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旁敲侧击掘真知，融会贯通铸汗青

汉末三国历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林中一座庞大的“宝库”。在文艺创作方面，有罗贯中的通俗小说《三国演义》及其多部影视剧广为宣扬，而致东亚民众耳熟能详；在史实典籍方面，亦有《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巨著交相辉映，令人得其精华之涵泽而深以为益。

我于十八年前确定写作《司马懿吃三国》《三国终结者司马昭》两部贯穿整个汉末三国时期近百年的长篇历史小说，从那时候起便与魏晋三国的历史研究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再优秀的历史小说，也必须有丰富而准确的史料以为骨干支撑，否则写出来只会谬误横生、贻笑大方。

当时，我直接从史学原典入手，以《后汉书》《三国志》《晋书》《资治通鉴》这四本书为基础性资料。然后，再找到田余庆老师的《秦汉魏晋史探微》《东晋门阀政治》，王夫之大师的《读通鉴论》，陈寅恪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钱穆大师的《国史大纲》《秦汉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以及多位现当代史学家的三国论文集为参考书，借为龟鉴，边研边写。同时，我在网上还加入二十余个三国迷QQ群，随时从中汲取三国史的前沿研究新知识，并将自己的心得体悟放到QQ群里与网友们切磋交流，取长补短。

记得我在《司马懿吃三国》小说初稿中曾把时人的坐具写成了“红木椅”，立即被网友们指出了谬误：那时的坐具是榻和席，椅子要到唐宋之际才会出现。我又写到书中的人物角色吃红薯，其实这也错了：红薯是在明代由西方传入中国的。我还把荆州刺史的官阶写成了“三品大员”，后来才知道刺史一职在三国时期的别称是“州牧”，其官秩为二千石，而不是用品级来划分的。这些细节方面的锤炼，促使我在探史洞幽之际愈发严谨求实，丝毫不敢虚妄。

而且，在写司马懿、司马昭系列历史小说的同时，我也渐渐对三国历史中云遮雾罩的各种问题产生出了不少随想和受到不少启发，也探索出点点滴滴的新颖见解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整整做了四大本的心得笔记。而这些记录下来的随笔感悟，便成了今天这部《一看就停不下来的三国史》的雏形和蓝本。

写这些史籍心得见解之时，我牢牢坚持了三个原则：别人写透写烂了的题材，无论多么热门，我绝不会跟风再写；别人窥而不深或探而不入的重要论题，我可以写得更深更新；自出心裁而又有据可证的题材，我便紧抓不放、深耕细作。例如“西凉武人集团”，这个历史名词被不少史学家提起，但此前并没有一个史学家将它的来龙去脉写深写透。我自己就在史书中多方查找资料、整理线索，终于把这个题材尽量写了个明白透彻。又如“中原名门世族集团”，陈寅恪和田余庆二人只是一笔带过，其他史学家也对此语焉不详。我便抓住“党锢之士”“汝南袁氏”“弘农杨氏”和颍川系世族集团等关键角色，一路纵深追踪，直到还原了他们的历史面貌与命运走向。

在这三个原则之上，我反复咀嚼消化各种史料，多次修改自己的历史论文。以我的创作经验而论，我觉得写历史小说其实更加容易一些，因为它可以允许“自圆其说”的适度虚构。但写历史论文不行。它必须要百分之百的求真求实，它必须要逻辑严密、持之有据，而不能无的放矢、凭空捏造。这本《一看就停不下来的三国史》，我总共创作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凝聚了我大量的汗水和心血。在完稿之日，我将自己的历史论文写作经验总结成了一首小诗：“觅史探幽溯本源，每有会意辄细评。丝丝入扣巧推理，寻章摘句来证明。”

我个人认为，要写好一部史学著作，我们应该做好三个角色：一是历史资料的“采矿者”，二是历史推演的“福尔摩斯”，三是历史叙述的“还原师”。

首先，如何做好历史资料的“采矿者”呢？我们知道，历史的真相永远是“碎片化”“多面化”“多维度”的，绝对的真实几乎是不存在的。它散落在冠冕堂皇的正史中，也隐藏在光怪陆离的野史里。我们就应该从各种资料中，把大大小小的历史真相之“碎片”尽可能地找全、拼好。实际上，像陈寿、范晔、房玄龄、司马光等这些古代历史学家是非常聪明睿智的。他们在史书中既有旁敲侧击的“曲笔”，又有蜻蜓点水的“简笔”，用以规避某些不可抗之因素。然而尽管如此，他们也不会刻意编造或扭曲真相，而是把真相写得很简略、很含蓄、很巧妙，留待有识之士的用心发掘。这就需要我们炼成一双“火眼金睛”去洞察和剖析。我们要特别注意寻觅史籍之中的那些反常与蹊跷之处。越是蹊跷越是不合常理的史料，无论它多么新奇多么耀眼，就越是值得我们大挖深挖的“金矿”，就越是能够帮我们找到真知灼见的“钥匙”。

其次，如何做好历史推演的“福尔摩斯”呢？在找到一串串“吉光片羽”式的历史真相资料后，我们应该学会由此及彼、举一反三的联动推理，力求抓准真相的主干。在这里，我愿现身说法，举出一个我在深研三国历史过程中严谨推论的例子来加以说明。我研究曹魏开国之初的政治权力格局版图时，发现除了颍川系世族集团独占鳌头之外，青州系、兖州系、河北系、关中系等各大世族集团也各自据有“一席之地”。然而，唯独荆州系世族集团却似乎“整体缺席”了。在《三国志》的正传记载中，荆州系世族名士代表有两位：一是魏国首任尚书令桓阶，他是荆州长沙郡人氏；二是韩暨，他是荆州南阳郡人氏。桓阶晚年深得曹丕宠信，又身居“百官总领”尚书令之高位，显然为荆州系世族集团之首脑而无疑。但他逝世之后，竟被陈群、司马懿两个豫州系的世族首领分别“瓜分”了尚书台。以桓阶之权势威望，竟然至死也未能安插一个荆州系的名士进入尚书台担任要职。这是何等吊诡的一幕？即使是与桓阶同出荆州系一脉而唯一冒出头来的韩暨也是一直到魏文帝曹丕黄初七年才勉强做到了太常之官的虚职，而且直至临终仍只是太中大夫，官秩始终停留在二千石。荆州系世族集团在魏国政坛居然遭到如此冷遇，实为大大的反常。

后来，我忽然翻阅到了东汉建安末年那一场牵涉数千人的“魏讽之乱”一案时，方才有所启发。在《三国志》《资治通鉴》里明文记载了魏讽之案所牵涉到的部分人员：张绣之子张泉、文钦、刘廙之弟刘伟、宋忠之子、王粲之二子。观阅这份名单，除去文钦之外，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点”：刘廙之弟刘伟、宋忠之子、王粲之二子及张泉（张绣、张泉之籍贯本为凉州，但他们都曾在刘表治下的荆州驻居过）等人都具有原刘表旗下荆州系世族集团的门户背景，他们都是以降臣身份入魏从仕的。在建安十三年降曹前后，他们都和刘备集团有过或多或少的交往和联系。例如宋忠，在刘琮决定降曹后才被派往刘备处说明情况，后为刘备大度地释放而去。“（刘）琮令其官属宋忠诣（刘）备宣旨。时曹操已在宛，备乃大惊骇，谓忠曰：‘卿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语，今祸至方告我，不亦太剧乎！’引刀向忠曰：‘今断卿头，不足以解忿，亦耻丈夫临别复杀卿辈！’遣忠去。”（摘自《资治通鉴·卷六十五》）宋忠受此宽待，他的儿子自然难免亦对刘备集团有所好感。王粲之子的心态也可能如此。而建安二十四年秋季关羽自江陵发兵北伐曹操之际，他们遂同时追随魏讽在邺城掀起反曹之暗战。这样的巧合，只能证明这些原属于刘表旗下的荆州系世族不甘魏室之冷遇或歧视，与关羽暗中通气、遥相呼应、合力抗曹，确是历史的真相。而留守邺城的曹丕则一手镇压了这场“魏讽之乱”，并以此作为自己立嗣之争的政治资本，赢得了曹操的青睐。正是由于“魏讽之乱”是曹丕亲力亲为的钦案，所以后来才会牵连到魏国内部几乎所有出身于荆州系的官员、士人被打压和冷遇。故而，以桓阶之圆融练达、位高权重，也无力为荆州系世族集团的政治前途“解冻”。

这个结论，便是我以“福尔摩斯”式的历史推演法而得出的。至于怎样开展环环相扣的推演，我所举的这个例子应该便是“活标本”。

最后，如何做好历史叙述的“还原师”呢？我个人认为，把历史的真相深入浅出、明白晓畅地摆到读者的面前，其实很不容易。在这方面，田余庆先生、王夫之大师是做得极好的：他们的文章清澈如水、开阔似川，脉脉长流，娓娓道来，引人入胜而欲罢不能。我们正确的笔法，应当如朱光潜先生所言：“思想条理必须清楚，情致必须真切，境界必须新鲜，文字必须表现得恰到好处，谨严而生动，简朴不致枯涩，高华不至浮杂。”又如王夫之大师所言：“文章之用，以显道义之殊途，宣生人之情理，简则难喻，重则增疑。故工文之士，必务推汤宛折，畅快宣通，而后可以上动君听，下感民悦。于是游逸其心于四维上下，古今巨细，随触而引伸，一如其不容已之藏，乃为当世之所不能舍。”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尽量还原真实的历史，让读者在“曲径通幽、山重水复”的文字美景中流连忘返。

历史的探索是永无止境的。我们要学会在自己的头脑中展开“虚拟辩论赛”，不断地寻找反方的证据、证言来考验自己作为正方立论、叙述的正确性与真实性，要让自己的推论在千锤百炼之后依然能够站得住脚。唯有经得起怀疑、经得起反驳、经得起拷问，我们的知识才是正确而坚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