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翻译源起

这本书是精神分析家张涛博士在巴黎书店偶然购得的，那时他刚结束毕业论文答辩，正要回国。随后在国内开展精神分析临床治疗、教学和督导工作的过程中，张涛感到此书非常适合刚踏上临床实践之路的年轻分析家，于是大概从2019年起，他开始摘译本书的一些内容，并陆续在公众号“无意识研究”上刊载，获得了不少同行的关注。2021年，在精神分析行知学派编译组的支持下，张涛与金伟闯、张沙沙两位同事决定完整翻译这本书。

内容介绍

这本书以书信对话的方式展开，共计三十六封信。书信内容总体可以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是关于精神分析基本设置的探讨，比如何时可以让来访者上躺椅、付费对分析意味着什么等等。其次，作者深入分析了移情这一临床概念，并借此穿插了与神经症、性倒错和精神病密切相关的几个议题：爱、恨和防御。这些议题非常深刻，触及精神分析理论的一些困难点，如生本能、死本能、超越快乐原则，以及创伤。此外，作者还透过人的神圣部分、精神健康的概念，以及治疗师的功能与立场，以临床工作片段的形式展现了治疗如何发挥效用，治疗师如何深入到临床关系中去思考。最后是作者的个人经历部分，信中呈现了他在工作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个案及其处置过程，以及他与一些著名的精神分析大师的相遇和友谊。这些激荡人心的相遇时刻，展现了大师们强烈的个人风格与魅力。也正是这些主体性的丰富展现，形成了一个贯穿全书的线轴，牵引着理论议题在书信中逐步递进并互为对照，严肃而又辩证地表达了作者的理论意图。

书信式的写作和面对“年轻心理治疗师”的设定，并没有让这本书仅仅流于表面。这种书信对话的方式清晰地向读者们展现了精神分析关键理论的临床困境，但作者徐徐道来，带着对临床的多样性和当下性的思考，将自己的理论创新与温尼科特、雅克·拉康、麦克杜格尔、弗朗索瓦兹·达沃因、让-马克斯·高迪利埃、米歇尔·内霍和皮耶拉·奥拉尼耶等人提出的理论概念和脉络结合起来，部分地解决了它们，为读者们呈现了一幅较为完整的精神分析治疗实践的理论图景。因此，书中有关理论延展的部分也能帮助从业已久的治疗师们进一步思考自己在临床实践中碰到的问题和僵局，作者为这些读者提供了进入精神分析更浩瀚磅礴的领域的指南针，并以个人经验来指引读者，使之不至于迷失其中。

概念难点

1.本能理论与厄洛斯

在一些篇章中，如《阅读〈超越快乐原则〉：厄洛斯的坚持》和《性倒错和躯体化：乔伊斯·麦克杜格尔的工作》，由于其中提到的临床问题的复杂性，作者延伸了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尤其是其中厄洛斯的部分。他透过温尼科特、麦克杜格尔的理论对它们做出了深刻发展，但这也导致理解的困难。我们希望在尽可能避免干扰原文风格的基础上，对其中难点作一些基本的澄清。

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中提出的死本能/生本能的二元论虽然包含了先前的自我本能/性本能的二元论，但这个领域与先前的领域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不再涉及快乐原则，而且范围更加广大。弗洛伊德借助神话，以爱神厄洛斯来命名生本能，那么它应当更多地牵涉到快乐原则，然而如果它和死本能一样不断重复、制造紧张，而紧张是不愉快的，那么这里就构成了理论上的矛盾。厄洛斯既可以过度而导致紧张，也可以卸载而构成满足。

从精神结构的理论出发，弗洛伊德认为自我是意识/前意识层面的保护罩，保护着整个精神装置。那么，如果精神分析治疗起到了作用，疾病之痛苦的改变就必然牵涉到这个保护罩中能量部分的改变。一般情况下，压抑的功能使得与性相关的冲动无法表达，从而构成了神经症，但若快感被压抑是神经症的基础，在扩展到死本能/生本能的强迫性重复之后，厄洛斯就会同时具有两种模式：“基于快乐原则的运作，旨在消除由不愉快产生的张力；由强迫性重复支配的运作，它投注于不愉快，产生了一种超越快乐的欲望的喜悦，这一欲望指向对内部和外部精神现实的投注。”[1]

这一发展是以弗洛伊德原文为基础提出的，并得到前面书信中提到的温尼科特和麦克杜格尔的理论的支持：保护罩会牵涉到死本能（作者称为有机体的本能）的防御，这种保护罩的能量显然是由非有机体的本能——厄洛斯产生的，因此，厄洛斯的重复可以解释假自体、古老癔症和心身疾病。

2.创伤与疯狂

在《弗朗索瓦兹·达沃因和让-马克斯·高迪利埃：超越创伤的历史》《内在母亲》《作为防御的幻觉和克劳德·朗兹曼的三重知识》《极权主义政权与精神病》等篇章中，作者比较了在极权主义、恐怖主义与“谋杀”性的父母的迫害下，主体为抵御迫害而形成的创伤和疯狂的相似之处。作者也指出了主体如何通过治疗师的干预和帮助应对这些来自实在的迫害。由于涉及一些国外历史背景和分析家们对于精神病的不同见解，这部分比较难以理解。

作者通过讲述“二战”、集中营、“肮脏战争”等有关杀戮的残酷战争史来展示极端情境中的社会关系，揭示了个体的历史创伤。疯狂和创伤具有相似性，它们是不会遗忘的和不会从历史的灾难中被抹去的记忆的存在。作者将疯狂视为个体在极端环境中生存的一种手段，个体通过疯狂的幻觉制造一个虚构空间来保护自己。

精神病主体的疯狂显示出还未被理解的、未被符号化的创伤，即“未被记录为过去”的历史，也正是因为“没有人想要知道”才表现出疯狂。这里是一个被抹掉、被化为空无的主体，精神病的经验涉及压抑的不充分（作者提到的语言层面或无意识表象的层面），他们经历的历史事件无法在无意识中被铭记和运作，这些历史转而迂回在他们的梦和症状中呈现自身。治疗师可以通过梦和移情，对精神病主体的实在经历作出回应。创伤和疯狂的存在，意味着治疗师要经常面对实在界的碎片。关于对精神病和创伤主体的工作，作者借用温尼科特的过渡空间的理论，提出可以尝试在患者和他们的治疗师之间插入一个中介空间，在这个空间中运用移情让他们的无意识运作起来。治疗师的干预为个体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让他能够从受害者转变为实在片段的见证者——实在的片段正在寻找一种方式进入语言和符号秩序。这种干预方式能够帮助主体摆脱实在界对他的俘虏，埋葬那些联系着死亡的恨和行尸走肉的部分，找回关于他自身生活和生命的真相。

3.斯宾诺莎的知识与精神分析的知识

作者在最后一封信《弗洛伊德和斯宾诺莎》中对比了斯宾诺莎和弗洛伊德的理论，阐明了精神分析的一些概念。斯宾诺莎哲学学说的深奥性可能会造成读者在阅读上的困难，因此我们在这里对其加以简单介绍。斯宾诺莎是17世纪欧洲著名的哲学家，他是无神论和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人的理性是认识的唯一手段和评判真理的唯一标准。由于当时宗教神权思想占主导地位，如果他一味否认上帝的存在就会继续受到教会的排斥和孤立，因此他把自然界奉为上帝，但本质上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在斯宾诺莎那里，自然界就是上帝，实体（客观世界）就是神[2]。实体自身是其存在的原因，对实体的认识也是通过实体自身来认识。实体是无限的，神也是无限永恒的[3]。所有的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都是自然的一部分，都是神的一部分。自然法则是所有事物的内在原因，也是支配世界的上帝。

在此基础上，斯宾诺莎区分了三种知识。第一种知识是从感官及个体的表面经验获得的知识，或者是通过符号想象相应事物获得的观念，这种知识是表面的、混淆的、感官的、不正确的意见或想象的知识。拉康运用第一种想象的知识来阐述他的想象界。第二种知识是关于事物特征的共同概念和正确观念而获得的观念，它们是推理出来的，是和时间有关的理性知识或推理知识。第二种知识与精神分析过程相对应，分析过程就是一个在时间中有关思维及情感的精神制作的过程。第三种知识是从神的某一事物本质属性的正确观念出发，对事物本质的正确认识，它是一切真理的源泉，是直观知识[4]。斯宾诺莎的第三种知识和主体完成分析之后对无意识的认识是相似的。它们是主体认识到的构成其自身独特性的无意识真相。只有第二种知识和第三种知识是正确的观念，是人们可以明辨真理和错误的真知识。

弗洛伊德在生活状况和理论创新上与斯宾诺莎相似，他们都是坚持无神论而受排挤的犹太人，他们都相信人的存在不是神的创造，他们都因提出开创性的理论而被当时的社会环境孤立，他们在科学方面也有自己的抱负，他们都坚持精神和躯体相统一的观点。

斯宾诺莎的一些哲学思想对弗洛伊德有所启发，比如斯宾诺莎的“对思想的快乐欲望”与弗洛伊德对快乐、欲望、情感等概念的思考具有相似性。弗洛伊德认为快乐与思想和性有关，也涉及焦虑和死亡；而斯宾诺莎的快乐是与思想或知识的欲望有关的快乐，和性无关。弗洛伊德提出的欲望和性有关，而斯宾诺莎的“欲望（conatus）与努力的观念联系在一起，并且意味着禁欲主义的倾向”[5]。斯宾诺莎的第三种知识与情感有关，这就是作者强调的思考的欲望也是体验快乐的欲望。除了在性这一点上有分歧之外，弗洛伊德的一些观点与斯宾诺莎的观点具有一致性。

此外，斯宾诺莎的一元论和弗洛伊德的二元论也体现了二人理论比较有分歧的地方。斯宾诺莎坚持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弗洛伊德强调生本能/死本能的对立和冲突对个体产生的影响。但是，斯宾诺莎的自我保护理论和弗洛伊德的自恋理论是共通的，弗洛伊德提出的自恋力比多（自我保护冲动和性冲动的一部分）是对斯宾诺莎的自我保护理论的补充和延伸，体现了情感力量的作用。并且在分析的结束方面，斯宾诺莎的“对生命（生活）沉思”的立场和主体完成分析之后所持的立场是相同的，都是对生命和生活的热爱以及快乐。第三种知识实际将斯宾诺莎《伦理学》中的命题与弗洛伊德的分析目标结合了起来，它体现了无意识知识的欲望所产生的强大的快乐，这种快乐的力量建立在对无意识欲望的了解之上[6]。

4.精神分析的伦理

在《移情与友谊》《卢普·维尔莱：作为概念框架之变革的精神分析》《塞莱斯蒂娜超我和杜尔西内亚超我》等篇章中，作者讨论了精神分析的伦理问题。就治疗师和来访者的关系而言，作者认为友谊对于维持分析进程十分重要，友谊和移情的关系密不可分。弗洛伊德在《可终结与不可终结的分析》中写道：“在分析期间和分析结束之后，分析师与他的对象之间的良好关系并非全都基于移情；还有基于现实并被证明是可行的友谊关系。”[7]作者认同弗洛伊德的观点，他认为“精神分析的伦理和友谊的伦理是一回事”[8]。

在治疗师和分析主体对分析框架的设置、悖论和跨越的处理方式上，作者认为分析的主体必须接受他的存在的悖论：他既存在于他正在超越其界限的参照系中，同时又存在于一个他尚不知道其界限的新框架中[9]。治疗师要保证自己的思维框架对变革保持着开放性和可能性，由此，充当保护罩的治疗师在过渡时期的在场才能对主体实现这种变革起到重要的作用。

就治疗师在分析中所处的位置而言，作者认为这个位置既要有禁止乱伦的功能，也要有爱、安慰和保护的整合功能，还要具有幽默的技能。总之，精神分析的伦理学不仅包含基本框架，还包含友谊、快乐、开放性和创造性。

综上，作者十分忠实于弗洛伊德的学说，他在书中经常向读者呼吁“回到弗洛伊德”。作者借鉴和思考了温尼科特、拉康、斯宾诺莎等人的观点，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的观点。这是一本亲切地和年轻治疗师对话的书，读者置身其中，或会感觉到从作者那里传来的春风拂面的温暖。书中饱含对年轻治疗师们的殷切期望，它鼓励我们每一个治疗师在精神分析道路上带着开放性和创造性继续前行！

致谢

本书的出版，首先要感谢精神分析行知学派编译组的工作，没有他们和出版方的持续沟通与协调，我们无法如此顺利地出版此书；蓝狮子出版公司的宣佳丽及其编辑团队保持着高效率的工作，耐心仔细地修改文本、提出建议，译者们在此一并致谢。

张涛、金伟闯、张沙沙

2022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