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自由主义铁律与全方位官僚化的时代
今时今日，官僚制[1]已经没什么人提了。可回望20世纪中叶，尤其是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这个词随处可见。社会学大部头著作纷纷顶着宏大的标题出现，诸如《官僚制概论》（A General Theory of Bureaucracy）1、《官僚制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Bureaucracy）2，乃至《世界的官僚化》（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the World）3，另有一些短小精悍的论著广为流传，比如《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4、《彼得原理》（The Peter Principle）5或《如何惹恼官僚》（Bureaucrats: How to Annoy Them）6。卡夫卡式的小说和讽刺电影层出不穷。似乎人人都发觉现代生活方式的一大特征就是官僚生活和官僚手续的流弊与荒谬，而这极富探讨价值。但自70年代以降，相关热度出现了不寻常的衰减。
下图勾勒出了过去一个半世纪里“官僚制”一词在英文著作中的出现频率。及至“二战”，这一话题还不温不火，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它的讨论度飙升，并于1973年达到巅峰，随后缓慢却决绝地降了下去。
为什么呢？一个明摆着的原因是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官僚制成了我们每日呼吸的空气。现在，让我们想象另一张图，假定它能反映一个典型的美国人——抑或一个英国人，或一个泰国人——平均每年耗费多长时间用于填表或履行其他纯官僚性的事务。（不用说，这些事务中的绝大多数已不再涉及实打实的纸质文书了。）这张图大抵会呈现出与第一张图相似的曲线——一路爬升至1973年。不过自此，两条曲线将分道扬镳：这一条曲线并不会回落，而是会继续上升，甚至陡峭攀升；对应的是20世纪后期，中产阶级公民耗费了空前的时间去摆平各种联络电话和网络界面，更倒霉的情况下还得花更多时间越过层层加码的环节，以获取日益缩水的社会服务。
我估计这张图差不多是这样的：
此图反映的不是耗在文书工作上的时间，而只是“paperwork”（文书工作）一词在英文著作中的出现频率。但由于没有时间机器可供开展更直观的调研，这是我们能得出的最近似的结果了。
顺便一提，与文书工作最类似的术语给出了几乎一模一样的结果：
本书中收录的文章多少都在探讨这一差异。我们不再愿意去思考官僚制了，哪怕它从方方面面影响着我们的生存。仿佛整个行星文明都决定自欺欺人，在这个话题出现时充耳不闻。好不容易愿意谈谈它，用的还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盛行的术语。60年代的社会运动总体上受了左翼思潮的启发，但同时也有对官僚制的反抗；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反抗官僚化思维定式，反抗战后福利国家的那种荼毒人心的循规蹈矩。不论是在国家资本主义政权还是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公职人员面前，60年代的反叛者都力争个性的表达和自发的互助，反对一切形式的社会控制（“谁需要规章制度啊？”）。
随着旧式福利国家的崩溃，这一切似乎成了历史。强调用“市场对策”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右派，运用起了反官僚的个人主义话语，变得越发激进，而主流左派的斗争越来越沦为某种防御行为，竭力要挽救旧式福利国家的残余力量：本着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目的，它默许甚至带头尝试将部分服务私有化，并将越来越多的“市场原则”、“市场激励”和基于市场的“问责程序”纳入官僚制本身的框架。
这招致了一场政治灾难。确实找不到更贴切的词来概括它了。对于任何社会问题，“温和”左派给出的对策总会成为最烂的官僚主义元素和最烂的资本主义元素惨不忍睹的大杂烩。（而激进左派的对策如今几乎找不到立锥之地。）简直像是有人刻意创造了一种最不讨喜的政治立场。居然有人考虑投票给推行这种玩意儿的政党，这简直是左派理念真正持久性的明证：毕竟，这样投票铁定不是因为赞同政策本身，而只是因为自认属于中左阵营的人根本没有别的政策可推。
所以每逢社会危机，都是右派而非左派成为公众发泄怒火的阵地，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右派好歹有一套对官僚制的批判；谈不上多好，但至少是有的。左派压根儿没有。如此一来，当自认属于左派的人对官僚制确有不满时，通常只能采用一种打折版的右派批判理论。7
这套右派批判理论不难拆解。它的源头是19世纪的自由主义。8法国大革命之后，欧洲中产阶级圈子里出现了一种论调，即文明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渐进的、不平衡的但在所难免的转型，人们将脱离军事精英的主宰，包括他们的威权政府、宗教教条和等级区隔，转向自由、平等和开明的商业自利。中世纪的商人阶层像白蚁一样从根上侵蚀了封建旧秩序——白蚁，没错，不过是好的那种。在自由主义版本的历史叙事中，随着盛极一时的绝对主义国家被推翻，苟延残喘的旧秩序将告终，国家将让位于市场，宗教将让位于科学，固化的阶层和侯爵、男爵夫人之类的身份将让位于个体间的自由契约。
现代官僚制的出现对这套叙事而言构成了某种问题，因为它格格不入。按理说，那群坐办公室的老古板连同他们精心设计的指挥链，本该只是些封建残余，很快就会步军队和军官团的后尘，像人们期待中的那样逐渐变得无足轻重。随便翻开一本19世纪末的俄国小说：所有旧贵族的后人——其实基本就是书中的全部角色——都变成了军官或公务员（没见有谁从事其他工种），军队和文官集团有着几近相同的职级、头衔和做派。可这里明显有个问题。如果官僚只是封建残余，为何他们在世界各地的数量逐年递增，不仅是在俄国这样的老顽固国家，连在英格兰和德意志这样蓬勃发展的工业社会中也是如此？
这套论述的第二层在于，官僚制本质上是民主项目的一个固有缺陷。9它的头号鼓吹者是流亡的奥地利贵族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他在1944年的著作《官僚体制》（Bureaucracy）中称，从组织信息的效率上看，政府管理系统照理说永远比不上非人格化的市场定价机制。然而，扩大投票权为经济博弈中的输家赋了权，他们势必呼吁政府干预，而这种干预被包装成试图通过行政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高尚规划。冯·米塞斯也承认，许多人完全本着好意在支持这种对策，可他们的努力只会适得其反。事实上，他认为这些人最终将摧毁民主自身的政治基础，因为社会项目的管理者不可避免会形成权力集团，其影响力远大于民选的政府执政者，并支持日益激进的改革。冯·米塞斯认为，当时在法国或英国（更别说丹麦或瑞典了）等地出现的社会福利国家，势必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导向法西斯主义。
照此来看，官僚制的崛起是好心办坏事的终极写照。对此，罗纳德·里根那句著名的论断可能给出了最直击人心的通俗解读：“英语里最可怕的九个词莫过于：‘I'm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I'm here to help’（我是政府派来帮忙的）。”
问题是这些与实际发生的事情几乎不相干。首先，从历史上看，市场并不是作为独立且对立于国家当局的自治的自由领域而出现的。情况恰好相反。历史上的市场通常要么是政府行动（尤其是军事行动）的副产品，要么是由政府政策直接创造出来的。至少自发明货币以来就是如此，它最初是作为供给士兵的手段被创造和颁布的；在亚欧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普通人采用的是非正式的信贷安排和诸如金、银、铜这样的实物货币，它们成就的非人格化市场主要还是服务于动员大军、洗劫城市、索取贡品和处置战利品。现代中央银行体系起初同样也是为战争融资而创建的。这便是传统历史存在的第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戏剧化的问题。认为市场在某种程度上对立且独立于政府的观点至少始于19世纪，它被用于捍卫旨在削弱政府角色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但实际上这些政策从未产生这种效果。例如，英国的自由主义并没有削弱国家官僚制，结果恰恰相反：法律办事员、登记员、稽查员、公证员和警员的队伍不断壮大，是他们成就了自由主义梦想中的那个自治个体间自由缔结契约的世界。事实证明，维持自由市场经济所需的文书工作比路易十四式绝对君主政体多出一千倍。
旨在减少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到头来实际产生了更多的法规、更多的官僚和更多的警察，这个明显的悖论司空见惯，以至于我觉得我们有理由视其为某种普遍的社会学定律。我提议将它命名为“自由主义铁律”：
自由主义铁律表明，任何市场改革、任何旨在削减繁文缛节和促进市场力量的政府举措，最终都会增加规章制度总量、文书工作总量和政府官僚总量。
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20世纪伊始就观察到了这一趋势，10而它逐渐变得不容忽视。到了20世纪中叶，就连冯·米塞斯这样的右翼批评家也承认，至少在学术作品中承认，市场并不会真的自我调节，任何市场系统的运作都仰赖一支管理者大军。（对冯·米塞斯来说，仅当被用于篡改严重损害穷人利益的市场结果时，这支大军才构成问题。）11尽管如此，右翼民粹主义者很快意识到，无论现实如何，拿官僚当靶子几乎总是收效甚佳。因此，他们在公开声明中毫不留情地抨击靠勤劳公民的税收养活的“自命不凡的官僚”（pointy-headed bureaucrats），该标签是由美国州长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在1968年总统竞选时首次提出的。
华莱士是这里的关键人物。如今在美国人的印象中，他的形象主要是个失败的反动分子，甚至是个咆哮的疯子：手持斧头站在公立学校门口的最后一个南方种族隔离主义顽固分子。但考虑到他在更广范围内留下的遗产，他也可算作某种政治天才。毕竟，他是第一个为某种右翼民粹主义搭建了全国性平台的政治家，而这种民粹主义迅速展现出极强的感染力，以至于在一代人之后的今天，它几乎已被整个政治光谱上的人都接受了。结果如今，工薪阶层美国人眼中的政府通常由两种人组成：“政客”，他们是口出狂言的大骗子，但至少偶尔能被投下台；以及“官僚”，他们是高高在上的精英主义者，几乎不可能被根除。人们认为，在所谓的穷人寄生虫（在美国式描述中通常公然带有种族主义色彩）和同为寄生虫的自命不凡的官员之间存在一种心照不宣的同盟，后者的存在靠的就是拿别人的钱来补贴穷人。另一边，就连主流左派——或者现在应该算作左派的人——也开始输出这套右翼话语的淡化版本。以比尔·克林顿为例，他整个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抨击公务员，以至于在俄克拉何马城爆炸案[2]之后，他大受触动，提请美国人注意人民公仆本身也是一个个鲜活的人，并承诺永不再使用“官僚”一词。12
在当代美国的民粹主义中，对于“官僚”只有一个替代方案，那就是“市场”，这一点在世界其他地区也越发得到认可。有时这意指政府运营应该更接近企业的样子。有时这意指我们应该把官僚们一脚踢开，让一切顺其自然，也就是让人们自由操持生计，挣脱强加于其上的无数条条框框，让市场调控的魔力发挥作用。
于是“民主”开始染上市场的意味；而“官僚”与之相反，意味着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这般含义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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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情并非从来如此。19世纪末现代公司的崛起在当时被视作现代化官僚技术在私营部门的应用。人们认为这等技术在大规模经营中不可或缺，因其比主导小型家族企业的人脉或非正式关系网更高效。此类新兴的私人官僚制的先驱是美国和德国。根据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观察，同时代的美国人尤其倾向于将公共和私人的官僚制度视为一律：
在一个机构中工作的全体官员，加上各自的物质装备和档案，便构成了一个官署（在私人企业中常常叫作“会计室”）……
现代企业家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的作为犹如他的企业中的“首席官员”，而现代特有的官僚国家的统治者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自称国家的“第一仆人”。国家官署的活动在性质上根本不同于私人机构的管理，这种观念是大陆欧洲人的见解，相比之下，美国人对此是完全陌生的。13
换句话说，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美国人并没有抱怨说政府应该多像企业那样运作，而是直接假定政府与企业—或至少是大型企业—就是以同样的方式运作的。
诚然，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大体上是一个由小型家族企业和大规模金融交易机构（high finance）组成的经济体，很像当时的英国。但美国在19世纪末强势登上世界舞台，对应了一种独特的美国模式的崛起：公司—官僚—资本主义。乔瓦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指出，一种类似的公司模式也出现在了同时期的德国，而美德两国在接下来的20世纪上半叶竞相从衰落的大英帝国那里接班，建立各自畅想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胜负结果我们都知道了。阿里吉在此提出了另一个有趣的观点。大英帝国严格贯彻其自由市场言论，1846年通过废除著名的《谷物法》议案取消了自己的关税保护；德国和美国政权则与之不同，对自由贸易始终不太感兴趣。尤其是美国，更关心建立国际性的管理架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正式从英国手中接过控制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搭建前所未有的真正的全球性官僚架构，即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后者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后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大英帝国从未做过类似的尝试；英国人要么征服他国，要么与之贸易。美国人则试图管理一切人和事。我观察到，英国人对自己不太擅长官僚制一事备感自豪，相比之下，美国人似乎羞于面对自己在这方面的驾轻就熟。14这不符合美国人的自我形象。我们应该是自力更生的个人主义者才对。（这正是右翼民粹主义者对官僚的妖魔化如此有效的原因。）然而不争的事实是，美国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是个极度官僚化的社会。这很容易被忽视，因为大多数美国官僚的习惯和做派—从装束到话语，再到表格和办公室设计—都来自私营部门。当小说家和社会学家描述“组织人”（Organization Man）或“穿灰色法兰绒套装的男人”（the Man in the Gray Flannel Suit），也就是苏联式机关干部的美国版时，他们指的可不是美国地标保护部或社会保障局的官员，而是公司的中层经理人。诚然，彼时的公司官僚还没有真的被冠以官僚之称。但他们仍然为行政官员的形象设定了标准。
“官僚”就是“公务员”的同义词，这种印象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时期，也是在那时，普通人首次在生活中大量见识到了官僚体制和技术。但事实上，罗斯福新政的施行者一上来就与律师、工程师以及福特、可口可乐或宝洁等公司雇用的企业官僚密切合作，大量吸纳了他们的做派，而随着20世纪40年代美国切换为战时状态，庞大的美国军方官僚机构也出现了类似的转向。当然，自那以后的美国始终没能真正脱离战时状态。尽管如此，借由这些方式，“官僚”一词几乎成了公务员专属；中层经理人和军官哪怕成天坐在办公桌前填表和归档，也不太会被视作官僚。（警察或国家安全局雇员同样不会被当成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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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公私之间一向界限模糊。就比如美国军方出了名的旋转门现象——管采购的高级官员最后往往进了军事合同承包公司的董事会。在更广的层面上，打着军事之名保护某些本国产业、发展其他产业，这使得美国政府可以推行苏联式的产业计划却无须承认。毕竟，从维持一定数量的钢铁厂到从事建设互联网的初级研究，几乎一切都可以打着军备的旗号。鉴于这类计划是通过军事官僚和企业官僚的联盟来实施的，它还是不会被视作官僚行为。
尽管如此，随着金融业的崛起，情况有了质变——人们几乎已经说不出何为公、何为私了。这不仅缘于众所周知的将一次性政府职能外包给私营企业的做法，最重要的在于私营企业自身形成的运作方式。我举个例子吧。几周前，我跟美国银行通了好几个小时的电话，想要弄明白如何从海外访问我的账户信息。全程涉及与四名不同的业务代表交谈，其间两次被推给不存在的号码，三次听人长篇大论解释复杂的霸王条例，以及两次更改各种电脑系统里的旧地址和电话号码未果。换句话说，这就是官僚式踢皮球的最佳写照。（一通折腾下来，我还是没能访问我的账户。）
现在我毫不怀疑，如果我真的找上一名银行经理，质问他怎么会发生这种事，他将立刻坚称这不怪银行，要怪就怪重重迷宫般的政府规章。然而，我同样确信，如果有机会调查这些规章是如何产生的，人们会发现它们由银行委员会议员的助理以及银行自己雇用的说客和律师联手缔造，这些议员在连任竞选活动中获得的慷慨注资使这一过程更加水到渠成。另外，从信用评级、保险费用、抵押贷款申请，到购买机票、申请潜水许可证，或者在貌似私立的大学里为办公室申请一把人体工学椅的流程，也属于这类情况。我们处理的绝大多数文书工作就存在于这样的中间地带——表面上归属私人领域，实际上完全由政府塑造；这样一个政府提供法律框架，以法院和一堆随之而来的复杂执行机制来巩固规章，但至关重要的是，它密切配合私人事务，以期最终确保一定的私人利润率。
在这些案例中，我们采取的照搬自右翼批判的那套话语根本不够用。它没法告诉我们实际上发生了什么。15
想想“放松管制”（deregulation）这个词语。在今天的政治话语中，“放松管制”就像“改革”（reform）一样，每每被视作好事一桩。放松管制意味着减少官僚干预，减少扼杀创新和商业的规章制度。这种理解将政治光谱左端的人置于尴尬境地，因为他们反对放松管制，甚至指出正是放任这种“放松管制”招致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似乎暗示着他们渴望更多的规则和监管，也就是在自由创新之路上安插更多的灰制服拦路虎，指示人们做这做那。
但这场论辩的前提有误。说回银行。不存在“不受监管”的银行。也没这种可能。银行这种机构享有政府授予的造币权，或者更专业点讲，有权发行将被政府承认为法定货币的白条，政府基于此在本国境内征收税项并清偿其他债务。显然，没有一个政府会将随心所欲无限造币的权力赋予随便哪个人，更不会随便给哪家追求利润的公司。那太荒唐了。根据定义，造币权只能是政府在严格限定的（意即受监管的）条件下赋予的权力。事实上，常见的情况是政府监管了一切，从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到营业时间，还有银行可以收取多少利息、费用和罚金，它可以或必须采取何种安全防范措施，必须如何保存和上报记录，如何以及何时向客户告知权责——堪称无所不包。
所以，人们口中的“放松管制”实际指的是什么？在平常用法中，它似乎意味着“以我青睐的方式改变监管结构”。在实践中，这几乎可以用在任何事情上。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航空业或电信业语境下，这意味着改变监管体系，从鼓励少数大型公司转向促进中型企业在严格监督下展开竞争。在银行业语境下，“放松管制”通常意味着完全相反的情况：从中型企业之间受管理的竞争转向允许少数金融集团完全主导市场。正因如此，这个词语非常好用。但凡给一项新的监管举措贴上“放松管制”的标签，便能为公众营造出一种削弱官僚制、解放个体主动权的印象，即使其后果是实际增加了五倍之多的待填写表格、待归档报告、待律师解读的规则和条例，以及全部工作内容就是变着法子跟你解释为何不能做这做那的办公人士。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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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过程——公共和私人权力逐渐融为一体，充斥着最终旨在以利润的形式攫取财富的规章条例——尚无一个名字。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这些事之所以会发生，很大程度上缘于我们缺乏谈论它们的方式。但其影响在生活中随处可见。文书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申请表越来越烦冗。诸如账单、门票、体育俱乐部或读书会的会籍这类寻常文件，背后都有大几页法律条文的支持。
我打算造一个名字。我打算称之为“全方位官僚化”（total bu-reaucratization）时代。［我本想称之为“掠夺式官僚化”（predatory bureaucratization）时代，但这里我真正想强调的是这头巨兽无所不包的本质。］也许可以说，这种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末公众对官僚制度的讨论开始锐减时初露苗头，并于80年代愈演愈烈。但实际上它真正抬头是在90年代。
我在早前的一本书中提出，开启我们当前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历史突破发生在1971年，也就是美元脱离金本位之时。这首先为资本主义的金融化铺平了道路，但最终，这也开启了更深刻的长期变化，那些变化在我看来终将彻底了结资本主义。我到现在还是这样认为的。但这里要谈的是更短线的影响。金融化对于严重官僚化的战后美国社会而言意味着什么？17
我认为对发生的事情最贴切的解读是大公司管理人员在阶层归属上的转变，他们原本与手下工人是不稳定的事实盟友关系，现在却与投资者结盟。约翰·肯尼思·高伯瑞（John Kenneth Galbraith）早有见解：如果你创建一个生产香水、乳制品或飞机机身的组织，让其成员自行其是的话，他们会倾向于集中精力生产更多更好的香水、乳制品或飞机机身，而不是满脑子考虑着怎样为股东赚大钱。更重要的是，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型官僚化超级工厂意味着终身雇佣的许诺，从这个角度看，经理人也好，工人也好，所有生产过程的参与者会自视为某种利益共同体，超越并对抗工厂主和投资者。这种跨阶层的结盟甚至有个专门的名字：“法团主义”（corporatism）。可别把它浪漫化了。它是法西斯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一。诚然，你也可以说法西斯主义只是简单利用了如下概念，即工人和经理人有着共同利益，像公司或社区这类组织自成有机的整体，而金融家是外来的寄生势力，将前者往惨无人道的极限压榨。即使在法团主义更温和的社会民主版本中，在欧洲或美国，其伴生的政纲也常常带有沙文主义色彩18——但始终不变的是，它们也将投资者视作某种程度上的外来者，与之相对的是蓝领和白领，蓝领和白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划入统一战线。
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分子没少目睹支持民族主义的卡车司机和建筑工人对反战示威发起攻击，在这些激进分子看来，法团主义的反动内涵不言而喻。公司高管与高薪一族，也就是工业无产阶级里的阿奇·邦克们，显然是立场一致的。这也难怪当时的左翼对官僚制的批判都在强调，不管拥趸如何否认，社会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有太多共同之处。同样不足为怪的是，这种批判在今天已意义不大了。19
始于70年代，并为我们今日之所见铺平了道路的，是美国公司官僚高层的某种战略支点——远离工人，转向股东，最终立足于整个金融结构。始于里根和撒切尔时代，并最终导致私募股权公司兴起的并购、恶意收购、垃圾债券、资产剥离以及其他一些更引人瞩目的手段，只是这种同盟转向借以实现的早期机制。事实上，动态是双向的：在企业管理趋于金融化的同时，金融部门也趋于企业化，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个人投资者。结果，投资者阶层和行政管理阶层变得几乎无从区分。（想想“财务管理”这个词语，它既能指公司官僚组织的高层如何经营公司，又能指投资者如何管理其投资组合。）没过多久，神勇的总裁们成了媒体的宠儿，很大程度上，衡量他们有多成功的标准在于他们有多少员工可以解雇。到了90年代，终身雇佣制即便于白领而言也已成为历史。企业越来越多地通过向员工发放股票期权来赢取他们的忠诚。20
与此同时，“人人都该以投资者的眼光看待世界”成了新的信条。顺理成章地，80年代时，报社开始解雇手下的劳工记者，而常规电视新闻却会在荧屏下栏打出最新的股价。普遍说法认为，只要参与个人退休基金或这样那样的投资基金，人人便将从资本主义那里分一杯羹。在现实中，“魔法圈子”（magic circle）却只扩展到高薪专业人士和那些公司官僚本身。
即便如此，这种扩展依然事关重大。没有盟友，就没有政治革命的成功，于是，吸纳一部分中产阶级很重要，更重要的是，让大部分中产阶级相信金融驱动的资本主义攸关他们的某种利益。最终，随着工会等真正的工人阶级组织被抛弃，这些专业管理精英中更偏自由派的成员成了后来的“左翼”政党的社会基本盘。（因此，美国民主党或英国新工党领袖经常例行表态，公然背弃历史上曾构成本党最强大后盾的工会。）不消说，这些人都已倾向于在完全官僚化的环境中工作，无论是学校、医院还是服务于公司的律师事务所。真正的工人阶级在传统上厌恶这类角色；他们要么完全退出政治生活，要么越来越多地投票给激进右翼以示抗议。21
这不仅仅是一次政治重组。这是一场文化变革。在此背景下，金融和企业圈子里发展起来的官僚技术（绩效考核、焦点小组、时间分配调查……）得以入侵教育界、科学界、政府等其他社会领域，并最终渗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追踪这一过程的最佳线索或许是它那套语言。这些圈子里首先出现了一种奇特的话术，满是光鲜又空洞的用词，诸如愿景、品质、利益相关者、领导力、卓越、创新、战略目标或最佳实践。［其中许多可以追溯到“生命源泉”（Lifespring）、“心灵动力”（Mind Dynamics）和EST这类“自我实现”运动[3]，它们在70年代风靡公司董事会，但很快便自成一套语言。］现在，假设我们能绘制出一个大城市的地图，然后在每份至少用到三个这类词语的文档上摆一个小蓝点。再假设我们能目睹地图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我们将观察到这种新的企业官僚文化像培养皿中的蓝色污迹一般扩散，从金融区开始，再到董事会议室，然后是政府办公室和大学，最终席卷一切场所，只要那里有人聚在一起商讨资源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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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府与金融的联盟虽说推崇市场和个体能动性，导致的结果却往往酷似苏联时代或全球南方那些发展停滞的前殖民地国家里最糟糕的官僚做派。举例而言，有丰富的人类学文献记述了前殖民国家对证书、执照和文凭的崇拜。通常的观点是，在孟加拉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或喀麦隆这样被令人窒息的殖民统治遗产和自身的巫术传统拉扯的国度，官方证书被视为某种拜物教偶像，即单凭自身就能传递权力的神物，完全剥离了它们本应代表的真知、经验或培训。但80年代以来，文凭主义（credentialism）真正的大爆发出现在了美国、英国或加拿大这样的所谓最“先进”的经济体中。正如人类学家萨拉·肯兹尔（Sarah Kendzior）所写：
“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严格的文凭化社会。”詹姆斯·恩格尔（James Engell）和安东尼·丹格菲尔德（Anthony Dangerfield）在其2015年合著的《拯救金钱时代的高等教育》（Saving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Money）一书中写道：“要求有学士学位的工作其实连两年的全日制培训都不需要，更别说四年了。”
将上大学提升为获得中产生活的必要条件……导致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被排除在有公众影响力的职业之外。1971年，58%的记者持有学士学位。今天，这个比例达到92%，而且许多报刊还要求新闻学硕士，哪怕大多数知名记者从未修习过新闻学。22
新闻业只是诸多具有公众影响力的领域之一，政界也是一样，在这些领域中，资格证书成了事实意义上的言论许可证，令无证人士更难被雇用，也更难在相应的领域留下来。没有证书等于能力打折，但购买证书的能力通常取决于家庭的财力。23
同样的故事在一个又一个专业领域重复上演，从护士到艺术教师，从理疗师到外交政策顾问。几乎每一项曾被视作艺术（最好是从实践中学习）的努力现在都需要正式的专业培训和结业证书，而这似乎同时发生在私人和公共领域，因为如前所述，这种划分在官僚事务面前已没有实际意义。虽然这些举措就像一切官僚化举措那样，被标榜为一种在先前由内部知识和社会关系主导的专业领域中建立客观公平机制的方式，但效果往往适得其反。研究生都知道，恰恰是那些出身专业管理阶层、因坐拥家庭资源而最不需要经济资助的孩子，最能在充斥着文书工作的世界里游刃有余，从而获得经济资助。24对于其他人而言，数年专业培训的主要结果就是确保你背上沉重的学生贷款，今后从事这一职业所得的任何后续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将由金融部门按月抽走。在有些情况下，这些新的培训需求只能说是彻头彻尾的骗局，因为放贷人和培训项目规划人联手游说政府，比如坚持要求所有药剂师今后必须通过某些额外的资格考试，此举迫使数千从业者重回夜校学习，而这些药剂师很清楚，许多人只能借助高息助学贷款才学得起。25如此一来，放贷人实际上得以合法地从大部分药剂师的后续收入中分一杯羹。26
最后这个案例看似极端，但它以自己的方式颇为典型地反映了公权和私权在新的金融体制之下的融合。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利润根本不来自商业或工业，而来自金融，说白了就是来自他人的债务。这些债务不是偶然产生的。它们很大程度上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始作俑者正是这种公权和私权的融合。教育企业化，继而导致学费激增——学生们得为大型橄榄球场这类执行董事们的突发奇想买单，或者为与日俱增的高校职工膨胀的薪水池做贡献。学位越来越多地成为任何有望通向中产生活的工作岗位的准入凭证。随之而来的是一路攀升的负债水平。上述种种组成了一个单一网络。所有这些债务的后果之一，就是使政府本身成为公司抽取利润的主要机制。（试想，一个人试图拖欠学生贷款会发生什么：整台法律机器立刻开始运转，随时准备没收资产、扣押工资，并处以数千美元的额外罚款。）另一个后果是迫使债务人主动将自己生活中越来越多的维度官僚化，不得不像管理一家小公司那样管理自己，权衡投入产出，勉力维持账目平衡。
还需强调的是，虽然这个抽成系统披着一套规章制度话语的外衣，但在实际的运作模式中，它几乎与法治无关。法律体系本身反倒成为一个日益无度的抽成体系的工具。银行和信用卡公司的利润越发依赖向客户征收的“费用和罚款”，多到那些靠薪金支票勉强过活的人常常因为透支5美元而被收取80美元的费用。在此趋势下，金融公司开始遵循一套全然不同的规则。我曾参加过一个关于银行系统危机的会议，在现场与一位供职于某个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的经济学家（我还是不说机构的名字为好）有过私下的简短交谈。我问他：为什么还不见有哪个银行高管因为哪项导致2008年股灾的欺诈行为而受到审判？
官员：呃，你得理解，美国检察官处理金融欺诈的手段始终是通过协商达成和解。他们不想走到庭审那一步。结果往往是金融机构被处以罚款，有时高达数亿美元，但并不承担任何刑事责任。它们的律师只说不会对指控提出异议，但如果它们出了钱，从技术上讲，它们并不会被判有罪。
我：所以你的意思是，如果政府发现高盛或美国银行存在欺诈行为，实际上只会罚它们一笔钱。
官员：没错。
我：要是那样的话……好吧，我想真正的问题在于：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就是公司被判处的罚款金额超过其通过欺诈本身赚取的金额？
官员：哦，没有，据我所知没有。通常要少得多。
我：怎么说，50%？
官员：要我说，平均更接近20%～30%。不过视具体情况而异。
我：那就相当于……我说错了你可以纠正，但实际上政府表达的难道不是“你爱怎么欺诈都行，但如果被我们逮到了，就得分我们一些”？
官员：呃，显然我不能把话这么说，只要我还干着这份工作……
当然了，正是在同一套法院系统的保障下，这些银行才能向其账户持有人收取80美元透支费用，而它只求在银行本身犯下欺诈时分一杯羹即可。
在某种层面上，这个例子似乎只是再度印证了那个颠扑不破的老理：有钱人总是另有一套。同样被查获大量携带可卡因，银行家之子常常能全身而退，换作穷人或黑人则几乎肯定要在联邦监狱蹲上几十年，如果眼下如此，又怎能指望这些银行家后代自己长大成为银行家时情况会有所不同？但我认为，这里牵扯到更深层的东西，关乎官僚体系的本质。这类机构总是创造出一种共谋文化。重点不在于某些人有办法打破规则，而在于衡量一个人对组织是否忠诚，某种程度上就看他是否愿意装作视而不见。当官僚逻辑扩展到整个社会范畴时，我们全都开始配合演出。
这一点值得展开讲讲。我要说的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不是普通的双重标准，而是一种独特的、在官僚体系里十分典型的双重标准。所有的官僚制都是程度不一的乌托邦，因为它们提出了某种真实人类永远无法触及的抽象理想。回到前面说的文凭主义。韦伯以来的社会学家们常提及一个最能定义官僚制的特征，就是其职员由正式的、不带主观色彩的标准选拔而来，最常见的是通过某种笔试。（也就是说，官僚不像被票选出来的政治人物，但也不该仅仅因为是谁的亲戚就走马上任。）理论上，它们遵循优绩制（meritocracy）；事实上，谁都知道系统有一千种空子可钻。许多人之所以能跻身其列，只因沾了某个亲戚的光，对此，大家心知肚明。共谋成了忠于组织的首要评判标准。职级晋升的基石不在于优绩（merit），甚至未必在于你是谁的亲戚；归根结底，它在于愿意维护“晋升基于优绩”的假象，即便人人都知道并非如此。27或者说愿意维护“规章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假象，尽管事实上，规则时常充当个人权力肆意而为的工具。
这便是官僚制向来的运作方式。不过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它只对在行政系统内活动的人重要，比如中国中古时代有抱负的儒生。其余大多数人实际上需要想到那些组织的时候并不多。他们通常隔几年才会跟它们打交道，上地方税务机关那里登记自己的土地和牲口。但正如我前面指出的，过去两个世纪见证了官僚制的大爆发，尤其在过去三四十年内，官僚制原则扩张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共谋文化也顺势蔓延开来。我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表现得好像自己相信法院真的在以应有的方式处置金融机构，甚至过于严厉了；相信普通公民真的该为透支而承担比那严厉百倍的处罚。由于全社会如今呈现出的面貌是大型的基于文凭证书的优绩制，而非予取予求的体制，因此人人都假装信以为真，争相从中捞取好处。
* * *
那么，针对全方位或掠夺式官僚化的左翼批评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我认为全球正义运动（Global Justice Movement）的事例提供了一条线索，因为该运动不期而然地发现这就是自己的使命所在。对此我印象深刻，因为我当时深度参与了这场运动。回首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被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这样的记者（实际上是美国和绝大多数其他富国的新闻机构）捧到了近乎自然之力的地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将世界空前地联结在一起，更多的交流带来更多的贸易，而随着自由贸易条约将全球打造为一个统一市场，国界很快变得无足轻重。在当时主流媒体的政治辩论中，这一切都被当作不证自明的现实，反对这一进程的人仿佛在反对基本自然法则。他们是“地球是平的”派，是丑角，是左翼版本的斥进化论为骗局的圣经基要主义者。
因此，当全球正义运动开始时，媒体报道将它描绘成一群生着疥疮的左翼老古板的倒行逆施，这些人希望恢复保护主义、国家主权、贸易和通信壁垒，总的说就是在徒劳地对抗势不可当的历史大潮。问题是，这明显并非真相。最直接的反驳证据是抗议者（尤其在富裕国家）的平均年龄似乎只在19岁上下。更严肃的证据在于，这场运动本身即某种形式的全球化：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员组成了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联盟，从印度的农民协会到加拿大的邮政工会，从巴拿马的土著团体到底特律的无政府主义合作社。更重要的是，运动支持者不断强调，尽管他们抗议的是全球化，但媒体口中的那种“全球化”几乎与边界的消除和人员、产品、思想的自由流动无关。它实际上是要用高度军事化的国界困住越来越多的世界人口，国界内可能会系统性地减少社会保护，造就一群绝望的劳动者，绝望到愿意从事几乎没有回报的工作。他们反对这样，并提出要创造一个真正无国界的世界。
很显然，这些理念的拥趸并无机会在电视或主流报刊上发表任何言论——至少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不行，其媒体受到自己内部企业官僚的严格监管。这类观点是实打实的禁忌。但我们找到了其他可行且同样有效的方式。我们可以围堵那些洽谈贸易协定的峰会和一些机构的年度会议——所谓全球化的条款实际就是由这些机构炮制、编写和推行的。这场运动于1999年11月来到北美，当时在西雅图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会议被围，随后在华盛顿特区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会议也被封锁，而在那之前，大部分美国人根本不晓得这些组织的存在。这些行动像魔咒一般，令本该藏匿之物无处遁形：我们只要现身并尝试堵住会场入口，就立刻揭露出一个由环环相扣的组织组成的庞大全球官僚体系，而它本不该被人们知道。当然，同一时间，我们也神奇地召唤出了上千名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他们随时准备让人看看那些官僚怎么对付挡路者，无论后者采取的是多么非暴力的手段。
这一策略产生了奇效。短短两三年内，我们阻击了几乎所有新提出的全球贸易协定，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机构实际上已被逐出亚洲、拉丁美洲，乃至地球上的大部分区域。28
“显形法”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它表明人们被灌输的关于全球化的一切都是谎言。这绝非什么由新技术促成的自然进程般的和平贸易。当人们谈论“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时，实际上谈论的是世界上首个有效运转的29全球规模的行政官僚体系的自发成形。该体系的基础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奠定，但直到冷战退场后才真正起效。在此期间，它就像同时期其他更小范围内被创造出来的官僚制一样，由盘根错节的公域和私域元素共同塑就，二者彻底交织在一起，即便从概念上也无法做出区分。我们这样来想：位于最顶层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八国集团（G8）这样的贸易官僚组织，外加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或欧洲联盟这样的条约组织。它们实际上发展了全球南方貌似民主的政府所奉行的经济乃至社会政策。紧随其后的是大型的全球金融公司，如高盛、雷曼兄弟公司、美国保险集团，此处也应列入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之类的机构。再往下是巨型跨国公司。（大部分所谓的“国际贸易”，实际上只是物资在同一家公司的不同分公司之间流转罢了。）最后有必要算上非政府组织，它们在世界多地承担起了从前由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结果是尼泊尔某城的城市规划或尼日利亚某镇的卫生政策很可能制定于苏黎世或芝加哥的办公室。
当时，我们并没有用这样的措辞来谈论事情——“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实则意味着创建以确保投资者盈利为目的的全球性行政结构，“全球化”其实就是官僚化。有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很接近了，但还是没能把它点明。
回想起来，我认为那正是我们本该强调的。哪怕只是强调我们发明的集会、发言人会议（spokescouncil）等对这场运动至关重要的新型民主程序，便足以表明人们完全有能力共处，甚至做出重要决策、执行复杂团队项目，而无须填写表格、提起诉讼，抑或是以叫保安或叫警察相要挟。
在全方位官僚化的时代，全球正义运动以其独有的方式成为第一场重大的左翼反官僚化运动。因此我认为，它为任何尝试阐发类似批判的人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我在最后列出其中的三点。
1．不要低估纯粹的身体暴力的重要性。
攻击峰会抗议者的高度军事化的警察部队并不是某种“全球化”的古怪副产品。每当有谁开始大谈“自由市场”时，最好四下找找持枪人在哪儿。他不会离得太远。19世纪的自由市场自由主义迎合了现代警察和私家侦探的发明，30并逐渐迎合了这样的认识，即警察对城市生活几乎享有全方位的管辖权，从监管街头小贩或私人聚会的噪声大小，到调解你跟暴躁老叔或大学室友之间的骂战。如今我们会觉得，遇到自己难以解决的棘手情况时，至少可以叫警察来处理，这种观念早已习惯成自然，以至于很多人甚至没法想象在此之前人们是怎么做的。31因为，事实上，对生活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人（哪怕是大城市居民）而言，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可供诉诸的当局。或者说，至少没有像现代警察系统那样非人格化的官僚机构，有权依托武力威胁来强制落实专横的决议。
在此，我觉得可以为“自由主义铁律”增加一项推论。历史表明，利好“市场”的政策往往意味着让更多人在办公室里管理事务，但历史还表明，这种政策同时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社会关系最终要通过暴力威胁来调控。这显然与我们被教导的对市场的理解背道而驰，可倘若你仔细观察实际发生之事，就会发现这才是真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称之为“推论”有点混淆视听了，因为我们探讨的是一体两面。日常生活的官僚化意味着强制推行非人格化的规章制度；反过来，非人格化的规章制度只有依托武力威胁才能运行。32事实上，在全方位官僚化的最新阶段，我们见证了这些事物的泛滥——电子眼、警用摩托、临时证件，以及身着各式制服、打着公共或私人名义在威胁、恐吓和最终施展身体暴力方面训练有素的男男女女。这些事物已然无处不在，哪怕是在游乐场、小学、高校校园、医院、图书馆、公园或海滨度假区，而在50年前它们还会被人视作有伤风化或是不可思议的。
在上述情况发生的同时，社会理论家依旧坚称，直接诉诸武力在维持社会控制结构方面扮演的角色日趋微末。33事实上，我们读到越多关于大学生因未经许可使用图书馆而遭到泰瑟枪电击的报道，抑或是英语系教授因在校园内乱穿马路而入狱并受到重罪指控的报道，唱反调的人就会以越大的声量主张英语系教授剖析的那种微妙的符号权力才是真正要紧的。这越发像是气急败坏的自欺，拒绝接受权力的运作真的有日常证据表明的那样简单粗暴。
在老家纽约，我观察到银行支行在无休止地递增。我小的时候，大多数银行办事处都是大型的独栋建筑，通常被设计成古希腊或古罗马神庙的模样。过去30年里，在曼哈顿的繁华地段，似乎每隔三个街区就会出现一个支行门店，都隶属于那三四家大型银行。大纽约地区如今有上千个这样的网点，每一个都取代了先前在同一店址上售卖各式各样商品和服务的店铺。从某种意义上，它们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完美写照：出售纯抽象之物的商店——完美无瑕的盒子，里面装的只有玻璃与钢制的隔板、计算机屏幕和武装保安。它们代表了枪支和信息的完美结合，因为那正是它们的全部。而这种结合几乎为我们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提供了框架。当我们真的推敲起这些问题时，通常表现得仿佛一切只是技术的产物：这是一个由计算机驱动的世界。就连看上去也很像这么回事。事实上，所有新建的银行大厅都酷似20世纪90年代的电子游戏中简化了的虚拟现实布景。仿佛我们终于得以将虚拟之境变为现实，而如此一来，在我们设法打通新的官僚体系布下的重重迷宫时，我们的生活也沦为了某种电子游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这些电子游戏里，没有什么实际的生产，有的只是凭空出现的事物，而我们终其一生，真正在做的就是赚取积分和躲避武装分子。
但是，这种“我们生活在由计算机创造的世界中”的感觉，本身就是一种错觉。将一切归结为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社会和政治力量的产物，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就引出了“全球化”（所谓的互联网的产物）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经验教训。
2．不要高估技术作为诱因的重要性。
日后被称为“全球化”的进程，实际创建出的是新的政治联盟、政策决策和新的官僚制度，在那之后才有了集装箱运输或互联网之类的实际技术。所以，日常生活的普遍官僚化虽得益于计算机的加成，但其本身并非技术发展的产物。情况毋宁说恰恰相反。技术变革压根儿不是个自变量。技术的确会进步，而且常常是以出人意料的方式。但技术进步的大方向取决于社会因素。
这点很容易被遗忘，因为我们日常切身体验到的官僚制运作完全离不开新兴的信息技术：脸书（Facebook）、手机银行、亚马逊、贝宝（PayPal），以及数不清的手持设备，它们将我们周遭的世界简化为地图、表格、代码和图形。即便如此，使一切成为可能的关键，仍然是我在这篇导论中描述过的那点：肇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金融与公司官僚的联盟，随之而来的新的企业文化，以及它对教育、科学和政府圈子的强力入侵，使得公域和私域的官僚制度最终融为一体，形成有助于直接攫取财富的海量文书工作。这不是新技术的产物。相反，堪用的技术花了几十年才出现。在70年代，计算机还被人当作笑话。银行和政府大力推行它们，但在大多数实际的使用场景中，它们本身就是愚蠢官僚制的写照；一旦哪里明显出了大差池，人们的反应总是翻个白眼，然后怪罪“某台计算机”。经过40年的时间和对信息技术无休止的研发经费投入，才有了银行业如今使用和提供的这种精准且出奇高效的计算机。
想想自动取款机（ATM）吧。过去30年里，我印象中没有哪次从自动取款机提款所得的金额是有误的。也没有哪个我认识的人有过这种遭遇。这样的经验太过真切，以至于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后，当公众津津乐道于计票器2.8%或1.5%的预期误差数据时，一些人斗胆指出，在自诩为世上最伟大的民主政权的国家，在选举被奉为圣礼的地方，我们似乎就这么接受了计票器经常性地计错票数，而与此同时，每天上亿笔自动取款机交易却能做到零差错率。说明对美国人而言，什么才是本国的真正要务。金融技术已经从当年的笑柄变为如此可靠之物，以至于我们将它默认为社会现实的基础。你不必去想自动取款机吐出的钱数对不对。如果机器尚在运转，那它便不会犯错。抽象的金融概念就这样被赋予了某种全然的确定性，即马丁·海德格尔所说的“上手性”（ready-to-hand）。这一点对于我们处理日常事项时用到的实践层面的基础架构而言至关重要，重要到没人费心去思考它的本质。而与此同时，马路、自动扶梯、桥梁、地下铁路等实体的基础设施在我们身旁破败；放眼大城市周边的景观，过去数代人的未来主义构想如今正躺在那里肮脏发臭或无人问津。所有这些都不是没来由地发生的。准确而言，它关乎国家层面的优先事项，取决于政策决定该如何配置资金，是拨款给地标建筑的保护还是特定领域的科研。这其实是一个由无数印着“愿景”、“品质”、“领导力”和“创新”的文件造就的世界。如今的局面并不是技术变迁带来的；很大程度上，技术变迁的方向只是顺应了金融之力。
3．始终切记，一切归根结底都关乎价值。
（或者：如果你听见有人说他们的最高价值是理性，那只是因为他们不想承认自己真正最看重的价值。）
贡献了大部分官僚制新话术的“自我实现”哲学坚称，我们活在永恒的当下，历史毫无意义，我们仅凭意志的力量创造了周遭的世界。这是一种个人主义版的法西斯主义。在这种哲学开始流行的20世纪70年代前后，一些保守派基督教神学家其实有着极为相似的思考路径：将电子货币视作上帝创造力的某种延伸，借着受默示的企业家的头脑将它转化为物质实在。很容易理解，这种思想如何导向这样一个世界，其中抽象的金融概念仿佛构成了实在的基石，而我们的许多生活环境貌似是从谁的计算机屏幕上3D打印出来的。事实上，我所描述的数码生成般的世界完美印证了另一条社会法则（至少在我看来足以称其为一条法则）：如果将足够的社会权力赋予某个阶层，哪怕他们秉持的观念古怪至极，他们到头来都会有意或无意地设法制造出一个世界，以一千种不易察觉的方式向生活其间的人们强化那些观念不证自明的真实性。
在北大西洋诸国，上述思潮的爆发源自很长一段时期内对于大众心目中价值来源的改造尝试。例如，大部分美国人曾经信奉一种朴素版的劳动价值理论。在一个农民、机械师或商店主占大多数的世界里，这种价值从直观上是成立的：因为人们耗费了精力去创造，所以理当收获生活的美好；创造的过程涉及脑力和体力，二者的占比通常大致相当。在19世纪中叶，即便是主流政客的发言也常常像在引用卡尔·马克思语录。好比亚伯拉罕·林肯：
劳动先于且独立于资本。资本只是劳动的成果，若没有先在的劳动，它便不可能存在。劳动高于资本，也更值得重视。34
在镀金时代（Gilded Age）[4]，官僚资本主义的崛起伴随了新兴商业大亨有意识的努力，他们抛开上面那套话语，宣扬起在当时看来颇为大胆的新哲学，即钢铁大亨安德鲁·卡内基口中的“财富的福音”（Gospel of Wealth）——价值实则来自资本本身。卡内基及其拥趸在雄厚的财力支持下展开了一场传播新福音的运动，不仅覆盖全国上下的扶轮社和商会，还去到了学校、教堂和公民组织。35这些人的基本论点是，他们执掌的新兴巨头企业的效率本身，能够带来物质的极大丰富，使美国人可以通过消费而非生产去达成自我实现。照此观点，价值说到底产生自新兴大集团的官僚组织本身。
全球正义运动教给我们一件事，那就是归根结底，政治确确实实关乎价值；但另外，那些大型官僚体系的创造者几乎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真正看重的价值是什么。这在卡内基时代和在今天同样成立。通常，他们会像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强盗资本家那样，一口咬定自己是奉效率或“理性”之名行事的。但事实上，这样的说法实质上都是故意含糊其词，甚至荒谬无谓。“理性”一词就是个贴切的例子。一个“理性”之人应当能够建立基本的逻辑联系，不靠妄想来评估现实。换言之，他不是个疯子。任何声称自己的政治主张基于理性的人，不论左翼还是右翼，都相当于在声称反对者大抵是精神错乱了——没有比这更傲慢的姿态了。又或者，他们用“理性”代称“技术效率”，从而将关注点放在怎样做事上，因为他们不愿谈论最终到底要做的是什么。新古典经济学惯用此招。当经济学家试图证明在美国大选中投票是“非理性的”时（因为对投票者个体而言，所耗的精力远超可能的收益），他们只会泛泛使用这个词语，而不会直说“对那些无视公民参与、政治理想或公共利益的价值，仅从个人利益角度看待公共事务的人来说，这种做法是非理性的”。没理由说一个人不可能理性算计出靠投票来推进其政治理想的最优方法。但按照经济学家的假设，任何走这条路的人都可能失去了理智。
换言之，谈论理性效率成了一种逃避方式，如此便可对这种效率实际上服务于什么避而不谈；那便是最终的非理性目标，而它们被当作了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在这里，市场和官僚制再度同声相应。二者都称自己的行事准则主要是个体自由，以及通过消费达到个体的自我实现。就连黑格尔或歌德这样的19世纪旧式普鲁士官僚国家的支持者，也坚持认为国家的威权措施有其正当性，理由是公民的财产安全受到绝对的保障，因而有自由在自己的家中自行其是——无论是追求艺术、宗教、浪漫或是哲学思辨，还是仅仅决定要喝哪款啤酒、听什么音乐、穿什么衣服。官僚资本主义在美国出现时，同样用消费主义的理由为自身正名：可以要求工人放弃对其工作状况的一切掌控权，只要这样能保证他们回家后有更多更便宜的产品可用。36人们总是假设有某种协同效应存在于这两者之间——不带个人色彩的、受规则约束的组织（包括公共领域和生产领域的组织）和在俱乐部、咖啡馆、厨房或家庭出游中绝对自由的自我表达。（当然，这种自由最初仅限于男性一家之主；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至少从原则上扩展到了每个人。）
过去200年间，占支配地位的官僚制组织最深厚的遗产，就是把这种理性、技术手段和两者最终服务的非理性目的间的简单割裂变得如常识一般。在国家层面上是这样，公务员的荣誉感源自找出最有效的手段去贯彻本国统治者碰巧设计的国家命运——无论其根植于弘扬文化、帝国征服、追求真正平等的社会秩序，还是谨遵《圣经》律法。在个人层面上也是这样，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人类进入市场只是为了算计出最有效的致富方式，可一旦钱到手了，谁也说不准他们决定拿它做什么——是买豪宅或赛车，对不明飞行物失踪事件展开个人调查，还是干脆全投在孩子身上。一切似乎是明摆着的，使得我们忘记了在历史上存在过的大多数人类社会里，这种割裂根本没有意义。在大多数时空里，一个人做事的方式就是他终极的自我表达。37但同样，一旦世界被一分为二，出现了纯粹的技术功能领域和独立于它的终极价值领域，那么从这一刻起，两个领域就不可避免地开始试图互相入侵。有人会宣称，理性乃至效率本身就是价值，甚至是终极价值，我们应当以某种方式创造一个“理性的”社会（无论那意味着什么）。其他人则主张，生活应当成为艺术，或者宗教信仰。但上述所有运动的前提恰恰就是它们誓要克服的这种割裂。
所以说，不管人们想围绕官僚制效率还是市场理性来重组世界，都无关宏旨：一切基本假设均未改变。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两者之间切换是如此轻易，就像那些苏联时代的官员，抛弃全面国有化经济后，转头便喜迎全面市场化——而且在此过程中印证了“自由主义铁律”，成功地大幅增加了举国上下的官僚总量。38此外，这也有助于解释两者如何得以无缝融合成一个整体，就像当前全方位官僚化时代中的情况。
任何经历过难民申请的人，或者为了送女儿上伦敦的一所音乐学校而不得不填写40页申请表的人，多少都会质疑官僚制跟理性有何相干，更别提效率了。可从顶层向下看就是如此。事实上，在系统内部，用以评估世界的算法和公式到头来不只是价值的衡量标准，也是价值本身的来源。39毕竟，官僚们的工作大头就是评价事物。他们持续不断地评估、审核、测量、权衡不同的计划、提案、申请、行动方针或晋升候选人孰优孰劣。市场改革只会强化这种趋势。这发生在各个层面，对穷人而言尤为残酷。隔三岔五就会有一支道貌岸然、手持表格的大军入侵并监控他们的生活，评估他们的育儿技能，检视他们的食品柜以确认他们是否真的与伴侣同居，判定他们有没有努力在找工作，或他们的身体状况是否确实差到不具备劳动能力。所有的富裕国家如今都雇用了大批公务员，其主要职责就是让穷人难堪。而评估文化在高度文凭化的专业阶层中还要更普遍，在他们的世界里，审核文化统领一切，没有哪样存在之物不能被量化、制表或登上什么网络界面或季度报告。我们不但可以说这个世界在根本上是金融化的产物，也可以说它其实只是金融化的外延。因为这是个充斥着证券化衍生产品、债务抵押债券和其他此类诡谲金融工具的世界，但其至尊原则在于，价值归根结底是文书工作的产物，是如山的评估表格堆出来的——从恼人的社会工作者判定你是否穷到可以免缴孩子的医药费开始，到西装革履的男人参与高速交易赌你多久之后还不起抵押贷款为止。
* * *
适用于当下时代的官僚制批判必须呈现出所有这些线索——金融化、暴力、技术、公私领域的融合——如何编织成了一个单一的、自我维持的网络。金融化的进程意味着占比越来越高的公司利润抽取自这样那样形式的租金。鉴于这在根本上约等于合法的敲诈，因此该进程也伴随了日益累加的规章制度，以及日趋复杂和无所不在的武力威胁（用于强制执行这些制度）。事实上，它们无所不在到我们已经意识不到自己正受着威胁，因为根本无从想象它们不存在的情况。同时，从租金抽成中获得的部分利润又被投入遴选部分专业阶层，或者为推广文书工作的公司官僚队伍培养新骨干。这助长了我在其他地方写过的一个现象：近几十年来明显毫无意义、生造出来的“毫无意义的工作”——战略愿景协调员、人力资源顾问、法律分析师之流——在持续增加，即便事实上，就连从事这些岗位工作的人也在一半时间里暗自确信对公司毫无贡献。最后，这只是延续了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阶层同盟重组的基本逻辑；公司官僚制成了金融体系的延伸。
隔三岔五你就能碰到一个将上述一切结合起来的具体案例。2013年9月，我拜访了马赛城郊一家当时正被工人占领的茶厂。工人与当地警方已对峙了一年有余。事态缘何至此？一名带我参观厂区的中年工人解释说，虽然表面上引发争端的是上层为了更廉价的劳动力决定将工厂搬去波兰，但终极争议点在于利益的分配。那里的100多名工人中最年长、最有经验的人耗时数年对包装茶包的巨型机器进行了修缮和提效。产量上去了，利润也随之增加。可工厂主用多赚的钱做了什么呢？他们给提高生产力的工人涨薪了吗？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凯恩斯主义当道的旧日子，涨薪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可今天不复如此。他们雇用更多工人并扩大生产了吗？也没有。他们只是聘请了更多中层管理人员。
那名中年工人解释称，多年来，厂里只有两名主管：老板，外加一名人事专员。眼看利润增加，越来越多西装革履的人随之出现，现在已有十几个人了。这帮西装党个个顶着考究的头衔，却几乎无事可做，于是他们花费大把时间踱着步子紧盯工人，制定考核指标，撰写计划和报告。最终，他们一拍脑门就要把整个业务转移到海外——该工人推测，主要是因为制订这项计划可以彰显他们的存在感。他又补充说，何况计划虽然会令大多数工人丢掉饭碗，但对计划制订者而言并无坏处，那些主管有望被调去更具吸引力的工作地点。此后不久，工人们便占领了大楼，而外面密密麻麻围起了防暴警察。
* * *
因此，我们亟须一种针对官僚制度的左翼批判。本书准确而言并不能为这样一种批判提供大纲。从任何意义上，它都不是在尝试阐发一套关于官僚制、官僚史甚或当前的全方位官僚化时代的一般理论。这是一部文集，每一篇都指向了一些左翼对官僚制的批判可能采取的方向。第一章侧重谈暴力，第二章谈技术，第三章谈理性和价值。
这些章节并不构成一套单一的论证。或许可以说它们围绕着同一个核心展开，但更主要的是，它们要尝试开启一场对话——一场姗姗来迟的对话。
我们都面临同一个问题。官僚化的实践、习惯和做派吞没了我们。我们的生活已经开始围绕填表展开。然而，我们现有的那套话语根本不足以谈论这些事；甚至，设计这套话语的初衷可能就是要加剧问题。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式来谈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实际反对的是什么，诚实地道出它牵涉的暴力，但同时，也要去理解它的吸引力是什么，维持它的是什么，哪些元素有内在潜力可释放出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哪些元素可被视作生活在任何复杂社会中不可避免的代价，又有哪些元素是可以且应当被消除的。如果本书在激发这样的对话上起到了哪怕一丁点儿作用，那将是它对当代政治生活做出的真正贡献。
[1]官僚制又译科层制，本书中统一作官僚制。——译者注
[2]发生于1995年4月19日，是一起针对美国俄克拉何马城市中心艾尔弗雷德·P.默拉联邦大楼发起的恐怖主义炸弹袭击。该起爆炸案是“9·11”事件前美国本土遭受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共导致168人死亡，另有超过680人受伤。——译者注
[3]“生命源泉”培训公司于20世纪70年代成立，旨在开发人的潜能。“心灵动力”是20世纪60年代创立的一家培训机构，借鉴灵修相关思想助人获得内心平静。EST是Erhard Seminars Training（艾哈德研讨会培训）的简称，由维纳尔·艾哈德（Werner Erhard）于1971年创办，借鉴了“生命源泉”的培训形式，提供深度的个人和专业发展工作坊。这类自我实现工作坊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也存在争议。——译者注
[4]处于美国历史中的南北战争时期和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之间，约为1870—1900年。该名称取自马克·吐温1873年发表的同名长篇小说。普遍认为这个时代的代表特征就是南北战争之后的充满贪婪和政治腐败的美国政府。——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