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晋朝黄帝篇（3）

经济

太康繁荣

全国统一后，西晋政治上趋于安定，但由于多年战争的创伤，老百姓生活依然很艰苦。特别是皇室和权贵们无限制地霸占土地，更加重了农民的苦难。据说，长安东南的蓝田县，有一个很不起眼的“杂牌将军”庞宗，就占良田几百顷，其他达官贵人就更不必说了。农民没有土地，豪门世族利用占据的田地肆意盘剥农民。西晋初年，晋武帝把解决土地问题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此，他制定了“户调式”的经济制度。

户调式共有三项内容，即占田制、户调制和品官占田荫客制。

占田制是把占田制和赋税制结合在一起的一条法令。晋武帝时，对人口年龄进行了分组：男女16岁～60岁为正丁；13岁—15岁、61岁—65岁为次丁；12岁以下为小，66岁以上为老人。占田制规定：男子一人占田70亩，女子占田30亩。同时又规定：每个男子要缴给国家50亩税，计四斛；男子缴20亩税；次丁男缴25亩税，次丁女免税。

这一规定，使得每个农民都可以合法地去占有应得的田地。不少豪门世家的佃户，也都纷纷脱离主人，去领取属于自己的一份土地。占田制发布以后，不少农民开垦了大片荒地，这对农业经济的好转起到一定的作用。

户调制即征收户税的制度。户调不分贫富，以户为单位征收租税。这一制度规定：“男子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子为户者半输。”对边郡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户调也作了具体的规定：边郡与内地同等之户，近的纳税额的三分之二，远的纳三分之一。少数民族，近的纳布一匹，远的纳布一丈。

品官占制是一种保障贵族、官僚们经济特权的制度，同时也有为贵族、官僚们占田和奴役人口的数量立一个“限制”的用意，以制止土地无限制地兼并和隐瞒户口的情况出现。此制度规定：“其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第一品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每低一品，少五顷。”对于庇荫户，“品第六以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十五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庇荫户的佃客，为私家人口，归主人役使，不再负担国家徭役。

实行户调制的诏书发布之后，遭到了豪门世族的抵制。他们或是隐田不报，或是反对农民占有耕地。

尽管司马炎的户调式遭到了种种阻碍，但这一制度从一定程度上，用行政的手段将大量的流动、闲散人口安置到土地从事生产，这对于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司马炎很注意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如在汲郡开荒五千多顷，郡内的粮食很快富裕起来，又修整旧陂渠和新开陂渠，对于灌溉和运输都起到了很重大作用。

由于数十年的战乱，中原地区经济遭到极为惨重的破坏，人口也大减。晋武帝的故乡河内郡温县，人口也只有原来的几十分之一。为此，晋武帝决定采取一些措施增加中原地区的人口。他下令，17岁的女孩一定要出嫁，否则由官府代找婆家。灭蜀之后，招募蜀人到中原，应召者由国家供给口粮两年，免除徭役20年。灭吴后，又规定吴国将吏北来者，免徭役10年，百工和百姓免徭役20年。

泰始四年（268年），晋武帝还设立了“常平仓”，丰年按适当价格抛售布帛，收购粮食；荒年则按适当价格出售粮食，稳定粮价，维持人民的正常生活。晋武帝一再责令郡县官吏，要“省徭务本”，打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

太康元年（280年），全国共有人口1616.3863万人，有2459840户，每户人数6.57人。而据《隋书·地理志》，太康统一后编户有260余万户，一说此为太康二年（281年）的统计结果。而到太康三年（282年），全国人口达377万，较之太康元年增加了130多万户，出现了“太康繁荣”的景象。统计人口的高速增长，与司马炎统治时期相对和平的局面和司马炎恢复经济的积极举措有关，也跟废除屯田使得之前的非编户人口成为编户的政策调整有关。

君臣赛富

西晋的皇族和贵族都有优裕的经济基础，政治的安定与统一更帮助他们累积了大量的财富，于是纵情享受，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司马炎领先作了荒淫奢纵的表率，《晋书·后妃传》称：“（司马炎）多内宠，平吴后，复纳吴王孙皓宫人数千，自此掖庭殆将万人，而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使宴寝。”[67]以中国史上开国皇帝而论，实未有如是荒怠纵欲者，以致小人当权，奢侈浪费，风气日渐败坏。公卿贵游也跟着竞富争豪，大臣何曾每天吃饭用一万钱，还“无处下箸”，他的儿子何劭一定要吃四方畛异，一天膳费二万钱。[68]王恺是武帝的母舅，曾与当时首富石崇比赛炫耀财富，争夸豪丽。为维持这种奢靡腐化的生活，必然加紧聚敛，因此贪污纳贿，习以为常，当时有人指：“奢侈之费，甚于天灾。”可见为害之大。

文化

太康年间，社会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与此同时，晋武帝及其大臣张华等人扶植人才，促进文化繁荣。

在文学上，司马炎统治时期出现“太康文学”，其代表人物有一左（左思）、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二潘（潘岳、潘尼叔侄）、三张（张载、张协、张亢兄弟）。

其中，左思门第不高，早年坎坷，但其《齐都赋》受到人们好评。因其妹左芬被司马炎召进宫，他移居洛阳，后决心写出《三都赋》（三都即邺、成都、建业），但感到自己资料缺乏，便请求朝廷提出担任一名管理图书和著作事务的秘书郎，获得准许。《三都赋》问世后起初不受重视，经皇甫谧、卫权、张华等人的推荐，引发轰动，留下了“洛阳纸贵”的典故。左芬也擅长文学创作，她容貌不美，司马炎并不宠幸，但仍因其文采和品德而礼遇她，常令她撰写文章，并加以赏赐。

在西晋的文坛中，最负盛名的要数被后人称为“太康之英”的陆机。他于太康十年（289年）到达洛阳，受到司马炎手下重臣张华的重视。其名作有《文赋》《君子行》《赴洛道中作》等，所写的章草《平复帖》流传至今。另外，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陆机还有画论。

西晋初年，在科学技术领域也有杰出人物。地理学家裴秀作为开晋元勋，受到司马炎的信任与重用，在司马炎在位期间担任司空，创作《禹贡地域图》，并在序中提出了“制图六体”，即绘制地图的六个基本要点：比例尺，方位，交通路线的实际距离，地势起伏，地物形状，倾斜缓急等。这是地图学上划时代的创新，除了经纬度和等高线外，已经包括了现代化制图的基本要素。医学家皇甫谧，多次受到司马炎征召，但他始终推说有病，婉言谢绝，司马炎多次尊重了他的意愿；一次皇甫谧向司马炎借书，司马炎索性赠送一车书给他。皇甫谧终身不仕。他著有《针灸甲乙经》。此书在我国医学史上是一部伟大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