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资本主义
1
人人为己
过去是一个异国外邦：那里的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做事。
L. P.哈特利，《送信人》（1953）
以采集和狩猎为生的均纳西族人[1]生活在西南非洲的纳米比亚卡拉哈里沙漠中的边远地区。2017年，我最后一次访问那里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名叫塔姆左的人。他有时会听见自己脑子里有一些愤怒的声音在对他说话。每个月一次，他都会步行前往12公里之外的医院，去领取抗精神病药氯丙嗪（Chlorpromazine, CPZ）。当我和塔姆左、他的妻子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坐在他们的小草屋外聊天的时候，全村二十几位村民也都会聚集到这里来。塔姆左的妻子完全没有顾虑，并不会考虑到她的话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尴尬。她直截了当地说：“每个人都知道，他如果不吃药，他脑子里的声音就会再次出现。这些声音对他说，他可以用自己的思想杀人。”这些声音并不是直接来自塔姆左自己的大脑，而是邻村发出的复仇灵魂的力量。因为，据说几年前，塔姆左的一个表兄在那个村子里强奸了一位年轻妇女。她的亲人们发出的复仇的灵魂聚集到了塔姆左的脑子里。并不是因为塔姆左自己做错了什么事，而是那些复仇的灵魂随意挑选了一个“落脚点”。所以，塔姆左的疾病并不是他自己的过错造成的。
当地传统的治病术士[2]作法也只能实现安抚这些复仇灵魂的目的，却无法将祂们从塔姆左的大脑里彻底驱逐出去，因此，塔姆左也会去寻求西医的帮助。医院的工作人员在他的病历上记录的诊断说明中写着：精神分裂症。但是，只有西医医生们自己在使用这个术语。在均纳西族人自己的语言中，除了“奇怪”和“疯狂”等日常的词汇之外，并没有“精神分裂症”或者“精神错乱”之类的术语。无论如何，如果一个人是个疯子，他也只是在表现出疯狂症状的时候才是个疯子。像塔姆左这个人，至少现在他跟大家谈话的时候，并没有表现出妄想或幻听的症状，因此，在他生活的村子里，他并不是个“疯子”，也没有因此而成为污名操作的受害者。当然，他肯定具有那些我们在北美和欧洲称为精神分裂症的病征，而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均纳西族人使用另一种概念来定义这些症状。在家里，塔姆左是一个恶毒法术的受害者，而只有在医院里，他才是一个精神分裂症的患者。
在另一个村子里，9岁的格实不会说话。他会时常地将舌头放在上齿的下面，不断地发出“th[ð]”这个音。他这么做时，还经常流口水。他会用很奇怪的动作将手指放到自己的面前，几乎不与人发生眼神的接触，并且很喜欢独处。在这个采集狩猎者居住的村子里，有一个破旧的行李箱。当其他的孩子都喜欢假装它是一只毛驴，骑在上面玩耍取乐的时候，格实却只喜欢来来回回拉动箱子上面的拉链。有时候，与他同龄的孩子也会嘲笑他，因为他实在是太与众不同了，但是，他们同样也会照顾他、帮助他。家长们都会教育自己的孩子们，不能欺负格实，甚至，被他打的时候，也不可以还手。均纳西族形成了一个非常平和的社会，在人类学家的文献中，他们被称为“和平而无敌意的民族”。[3]
格实的父母告诉我，在他还是个刚刚学步的幼儿时，他因为得了麻疹而几乎丧命。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开始有现在这个问题。尽管父母从未带格实去过医院，然而，如果一个美国的医生看到他，很可能就会做出一个诊断——格实患有孤独症。因为，他表现出孤独症所有的典型症状。他的父母和邻居们在谈起格实的时候，全都赞不绝口。“为什么我们要带他去看医生？”他父亲问我，“他得了麻疹都没有死掉。他放羊还特别在行。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他随时都知道羊在哪里。”他父亲还说，格实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无论你在丛林中丢失了什么东西，刀子也好，箭矢也罢，他都能找回来。当我问格实的父亲是否有所担忧，比如说，如果他和他的妻子去世之后，还有谁会来照顾格实的时候，他非常迷惑地看着我。而后，他用手指着他的邻居们说，“我们总不会全都同时一起死掉吧”！
我当然不是要制造均纳西族的社会像田园诗般祥和优美的假象，但我们都可以从中学到很多的东西。均纳西族人塑造了一个包容差异的社会，而在我们的社会里，我们则是在回避这些差异。均纳西族的社会成员完全不会以神经分裂症或者孤独症来定义一个完整的人，他们也不会要求任何人独自生活，并且为他自己的成功和失败担负全部的责任。而在北美和欧洲，长久以来，我们都将个人的自由独立理想化，崇拜那些创造了最多资本的人，而歧视那些仅创造了少量资本的人。实际上，恰恰正是出于对于独立自主的盲目崇信，在欧洲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中，人们创造了精神疾病最早的类别。这种做法的思想基础在于，将不具备生产能力的劳动者分门别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精神疾病和依靠家庭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耻的标志。相比之下，格实父亲的看法发源于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在那个社会中，有很多的人都会主动地照顾他人，并且残疾人还会得到很多的社会支持。在他们的村庄里，没有人渴望成为一个自立的个体，一个我们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看到的个人和劳动者的典范。同时，那里对残疾人的污名现象也少得多。在格实和塔姆左生活的社会里，没有人会向他们的家人提出那个每个美国孤独症孩子的父母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你的孩子将来是否能独立生活？
从人们防止针对肢体残疾者的污名现象的以往经历中，我们也能学到一些经验，如马撒葡萄园岛（Island of Martha's Vineyard）上第一批英国移民的经验。
今天，这座小岛是一个富庶的度假胜地，距离波士顿129公里，从马萨诸塞州的伍兹霍尔（Woods Hole）乘渡轮只需要45分钟的时间即可到达。在过去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它曾经是一小批英国殖民者和他们后代的家园。17世纪初，英国人首次来到这座岛上。当时，这座岛是几千名万帕诺亚格印第安人（Wampanoag Indi ans）的聚居地。正如整个北美殖民地的其他地区一样，殖民者的到来使得岛上的印第安人口数量迅速减少。与此同时，英国殖民者的人口激增。此后的几代殖民者之间相互通婚，他们甚至很少到仅仅38英里之外的楠塔基特岛（Nantucket）去，更别说会到波士顿去了。[4]至18世纪中叶，在全岛3100位英籍居民中，只有30个不同家族的姓，连续多年的近亲繁殖的后果开始显现出来。
于是在这个封闭的基因库中，遗传性的疾病开始出现了。至19世纪后期，一些村庄中有近四分之一的居民患有不同程度的遗传性耳聋。而患有重度耳聋、轻度耳聋和听觉正常的人们共同发明了一套手语，以保证他们之间的交流。在没有可能与其他社群进行比较的情况下，岛民们认为，耳聋只是人类变异的一部分表现。实际上，在这里耳聋现象极为常见。甚至在20世纪所收集的口述史中，岛上殖民者的后代已经无法确定，在他们的先辈和友人的家庭中，哪些人耳聋，哪些人的听觉是正常的。“你看，”1980年，一位岛上的老者说道，“这里所有的人都会手语。”
这个社群与大陆上的任何社群完全不同。到了19世纪末，美国学校的教师开始禁止学生使用手语，因为他们认为，手语是一种原始的，甚至是野蛮的交流方式。他们深信，手语会抑制儿童智力的发展和社会能力的提高，并使得他们无法成为具有生产能力的社会成员。医生也强烈反对耳聋的人结婚生育，试图以这种方式防止他们有缺陷的基因阻碍人类的进化。在马撒葡萄园岛，耳聋是人与人之间一种不足为奇的区别，而在任何其他的地方，它肯定是一种缺陷。耳聋的儿童会被从正常儿童的群体中隔离出来，接受不同的教育，比如，他们的课程设置中会有“唇读”这门课。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80%的耳聋儿童的教育都不是通过手语来进行的。[5]
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人离开了马撒葡萄园岛，新的居民来到了这里，于是，遗传性耳聋也就渐渐消失了。[6]1952年，最后一位患有遗传性耳聋的居民去世。[7]然而，甚至在数年之后，当地人还是会记得过去的状况，很多正常人之间仅仅出于习惯，依然继续使用手语进行交流。他们记得，与大陆的情况不同的是，耳聋的岛民并没有受到被隔离或边缘化的待遇。因为，每位岛民都会使用手语，于是耳聋便不被看作一种残疾，因此，他们也从未受到歧视和污名的伤害。并且，也正是因为耳聋的岛民从未被看成一个特别的团体，因此他们甚至也没有被定义为“耳聋”。岛民们发明手语的成就在于，他们发展了一种让整个社会适应这种身体状况的文化。也就是说，他们的成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说明了是文化——而不是自然——在定义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正是文化造成了缺乏社会交往和近亲婚姻的状况，但也正是文化拥有足够的力量和创造性，发展出减缓其伤害的方法。正是由于全体耳聋的岛民全都完全地融入了社区生活，能够与所有人交流，因此，我们可以说，在马撒葡萄园岛上，没有人“耳聋”。
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的著作《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Stigma: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 ty,1963）启发了大多数关于污名现象的研究。实际上，我至今还未曾发现，在社会科学中还有另一个主要概念像这个概念一样仅仅与一篇著作如此密不可分。戈夫曼认为，污名的过程是互动和表现的过程。也就是说，由于公众普遍的不宽容、无知傲慢和对他者的恐惧，污名的机制和现象便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不断地发展扩大。在戈夫曼看来，当个人具备与社会希望背道而驰的个体特征时，他便必须承担污名化带来的种种重负。污名的受害者不得不隐藏或减少暴露他们令人质疑的特征的概率。然而，由于戈夫曼主要关注的是研究日常的社会活动，即从事一种微观的社会学研究，因此，他的关注点无意间离开了美国国内外产生污名现象的重大的历史和文化差异。
然而，正如上述来自纳米比亚和马撒葡萄园岛的例证所显示的一样，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污名现象具有高度的变异性。它并不是源于无知，或是某个个人不具备相应的能力，来管理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在公共场所的行为，而是来自某个特定的社会对于理想个人的定义。正如塔姆左和格实所在的社会及其历史塑造了他们的疾病经验一样，美国社会及其历史也同样塑造了美国精神疾病患者的疾病经验。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工业化的社会，于是，关于污名现象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增加或减少的许多问题的答案，就应该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中去寻找。确实，在北美和欧洲，污名现象正是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刻在闲散生活方式身上的烙印。医生们、政客们，以及其他所谓公共卫生方面的“专家们”，将他们认为缺乏经济生产力的人们从社会生活中隔离出来。这些人当中也包括那些由于严重智力和行动能力残疾而不具备工作能力的人们。
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很可能都不会像塔姆左那样，相信是恶魔造成了他的疾病，但是我们却崇拜一切有用的东西，并且，我们还为资本的积累和无限的消费建造了一座神殿。[8]我们崇拜能够带来任何一种最大化的人、最有生产能力的人，崇拜自由的市场，我们将自给自足放在高于国家、教会和社区福利的地位上。市场价值的思维方式渗透进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并且跨越了我们通常认为应称为“经济”的界限，比如大学会认为，研究化学比研究莎士比亚更有价值，因为化学研究会得到巨大金额的研究经费，进而给其带来更多的经济资源；保险公司则会根据我们的生命和身体部位来确认我们的货币价值。如果资本主义能够产生出如此众多的各种各样的现象，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资本主义是如何造就了我们对于健康和疾病的态度？
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精神疾病不多不少地只是我们的文化所塑造的产物，正如塔姆左的疾病是均纳西族社会所塑造的产物一样。尽管我们无法通过实验室的测试来证实任何精神疾病，正如塔姆左也无法证明他是邪恶巫术的牺牲品，但我们还是为那些我们认为有意义的诠释披上了一层真实的光环。在北美，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专家们创造了这些精神疾病的术语，并将它们分门别类，肯定不仅仅只是建立在他们共识的基础之上。我们赋予科学家们很多的权力和权威，似乎“专业知识”是可以被一个人或一个机构所占有（就像拥有一份毕业证书，或是名字后面的博士头衔）的一件物品，进而却轻易地忘记了科学的实践和精神，忘记了应该将科学理解为尝试和失败，做出最佳推测和发生谬误的过程。精神疾病也根植于我们的许多活动之中，例如，我们投入上亿美元的经费，用来进行诊断性谈话、出版研究成果、治疗、作为研究经费资助科研、报销保险费，以及组织学术会议，而这一切活动只有在维持这些诊断标识的基础上才得以维系。如果此类做法越来越多地成为传统，它们就会越来越深刻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医疗保健行业和教育事业，而且，我们还很可能通过更多地做出这类诊断来保证它们继续存在下去。对于某一种特定的症状，如果我们并不认为它确实存在，并能够为其诊断提供长期支持的话，一个人或一个机构不可能单独地具备为了这一种症状而维持基金会、医院、治疗、研究项目、学校和研讨会的存在的能力。
然而，精神疾病类别只是临时的名称或框架，用来帮助我们理解不同的行为模式给患者带来的痛苦。一位就像我的女儿伊莎贝尔一样被确诊为孤独症的患者，无论别人如何称呼这种疾病，患者都会面临语言、社会交流和重复行为等方面的挑战。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孤独症，实际上只是因为，我们当前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在这里，我们认为这个概念有一定的意义。并且，至少在目前，它提供了一个相对不具污名性质的模型，用以理解伊莎贝尔与我们之间差异的类别，以及我们应该如何组织对她有利的福利服务。但是，没有人会知道，孤独症这个概念会持续多长时间。曾经有很多疾病的名称现在全都过时而消失了，而当时那些非常聪明的科学家都认为，它们会永远地存在下去。比如，歇斯底里症[9]、神经衰弱，甚至还有不久前被淘汰的一个分类——亚斯伯格症候群。当然，人们依然会将情绪上的苦闷转化成经常使人感到虚弱的身体症状（过去，这种状态就被称为“歇斯底里”）；人们依然还是会头疼，会感到疲劳，感到恐惧和压抑时会脾气暴躁（这种状态曾经被称为“神经衰弱”）；还有一些人，除了有语言延迟的症状之外，会表现出孤独症的所有病征（这曾被称为“亚斯伯格症候群”）。那些疾病依然像从前那样真实地存在着，只不过我们给它们换了新的名称而已。
在资本主义制度普及之前，我们所了解的各种精神疾病的知识大部分来自古典伊斯兰医学文献中关于心理问题的描述。其中很多篇章是译自古希腊语文本的阿拉伯语译文。在这些文献中，作者们都强调，并不存在精神疾病和生理疾病的区别。在10世纪的北非，伊斯哈格·伊本·伊姆兰（Ishaq ibn Imran）在一篇文章中，专门讨论了有关“黑色思想”“恐慌”和“不幸感”的问题，并确定了一系列的治疗方法，如使用各种草药的混合制剂来清除患者体内的黑色胆汁[10]，要求患者应适当地运动，并减少酒精的消费。在大多数情况下，中世纪伊斯兰社会似乎在相当高的程度上宽容地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在14世纪，麦格里齐（al-Maqrizi）在一份编年史中描写过一些埃及人，他们自认为是多年前早已去世的苏丹王，然而，实际上，只有那些对统治者真正构成政治威胁的人才会受到惩罚。[11]从16世纪开始，直到19世纪芬兰人类学家爱德华·韦斯特马克（Edvard Westermarck）的著作中，无论是民间记录，还是专业文献，都多次出现了有关“疯子”（阿拉伯语为majdhub，指因受到神灵引导而进入意志麻痹状态或精神状态混乱的人，他们无法通过他认可理解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精神感受）的描写。这些“疯子”受到神灵启迪指引或成为圣人，然而，只要他们于公众无害，他们都会受到尊重和敬佩。
在北非和中东，人们还时常认为，精神疾病患者是被“精灵[12]”（相信精灵的现象至今依然存在，英语中genie一词就来源于此）附体，或者，患者的身体被其祂的神灵占领。这些超验的存在包括安拉、邪眼（evil eye），或者敌人使用的魔法。[13]15世纪时，在菲兹（Fez，今天的摩洛哥）建立了收容“疯子”的收容院。在那里，患者常常受到捆绑和鞭笞的虐待。同时，这些患者也经常被带到清真寺去，其目的在于治愈他们的疾病，而不是使他们终身被关在收容院里。除了祈祷之外，患者还得到洗浴、草药、水蛭放血[14]、鸦片、芳香植物以及与医生交谈等治疗。通过这些方法，确保患者能够安心地面对未来。
在朝鲜半岛，朝鲜王朝（1392—1910）的后期，皇家秘书处的《承政院日记》记录了皇室和各个皇室家族在1413—1865年间的各种政治活动，其中也涉及我们今天称为“精神病学”范畴的健康状况。尽管当时它在朝鲜王国的名称与今天不同，但《承政院日记》中记载的一例病症几乎与今天精神疾病的典型症状完全相同，文献中称之为“火症”。[15]当时的朝鲜王朝使用汉语来命名这种疾病:“火症状”。[16]朝鲜王朝的记载中的症状比我们在当今21世纪所了解的病征要多得多，其中也包括精神错乱。在第五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这种症状被列为“文化困扰症候群”（cultural concepts of distress）。这种病症在朝鲜王国中的中年人和背井离乡的妇女中非常常见。有些学者称之为“朝鲜王国的国病”。[17]“火症”这一名称融合了中国文化中认为火会带来疾病的信念和朝鲜王国中早已存在的理念，即认为愤怒，尤其是其原因未能得到消除，或未能得到表达的愤怒，就会导致身体和心理的痛苦，包括心悸、失眠，以及腹中有积郁不适的感觉。
一位非常值得关注的人物是朝鲜王朝的王世子庄献世子（1735—1762），他就是一位“火症”的患者。由于受到国王朝鲜英祖的公开侮辱，庄献世子陷于焦虑，并因此身体虚弱，同时，由于受到羞辱而时常易怒。当地的术语会说，他无法控制自己体内的“火”。[18]他的妻子惠庆宫洪氏在回忆录中记载了一些情况。在写于1805年的一段文字中，记载了庄献世子开始在宫中强奸宫女、杀戮宫人，还会强迫性地经常更换衣服，并且他还总是威胁说，要谋杀国王。1762年夏，权力层面意识到，根据法律，处决庄献世子就意味着必须同时处决他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因此，国王为此另外制定了一个计划，以免除他的这些家人无辜地牺牲。夏天的时候，国王下令将庄献世子锁在一个米柜里面，作为一种治疗的手段。8天之后，庄献世子死亡。[19]无论是精英阶层，还是平民，都有与庄献世子的症状相似的疾病经验，然而，在很多其他的感受中，愤怒、憎恨和抑郁的情绪往往被看作社会不公正带来的后果，或者是灵魂世界和人间世界失去平衡的结果。萨满们常常认为，如果你感到情感压抑，那么，一定是世界有什么问题，而不仅是你自己身体内部的问题。
直到19世纪80年代，在朝鲜半岛，人们并未将精神疾病看成疾病的一种独立的分类。这一时期的朝鲜报纸提到一篇发表于英国的文章《英国的精神病院》，报道的关键在于，这篇文章中提到了“疯狂病”的存在。[20]很快，半岛的医生已经开始寻求英国和德国有关精神科的文献。1913年，即朝鲜半岛日本殖民时期的初始阶段，欧洲和美国的传教机构在半岛的医院中开设了精神疾病的病房。而半岛的医生们对这些精神疾病患者的担忧主要集中于患者的自杀行为，这也是殖民时期精神疾病常见的后果之一。日本殖民者将朝鲜半岛的民众当作二等公民，压制半岛的文化和宗教，强迫半岛的民众改换日本名字，只能使用日语，并招募半岛妇女作为性奴隶。当自杀人数随着日本殖民者的肆意屠杀而迅速增加时，殖民当局对此却无动于衷。日本行政人员宣称，自杀现象只不过是现代化和工业化过程中的副产品而已，正如那些在市场竞争中不能取胜的产品就会被边缘化一样，这些人则是通过自杀而使得自己在社会整体中边缘化了。[21]在欧洲，情况也是一样，精神科首先只是医学的一个分支。直到19世纪初，人们一直都没有把精神疾病从其他类型的疾病或有问题的行为疾病分类中独立出来。结果是，尽管远在住院病人能够被确诊为精神病患者之前，精神病患者的收容院便已存在，然而在这些患者能够真正被确诊之前，这些收容院与监狱之间也没有太大的区别。直到18世纪，英国才出现了第一所专门用于关押罪犯的监狱。这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努力，以终结那些公开地分尸和处决重犯的做法。[22]建立监狱的目的还在于让监狱成为一个犯人“纠正错误的地方”，以便将来可以恢复名誉，重新进入社会。直到18世纪末期，在改革派决定将精神病患者和罪犯分开收容和关押之前，监狱也尚未普及。
因此，到了19世纪，在西欧，监狱和收容院中最为常见的拘押者都是些罪犯、酒鬼、异教徒和犯了渎神罪的人、无业者、流浪者以及身体有残疾的人，却很少有我们今天所说的精神疾病的患者或是智力残疾者。这些被关押的人中唯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不工作。在英国和法国，只有当精神疾病的患者对家人形成威胁，或者不能帮助做任何家务事的时候，他们才会进入收容院。对于没有犯罪的人来说，被监禁只是最不得已的手段。这并不是说，精神疾病的患者在家中会受到善意的对待。很多家庭用锁链锁住自己患有精神疾病的亲人。然而，如果他受到虐待，其原因并不在于他们患有被家人或邻居称为精神疾病的病症，因为直到进入19世纪之前，根本就没有任何疾病被归类到“精神疾病”的范畴中，也根本就没有一种被称为“心理学”或“精神病学”的学科，并没有专门收容精神疾病患者的收容院。收容院收容的对象是罪犯和不具备劳动能力的人。
19世纪时，意大利和英国最先出台了有关精神疾病的法律，其中规定，不会对周边的人造成伤害的患者应该与家人共同生活，尽管这实际上意味着，他们会被关在家庭住房边上狭窄的附属建筑中，或是被用铁链拴在树上。[23]每个家庭都有义务照顾自己生病的成员，尤其是孩子们，这不仅仅是一个道德责任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一种经济上的需求，因为，这些患者可以在家中参与工作。与一个虽然有幻听症状，但能够为家庭做一些家务事的患者相比，一个双腿没有行走能力的残疾人更有可能进入收容院。在资本主义制度开始之前，欧洲乡村中的家庭大多具有理想的自给自足的能力，因为每个社区都是由独立的个人组成的。甚至连那些没有土地的贫困社区成员也都根据习惯法拥有在他们出生、成长和生活的社区使用全体成员共享的公共土地和牧场的权利。
想象一下在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之前的欧洲农民：如果他生活在一位封建领主（贵族）辖区里的话，这位领主应对他治下的农民和农民的家属负责。而大多数农民，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在为自己家庭的生存而生产，只有少量剩余产品会被投入贸易。农民的世界是顺从上帝规范的产物，教会和国家来共同执行这些规范。在那个时代，后来产生于18世纪启蒙运动的那种理念尚未出现，即认为人类的完美来源于人的自由意志，因此，对于这些农民而言，他们关于生活的选择和他们自身的机动性的概念也是极为有限的。对于他们来说，上帝，而不是人类，是世界的中心。如果一个人以自我完善、独立自主，或者追求个性发展作为他的人生目标的话，他一定会感受到非常强大的社会压力。在资本主义那种“各自为战”的世俗化意识形态、强调个人奋斗和成功的理念尚未出现的情况下，一个农民并不会去追求巨额的利润。当然，那个时代也会有贪婪的人。然而在那个时代的文化语境下，如果一个人贪婪，那么，那只是因为他具有贪婪的个性，而并不是因为他必须在一个以个人为中心、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自己而奋斗。[24]
欧洲各国政府最终建立了收容院，用以收容那些没有工作的人。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首先必须改变经济状况。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逐渐转化，推动了各国政府开始翻天覆地的大规模土地私有化运动。在欧洲，在西班牙远在美洲的殖民地，土地私有化运动彻底消除了自给自足的农民阶层。由于农民们基本上只为了自己的需要而生产，新兴的资产阶级便将他们视为经济增长和进步的障碍。17世纪时，英国通过提高地租、房租，提高税率，启动了一项名为“圈地”的政策，旨在终结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并彻底消除小型农庄。[25]“圈地运动”是指将私有土地圈围起来，阻止根据习惯法原本有权使用这些土地的农民使用土地。没有土地的人和其他穷人之前之所以能够在乡村维持生计，就是因为，依照传统（但并未得到法律的正式许可），他们获得了在社区中狩猎或耕种土地的权利。圈地运动则彻底终结了这个权利。它剥夺了穷人的权利，而高税率则逼迫很多小农庄主将土地出售给富裕的农民。这些大地主则利用大片土地为城市市场和出口国外市场而生产食品。
在圈地运动的过程中，整个村庄被夷为平地。很多贫穷、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或是智力残疾的人，由于无法维持生计而离开了乡村的社区，前往飞速发展的城市。18世纪的经济学家詹姆士·斯图亚特爵士用非常犀利的言辞，从资本主义制度和性别化的角度来描写这种斩草除根的运动：“这些人的母亲，也就是土地，将他们驱逐出自己的怀抱。他们不再能像以前那样慵懒地享受着母亲的给予。工业将他们聚集起来，要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而且，还必须通过劳动带来的剩余财富来养育子女。”[26]当人们离开家乡，搬到小城镇和大城市去的时候，亲属关系便渐渐地疏远而消失了，人们远远地离开了自己的大家庭。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化、工业化的社会便会越来越严格地控制那些与众不同的人，而如果这些人还留在自己的家庭里，他们则会得到更为宽容的对待。[27]
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穷人的生活与在封建制度的统治之下同样艰难困苦，但这种艰难困苦却也有所不同。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只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在工业革命的进程中，一种新型的社会机制和结构形成：一个现代的个人，他所享有的自由是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可以赋予他的自由。工人们获得了与传统决裂的自由，可以开始想象自己是一个参与竞争的个人，并怀着一种错误的信念，认为在这种竞争的起点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政府会许诺自由，允许个人拥有私有财产，并可以用任何语言与上帝直接交流[28]，甚至文盲也可以做到。[29]我们称之为“启蒙运动”或“理性主义”的时代，大约持续了整个18世纪，如日东升的工业经济和科学研究使得欧洲社会形成了新的价值等级：工作的价值高于不工作，理性的价值高于信仰，个人自由的价值高于政治和宗教权威。
在公共农庄和家庭之外，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个人能够自由地形成管理自己的方式，他可以为自己规定约束自己的准则，而无须外部纪律强制性的管束。道德能力应该是个人自身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忠实于自己”的人应该具有改善和完善自己的性格和经济生产力的能力。只要一个人没有为自己负责的能力，那么无论是出于心理疾病，还是出于身体疾病、伤残和老年而导致了缺乏生产能力的状况，一个收容机关都会接收他，使他远离社会。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每个人都能理想地掌控自己的命运，没有人会受到意外事故的伤害。每个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不幸负责，因此，收容院就是为了这样的目的而设计的：隔离并惩罚游手好闲的人。收容院的牢房往往肮脏不堪，而且实施残忍的管理手段，监狱的设计形式也是以使犯人产生负罪感为目的。[30]现代性指责它自身所造就的受害者。
在欧洲历史的这个时间点上，精神疾病患者是在被隔离的机构中还是在家中才能得到更好的照顾这个问题无关紧要，因为无论在哪里，他们的生活都是极端可怕的。重要的是，在家里，他们只是一名家庭成员，并不是一种病症的例证。在家里，一位残疾人可能只是被称作“疯子约翰”或者“哑巴简”；而在收容院里，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工作能力的人便会形成一种新的类型的人：“疯子”“残废”“白痴”。医生们在判断精神和身体的残疾时，首先是以患者能否在经济生活中参与正常运作为标准。这种理念在我们今天面对精神疾病的诊断和无法解释的神经学现象时依然存在，进而我们将它称为“功能障碍”，并且世界卫生组织对心理健康的定义也是如此，其中也包括“生产性工作”这类词语。
我并不是认为，有那么一个人制定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用以判断人的标准。历史的转变很少是某种蓄意行动的后果，而是诸多因素相互组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共同影响着我们的信念和行为，而直到一件事已经发生之前，我们却常常完全没有意识到它正在酝酿之中。这也是为什么那些伟大的现代思想家，如弗洛伊德、韦伯、斯宾诺莎和马克思，都认为社会科学的目的就是揭露塑造了我们对世界进行假设的强大而又隐蔽的力量。正如马克思在其著名论断中所指出的一样，“人的存在并不是通过他的意识而确定的，而是他们的社会身份确定了他们的意识”[31]。因此，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推论——我们无法有目的地改变我们的意识。只有在去除了历史进程中造成这种意识的面具之后，我们才有可能改变。
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他的划时代巨著《古典时代疯狂史》（History of Madness）中确定了法国历史上的转折之年。在这个转折点上，法国社会对于穷人的态度从宽容转向了大规模的监禁和控制。这一年就是1656年。在这一年，根据皇家法令，巴黎市区的一些建筑中开设了巴黎总医院（Hôpital général de Paris），强大的行政管理队伍用来监视那些无所事事且贫困的囚犯。其中的一处建筑，就是萨尔佩特里医院，在三百多年后的1984年，福柯在这里去世。医院的授权宗旨是：“防止乞讨和游手好闲，它们是所有精神疾病的根源。”[32]
这家医院并不是一个医疗和慈善机构，而是一种机制，用于清除那些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不能通过他们的劳动力支持工业革命的人。只有工作的人才应该得到自由，而那些不工作的人，哪怕他们恰恰因为工伤事故而失去了工作能力，都应该被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同时，医院本身，以及将要建立的其他收容院，都不具备很高的经济价值。被收容院收容的人也会承担城市中的一些简单工作，但他们被监禁的目的并不在于他们廉价的劳动力。监禁是一种正确的、道德性的举动，是在为那些非理性和具有道德缺陷，并因此而不工作的人们做的善事。许多精英人士也都赞同关押穷人的决定，因为它可以消除下层阶级发起反抗的潜在可能。[33]巴黎总医院开始运营后不到一年，便已经收纳了成千上万贫穷的法国男女。几十年之后，城市建立了更多的收容院，整个巴黎有1%的人口被关押。
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在视觉上最具代表性的社会排斥现象就是《愚人船》（ Ship of Fools） ——一部15世纪末期的道德讽刺书，作者是德语作家塞巴斯蒂安·勃兰特（Sebastian Brant）。书中的文字和插图据说是出于阿尔布雷克特·丢勒（Albrecht Dürer）的手笔。勃兰特在《愚人船》中描绘了一些行为古怪的人物，他们象征着那些住在家中可能会带来很多危险的人。他们挤在一艘小船上，从岸边驶向海洋，因为陆地上没有一处他们的立锥之地。勃兰特的书出版几年后，荷兰画家耶罗尼米斯·博施（Hieronymus Bosch）完成了一幅更加著名的油画《愚人船》。[34]在一片田园风光的背景前，一个僧人、一个修女和八个农民坐在一艘小船里。画中的一个“愚人”身着当时典型的宫廷小丑的服装——紧身裤和尖顶帽。一个农民将杯子顶在头上，试图保持它的平衡，另一个人则用长柄勺当船桨，第三个正试图击打第四个，还有两个人泡在水里，其中一个双手抓着船帮，可能是害怕淹死，而船上的人却对此视而不见、无动于衷。这些人完全没有表现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航行目标的样子，因为他们不具备分析能力和理性。
正如勃兰特一样，博施的作品也是以同样的理念为基础，但他并没有彻底地贬低画中的人物，因为艺术家和作家们经常利用傻瓜和疯子的形象来表达对于社会、政府和教会的批判。正如宫廷中的小丑一样，傻瓜总是可以挑衅权威，因此，船上装满了傻瓜，用以象征“一个在疯狂之中漂泊不定的社会”。[35]傻瓜并不是一个疯子，他可能只不过是“头脑极其简单的人”，或者，他可能是一个神圣的傻瓜，正走在通往救赎的路上。然而，与普通人相比，他当然是一个更加纯洁的人，并没有被世间的腐败和理性败坏了道德，他可能受到上帝的祝福，是应当受到照顾的人。[36]同样，在整个中世纪，人们通常会比较善意地对待穷人，哪怕只是因为他们期望，他们的慷慨能够给他们带来救赎。[37]然而，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和科学理性的发展壮大，教会的慈善工作也渐渐减弱了，而代之以个性主义的伦理和个人的责任感。一旦建立收容院来收纳无所事事的人，穷人的身份就被改变了。他便不再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而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人，属于一个新的、应当为之感到可耻的社会阶层。
“疯子”或“神志错乱”概念的出现经历了更长的时间。在18世纪中期之前，英国医院的病历中很少出现“神志错乱”或“疯狂”等词语（尽管长期以来，神志错乱是否确实成为死亡原因这一问题一直受到质疑，因为死因也可能在于，死者感到无法言说的耻辱而抑郁而亡）。[38]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一个单独针对精神疾病的医学门类尚未出现。至18世纪末期，对于异常行为的研究只有很少的分类，严重精神残障的人被归属于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身体残疾和罪犯一类。
甚至到了19世纪中叶，当英国收容院所收纳的人数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时，被称作“疯子”的人依然只是被粗略地分类。在1838年，美国医生艾萨克·雷（Isaac Ray）认为，神志错乱的患者只需要被分成两个类别：“白痴”和“低能”。他认为，“白痴”是先天异常引起的，而“低能”则是一个人在其一生中生成并发展的精神上的混乱。[39]1866年，在爱尔兰利默里克的一所收容院里，500名患者被分为“可能治愈的神志错乱患者”“可能无法治愈的神志错乱患者”“白痴的神志错乱患者”和“神志错乱的癫痫患者”几类。[40]19世纪英国的《救贫法》（Poor Laws）规定，穷人必须在济贫工厂（穷人、失业男子和妇女、儿童通过手工体力劳动来获得食物和住处的机构）工作才能获得相应的福利。在这里，管理者都在使用这些术语。更有甚者，他们并没有做出任何定义。[41]直至19世纪中叶，数学家以“正常”和“不正常”作为术语来判断统计学中的平均值，但这类语汇则尚未被用于描写人类的状态和行为。
“疯狂”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的insānitātem，原本只是“不健康”的意思。在18世纪时，人们可以说一个人“心智不健康”“道德不健康”，但“不健康”本身并不是一个专用的诊断术语。而且，这个词也并不用来评判一个人的个人身份。同样，“神志错乱”也还不是一个独立的诊断术语，而是用于描写一种另类的症状。它或者是指由于大脑退化而显现的症状，或者是由于月相[42]位而引起暂时失去理智的状态。这也是“疯狂”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的lūna的原因，lūna的原意就是“月亮”。除了诸如“精神错乱”这类极为严重的病征之外，大部分人都不会使用心理学术语去描写和体验自己所经历的情感压抑，而是将它们看作身体上的症状，如疲劳、出汗、瘫软、无法控制动作和失眠。
尽管总是会有人经历过长期持久的悲伤、情绪波动和焦虑的状态，他们会莫名其妙地停止进食，直至饿死自己，产生妄想和幻觉，或是过度饮酒，但这些患者的不同症状并没有得到分门别类的划分。只有到了20世纪，才开始出现相关的词语。在性取向上受到男性吸引的男性被称为“同性恋”（homosexuals），沉迷于酒精饮料的人被称为“酗酒狂”（alcoholics），幻听的人被称为“精神分裂症患者”（schizophrenic）。只有到了不久之前，“精神疾病”这一语汇才最终被用来标注一个完整的人，而不只是用来描写他/她的行为。戈夫曼称之为“受损身份”（spoiled identity）。可以肯定的是，过去也曾有过用以描写悲伤和抑郁的术语，比如“忧郁症”或“失恋忧郁症”，但这些都只是在描写那种感受，而并不是在确定某个有这种感受的人的身份。同时，这种感受也只是富有的人、受到良好教育的人、有贵族头衔的人，例如公爵、伯爵，或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王子一类的人才会谈论的话题。“在《哈姆雷特》首次上演的1609年，”安德鲁·所罗门写道，“忧郁症与其说是一种病症，还不如说是一种特权。”[43]对于其他人而言，纯粹的精神上的痛苦是无法想象的，就像那个古老的虚构故事所讲的那样：一位农民在读了康德的著作之后，感慨道：“我希望能面对他的问题。”[44]
欧洲科学家付出了长期的努力，力图弄清是哪些因素导致了人类与兽类的不同。而这时，收容院这种机构和其中收纳的人则为此提供了答案，因为他们的状态似乎与人类眼中自己的理想背道而驰。人类与兽类不同，那是因为人类具有理性。早在1609年，人们就已经能在《哈姆雷特》的剧本中看到这种思想。在这里，莎士比亚在描写欧菲莉亚的疯病时说道，没有理性的人可能就不属于人类。
割裂了她自己，她那善良的判断力，没有了它，我们只是些图画，甚或只是些兽类。
——《哈姆雷特》，第四幕，第五场
17世纪时，对于收容院中的工作人员来说，患者不具备工作和控制自己的能力很可能是因为缺乏理性，也就是说，他们作为个人不具备顺应社会秩序的思维和行为的能力。[45]换句话说，这些工作人员在患者的病历中经常描写他们具有野兽的能力，如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能够承受极度的高温、寒冷和疼痛，认为他们就是些野兽，必须加以驯服和控制。作为守纪律的奖励，他们会得到食物和住所。[46]
在整个18世纪，从医学教科书到艺术作品，精神疾病患者出现在各种媒体中，他们总是被描写、描画成半人半兽的形象。正如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作于1795年的画作《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所呈现的那样：根据《旧约圣经·但以理书》中的记载，古代的国王尼布甲尼撒[47]受到上帝的惩罚，变成疯子。在布莱克的画笔下，尼布甲尼撒全身赤裸，四肢着地在丛林中爬行，身上长满了长毛，爪子非常尖利，嘴里吃着野草。[48]关在收容院里的患者已经成为非人道和非理性的象征，进而成为作家和小册子作者用来批判缺乏理性的政治的依据。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在作于1736年的诗歌《军团俱乐部》（The Legion Club）中，借收容院做比喻，用以揭露爱尔兰议会的不公正：
用缰绳系牢他们，
让他们一起挨饿忍饥，熏天臭气；
饥饿和臭气让他们不懂规矩，
天天鞭打他们，让他们牢记。
治愈他们，这件事无可企及，
大棒就能驯服他们，或许。[49]
身体的畸形也往往被看作导致兽性化和精神疾病的原因。由于这时人们尚未将身体和心理明确地区分对待，身体畸形的人也容易出现疯狂的症状。这也正是我们在莎士比亚戏剧中看到的污名现象，比如，反面人物时常有身体上的残疾。在《理查三世》中，理查身材矮小、脊椎骨弯曲，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驼背”。在话剧一开始，理查就向观众表白说，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心理上，他都是一个怪物。在莎士比亚创作的年代，这样的理念统治着人们的头脑，即认为一个人的身体特征也能透露出他的犯罪倾向。于是，莎翁笔下的理查三世的身心残疾势必决定了他的命运：“我命里注定就是一个小人恶棍。”17世纪的医生利用人的身体特征作为判断各种人的标准，似乎不同的人属于不同的物种。不同人群的外貌、行为或说话的方式都有所不同，有些人群身上的气味也会不同，于是就会有人，如基督宗教的信徒认为，犹太人身上的气味非常难闻。[50]
为了控制偏离正常的症状，对于身体的控制显得至关重要。在一些社区，如美国殖民时期的清教徒[51]相信，不具备理性的人，包括婴儿，都是动物，必须通过相应纪律的管束才能使他们真正地融入社会。清教徒将婴儿放在木制的小推车里，以防止他们像动物一样，用四肢爬行；使用木架将婴儿的头支起来，以确保它处在正确的位置。甚至有时候还会将木棍固定在刚刚学步的孩子背上，认为这样就可以使孩子尽快地学会完整的人的姿势。[52]
17世纪伟大的哲学家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认为，人的精神完全有别于人的身体，他的这种思想便成为欧洲社会上层阶级控制穷人的借口。如果人的心理和身体是互不相关的两个系统，那么精英们便认为，精英阶层的行为是受到心智的驱动，而那些没有接受过教育、在农田里干活的农民，以及工人，则都像动物一样，受到本能和食欲的驱动。正因如此，当穷人没有遵从权威人士的意愿，甚至当他们只是犯了轻微的罪行，比如偷盗了一块面包的时候，权威人士就完全不必因为惩罚了穷人的身体而感到一点点的愧疚。而无论是犯罪行为，还是其他的不良行为，对于穷人而言，当他们的行为受到纪律的管制时，这种管制方式从来都是在他们的身体，而不是在他们的心智上得以实现。这种将社会底层劳动者身体物化的结果，充斥着18世纪的大部分年代。在英国，会有150多种犯罪行为受到死刑的审判。另外，无数被处以绞刑或是被斩首的人常常被称为“死东西”，以表示“被处以死刑的人和被执行了死刑的人”。[53]
对于女巫的迫害直接涉及对妇女的迫害，这是对于身体控制的另一种形式。这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初期的圈地运动时期至关重要。在英国，16世纪和17世纪是迫害女巫达到高潮的时期。当资本主义制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照顾贫穷邻居的责任便从地方社区转移到了收容院和济贫工厂[54]。甚至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慈善行为也会受到白眼。迫害和杀害女巫激发了穷人对富人的反抗、男人对女人的攻击、邻居对邻居的敌意。要是你拒绝了一个乞要一些食物的老年寡妇，第二天，你的一匹马死掉了；你拒绝一位向你要一点种子的妇女，结果之后的一个星期都不下雨。你拒绝提供帮助，但这样违反了帮助邻人的传统道德责任，于是，你自己心里感到矛盾，却将自己的不幸怪到她的头上。对于巫术的恐惧就变成了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尽管你自己的罪责比受到迫害的那个女人更加严重。[55]
无论是对于统治阶层还是下层百姓，无论是对于男人还是女人，迫害女巫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其中大部分人都是贫穷的妇女。在向着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过程中，父权得到了极大的扩张和加剧，以实现财富最大化的目标，这其中也包括，一个男人有多少个孩子。男性确信，人口增长是个人和国家财富的关键，于是，他们对于任何威胁到生育子女和他们对于妇女身体控制权的干扰因素都怀着极大的恐惧。人们常常认为，妇女最好的状态是，她们的道德力量也是低于男人的；而最坏的状态则是，她们会蓄谋破坏经济发展。在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男人们怀疑妇女假装怀孕、杀害婴儿、引发儿童传染病，或者通过与魔鬼发生性关系而与其结盟。“在一个村庄或是一座有着几千人的小城市，”一位史学家写道，“在迫害女巫的高峰期，几年之中或是仅仅几周之中，就会有几十位妇女被烧死。没有一个男人感到安全，非常肯定自己并不是跟一个女巫生活在一起。”[56]而如果一个妇女的社会地位越低，那么，她被她的身体支配的可能性当然就越高，就像是一架自动机器，完全没有理性。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总而言之，就是一个攻击身体的阶段。[57]
很快，科学家们就会辩论说，与男子相比，妇女与大自然的联系更加紧密，她们的身体也是自然地成长为适合于生育和喂养婴儿。甚至她们月经的规律都和月亮的运行规律一致。相比之下，男人则是被设计成具有控制自然包括女人的能力。而且，在男人们看来，因为妇女也是更多地受到她们身体，而不是分析能力和理性的支配，所以，与男人相比，妇女患有精神疾病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不久之后，以妇女身体为依据来支持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进程的思维方式便进入了医学领域的语言中。医生们将生育的过程称为“卖力和交货”（labor and delivery），称月经为“不能生产的时间”，称更年期为“生产力衰落期”。[58]
[1] 均纳西族人（Jun / oansi）:桑人（San People）的一个分支。桑人是生活在南非、纳米比亚、安哥拉与博茨瓦纳等国的原住民，以采集和狩猎为生。
[2] 治病术士：民间传统的治疗师，使用草药、巫术、多神教或萨满的祈祷等方式治愈疾病。在原始民族的各种宗教信仰和传统的影响下，出现了各种形式和组合的治病术士，如凯尔特文化的德鲁伊，美国印第安文化的巫医，很多民族和宗教中的萨满，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传统中统称的巫师、巫婆等。同时，他们与民间医生的异同也很难统一划定。在医药不发达的时代和地区，他们除了主持宗教活动之外，也承担为自身社会组织中的成员治病、接生等工作。因为他们的工作过程经常与宗教行为相关，并且治愈过程无法通过科学方法证实，不符合“实证医学”的规范，因此被归属于“替代医学”。——译者注
[3] Foucault,Madness and Civilization,213.
[4] Sontag,Susan（苏珊·桑塔格）（1978）,Illness as Metaphor（《疾病的隐喻》）,New York:Picador,35.
[5] 引自Torrey,Edwin Fuller,and Miller,Judy（2001）, The Invisible plague:The Rise of Mental Illness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6] Cross,Simon（2012）, Bedlam in mind:Seeing and reading historical images of madness,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15（1）,19-34.
[7] 福柯在Madness and civilization中引用了这段历史，146。
[8] Sahlins,Marshall（2017[1972 ]）, Stone Age Economics, London:Routledge,37.中译本可参考:[美]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张经纬、郑少雄、张帆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9] 歇斯底里:西语中，hysteria一词来自希腊语hystera，即子宫。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心理学渐渐成为科学分支之前，歇斯底里症被认为是妇女子宫扰动、游走或倒错而导致的典型疯狂病症，表现为情感表达失控、幻想、身体痉挛、头疼、昏厥等。今天，这个概念在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概念中已经过时。汉语文学中，这个词经常被用于描述情感极度冲动、发作的女性或情节，但在症状和诊断上与医学层面的病征描写基本无关。——译者注
[10] 黑色胆汁：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古希腊语:`Ιπποκρáτης，公元前460—公元前370年）认为，人体内有四种性质各异的体液：血液、黏液、黄色胆汁、黑色胆汁，这四种体液的不同含量也决定了人的四种不同的个性。人生病的原因在于这四种体液的失衡。比如，忧郁症（melancholia）这个名称就是来自古希腊语的黑色胆汁（μελαγχολι'αmelancholía）这个概念。——译者注
[11] Dols,Michael（1984）, Insanity in Byzantine and Islamic medicine,Dumbarton Oaks Papers,38,135-48;see also:Dols,Michael（1987）, Insanity and its treatment in Islamic society, Medical History,31,1-14.
[12] 精灵（Jinn, djinn）:亦称镇尼、魔神、精灵、杰尼等。是伊斯兰教对于超自然存在的统称。据说，祂是由安拉用无烟之火创造而成。根据《古兰经》中的记载，祂存在于宇宙之中，有质而无形。祂可以任意改变形状，随意消失。祂们有男女之别，有善有恶。所以，人类与他们之间交往的结果很难预测。祂在《一千零一夜》中也时有出现。——译者注
[13] Dols,Insanity in Byzantine and Islamic medicine;Dols,Insanity and its treatment in Islamic society.See also Fabrega,Horacio,Jr.（1991）, Psychiatric stigma in non-Western societies, Comprehensive Psychiatry,32（6）,534-51.
[14] 水蛭放血:使用水蛭放血作为医疗手段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至19世纪，当时的科学发展认为这种做法为伪科学，并彻底摒弃。现在，它会被用于处理整形手术或断肢接合后的静脉血淤积，并已积累了大量成功病例。2004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水蛭列为医用材料。在德国，水蛭被作为治疗骨关节炎的替代疗法。——译者注
[15] Suh,Soyoung（2013）, Stories to be told:Korean doctors between hwa-byung（fire-illness）and depression,1970-2011, Culture,Medicine and Psychiatry,37（1）,81-104.请注意，在西语文献中hwa-byung（火症）有时也被拼写成hwabyeong。
[16] Bou-Yong,Rhi（2004）, Hwabyung:An overview,Psychiatric Investigations, 1（1）,21-24.
[17] Suh,Stories to be told,82.
[18] Yoo, Theodore Jun (2016), It's Madness: The Politics of Mental Health in Colonial Korea,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9.
[19] See Kim Haboush,Ja Hyun（1996）, The Memoirs of Lady Hyegyǒng:The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of a Crown Princess of Eighteenth - century Kore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 Yoo,It's Madness,42.
[21] Yoo,It's Madness,124,153.
[22] Spierenburg,Peter（1996）, Four centuries of prison history:Punishment,suffering,the body and power, In Norbert Finzsch and Robert Jütte（Eds.）,Institutions of Confinement:Hospitals,Asylums,and Priso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1500-190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7-38.
[23] Guarnieri,Patrizia（2005）, Madness in the home:Family care and welfare policies in Italy before Fascism, In Gijswijt-Hofstra,Marijke,et al.（Eds.）,Psychiatric cultures compared:Psychiatry and mental health ca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Comparisons and approaches.Amsterdam: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312-30.
[24] Haskell,Thomas L.（1985）, Capit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humanitarian sensibility,part 2,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90（3）,547-66.
[25] Federici,Silvia（2004）, Caliban and the Witch:Women,The Body and Primitiveaccumulation, Brooklyn:Autonomedia,69.
[26] Steuart,Sir James（1966）,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economy（Vol.1）（A.S.Skinner,Ed）, Edinburgh,67, Cited in Linebaugh,Peter（2003）, The London Hanged:Crime and Civil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London:Verso,99.
[27] Scull,Andrew（1993）, The Most Solitary of Afflictions:Madness and Society in Britain,1700-1900,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6.Anderson,Michael（1971）, Family Structure in Nineteenth Century Lancashir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8] 用任何语言与上帝直接交流：这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义，也是新教与天主教的重大区别之一。宗教改革的领袖们根据《新约圣经》中的一些章节认为，教会中的每一个信徒，都被赋予并且拥有阐述和宣讲基督教信仰的权力和责任。这个教义常被称为“信徒皆祭司”或“普遍的祭司职分”。同时，基督教反对只能使用当时大众都不懂的拉丁语举行弥萨和抄写、印刷《圣经》的原则，认为信众都可以使用自己的语言与上帝沟通。正因如此，路德将《旧约圣经》由古希伯来语和阿拉米语译成当时通行的早期新高地德语，将《新约圣经》由古希腊语译成早期新高地德语。——译者注
[29] 教会使用的拉丁语不再是通往上帝、达至天庭的唯一语言。关于所有这些现代个人主义的元素，参见Macfarlane,Alan（1979）,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The Family,Property,and Social Trans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0] Grob,Gerald（1983）, Mental Illness and American Society,1875 -1940,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7.直到19世纪80年代，这些收容制度在欧洲和美国仍然非常残酷。1883年，当S.V.克莱文杰（S.V.Clevenger）来到芝加哥的库克县疯人院时，他发现大多数病人身上都布满了虱子，生活环境极度肮脏混乱。他们穿着紧身衣，发病的时候，医生写在药方上的药品是威士忌酒。患者会在完全没有任何医疗手段和护理的状况下死去。1877年，在纽约布莱克威尔的疯人院，在一个专为900人设计的空间里，只有一名带薪医疗人员治疗1400多名女性患者。
[31] Marx,Karl（1978[1859 ]）,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339 economy[Preface], In Robert C.Tucker（Ed.）,The Marx - Engels Reader, New York:W.W.Norton,4.
[32] Foucault,Madness and Civilization,48,62.
[33] Haskell,Thomas L.（1985）, Capit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humanitarian sensibility,part 1,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90（2）,339-61.
[34] See Gilman,Sander（1982）, Seeing the Insane, 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44-46.
[35] Gilman,Seeing the Insane,47.
[36] 这种观点出现在很多的文献中，包括《新约圣经·格林多前书》中的教诲：“你们中若有人在今世自以为是有智慧的人，该变为一个愚妄的人，为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因为这世界的智慧在天主前原是愚妄。”长期以来，文学作品和电影中的“疯子”一直是一面反映疯狂社会的镜子。诸如1946年上映、由布利斯·卡洛夫主演的电影《疯人院》（Bedlam），讲述贝特莱姆收容院的疯子最终逮捕了警卫和医生，对他们进行审判，判定他们由于神智正常而有罪。
[37] Scull,Andrew T.（1979）, Museums of Madness: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Insan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New York:St.Martin's Press,18.
[38] Graunt,J.（1662）, Natural and Political Observations Mentioned in a following Index,and Made upon the Bills of Mortality … with Reference to the Government, Religion,Trade,Growth,Ayre and the Diseases of the Said City, London:J.Martyn, 22.Cited in Boulton,Jeremy,& Black,John（2011）,“Those,that die by reason of their madness”:Dying insane in London,1629-1830, History of Psychiatry,23（1）,27-39.
[39] Ray,Isaac（1962[1838]）, A Treatise on the Medical Jurisprudence of Insanity,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0] Report of the Limerick District Lunatic Asylum（1867）, Reprinted in Eghigian,Greg（Ed.）（2010）, From Madness to Mental Health:Psychiatric Disorder and Its Treatment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41] Stone,Deborah A.（1984）, The Disabled State, 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44-45.
[42] 月相：天文学术语，指地球上看到的月球被太阳照亮的部分。作为地球的天然卫星，月球绕地球运动。一个月中，太阳、地球和月亮三者的相对位置有规律地变动，在地球上观察到月球被太阳直接照射的部分，就是月相。一个月之中，月相变化规律为：新月或朔月、上峨眉月或峨眉月、上弦月、盈凸月或渐盈凸月、望月或满月、方凸月或渐方凸月、下弦月、残月或下峨眉月、晦。各种文化中都有以月相为时间定位的迷信和传说，如认为狼人会在满月时变成狼，梦游的人梦游行为集中在满月的夜间，满月的夜间采集的草药会更有效，等等。——译者注
[43] Solomon,Andrew（2001）, The Noonday Demon:An Atlas of Depression,New York:Scribner,300.
[44] 也就是说，康德的哲学问题是极端奢侈的问题，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毫无关系，普通人根本无法理解。——译者注
[45] Fudge,Erica（2006）, Brutal Reasoning:Animals,Rationality,and Human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46] 通过动物形象比喻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的手法在许多其他文化中也很常见。在新几内亚的部分地区，一些异常行为被称为“ahade idzi be”（疯狂的猪），英文短语“going berserk”（发疯）来自古挪威语中“熊”这个字。参见Newman,Philip L.（1964）,“Wild man”behavior in a New Guinea highlands communit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66（1）,1-19。
[47] 尼布甲尼撒:巴比伦历史上曾有四位尼布甲尼撒国王，这里是指尼布甲尼撒二世（公元前640—公元前562年；公元前605—公元前562年在位）。历史上的尼布甲尼撒国王建造了巴比伦著名的空中花园。他进军巴勒斯坦，征服了犹大王国和耶路撒冷，毁掉了所罗门圣殿及城中其他王家建筑，并将犹大国王西底家和全城居民俘往巴比伦尼亚，史称“巴比伦之囚”。《旧约圣经》中的《列王记》和《耶利米书》对此均有描述。在《旧约圣经·但以理书》中，尼布甲尼撒因自己的威力和成就自命不凡，于是立刻变成了疯子，四肢爬行，在野地里吃草。这种状态一共持续了7年。后来他恢复了神智，于是称颂耶和华的至尊地位。持批评态度的学者认为，《旧约圣经·但以理书》中的描述是虚构。——译者注
[48] Porter,Roy（1998）, Can the stigma of mental illness be changed?,Lancet,352,1049.
[49] Scott,Sir Walter（Ed.）（1814）, The Works of Jonathan Swift, Edinburgh:Archibald Constable,554.
[50] Gould,Stephen Jay（1981）, The Mismeasure of Man, New York:W.W.Norton,394-99.
[51] 清教徒（Puritan）: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17世纪60年代，指要求清除英国国教教会内部依然保留了罗马天主教仪式的新教（基督教）教徒。信奉加尔文主义（Calvinism），认为《圣经》才是唯一最高权威，任何教会或个人都不应成为权威的解释者。1620年9月，荷兰莱顿的100名清教徒搭乘“五月花号”前往北美，是定居北美的第一批欧洲移民。1620年12月21日，几经辗转之后，他们在普利茅斯安顿下来，并立刻开始修建教堂。——译者注
[52] Mintz,Steven（2004）, Huck's Raft:A History of American childhood,Cambridge,MA:Belknap Harvard.
[53] Linebaugh,Peter,& Rediker,Marcus（2001）, The Many-Headed Hydra:Sailors, Slaves,Commoners,and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ary Atlantic,Boston:Beacon Press,51.
[54] 济贫工厂（workhouse）:16世纪时，工业革命在英国迅速而全面地发展，导致聚集在城市中的贫困人口的急剧增长，进而形成严重的社会不安定的因素。1601年出台了极具代表性的《伊丽莎白济贫法》，即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保障法，标志着社会救济制度的建立。济贫工厂，亦称济贫院，其中居民通过出卖廉价劳动力，从事烦琐或收入甚微的工作换取食宿。查尔斯·狄更斯的著名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对济贫工厂的悲惨生活有着详尽的描述。——译者注
[55] Levine,Robert A.（1973）, Culture,Personality,and Behavior,Chicago:Aldine,254-65.
[56] Federici,Sylvia（2004）, The great Caliban: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rebel body,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15（2）,7-16.
[57] Federici,The great Caliban,188.
[58] Martin,Emily（2001）, Woman in the Body:A Cultural Analysis of Reproduction, Boston:Beacon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