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间自己的房间(1)
第一章
但是，你们可能会说，我们邀请您讲女性和小说——那和一间自己的房间有何关系？我会试图解释清楚。当初你们来邀请我讲女性和小说，我坐在河岸边开始在心里捉摸：这几个词儿究竟是什么意思。它们可能是指对范妮·伯尼(2)稍作评论；对简·奥斯丁略为详述；对勃朗特姐妹恭维一番，并且对大雪覆盖的哈渥斯牧师邸宅(3)略加描绘；如果可能的话，给米特福德小姐(4)几句机智的评语；对乔治·爱略特(5)深表敬意；对盖斯凯尔夫人(6)亦须提及；如此即可功德圆满。但是再瞅一眼，这几个词儿似乎并非如此简单。对于女性与小说这个讲题，或许你们原来的意思是指女性以及她们究竟是何等模样，或者指女性以及她们所写的小说，或者指女性以及描写女性的小说，或者不知为何缘故这三种意思相互交错混合，而你们是要我从综合的观点来思考它们。然而，当我开始从最后那种综合观点来思考这个题目，这似乎是最有趣的方法，我很快就发现，它有一个致命缺陷。那就是我将永远不可能得出结论。我将永远不可能履行我心目中演讲者的首要职责——在一个小时讲演之后，给你们一块纯粹真理的金块，包裹在你们笔记本的纸页之间，永远保留在壁炉架上。我力所能及的，不过是在一个次要问题上，为你们提供一点意见——女人如果打算写小说，她必须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我那么一说，你们就会发现，关于女性的真实本质和小说的真实本质这个重大问题，我并未作出解答。我逃避了对这两个问题作出结论的责任——女性与小说，就我而论，依然是个尚未解答的问题。但是为了作出一些补偿，我将尽我所能，向你们披露我如何会得到这个关于房间和金钱的见解。我将在你们面前尽我所能充分而自由地展示，导致我产生这个想法的一连串思索。如果我把这番声明背后所隐涵的种种想法和偏见都透露出来，或许你们就会发现，它们与女性有些关系，与小说也有些关系。无论如何，当一个论题具有高度争论性——凡是涉及性别的问题莫不如此——人家(7)就没有希望说出真实想法。他只能说明，他是如何才会得到他所确实持有的某种见解。他只能给他的听众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在观察演讲者的局限、偏见、癖嗜之时，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在这儿，小说所包涵的真理似乎多于事实。因此我建议，让我利用一位小说家所有的自由和特权，把我来此之前两天中的故事讲给你们听——我是如何被你们放在我肩膀上这个题目的重量压弯了腰，我思考着它，使它在我的日常生活内外发生作用。我不必说明，我将要叙述的情况并不存在；牛桥大学是一种虚构(8)；费恩汉姆(9)也是如此；“我”不过是代表某个虚构人物的权宜术语。谎言将从我唇间汩汩流出，然而或许有些真理混杂其中；寻出真理，并且决定是否有任何部分值得加以保留，这就是你们的事了。如果没有，你们当然会把它全部扔进废纸篓里，并且统统忘记。
于是我就在这儿（叫我玛丽·贝顿、玛丽·塞顿、玛丽·卡迈克尔或者你们所喜欢的任何名字——这毫无关系）坐在河岸旁边，那是在一两个星期之前，正逢十月晴天，我陶醉于沉思之中。我刚才所说的关于女性和小说的话题，需要对一个引起种种偏见和激情的题目作出结论，就像一条硬领卡着我脖子，压得我抬不起头。在我左边和右边，长着某种灌木树丛，一片金黄和绯红，在炎热的阳光中色泽鲜艳如火。在远处河岸上，那些柳树长发披肩、垂首悲泣。河水映出了它从天空、桥梁和鲜艳如火的树丛所挑选出来的种种景色，在一位大学生划着小船冲破那片河中倒影之后，它们又完整地合拢，似乎他从未驾舟经过此处。人家可以在那儿整整坐上一个小时沉思遐想。沉思——给它一个它不配拥有的更高贵名称——已经把它的线索垂入河中。思想的线索摆动着，一分钟又一分钟过去了，它像钓鱼丝线一般在河中倒影与水藻丛中摆动，随着水波浮沉，直到——你知道我不过是这么轻轻一拉——突然有一个观点在思想线索的末端凝聚；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拉上来，又小心翼翼地把它摊在地上。哎呀！一旦摊在草地上，我的那个思想观点看上去是多么渺小，多么微不足道；它就像是那种小鱼，一位好渔夫会把它放回水中，让它可以长得肥大一点，以便有朝一日值得烹食。现在我不再拿那个思想观点来麻烦你们了，然而如果你们仔细观察，你们自己或许会在我正要讲的话题之中发现它。
然而，不论它多么渺小，它还是拥有它那种神秘特性——一旦把它放回心中，它立即变得令人激动，而且十分重要；当它上跃下沉、四处闪烁之际，它激起如此强烈的一阵思想震荡和骚动，使人不可能再端坐不动。正是因为如此，我发觉自己正在以极快的步伐穿越一片草坪。立刻有一个男人的身影站起来阻挡我。起初我并不明白，那个穿着夜礼服衬衫和常礼服、看上去怪模怪样的家伙所做的手势，正是针对着我。他脸上的表情既惊骇又愤慨。是本能而不是理智帮助我醒悟：他是位教区管事；我是个女人。这儿是草坪；那儿是小径。只允许研究员和学者到草坪上散步；那条碎石小径才是我该去的地方。这些想法是一刹那间作出的判断。当我走回到那条小路上，教区管事才放下了刚才为了警告我而举起的双臂，他的脸色也恢复了通常的平静安详，虽然草坪要比碎石小径走起来更加舒服，也并未造成多大损害。不论这是一所什么学院，我对于它的研究员和学者们所能提出的唯一控告就是：为了保护他们那块被碾草机不断地滚压了三百年的草坪，他们把我那条思想观点的小鱼儿吓得躲起来了。
至于那是个什么观点使我着了迷，竟然大胆闯入这片草坪，我现在不记得了。平静安详的精灵，像一片云霞从天而降，如果这祥和的精灵会在某处逗留，那就是在晴朗的十月早晨逗留在牛桥大学的场地和庭院里。漫步穿越那些学院，经过那些古老的大厅，当前坎坷的现实似乎被磨光了；躯体似乎被笼罩在一间奇妙的玻璃小屋里，没有声音可以穿透进来，而心灵已经和任何事实脱离接触（除非重新擅自闯入草坪），可以任意沉浸于与当时情景相和谐的遐想之中。纯粹出于偶然，我无意之中想起了一篇描述在漫长的假期中重访牛桥的陈旧散文，于是就想起了散文家查尔斯·兰姆(10)——萨克雷(11)曾举起一封兰姆来信按在前额上说道：圣查尔斯！事实上，在所有已故文人中（我把我当时的想法告诉你们），兰姆是最为意气相投的人物之一；你会很想对他说：那么告诉我，你是如何写你的散文的？他的散文甚至要比麦克斯·比尔博姆(12)的更好，我想，比尔博姆的散文十全十美无瑕可击，在兰姆的散文中闪耀着热情奔放的想象力，天才的霹雳闪电使他的散文白璧微瑕不太完美，然而其中蕴含的诗意犹如星光在字里行间闪烁。大约在一百年前，兰姆来到牛桥。他的确写了一篇散文——标题我已遗忘——论及他在这里看到弥尔顿一篇诗歌原稿。或许就是《利西达斯》，兰姆在散文中写道，想到通常版本《利西达斯》中的任何一个字竟然会与原稿中有所不同，他是多么惊讶。想到弥尔顿居然会更换诗中用词，对他而言似乎是一种亵渎行为。这使我想起我所能回忆的《利西达斯》部分诗句，并且以猜测自娱：哪个字是被弥尔顿更换过的，为什么要更换。我忽然想起兰姆当年所见原稿离这儿只有几百码远，我可以追随兰姆的足迹穿越学院的四方庭院，到保存着那个珍本的著名图书馆去。不仅如此，当我将此计划付诸实施之时，我想起来了，正是在这家著名图书馆里，也保存着萨克雷的《艾斯芒德》手稿。批评家们常说，《艾斯芒德》是萨克雷最完美的小说。但是，根据我的回忆，那种矫揉造作的风格，它对十八世纪文风的模仿，却是一种桎梏；除非十八世纪文风对萨克雷而言确实是自然的——这是一个看看手稿即可证明的事实，只要看他的修改之处究竟是为了文体的风格，还是为了意义的完善。那么就先要决定何谓风格、何谓意义，这是一个问题——但是我实际上已经到了图书馆门口。我必定已经开了那扇大门，因为立即出现了一位表示异议的银发慈祥长者，他像守护天使一般挡住去路，但是迎风鼓动着的是黑色袍袖而不是白色翅膀，他一面挥手令我后退，一面低声表示歉意：女士须有本学院研究员陪同，或持有介绍信方可获准入馆。
即使曾经被一个女人所诅咒，这所著名图书馆也对此完全无动于衷。庄严肃穆，所有的珍本都安全地锁在它胸膛里，它心满意足地沉睡着，对我而言，它将永远沉睡。我再也不会去唤醒馆廊里的回声，再也不会去请求接待，当我满腔怒火走下台阶之时，发出了这个誓言。离午餐还有一个小时，如何消磨这段时间？在草坪上散步？在河边闲坐？这的确是一个可爱的秋天早晨，片片红叶翩然坠地，漫步闲坐均非难事。然而，一阵音乐之声飘到我耳边。有人正在进行某种宗教仪式或庆祝活动。当我经过小教堂门口，洪亮的风琴声如泣如诉。在这宁静安详的空气中，基督教的音乐听上去更像是对于悲伤的回忆，而不是悲伤本身；甚至那架古风琴的哀鸣，也被包围在和平宁静之中。即使我有权利，我也不想进去，这一次教区管事可能会阻挡我，或许要我出示受洗证书，或许是一封教务长的介绍信。然而，这些宏伟建筑物的外表通常像其内部同样美观。而且，看看教堂里的教友聚会，也挺有趣，他们在教堂门口匆匆忙忙地进进出出，就像蜂群在蜂房门口飞舞。很多人头戴四方帽，身穿学士袍；有些人在肩上披着毛皮领饰；还有人坐在轮椅里；有些人虽然未过中年，已经被生活压力折磨得怪模怪样，令人想起水族馆里喘着气费劲爬越沙盘的巨大螃蟹和螯虾。我倚壁旁观，那所大学的确像个避难所，它庇护了许多希奇古怪人物，如果任凭他们到斯特兰德大街(13)行人道上去为生存而奋斗，很快就会被淘汰。我想起了许多关于老学监和老导师们的陈旧轶事，据说某某老教授一听到口哨声拔腿就跑——但是我尚未鼓起勇气来吹口哨，那群可敬的人物已经走进教堂。小教堂的外面保持原状。你们知道，它高耸的圆顶和塔尖在晚上点着灯，像一艘总是在航行而永不抵岸的大船，在好几英里外山那边都能看见。或许这个学院的四方庭院以及它的平整草坪、宏伟楼宇、还有小教堂本身，都曾经是一片沼泽，野草随风起伏，猪群拱土刨食。必定有一队又一队牛马，我想，从远方郡县把整车大石块拉来，然后用无限的劳力，把这些灰色石块整整齐齐摞起来，我现在正站在这石墙的阴影中，然后油漆匠把玻璃装上窗子，砖瓦匠在房顶上用水泥、油灰、铲子、刮刀忙碌数百年。每星期六，必定有人从一个皮制钱袋里把金币银币倾注到老工匠们手中，因为他们或许要在整个黄昏痛饮啤酒、玩九柱戏。必定有源源不断的金银，我想，随时流入这个庭院，来维持石块的不断供应，使工匠们不停地工作：平整，挖沟，掘土，排水。然而，当时是虔诚信仰时代，金钱被慷慨地捐赠，为这些石块奠定了很深的基础；当这些石块被砌成了石墙，建成了房屋，更多的金钱从国王、王后、贵族的金库中倾注进来，以保证有人在此唱圣诗，有莘莘学子在此受教育。有人捐赠土地，也有人缴纳税赋。当信仰时代过去而理性时代来临，金银的流入仍然继续不变；设立了奖学金，捐赠了讲座基金；不过现在金银并非来自国王的金库，而是来自商人厂主的钱柜，来自那些靠工业发财者的钱包，在他们的遗嘱里，把遗产的一大部分慷慨回赠他们学到技艺的母校，去设立更多的教授席位、讲座基金和奖学金。于是就有了图书馆和实验室，有了天文气象台，有了昂贵豪华的设备和现在放在玻璃柜里的各种精密仪器，而数百年前在这儿野草随风起伏、野猪拱土刨食。确实无疑，当我在庭院里四周漫步之时，用金银打下的基础似乎已经足够深厚，铺在野草之上的路径已经非常结实。头上顶着托盘的男仆们在几条楼梯之间匆忙地来回穿梭。艳丽的鲜花在窗前花箱里怒放。留声机的乐曲声从里屋传出。在此氛围之中，简直不可能不凝神回想——不论你在回想些什么，反正它被突然打断了。钟声响了。是想办法去进午餐的时候了。
这是令人奇怪的事实：小说家们总是使我们相信，午餐聚会如果值得回忆的话，那必定是因为有人在用餐时妙语连珠或者行为得体。但是，他们很少花一点笔墨来描述所吃的食品。小说家的惯例之一，就是从不涉及靓汤、鲑鱼、嫩鸭，似乎靓汤、鲑鱼、嫩鸭完全无关紧要，似乎从来无人在餐桌上抽过一支烟或饮过一杯酒。然而，我将在此冒昧蔑视惯例，并且告诉你们，这次午餐开始第一道菜是几条鳎鱼，装在深盆里，学院厨师在上面浇了一层最白的奶油，但是到处点缀着棕色斑点，就像牝鹿腹部的色斑。后面一道菜是鹧鸪，然而如果你们以为这仅仅是在盘子里躺着两只去了毛的棕色鸟儿，那就错了。那些鹧鸪，数量众多而品种各异，它们都搭配着各种调味汁和凉拌菜，辛辣酸甜，顺序而上；搭配的土豆片薄如钱币，却并不如此坚硬；配菜中的球芽甘蓝状如玫瑰花蕾，但更加鲜美多汁。烤鹧鸪及其配菜刚吃完，那位一声不响的男仆，或许就是那位教区管事本人以比较温和的姿态出现，立即把甜食端上桌放在我们面前，它被餐巾包裹着，就像一堆白糖从波浪中涌出。如果把它称为布丁而且因此就联想到大米和淀粉，那简直是辱没了它。同时，在玻璃杯里充溢着黄色、红色的美酒，喝干了又被斟满。于是一股热流顺着背脊淌下去，直到脊椎的中点，那儿是心灵的宝座，渐渐地点亮了内心的火焰，它并非出入于我们嘴唇的被称为光辉才华的那种小电灯的生硬光芒，那是理性交流的浓厚黄色火焰所点燃的更为深刻、敏锐、含蓄的光彩。不必匆忙。毋须闪光。除了自己本人之外，不必成为任何其他人。我们都要脱离尘世升入天堂，与凡戴克(14)为伍——换言之，当一个人点上一支好烟，倚在窗边座椅深厚的软垫之中，人生似乎多么美好，人生的报酬多么甜蜜，此恨彼怨多么微不足道，志趣相投的友谊和交往多么令人惊叹。
如果我运气好手边有一只烟灰碟，如果不是由于缺少烟碟而必须把烟灰弹到窗外去，如果事情和实际情况稍微不同，大概就不会看见一只没尾巴的猫。当那只断尾猫儿悄悄地走过学院的四方庭院，这突兀的景象偶然触动了我的潜意识智能，使我感情的光彩为之一变。好像有人突然放下了一只遮光的罩子。或许那杯佳酿已使我不胜酒力。的确，当我注视着那只曼岛(15)猫停留在草坪中央，好像它也在向宇宙提出疑问，我觉得似乎缺少了某种东西，似乎有某种东西改变了。然而，一边听着别人谈话，我一边问自己：究竟缺了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改变了？为了回答那个问题，我必须在想象之中把自己置身于这个房间之外，回到往昔岁月，确实回到了战前，眼前呈现出另一种模式午餐会的情景，那是在离这儿不远的房间里；然而那是不同的午餐会。每一件事情都不相同。与此同时，客人们谈兴正浓，来宾很多，年纪很轻，有男有女；谈话显得轻松顺利、情投意合、自由自在、兴味盎然。在谈话继续进行之时，我把过去那次午餐会谈话作为背景，当我把两次谈话放在一起比较，我深信无疑：这次谈话就是上次谈话的嫡传后裔，是它的合法继承者。什么都没变，一切都相同，除了一件事——此刻我侧耳倾听，并不是完全在听所说的话，而是在关注隐藏在话语背后的弦外之音和内心潜流。对了，就是它——改变就在这儿。大战之前，在如此的午餐会上，人们会谈论完全相同的事情，但是听上去却大不相同，因为在往昔岁月中，谈话伴随着一种吟唱之声，它并不清晰，然而优美动听，激动人心，它改变了话语本身的价值。能否把这吟唱声调转化为词句？或许在诗人帮助之下能够做到。凑巧我身旁有本书，我把它翻开，在无意之中翻到了丁尼生的诗篇。我发现丁尼生在此吟唱：
落下了一滴亮晶晶的泪珠
它落自大门口那株西番莲(16)。
她就要来了，我的鸽子，我的恋人；
她正在走来，我的生命，我的命运；
红玫瑰在呼喊，“她走近了，走近了”；
白玫瑰在泣诉，“她来晚了”；
飞燕草倾听着，“我听见了，听见了”；
百合花在低语：“我等待着。”
这是否男人们在战前午餐会上吟唱的诗篇？那么女人们呢？
我的心像一只唱着歌的鸟儿
它的巢筑在湿润的嫩芽上；
我的心像棵苹果树
它的枝桠被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
我的心像一枚五彩贝壳
在平静的海面上漫游；
我的心比所有这一切都要快乐
因为我的恋人已经来到我身边。
这是否妇女们在战前午餐会上吟唱的诗篇呢？
想到战前午餐会上居然会有人压低了嗓门哼这些诗句确实滑稽，于是我突然大笑，并且不得不指着那只曼岛猫作为我大笑的借口，它看上去的确有点可笑，可怜的畜生，没有尾巴，在草坪中央。它究竟确实生来就是短尾，还是发生意外事故丢了尾巴？这种无尾猫儿，虽然有人说它生存于曼岛，是出乎意料地罕见。这是一种奇特动物，形状古怪而不美观。这真是奇怪，有无尾巴居然会有如此之大的区别——你知道，这种话不过是人家在午餐会散局起身寻找衣帽时随口说说而已。
这次午餐会，承蒙主人盛情款待，一直延续到下午很晚的时候。美丽的十月白昼阳光渐渐黯淡，当我穿越林荫大道时，树叶纷纷飘落。一扇又一扇大门在我身后轻轻地断然关闭。许多教区管事把许多钥匙插进油滑的锁孔里；使这座宝库安然无恙地度过另一个夜晚。穿过了林荫道，走到了一条马路上——我忘记了路名——如果往右拐你可以顺着道儿一直走到费恩汉姆。然而时间还多得很。要到七点半才吃晚饭。吃了一顿如此丰盛的午餐，几乎可以不吃晚饭了。这真是奇怪，一小段诗歌竟然会在你心里发挥作用，使你的双腿随着它的节奏沿着道路行走。那些诗句——
落下了一滴亮晶晶的泪珠
它落自大门口那株西番莲。
她就要来了，我的鸽子，我的恋人——
在我的血脉里歌唱，当时我正沿着大路朝赫丁利海滩快步走去。然后，看到海水被堤坝拦截而激起了浪花，我换一个调子吟唱：
我的心像一只唱着歌的鸟儿
它的巢筑在湿润的嫩芽上；
我的心像棵苹果树……
多么伟大的诗人，我突然高声欢呼，就像人家在薄暮时分情不自禁地欢呼：多么伟大的诗人！
怀着一种为我们自己的时代而感到妒忌的心情，我想，虽然以当今和往昔相比是愚蠢而荒唐的，我接着又猜想，是否能够诚实无欺地举出两位当代诗人的名字，他们的伟大可与当时的丁尼生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17)相比。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当我注视着泛起泡沫的河水，我想，它们是不可比较的。那种诗歌之所以能够使人激动得如此心醉神迷、如此欣喜若狂，是因为它赞颂了人们曾经经历过的（或许就在战前午餐会上经历过的）某种感情，所以我们很容易、很亲切地引起了反应，而不必费心去检验那感情，或者把它和现有的感情作比较。但是，当代诗人表达的感情，是此刻创造出来并且从我们身上抽取出来的。人们并未把它一眼认出；往往为了某种原因而害怕它；人们敏锐地注视着它，并且怀着猜忌之心把它和我们所熟悉的陈旧感情相比较。现代诗歌的困难也就由此而生；也正是由于这种困难，任何优秀的现代诗歌，人家都不可能连续记住两行以上。为了这个原因——我也记不住——我的议论由于缺乏资料而索然寡味。但是为什么，当我朝赫丁利海滩走去时继续问道，我们为什么不复在午餐会上低声吟诗？为什么阿尔弗雷德(18)不再吟唱
她就要来了，我的鸽子，我的恋人。
为什么克里斯蒂娜(19)不再应和
我的心比所有这一切都要快乐
因为我的恋人已经来到我身边？
我们是否可以把它归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8月大炮轰鸣之际，是否男女之间把对方脸上的表情看得如此清楚，知道浪漫的爱情已被扼杀了？在炮火闪光之中，瞅见我们的统治者们的脸色，的确令人震惊（特别是对于女性而言，因为她们对教育之类问题还抱有不少幻想）。他们显得如此丑恶——德国、英国、法国统治者们——如此愚蠢。但是不论归咎于何事，归咎于何人，激起丁尼生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为了恋人的来临而如此热烈地歌唱的那种幻想，现在要比当时罕见得多。人家现在只要阅读，观察，倾听，回忆。但是，为什么要用“归咎”这个词儿？如果那是一种幻想，为什么不去赞扬那场灾难？不论它是什么灾难，它毕竟破除了幻想，而把真实来加以取代。因为真实……这些省略符号表示，我在那儿寻求真实而忘了应该在此处拐弯到费恩汉姆去。真的，究竟何谓真实何谓幻想？我扪心自问。例如，这些房屋的真实面目，究竟如何？在暮色之中，它们显得有些朦胧，红色的窗户却带有欢快色彩；但是在早晨九点钟，学童们随手丢下的糖果和鞋带使这片红色看上去粗俗而肮脏。还有那些柳树，那条河流，以及一直延伸到河边的花园，现在笼罩于暮霭之中一片朦胧，但是在阳光照耀下金黄和鲜红交相辉映——究竟哪一个是真实，哪一个是幻觉？我也不必把我反复曲折的思路全都告诉你们，因为在前往赫丁利海滩的途中，我并未找到任何结论，而且我请你们设想，我不久就发觉刚才忘了拐弯，于是又往回走，改变方向往费恩汉姆走去。
因为我刚才已经说过，这是十月中的某一天，我就不敢随便改换季节，去描绘花园墙头悬垂着的丁香花，以及番红花、郁金香和别的春季花卉，使你们对我失去敬意，并且损害小说的美誉。小说必须严格依据事实，而且事实越逼真小说就越好——人家这样告诉我们。所以现在仍然是秋天，树叶依然是黄的，并且在继续飘落，如果有任何区别的话，只是比以前飘落得稍快一点，因为已是黄昏时分（精确地说是7点23分），而且刮起了一阵微风（精确地说是西南风）。尽管如此，还是会有某种奇特的因素在悄悄发挥作用：
我的心像一只唱着歌的鸟儿
它的巢筑在湿润的嫩芽上；
我的心像棵苹果树
它的枝桠被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
或许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句要对我的愚蠢幻想负部分责任——当然它不过是一种幻想罢了——我幻想丁香花在墙头迎风摇曳，黄蝴蝶在四处翩翩飞舞，花粉在空气中飘散。一阵微风，不知从何处吹来，它把枝头嫩叶往上托举，于是一片银灰色在空中闪烁。这是日光与灯光交替衔接之际，各种色彩在夕阳余晖之下逐渐变深，紫红和金黄的光芒映射在玻璃窗上如火如荼，好像一颗容易激动的心正在搏动；为了某种原因，这个世界之美显露无遗，然而不久即将消失（现在我推开大门走进花园，因为，很不明智，此门居然敞开未锁，附近又似乎没有教区管事），这很快即将消逝的世界之美是双刃的，一边刀刃是欢笑，一边刀刃是痛苦，把心房一剖为二。在春天的暮色之中，费恩汉姆花园展现在我眼前，荒芜空旷，在长长的野草丛中，散布着水仙花和风信子，漫不经意地随风摇曳，在最好的时刻也纷乱无序，现在被风吹得波涛起伏，连根部也被拉动。这栋楼宇的窗户，在波浪形的红砖之间呈圆弧形，就像船舱的圆窗，春天的云彩飞快地飘过，窗户由柠檬黄变成了银白色。有人睡在吊床里，有人快步跑过草地，在这朦胧的光线中，他们不过是幻影而已，一半是真正看到，一半是出于猜测——难道没人想拉住她么？然后在阳台上出现了一个弯腰弓背的人影，好像是突然出来呼吸空气，看看花园，她不容轻视然而态度谦和，前额宽广而衣衫陈旧——这可能就是那位学者，可能是J——H——她本人吗？一切都昏暗朦胧，然而又十分强烈，好像黄昏笼罩在花园上的那块纱巾被星星或刀剑的闪光劈成两块——某种可怕现实的闪光，以其特有的方式，从春天的心脏里跃出。因为青春——
我的汤端上来了。晚饭在大餐厅里摆好了。现在远远不是春天，而是十月中的一个黄昏。大家都聚集在那间大餐厅里。晚餐准备好了。这儿是汤。它是肉汁清汤。汤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激发幻想。如果盘底有任何图案，人家可以透过那清澈透明的汤水看得清清楚楚。但是盘子上并无图案。那只汤盘并无图案花纹。端上来的下一道菜，是牛肉及其配菜土豆和绿色蔬菜——一道“三位一体”的家常菜，使人想起在泥泞的市场上出售的牛臀肉，叶边卷曲发黄的白菜芽，人们讨价又还价，以及星期一早晨拎着网线袋去菜市场的妇女们。没有理由对人类的日常伙食表示不满，因为市场供应充足而煤矿工人餐桌上的食品毫无疑问要更少一点。接下来一道菜，是梅子干和蛋奶冻。如果有人抱怨，即使有蛋奶冻来加以缓和，梅子干还是令人不满，它不是一道慷慨大度的蔬菜（根本算不上水果），就像守财奴的心一样干瘪多筋，渗出的汁水像守财奴血管里流动的血液一样稀薄，那些守财奴有好酒八十年也舍不得喝，有暖和的衣服八十年也舍不得穿，却又舍不得拿出来施舍给穷人，如果有人要抱怨，他就该仔细想想，有些人甚至连梅子干也紧紧抱住不放，不肯慷慨施舍。接下来是饼干和乳酪，于是水壶就被人们随随便便地传过来递过去，因为饼干的本性就是干的，而这些饼干是地地道道彻底干燥。菜都上齐了。晚餐结束了。人人都要把椅子从身后拖开，于是就发出一阵嘎嘎响声；人人都要推门走出餐厅，于是那扇活络弹簧门猛烈地前后摆动；不久餐厅里残留的食物就毫无影踪，无疑已经为第二天的早餐作好了准备。英格兰青年学子们沿着走廊，登上楼梯，边走边唱，乒乒乓乓随手关门。作为一位客人，一位陌生人（因为我在费恩汉姆学院并不比我在三一学院或者萨姆维尔、格顿、纽纳姆、克赖斯彻奇等学院拥有更多的权利），我是否可以说，“那晚餐不行，”或者说（现在我们，玛丽·塞顿和我，正在她的起居室里），“为什么我们刚才不能在这儿单独用餐呢？”因为如果我说出这种话，我就已经在窥探调查这栋校舍内部的经济隐私，在陌生人眼里，这座学院的外表是如此美好，充满着欢乐和勇气。不，不能说这种话。真的，谈话的兴致在片刻之间衰退了。人类的结构现在就是如此，心脏、躯体、头脑全都混在一起，一百万年以后，毫无疑问它们会被装在各自分开的容器里，但是现在并非如此，于是一顿好的晚餐对于谈话的效果就极其重要。如果一个人饭吃得不好，他就不能够很好地思考，很好地恋爱，很好地睡觉。脊椎里的那盏感觉和思维之灯，用牛肉和梅子干是点不亮的。我们死后或许都会进天堂，而且希望凡戴克在下一个拐弯路口迎接我们——这就是牛肉和梅子干在当天辛劳的工作结束时所酿造出来的那种含糊暧昧而又淡漠拘谨的心情。幸亏我的朋友，她教自然科学，有一只碗橱，里面放着一个矮胖酒瓶和几只玻璃小酒杯——（不过应该先吃一点鳎鱼和鹧鸪来垫个底儿）——所以我们可以靠近火炉坐下，对白天生活中的损失略加补偿。一两分钟之后，我们就随心所欲地漫谈那些奇特而又有趣的话题，这些话题是某个特定人物不在场时在你头脑里形成的，当你与此人重新相聚之时自然要谈论一番——某人已经结婚，另一位尚未婚配；一个人这样想，另一个那样想；某人学到各种知识而大有进步，另一位却令人吃惊地每况愈下——以这种议论开端的漫谈之必然结果，是使我们对于人类的本性以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奇特世界的特征加以推测和深思。然而，当我们在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很羞愧地意识到，有一种趋势自动地产生了，并且把一切都引导到它自己的结论中去。人家或许是在谈论西班牙或葡萄牙，谈论书籍或赛马，但是不论在谈什么，真正的兴趣完全不在于此，而是在于这样一幅图景：大约五百年前，许多砖瓦匠在一座高楼屋顶上干活。国王和贵族们带来了一大袋又一大袋金银财宝，往地上倾倒。这幅图景，总是栩栩如生地映现在我头脑里，并且把它自己与另一幅图景并列，那就是骨瘦如柴的母牛、泥泞的市场、枯萎的蔬菜、老守财奴干瘪多筋的心脏——这两幅图景互不相关而又离奇荒谬，却总是在我头脑里同时出现并且相互决斗，使我身不由己地完全听凭它们摆布。除非任凭整个谈话被那股趋势误导扭曲，最好的办法还是把我心中的想法暴露出来，如果凑巧的话，它一接触到空气就会枯萎碎裂，就像当年人们打开埋在温莎的棺材，那古代国王的头颅一接触空气就化为一堆粉末。于是，简单扼要地，我把心里的想法告诉塞顿小姐，这么多年以来，砖瓦匠们一直在学院教堂屋顶上添砖铺瓦，国王、王后和贵族们把一袋袋金银放在肩膀上扛进来，把它们一铲又一铲埋进土中；然后我们自己时代的金融巨子们来了，他们放下支票和债券之处，我想，就是前辈们堆放金砖银块的地方。所有这一切，都埋藏在那些学院下面，我说；但是这所学院，我们正坐着谈话的地方，在它富丽堂皇的红砖墙下面，在花园里荒芜凌乱的草丛下面，又埋藏着什么呢？在那朴实无华的瓷器餐具，以及（我来不及刹车就脱口而出）那牛肉、蛋奶冻和梅子干后面，又隐藏着一股什么力量呢？
嗯，玛丽·塞顿说，大约在一八六〇年——啊，但是你知道那个故事，她说，有点厌烦，我猜测，是重复叙述此事令她厌倦。于是她告诉我——办女子学院要租房屋。开了筹备会议。信封开好了。通知书拟好了。一次次会议举行了；来信被宣读了；某某人承诺慷慨解囊；恰恰相反，某某先生——一个铜板也不给。《星期六评论》出言不逊。我们如何才能筹款租办公室？我们可以举办一次义卖会吗？可否找位漂亮姑娘坐在前排？让我们参考一下约翰·斯图亚特·穆勒(20)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是否有人能够说服某某日报主编刊登一封呼吁书？能否请某某夫人在呼吁书上签个名？但是某某夫人不在城里。大约六十年前，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办这件事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花了许多时间。经过长期奋斗，历尽艰辛，她们才筹募到三万英镑。(21)因此我们显然不能饮美酒吃鹧鸪，也雇不起头上顶着托盘来上菜的仆役，她说。我们不可能拥有沙发椅和个人独用的房间。“至于舒适的生活设施，”她引用某本书上的话说，“只好等到以后再说。”(22)
想到那些妇女们一年又一年地苦干，却发觉自己难以积攒到二千英镑，她们想尽一切办法才募集到三万英镑，我们对于女性不可宽恕的贫穷突然爆发出一阵轻蔑的嘲笑。那么，我们的母亲大人们这些年来都在干些什么，以至于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财产？往她们鼻子尖儿上擦粉？注视着商店橱窗里的商品？在蒙特卡洛的阳光下花枝招展地炫耀？在壁炉架上有几张照片。玛丽的母亲——如果那是她的照片——有可能是个浪费时间的女人（她居然和一位牧师生了十三个孩子），然而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她的快乐奢靡生活并未在她脸上留下多少欢乐的痕迹。她是一位朴实的家庭妇女；一位披着格子花呢围巾的老太太，那条围巾用一只刻花大别针扣住；她坐在一把藤圈椅里，鼓励一只西班牙小猎犬向照相机看，带着有趣而又紧张的表情，她肯定一按快门那条小狗就一定要动。如果当年她去做生意；成为人造丝制造商或证券交易所的大款；如果她给费恩汉姆女子学院留下二三十万英镑，那么今晚我们就可以在这儿舒舒服服坐着，而我们所谈的话题，就可能是考古学、植物学、人类学、物理学、原子的本质、数学、天文学、相对论、地理学。只要塞顿夫人和她的母亲以及她母亲的母亲能够像她的父辈和祖辈一样，学会那赚钱的伟大艺术并且留下她们的钱财，去建立女性专用的研究基金、讲座基金、各种奖金和奖学金，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在这儿像模像样地享用一只家禽和一瓶美酒；我们也就有可能不算过分自信地指望，在慷慨捐赠奖学金所获得的职业庇护之下，度过快乐而又体面的一生。我们就有可能一直在探索或者在写作；在这个地球上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消磨时光；坐在雅典帕台农神殿(23)的台阶上沉思冥想；或者上午十点钟上办公室去，下午四点半舒舒服服回家写一首小诗。只不过，如果塞顿夫人和她的同类人物都在十五岁就经商赚钱，那就根本不会有玛丽这个人——这就是我这番议论中的破绽。我问玛丽，对此有何高见？从窗帘之间望出去，是十月的夜晚，静谧而可爱，在枯黄的树枝之间可以瞥见一两颗星星。她是否打算牺牲她理应享受的那一份秋夜美景，牺牲她与兄弟姊妹们在苏格兰游戏争闹的甜蜜回忆（他们有一个幸福家庭，尽管是个大家庭），那儿空气新鲜糕饼质优令她赞不绝口，她是否打算牺牲这一切，但凭钢笔一划，就让费恩汉姆女子学院获得五万英镑赠款？因为，要给大学捐款就有必要压低整个家庭的开支。既要发大财，又要生十三个孩子——没有人能够受得了。考虑一下这些事实吧，我们说。婴儿出生之前首先要在娘胎里耽上九个多月。然后婴儿诞生了。然后花三四个月时间给婴儿哺乳。在哺乳期之后，肯定还得花五年时间陪孩子玩。你们似乎不能让孩子们在街上乱跑。有人曾经在俄国看到孩子们撒野乱跑，便说这不是令人愉快的景象。人们还说，人性是在一岁到五岁之间定型的。我说，如果塞顿夫人一直在赚钱，你们对童年的游戏和纷争还会有什么样的回忆？对于苏格兰的新鲜空气、优质糕饼和其他一切优点，你们还会知道些什么？但是，提出这些问题毫无用处，因为你们根本就未曾存在过。不仅如此，提出下述问题也同样毫无用处，那就是：假设塞顿夫人和她的母亲以及母亲的母亲赚了大钱，并且把它投入学校和图书馆的基金，可能会有什么结果？首先，经商赚钱对她们来说是不可能的；其次，即使她们有可能赚钱，当时的法律也拒绝让她们拥有自己所赚钱财的权利。只是最近四十八年以来，塞顿夫人方始有权拥有属于她本人的一个便士。在此之前几百年里，这都是她丈夫的财产——或许正是这种观念，使塞顿夫人和她的母辈们被拒之于证券交易所大门之外。我们所赚到的每一个便士，她们或许会说，将会从我手中被取走，并且按照我丈夫的想法去投资——或许是在巴利奥尔学院(24)或国王学院设置一项奖学金或研究员基金，因此即使我能赚钱，我对此也无多大兴趣。我最好还是把此事留给我丈夫去干吧。
无论如何，不管是否应该归咎于照片上那位看着西班牙小猎犬的老太太，毫无疑问，我们的母亲们由于某种原因，把她们的事情办得糟透了。结果没有一个便士可以用在“舒适的生活设施上”，用在鹧鸪和美酒、管事员和草坪、图书和雪茄烟、图书馆和悠闲的生活上。用干巴巴的土块垒起光秃秃的泥墙，便是她们所能作出的最大贡献。
于是我们就这样站在窗边漫谈，并且向外眺望，就像成千上万人们那样每晚眺望夜景，俯视着我们下方那座著名城市的圆屋顶和塔楼。在秋月辉映之下，它非常美丽、非常神秘。古老的石块显得洁白而庄严。使人想到在下面收藏着的所有书籍；想到镶了壁板的房间里挂着的老年主教和显贵人士画像；想到那些涂漆彩窗会把球形或新月状的奇特灯影投射在人行道上；想到各种各样匾额、纪念碑、墓志铭；想到喷水池和大草坪；想到面对着学院里四方院落的许多安静的房间。而且（恕我冒昧），我也想到了那令人羡慕的名烟、美酒、太师椅和可爱的地毯；想到温文尔雅、和蔼可亲、高贵仪表，它们是富裕、独处、悠闲生活的产物。当然，我们的母亲们并未向我们提供可以与这一切相媲美的任何东西——我们的母亲们发现要筹集三万英镑极其困难，我们的母亲们为圣安德鲁斯教堂的牧师们各自生了十三个孩子。
于是我回到我的小旅馆去，在穿越那些黑暗的街道之时，我想想这个又想想那个，一个人干完整天工作之后，往往会陷入这种沉思。我认真思索，为什么玛丽·塞顿没有财产遗留给我们；贫穷对心灵有什么影响；财富对心灵又有什么影响；我想起了早晨曾经见到过的怪诞老绅士们，他们肩膀上都披着毛皮领饰；我又想起了只要有人吹口哨，其中一位就会奔跑；我也想起了小教堂里奏风琴的轰鸣声和图书馆里关门的乒乓响；于是我想，被人锁在门外是多么令人不快；而且我想，被人锁在里面或许更加糟糕；我更想到男性的安全富裕和女性的贫困不安，想到传统和缺乏传统对作家心灵的影响；最后我想，现在是时候了，应该把这一天皱缩的外皮和其中的争论、印象、愤怒、欢笑统统卷起来，扔到篱笆里面去。成千上万颗星星在辽阔的蓝天中闪耀。个人似乎孤独地与一个莫测高深的社会相处。所有的人都睡着了——俯卧着，平躺着，默然无语。没人在牛桥的街道上走动。甚至连我触摸弹簧推开旅馆大门的手也看不见——连旅馆里擦皮鞋的仆人也没有一个在熬夜等候，替我掌灯送我回屋安寝，时间实在太晚了。
(1) 本文以两篇论文为基础写成，它们曾于1928年在纽纳姆女子学院和格顿女子学院“恶宅”（Odtaa）学会宣读。两篇论文太长，不宜全读，后来加以改写和扩充。——原注（Odtaa是One Damned Thing After Another，一件又一件可恶的事情。——译者注）
(2) 范妮·伯尼（1752—1840），英国女作家。
(3) 英国著名女作家勃朗特三姐妹的父亲派特里克·勃朗特牧师于1820年携全家在约克郡哈渥斯定居。牧师邸宅于1928年成为勃朗特博物馆。
(4) 米特福德（1787—1855），英国作家。
(5) 乔治·爱略特（1819—1880），著名英国作家。
(6) 盖斯凯尔夫人（1810—1865），英国作家。
(7) 伍尔夫常用不定代词one，后面往往接着就用第三人称代词来指称，我觉得译成“人家”比“某人”似乎更顺口些。
(8) 牛桥，是伍尔夫把英国著名大学“牛津”和“剑桥”各取其半而合成的一个虚构大学名称。
(9) 费恩汉姆，是伍尔夫虚构的一所女子学院名称。
(10) 兰姆（1775—1834），英国散文家。
(11) 萨克雷（1811—1863），英国著名小说家。
(12) 比尔博姆（1872—1956），英国漫画家、散文家。
(13) 斯特兰德大街，位于伦敦中西部，有很多剧院。
(14) 凡戴克（1599—1641），佛兰德斯画家，1632—1641年任英王查理一世的宫廷画师。
(15) 曼岛，即爱尔兰马恩岛，岛上有品种特殊的短尾家猫。
(16) 西番莲花，此花令人想起耶稣基督受难之时头上所戴的荆棘冠。
(17) 罗塞蒂（1830—1894），英国拉斐尔前派诗人。
(18) 阿尔弗雷德，诗人丁尼生的教名。
(19) 即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见上页注①。
(20) 穆勒（1806—1873），英国著名哲学家。
(21) “人家告诉我们，办学院至少要三万英镑……考虑到在大不列颠、爱尔兰和各殖民地只有这唯一的女子学院，并且考虑到为男校募款多么容易，这区区三万英镑并非巨款。然而，考虑到真正希望妇女受教育者是多么稀少，这笔捐款又数目不菲了。”史蒂芬夫人著：《埃米莉·戴维斯与格顿学院》。——原注
(22) “能够攒起来的每个便士都留下来用在建筑上，舒适的生活设施只好等到以后再说。”R.斯特雷奇著：《事业》。——原注
(23) 帕台农，供奉雅典娜女神的庙宇，建于公元前五世纪。
(24) 巴利奥尔学院是牛津大学著名学院之一，由苏格兰贵族地主巴利奥尔捐款创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