、《释名补遗》一卷、《释名疏证补附》一卷，湘阴郭庆藩《说文经字考辨证》四卷、《说文经字正谊》四卷、《许书转注说》《音学五书叙》合一卷、《说文答问疏证补谊》四卷、《合校方言》四卷，湘潭胡元玉《雅学考》一卷、《汉音钩沉》一卷、《郑许音义异同评》一卷，龙阳易顺鼎《易音补顾》一卷，长沙钟祖授《文字通释略》四卷，湘乡谢崧梁《六书例说》一卷等。

湖南小学发展到晚清，虽然已经大有改观，但无论是学者人数还是著述数量、质量，与吴、皖、浙、鲁等地仍不可同日而语。罗汝怀曾对湘省“务以程朱为宗”的学风大发感慨：“湖湘尤依先正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闳，见有言字体音义者，恒戒以逐末遗本。”[32]李肖聃也说：“吾楚先正文章、性道、经世之学代有名贤，焜耀史编，惟从事小学训诂者少。王而农《说文广义》，世谓近荆公《字说》；罗研生《六书统考》，或讥其未明转注。湘绮、葵园、鹿门三先生，著书满家，独于字义未有纂述。”[33]事实确是如此，清代湘人编撰的各种小学著述，往往偏重实用，多以识字明音为旨，用于发蒙教读，探索文字、音韵、训诂理论的著作屈指可数。《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评说晚清湘人的小学研究，批评之词远多过褒扬之语。例如，嘉道时期安仁卢兆鼇撰《周易辑义初编》四卷，自称“声音之道，感人最深，故六经皆有韵之文，而三百篇外，《周易》尤最为活变、最为精密，故谐其音节，备述旧闻，一以贯之”，但实际上书中“所谐之音节，更多无据”，或将同一字任意叶韵，改作异音，或将不同之字任意叶韵，改作同音，主观任意，全然不顾音韵学原理，因此大受讥责：“夫有清自乾嘉而后，经学昌明，训诂、音韵阐研尤精，即清初昆山顾亭林，亦有《易音》专书，乃卢氏于汉魏古注及清儒纂述一无所览而妄著作，适以自示其不学而已。”[34]文字、音韵之学欠发达，确是清代湘学的一大缺憾，但令人欣喜的是，这种缺憾在民国时期迅速得到了弥补。

20世纪以来，由于时局的激变与西学的冲击，以经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走向式微。这对延续了几千年的小学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消极方面，小学随着整个传统学术呈现衰落之势；积极方面，小学不再是经学的附庸，同时吸取新学新理，开始近代转型，迅速形成语言学、文字学、语法学、修辞学等独立的现代学科。湖湘学人也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既坚守小学研究的传统，又明耻奋进，积极开拓，力雪湘人“不识字”的耻辱，最终推动湖湘语言文字学达到了鼎盛。

根据《贩书偶记》、《贩书偶记续编》、《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目录·经部》、新编《湖南省志·著述志》等著录，民国以来湖南研究语言文字学的重要学者及其著述如下：

叶德辉：《郋园小学四种》二十三卷（包括《六书古微》十卷、《说文读若字考》七卷附《说文读同字考》一卷、《同声假借字考》二卷、《说文籀文考证》一卷《说籀》一卷《补遗》一卷，民国年间叶氏观古堂刻本）。另有《释人疏证》二卷、《字林考逸》一卷、《周礼郑注改字考》六卷、《仪礼郑注改字考》十七卷、《礼记郑注改字考》二十卷，均为稿本。

杨树达：《中国语法纲要》（1920年商务印书馆）、《词诠》（1928年商务印书馆）、《古书之句读》（1928年北平文化学社；增订本改称《古书句读释例》，1934年商务印书馆）、《高等国文法》（1930年商务印书馆）、《马氏文通刊误》（1931年商务印书馆）、《中国修辞学》（又名《汉文文言修辞学》，1933年世界书局）、《古声韵讨论集》（1933年好望书店）、《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五卷《补遗》一卷（1937年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字学概要》（1940年湖南大学石印本）、《杨著四种》六卷（包括《文字引申义述》三卷、《训诂学大纲》一卷、《训诂学小史》一卷、《中国文法学小史》一卷，1941年湖南大学石印本）、《古文字学研究》（1943年湖南大学石印本）、《积微居金文说》（1952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积微居甲文说·卜辞琐记》（1954年中国科学院出版）、《耐林庼甲文说·卜辞求义》（1954年群联出版社）、《积微居小学述林》七卷（1954年中国科学院出版）等。

曾运乾：《声韵学》、《古声韵学讲义》、《广韵研究讲义》（均为湖南大学石印本）。

马宗霍：《音韵学通论》八卷（1931年商务印书馆石印本）、《文字学发凡》三卷首一卷（1935年商务印书馆石印本）、《说文解字引经考》十六卷（1947年成稿，1958年科学出版社影印本）。

石广权：《六书浅说》（1929年商务印书馆石印本）、《说文匡鄦》一卷《叙恉》一卷（1931年商务印书馆石印本）。

尹桐阳：《合音例证》二卷（1927年北平民国大学出版部铅印本）、《尔雅义证》三卷（衡南学社1914年石印本）、《小学定律》二卷（湖北印刷局1925年铅印本）、《古韵阐微》一卷（1922年自印本）、《说文声母分部补遗表》一卷（1925年自印本）。

孙文昱：《小学初告》六卷（1926年湘潭孙氏家塾刻本）、《四声切韵类表》一卷（1932年湘潭孙氏家塾刻本、湖南大学石印本）、《文字声韵叙谱》一卷（民国年间铅印本）。

骆鸿凯：《文始笺》一卷《补遗》一卷（湖南大学石印本）、《语原》二卷（1942年湖南大学石印本）、《声韵学》（湖南大学石印本）、《尔雅学》（1940年湖南大学石印本）、《尔雅论略》（1985年岳麓书社铅印本）等。

彭昺：《文字学讲谊》（1932年长沙同文印刷公司铅印本）、《文字学概要》（1945年国立师范学院石印本）、《训诂学大意》（1946年国立师范学院石印本）、《声韵学概要》（1946年国立师范学院石印本）。

张舜徽：《毛诗故训传释例》（1946年壮仪轩铅印本），另有《广文字蒙求》、《说文谐声转纽谱》、《声论集要》、《唐写本〈玉篇〉残卷校〈说文〉记》、《小尔雅补释》、《异语疏证》等民国年间所成稿本，后来收入《旧学辑存》（1988年齐鲁书社影印本）。

黎锦熙：《国语学草创》（1921年商务印书馆）、《新著国语文法》（1924年商务印书馆）、《国语模范读本》（1928年中华书局）、《比较文法》（1933年北京著者书店）、《国语运动史纲》（1934年商务印书馆）、《修辞学比兴篇》（1936年商务印书馆）、《国语新文字论》（1949年北京师范大学）、《中华新韵》（1950年商务印书馆）等。

舒立淇：《说文解字举隅》一卷、《说文解字便笺》一卷附《字谊指归》二卷《毛诗诂训传释例》一卷（1915年刻本）。

此外，还有杨伯峻《中国文法语文通解》（1936年商务印书馆）、傅熊湘《国文法教科书》（1913年长沙铅印本）和《文字学大意》一卷（1924年铅印本）、陈朝爵《字学浅诂部首》一卷（1916年安庆石印本）、周名煇《新定说文古籀考》三卷（1948年上海开明书店石印本）、符定一《联绵字典》（1943年京华印书局铅印本，1946年中华书局铅印本）、易白沙《文字源流讲义》（长沙县立师范学校铅印本）、胡棣华《文字源流》一卷（1915年湖南官书报局铅印本）、吴昭暽《说文解字部首课蒙》（1946年湘潭大纶石印本）、彭泽陶《平江方言证鄦》一卷（1944年湘云印刷厂石印本）、龚翼星《说文部首韵语音注》一卷（1924年长沙藻华印书局）、袁仲谦《六书述许》一卷（1930年铅印本）、王时润《研究说文书目》（又名《许学考目》，1921年石印本）、段家谦《转假造字原》八卷首一卷（稿本8册）和《六书举例》二卷（稿本5册），以及李旦蓂编《湘音检字》（1937年长沙锦文印务馆）、龙璋辑《小学蒐逸》二编补一编（1929年铅印本）等。

上述学者中，像叶德辉、杨树达、曾运乾、马宗霍、骆鸿凯、张舜徽等，声名至今仍然响亮，大受学界重视，也有好些学人已近乎湮没，试举三例：

其一，石广权（1872—1948），原名蕴山，字一参，号建勋、苍石山人、天粟楼主人，晚号苍石老人，邵阳人（今属新邵县），岁贡生，积极参加湖南省城维新运动，并与樊锥等在邵阳创办南学分会，1900年自立军起义失败后东渡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会，后来参加反袁称帝，曾执教于上海中国公学、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黎元洪执政时任教育部总纂，晚年返湘任船山学社社长、湖南大学教授。石广权幼承家学，由父亲授以六书之义，“稍长随俗习为辞章，以其余力治训诂考证之学，先后将近二十年”，有志于研究小学与诸子学。他以清儒囿于许慎之学，不能溯文字之源于苍颉，不明六书之精义，“想要设一个法儿，将我国制造文字时所有穷形尽相侔声揣色惟妙惟肖如画如话的六书真义，以浅显的文语条分缕析的输入全国一般入校儿童的洁白脑筋”[35]，1919年撰成《文字学发微》、《说文匡鄦三种》（《部首匡谬》《古文匡谬》《形声匡谬》）、《声雅》附《声母表》《声度表》《音位表》等书稿，1928年完成《苍石山房文字谈》（一名《六书浅说》），翌年由商务印书馆石印行世，1931年又将《说文匡鄦》一卷《叙恉》一卷交商务印书馆石印刊行。他还在《老子》研究中运用文字音韵之学，如《老学发凡》有一条说：“《老子》古本文多异形，有可证明后世文字展转之谬而发训诂家牵就文义之蔀者，酌为标而出之，一以合于六书之义者为限。”[36]

其二，尹桐阳（1882—1950），字候青，常宁人，“秉承庭训，少习《说》《雅》”[37]，对六书深有研究，“生平读书，以六书为本”[38]，先后刊印《论语笺附韵学》二十卷（1908年自印本）、《小学定律》二卷、《尔雅义证》三卷、《古韵阐微》一卷、《说文声母分部补遗表》一卷。1926年秋，他遵父命在北京开办六书讲习所，为应答四方求学者之问，“搜集旧藁，续以新知，采科学归纳之法，合音计得九例”[39]，从《等韵图》反切中总结出九种合音定律，即正纽、倒纽、旁纽、类隔、四声缓急读、四格缓急读、双声合音、等韵合音、义转合音，并举二百零一个例证，撰成《合音例证》二卷，卷一为“合音定律九种之区别”，卷二为“合音定律九种之应用”，1927年春由民国大学印刷部代印，当年秋天即再版，直到今天仍受到重视：“虽说其中颇有一些例证，牵强附会，几近穿凿，但尹桐阳沿承清儒高邮王氏父子以同音通假诠释经典方法的余绪，缘音求义而能别辟生面，系统阐释反切盛行之前的‘合音’行用规律，其所提示的解析途径，对于辨析古代典籍中的一些疑难问题，还是会大有启迪。”[40]1935年夏，尹桐阳又在湖南教育厅朱经农厅长支持下，在长沙续开湖南六书讲习所，撰著《老子玄诂附韵学》、《释名撰玄》、《说文补证》等书。其弟子刘若云称颂说：“吾师尹候青先生寝馈于文字学者四十年，能镕许、郑于一炉，合说文、训诂、音韵三部而倡应用小学，既创《小学定律》、合音九例以阐郑君笺经之秘，复移其理而为诸子新释十余种。近又撰《说文补证》，解段氏所未逮；著《释名撰玄》，发刘子之奥微。二书各约五万言，无一字无来历，无一解非特见，只眼独到，洵足称一代大师。”[41]这里虽然有点夸饰，不过也可见尹桐阳确是精通音韵、训诂，并能用之于先秦诸子著述的校释，成就其一家之学。抗战期间尹桐阳返乡，惧其著作毁绝，另刻《小学定律》四卷（1940年常宁尹氏木活字本）。

其三，孙文昱（1882—？），字季虞，湘潭人，“沉研经史，根柢深厚，于文字、声韵之学，尤为专精”[42]。他在清末执教于湖南高等学堂，后来续任湖南高等师范学堂、湖南孔道学校、湖南大学教授，讲授经学、小学。1925年主持校刊《湖南丛书》，汇印唐宋以来湘贤诗文及经义、考证、金石类著述九种。1926年自刊《小学初告》六卷，“首揭纲领、旨趣，次类六书各文字，录许君说解，兼附近代通人之作，而自得于音韵可通古今外者，则于篇末出之，以资质证。揽之博而择之精，思之创而语之辟，信乎高出王氏《蒙求》，且不尽于初告矣”[43]，实是一部兼有普及与研究的文字音韵学著述。例如，书中“取《广韵》切语上字四百五十一字，分为五十一类，注其清浊，仍以三十六字母系之，以著《广韵》之声类”[44]，较陈澧《切韵考》总结的四十类更为完密，后来曾运乾也提出五十一声类说，似应受到孙文昱的启发。他在声韵学上推尊江永，将江永《四声切韵表》改编为《四声切韵类表》，对江永之说略有改进，用以教学。曾向孙文昱请学获益的张舜徽，在回忆时高度评价说：“湘中诸老，论及经学、小学，咸推尊为老师祭酒。”[45]

从总体上看，湘籍学者不仅在文字、音韵、训诂等传统小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还积极投身于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修辞学等现代语言文字学研究，并且采用现代语言文字学研究的理论、方法、手段，对甲骨文、金文等古代文字与文法作了深入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西学昌盛、中学日衰之际，很多湖南学者极意护惜中国语言文字，强调传统小学不能废弃，批评某些趋新的学者过于推崇西方语言文字学的理论与方法，尤其是针对汉字拼音化、简化汉字乃至消灭汉字的主张大作挞伐。例如，胡棣华在《文字源流》开篇即提出“大凡立国必赖文字，有文字而后政教昌”，进而比较中西文字之异，指出“我中国以颖秀之民人，衍神明之华胄，文字彬戫，炳耀寰球，第以泰西各国因音成字，由希腊而辣丁，百变不离其宗，中国则字以形孽，由圆而方，由繁而简，日趋巧便，体制纷更，非循流而溯源，几致数典而忘祖”，因此不赞成以西方拼音文字为标准来改革汉字，强调必须保存本国文字：“夫西人最重国文，比于种教。亡国亡种，必先亡字。东罗马亡文字而遂灭，亚剌伯存文字而复兴。文字存亡，关系至重。”[46]最有代表的应是石广权和马宗霍。石广权积极参加过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热情主张教育革命、文化革新，但他对中国文字却情有独钟，声言“在此新旧过渡的时期，我曾为主张教育革命、文化维新的一个人，前后又将近三十年，但我所主张革命维新的限度，绝对不愿意将我国数千年来固有的文化与其精神的教育一概抹杀，而文字问题尤绝对不信西欧后起民族的‘传声符号’其价值超过我形声并演、事意相宣的六书精义”，同时对妄自菲薄国文的新派学者很为不满，批评他们盲目追步欧美学术，乃至效法日本等推行拼音化的文字改革：“世变益殷，提倡欧化者或并举我数千年来之优美文字，下夷于棕、黑、苗、埃等原民时代之肖形文字等量而齐观之，最陋者如朝鲜、日本之文，破析我文字之片体残形，妄为之声，以当拼音之符号，而我国自命为新知识者，亦或起而效之。”[47]他坚决反对把中国古代文字归于象形文字，认为汉字是世界各大文明中发展程度最高、价值最大的文字，“我国文字的六书精义，实具有象形、象事、象意、象声的四大法门，又通之以转注、假借二法门，而文字之变化神妙无穷，在世界上的文字学家，对此实有足供研究的绝大价值。所惜自汉以后，小学失传，致此形声并演、事意相宣的生龙活虎之文字，降与各种原民时代的肖形文字为伍，二千年来作中国的人民，却不认识中国的文字”，因此他发愤著书，要将东汉以来久被湮没的六书真义揭示出来，普及于中国的青少年，既可供国文教育之用，更可弘扬民族优秀传统，自称：“鄙意无他，欲使我国国民共知爱我民族古昔之固有文明，勿徒艳羡他人而自甘菲薄耳。”[48]马宗霍作为章太炎的门人，比较固守传统学术，针对国人推崇域外汉学太过，在《音韵学通论》卷三附论西人之中国古音学，就瑞典汉学大家高本汉的新著，批评国内学者崇洋媚外：“瑞典有支那学家珂罗倔伦者，尝究心中国语言之学，新著《中文解析字典》一书，每字详列古今音读，其辨古音之法，大都据闽语、粤语，旁及日本、安南所保存之中国古音以定之。一二好奇之士，乐其简而易晓，不遑审其中失所在，遂称其书上集三百年古音研究之大成，且谓中国自来治古音者，但寻之于故纸堆中，故劳力多而成功少，所分韵部，只能言其有分别，而不能言其分别如何，至于声母，更少精密之成绩。斯乃务为夸诞，怪旧艺而善野言，固荀子所谓近为蔽、浅为蔽也。”[49]高本汉的研究自有其是处，马宗霍斥之为野言，未必偏激，但国人赞誉高本汉时说“昔日顾、江、戴、段、钱、王诸家持论，无如高氏之精博”，尤其胡适宣称“高氏上集三百年古音研究之大成，而下辟后来无穷学者之新门径”[50]，誉之过高，贬损清儒，确实失当，所以马宗霍指陈高本汉借助闽粤方言及域外遗音不能真正探悉中国古音，“以袪学者之惑”[51]，实际用意在纠正国内学风之偏颇，正如孙海波所说，“愤于近人治学喜推崇西人以相标榜，而故为此过激之论者与”[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