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生死之间

第1章 生命的起点

沿着盘山路往下走，右侧是一堵长满三齿蒿的沙墙，我忽然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生命的存在。我的双腿能感受到山路陡峭的坡度。过了几处急转弯后，沙墙逐渐从视野中消退，露出一条狭长的海滩，满眼荒凉。海滩向北延伸，是一条夹在高耸的悬崖峭壁和广阔的太平洋之间的海岸带。远处的海面上，云层遮住了太阳，空阔辽远的天空白茫茫一片。这天的早些时候，在酒店的房间里，我的手机已经向我推送了当天的天气预报：多云，气温在22摄氏度左右。针对这一信息，我的大脑做出了反应，为我的海边漫步挑选了一件轻薄的长袖衬衫。而此刻，我的大脑正在不断更新它的决定，不必每一个决定都抄送我的意识自我。

遍布我皮肤的神经感受到了体表那层空气的湿度和温度，温湿度刺激触发的神经冲动从神经末梢出发，沿着被称为树突（dendrite）的细长分支传导到了神经的核心部分——胞体（soma）。之后，新的信号从这里出发，沿着被称为轴突（axon）的长电缆状突起继续向前传导。一根根轴突先是深入我的脊髓，然后向头部的方向上行。来自外部世界的信号就这样从一个神经元传到另一个神经元，最终进入我的大脑，抵达了我头颅深处的一个神经元网络。

这些神经元随后把来自我全身的这些“莫尔斯电码”读数整合到一起，生成了许多不同的新信号。这些信号承载的是指令，而不再是感觉。新的神经冲动离开我的大脑，沿着向外周延伸的轴突，经过脑干，顺着脊髓，抵达我皮肤上的数百万个腺体。这些腺体中有一些扭曲盘绕的管状结构，神经冲动在其中产生了电流，而电流则从周围的细胞中“拧”出了水分，汗水就这样顺着我的后背流了下来。

我的意识自我对我的大脑有些恼火，因为它的这些决定，这时的我已经汗流浃背了。我本来就没有带几件衬衫，如今身上的这一件已经被盐水浸透了。事实上，我压根就感觉不到神经冲动将信息从我的皮肤传递到大脑时发出的颤音，当我大脑中负责体感调节的部分开始工作时，我也没感觉到大脑中心的血液在涌动。就在那一刻，在海边，我只是感到自己在冒汗，感到有些恼火，感到自己活着。

就在我感受到自己的生命的同时，我还发现了海边的其他生命。一个男人拿着一块蓝白相间的冲浪板，懒洋洋地往南走。远处，一架黄色的滑翔伞从悬崖顶上升起，出现在北方的天空中。滑翔伞的伞翼螺旋下降，这是一个人的大脑中产生的意志的外在体现，是这些意志在向紧握刹车手柄的手发出信号指令。

除了人之外，我还看到了长着羽毛的生命。鹬踏着浪花掠过海面，它们的大脑只有种子般大小，但仍然感受到了涌来的海浪以及腿周围冰冷的泡沫。于是它们收缩肌肉，让身体保持直立，然后飞奔到高处，拨开沙子寻食藏在其中的海螺。海螺算不上拥有真正的大脑，它们有的只是一些纵横交错的神经网络。这些网络产生各自的信号，使海螺不断将自己的身体缓缓地埋入土中。我还想到了埋藏在我脚下，数量成千上万的动吻虫（mud dragon）、皮斯摩蛤和其他生命，以及它们体内的神经系统。在海洋深处的峡谷中，也有大脑在游弋：豹鲨和刺鳐浮动的身体带着它们游来游去，与水母的神经网络擦肩而过。

沿着海边走了几分钟后，我停下脚步，低头一看。沙滩上躺着一个巨大的神经元，足有6英尺[1]长。它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一根焦糖色并且闪闪发光的轴突，很像一根高度绝缘，稍有弯曲的电缆。轴突的一端是膨大的球状胞体，而胞体的上方则是无数树突分枝，就像一顶加冕的皇冠。这或许就是某只巨乌贼仅存的全部遗骸了：在这里和夏威夷之间的某个地方，它曾与一群虎鲸展开过殊死搏斗。

然而，这个奇幻的“神经元”事实上只是一大片麋鹿海带（elk kelp），从1英里[2]外的水下“海带森林”被冲到了这片沙滩上。[3]我想象中的轴突是海带的柄。不久之前，正是这根主干把这个生物体固定在海底的。看起来像神经元胞体的东西事实上是一个气囊，作用是让海带在洋流中保持直立。枝状的“树突”事实上是麋鹿海带的“鹿角”，“鹿角”上曾经长着长长的叶片。这些叶片就像植物的叶子，能捕获透过海水投射下来的微弱阳光，为海带的生长提供养分，使它们长成高大的巨人，足以比肩我身后悬崖顶上的那些棕榈树。

海带拥有生命体特有的那种复杂性。但当我低头看着这片海带时，我无法确定它是否还活着。我没法问它今天过得怎么样；它没有心跳，不然我还可以检测一下；它也没有肺，不会有起伏的胸口。但这片海带仍然闪闪发光，表面完好无损。虽然它已经无法再捕捉阳光，但它的细胞可能还在坚持，不断修复着自己受损的基因和细胞膜，直至耗尽最后一点能量。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也许就在今天，也可能是在下周，它的死亡终将降临。

但在这个过程中，它也将成为陆上生命的一部分。它坚韧的表皮会让各种微生物大快朵颐。跳钩虾和海藻蝇会紧随其后，啃噬它柔软的组织。这些以海藻残骸为食的生物自己也会成为鹬和燕鸥的食物。海带的氮会渗入土壤中，成为植物的肥料。而一个汗流浃背的人，一个脑子里满是海滩上各种大脑的人，将把这根神经元模样的海带的记忆留存在自己的神经元里，带着它离开这片海滩。

——

第二天早上，我沿着悬崖之上的公路步行。北托里松林路（North Torrey Pines Road）向北穿过加州小城拉霍亚，公路边上隐约可见一片林立的塔吊。此时正值交通高峰期，身旁来往的车辆川流不息，让我差点忘了隐匿在不远处那条荒凉的海岸带。我穿过桉树林立的停车场，来到桑福德再生医学研究所（Sanford Consortium for Regenerative Medicine），这是一座设有实验室和办公室功能分区的综合性建筑，四面装有大玻璃窗。进入大楼后，我顺利找到了今天的目的地，一个位于三楼的实验室。在这里，我见到了科学家克莱伯·特鲁希略（Cleber Trujillo）。他出生于巴西，蓄着很短的胡子。我们穿上蓝色的工作服，戴上蓝手套。

特鲁希略带着我进入了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房间里堆满了冰箱、培养箱和显微镜。“这里就是我们要待上半天的地方。”他摊开双手说，戴着蓝色手套的双手都快碰到墙壁了。

就在这个房间里，特鲁希略和一群研究生培养出了一种特殊的生命。他打开一个培养箱，从中取出一个透明的塑料盒。他将塑料盒举过头顶，让我从底部往上看。盒子里有六个圆形的孔，每个孔有一块饼干那么宽，里面装满了某种液体，看上去像稀释过的葡萄汁。每个孔里漂浮着上百个灰白色的球体，每个球体差不多有家蝇的头那么大。

每个球体都由几十万个人类神经元组成，而且这些神经元都由单个母细胞发育而来。现在，这些球体可以做许多我们大脑能做的工作。葡萄汁颜色的培养基中含有许多营养物质，这些球体能吸收这些营养物质来产生燃料。它们能使细胞中的分子保持良好状态。它们能发出波状的电信号，通过交换神经递质来保持同步。每个球体——科学家们将它们称为类器官——都是一个独特的生命体，其细胞整合成了一个集合体。

“他们喜欢相互靠近。”特鲁希略看着孔底说。他似乎很喜欢自己的这些“作品”。

特鲁希略所在实验室的负责人是另一位来自巴西的科学家——阿利森·穆奥特里（Alysson Muotri）。[4]在移民到美国并成为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教授后，穆奥特里学习了如何培养神经元。他从人身上取下一小块皮肤，用一些化学物质把皮肤细胞转变成胚胎样细胞，然后用另一组化学物质将它们诱导发育成成熟的神经元。这些神经元能贴在培养皿的底部生长，还能产生神经冲动，彼此交换神经递质。

穆奥特里意识到，他可以利用这些神经元来研究突变引起的脑功能障碍。他不需要从人脑上切下一片灰质，而是只需要取一些皮肤样本，把皮肤细胞重编程为神经元。在第一项研究中，他用雷特综合征（Rett syndrome）患者的皮肤样本培养出了神经元。雷特综合征是一种遗传性的自闭症，症状包括智力缺陷以及运动控制能力丧失。穆奥特里的神经元在培养皿中伸展出了它们海带般的分支，彼此形成联系。除了用雷特综合征患者的皮肤样本培养神经元外，他还用正常人的皮肤样本培养了一批神经元，将二者加以比较。有些差异立即就引起了他的注意。最明显的一点是，雷特综合征神经元间的联系比较少。因此，导致雷特综合征的关键可能正是这种稀疏的神经网络——这样的神经网络改变了信号在大脑中的传播方式。

但穆奥特里很清楚，一层薄薄的神经元与真正的大脑相去甚远。如果一座大教堂可以由建造它的石头自己组建起来，那么我们脑袋里这个能产生思维的3磅[5]重的物质可以说就是一座活的大教堂。大脑是由几个母细胞发育而来的。最开始，这些母细胞会缓缓地迁移到将成为胚胎头部的地方。它们聚集在一起，形成口袋状的团块，开始增殖。团块不断生长，向四面八方伸出长长的“缆线”，目标是正在形成中的胚胎的颅骨壁。母细胞团块中还会长出其他细胞，它们随后会爬上这些长长的“缆线”。不同的细胞会停在沿途不同的位置，并开始向外生长。这些细胞最终会形成一个多层结构，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大脑皮层。[6]

人类大脑的这个外部皮层是我们进行许多思维活动的地方，包括理解文字、阅读他人的表情进而读懂他们的内心世界，以及以史为鉴，规划未来。正是由于能够进行这样的思维活动，我们人类才如此独一无二。我们进行这些思维活动所动用的全部细胞都集中在我们大脑中这个特定的三维空间里，淹没在复杂的信号海洋中。

对穆奥特里来说，幸运的是，科学家们找到了新的化学“配方”，能够诱导重编程的细胞生长出各种迷你器官（miniature organ）。科学家们先后培养出了肺、肝脏和心脏的类器官，并在2013年培养出了大脑的类器官。[7]研究人员先把重编程的细胞诱导成大脑的母细胞。在接收到正确的信号后，这些细胞开始不断增殖，分裂产生出成千上万的神经元。穆奥特里认识到，大脑类器官将彻底改变他的研究。雷特综合征这样的疾病从大脑发育的最初阶段就开始影响大脑皮层。对于穆奥特里这样的科学家来说，这些变化就像发生在一个黑匣子里一样，非常神秘。而现在，穆奥特里可以把它换成“透明的匣子”——培养大脑类器官来清晰地观察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穆奥特里和特鲁希略刚开始时使用其他科学家发现的“配方”来培养类器官。之后，他们开始自己钻研培养大脑皮层类器官的方法。但要找到能诱导脑细胞沿着正确的途径发育的化学混合物绝非易事。在他们的探索过程中，细胞经常会死掉，细胞内的各种物质会泄漏出来。但最终，他们找到了诱导“配方”中各种化学物质的恰当比例，并且惊讶地发现，一旦把细胞带上正轨，它们就能继续正常发育了。

研究人员不再需要耐心地诱导类器官生长了。使用这个新“配方”，成团的细胞自发地拉开距离，形成了一个中空的管。它们伸出许多“缆线”，就像是中空管伸出的枝丫，其他细胞则沿着这些“缆线”继续攀爬，最终形成一个多层结构。这些类器官的外表面甚至还长出了褶皱，像极了我们自己那颗布满沟回的大脑。穆奥特里和特鲁希略现在培养出的大脑皮层类器官含有数十万个细胞。他们创作的这些“作品”先是存活了几周，然后是几个月，再后来是好几年。

穆奥特里告诉我：“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它们自己组建了自己。”

就在我到穆奥特里实验室参观的那天，他正在查看一些类器官的情况。这些类器官非常特别，因为穆奥特里已经将它们送上了太空。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实验室旁边的阳台上放着一个玻璃盒子。穆奥特里显得很放松，似乎随时都可以提前下班，抱起靠在桌边墙上那个划痕累累的冲浪板，冲向大海。但今天，他把注意力都放在了这项实验上——他众多实验中最奢侈的一项。窗外，有滑翔伞在远处翱翔。但这根本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在他头顶上方250英里的国际空间站上的一个金属盒子里，装着数百个他创造的大脑类器官。他想知道它们过得怎么样。

多年来，空间站上的宇航员一直在开展实验，观察细胞在近地轨道上如何生长。在绕着地球做自由落体运动时，这些细胞摆脱了过去40亿年来作用于地球上所有生命的重力的拉扯。事实证明，在微重力环境下，会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在一些实验中，细胞的生长速度比在地球上更快，有时还会变得更大。穆奥特里想知道，他的类器官在太空中会不会长得更大，会不会变得更像我们的大脑。

在获得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批准后，穆奥特里、特鲁希略及他们的同事开始与工程师合作，为类器官打造一个太空之家。他们设计了一个用于培育类器官的培养箱，能为它们的生长发育提供适宜的条件。就在我参观实验室的几周前，穆奥特里将一批刚培育出来的迷你大脑倒入一个小瓶中，放进背包里。站在圣迭戈国际机场安检入口的穆奥特里有些焦虑，不知道如果有人问他小瓶里装的是什么时该如何回答。难道回答说这是我在实验室培养的1 000个迷你大脑，我要把它们送上太空？

显然，类器官不会引起人们那样多的关注。穆奥特里没有被人询问就顺利登上了飞机。到达佛罗里达后，小瓶被交给了工程师，将搭乘补给火箭飞向空间站。几天后，穆奥特里目睹了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9号”火箭升空的一幕。

在货物抵达空间站后，宇航员抓起装有类器官的盒子，把它插到了一个固定板上，就这样保持了一个月。实验结束后，宇航员会把类器官浸泡在酒精中。它们会死去，但它们的生命会冻结在死亡的那一刻。按照计划，返回地球落入太平洋后，它们会被打捞起来，送到穆奥特里的实验室。穆奥特里将会检视它们的细胞，看看它们在太空中使用了哪些基因。

完成整项工作的关键是类器官必须一直存活到预定的那个时间点，穆奥特里不确定它们是否能做到这一点。为了及时了解这些类器官在这一个月的太空之旅中的生存状态，穆奥特里还安装了微型相机来监视它们，每隔30分钟拍摄一次照片。空间站会把这些照片传回地球，穆奥特里可以登录远程服务器来获取这些照片。

当穆奥特里把任务初期的第一批照片下载下来时，他发现照片的质量简直一团糟。气泡完全遮挡了视线。在三个星期的时间里，他都不知道他的类器官究竟处于什么状态。而现在，我看到穆奥特里再次登录服务器。他发现了一个可以下载的新文件，这是一张从空间站传回的新图片。巨大的文件被解压，图片从上到下逐渐显现，最终完整地出现在穆奥特里的屏幕上。

“啊！”穆奥特里大喊了一声。他觉得有些难以置信，笑着说道：“我真的能看到它们了！”

他凑近屏幕，仔细观察这张图片。米黄色的背景中，漂浮着6个灰白色的球体。

“是的，它们看起来很不错，”穆奥特里说，“都是球形的，大小差不多，也没发现融合或者聚团。”他把椅子向后移了移，离电脑稍远了一些。“这些都是好消息，太让人高兴了，简直太棒了。”

虽然这些类器官身处太空，但穆奥特里仍然能判断出，它们活着。

2015年末，穆奥特里和特鲁希略第一次有机会用他们的类器官来研究大脑。在巴西，医生们正在努力寻找导致数千名婴儿的大脑出现严重畸形的原因。这些婴儿的大脑皮层几乎彻底消失了。科学家后来发现，这些婴儿的母亲感染了一种叫作寨卡病毒的蚊媒病毒，这种病毒此前从未在美洲出现过。穆奥特里和特鲁希略获取了一些寨卡病毒样本，然后用这些病毒感染大脑的类器官，希望看看这些类器官是否会发生什么变化。

穆奥特里告诉我：“那段时间，我们没日没夜地研究。”

寨卡病毒立刻就摧毁了“年轻”类器官的母细胞。没了这些母细胞，类器官就无法长出“缆线”来构建大脑皮层。穆奥特里的实验表明，寨卡病毒并不是杀死了大脑皮层，而是从一开始就阻止它的生长。一旦科学家们弄清了寨卡病毒导致脑损伤的机制，他们就有可能找到阻断病毒作用的药物。这些药物随后会进入动物实验阶段，评估它们是否有助于预防脑损伤。

穆奥特里正在大批量培养迷你大脑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许多研究生和博士后都想加入进来。在加入实验室后的头几个月，他们首先得接受特鲁希略的培训，打磨培养类器官的精湛技艺。我联系了其中一名研究生塞德里克·斯内特拉格（Cedric Snethlage），请他简单介绍一下他的学习过程。他解释说，制造大脑类器官远远不是照着实验操作流程测量温度和pH值那么简单。斯内特拉格必须学会如何凭直觉执行每一步操作，例如，要把孔倾斜到什么程度才能使类器官不会粘在孔的底部。我对斯内特拉格说，听他的描述，就像他刚从一所烹饪学校毕业一样。

“这更像是做蛋奶酥，而不是做辣椒。”他说。

斯内特拉格想学习如何培养类器官来研究神经系统疾病。还有其他研究生来到穆奥特里的实验室，钻研如何让大脑类器官更像大脑。脑细胞需要营养物质和大量氧气才能茁壮成长，因此，处于类器官中心的细胞可能无法获得充足的营养物质和氧气，会挨饿。于是穆奥特里的一些学生开始尝试向类器官中添加一些新的细胞，这些细胞能够发育成像动脉一样的管子。其他学生还向类器官中添加免疫细胞，看看它们是否能将神经元的分支塑造成更自然的形状。

与此同时，克莱伯·特鲁希略的妻子普里西拉·内格雷斯（Priscilla Negraes）开始倾听类器官细胞之间的对话。

当一个大脑类器官长到几周大的时候，它的神经元就已经足够成熟，可以产生动作电位[8]了。这些动作电位会沿着轴突向下传导，并触发相邻的神经元放电。内格雷斯和她的同事们发明了一种能够监听神经元电活动的装置。他们把8道× 8道的电极放在培养板一个个孔的底部，然后向每个孔中加入培养基，并在每一个阵列的顶部放置一个类器官。

在内格雷斯的电脑上，电极读出的信号形成了一个由64个圆圈组成的网格。每当其中一个电极探测到一个神经元正在放电时，与之对应的圆圈就会扩大，并且从黄色变成红色。就这样过了一周又一周，这些圆圈扩大和变红的频率越来越频繁，但内格雷斯并没有从这些电活动中观察到明显的模式。类器官中的细胞时不时地会自发放电，产生静息性的神经活动。

但随着类器官越来越成熟，内格雷斯认为她观察到了其中出现的一些秩序。有时，几个圆圈会突然扩大、变红。最终，所有64个电极都会检测到信号。之后，内格雷斯开始观察到这些信号像波一样出现和消失。

内格雷斯观察到的是类器官中产生的真正意义上的脑电波吗？她希望能够开展研究，把这种在培养板中观察到的模式与发育中的人类胎儿的大脑的电活动模式加以比较。但科学家们目前还不知道该如何检测子宫中胎儿大脑的电活动。他们想到了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办法——研究早产儿，在这些早产儿橙子般大小的头上戴上微型的电极帽，记录他们的脑电波。

内格雷斯和她的同事请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神经科学家布拉德利·沃伊泰克（Bradley Voytek）和他的研究生理查德·高开展了大脑类器官与早产儿大脑的比较研究。出生时间最早的早产儿的大脑发育得最不完善，只能产生稀疏的脑电波，脑电波的间隔时间很长，其间会出现许多杂乱无章的电信号。而接近足月出生的婴儿的脑电波的间歇期相对较短，脑电波也变得更长、更有序。随着不断生长，类器官也表现出了同样的趋势：当“年轻”的类器官刚开始产生脑电波时，产生的也是稀疏的脑电波，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类器官的脑电波也变得更长、更有序，间歇期也会缩短。

这一发现听起来或许会令人感到不安，但事实上并不意味着内格雷斯和她的同事创造出了婴儿的大脑。一方面，人类婴儿的大脑比最大的类器官要大几十万倍。另一方面，这些科学家只是在模拟大脑的一部分——大脑皮层。正常工作的人脑还有许多其他组成部分：小脑、丘脑、黑质等等。这些部分有的负责产生嗅觉，有的负责产生视觉，还有的负责解读各种各样的外界输入信息。大脑的某些部分负责对记忆进行编码；某些部分会因为恐惧或者喜悦放电。

尽管如此，这些科学家依然感到不安。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随着对大脑类器官开展更多的研究，科学家有能力创造出更像大脑的类器官。血液供应可能会让它们长得更大；研究人员有可能将大脑皮层类器官与视网膜类器官连接到一起，从而使大脑皮层类器官能够感光；他们有可能将大脑皮层类器官与运动神经元连接到一起，从而使大脑皮层类器官能够向肌肉细胞发出运动指令。穆奥特里甚至还初步尝试过将类器官与机器人连接到一起。

随着这些进步，未来将会发生什么？当穆奥特里开始培养类器官时，他认为它们永远都不会有意识。“现在，我没那么肯定了。”他坦诚地说。

生物伦理学家和哲学家们也是如此。他们开始聚在一起，针对大脑类器官展开讨论，研究应该如何看待它们。我给其中的一位——哈佛大学的研究者珍宁·伦绍夫（Jeantine Lunshof）打了电话，想听听她的看法。

伦绍夫并不太担心穆奥特里在培养皿里意外地创造出有意识的生物。大脑类器官还这么小，又这么简单，它们还远远达不到这个门槛。让伦绍夫担心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

“要谈论你应该怎么对待它们，你首先得回答‘它们是什么’。”伦绍夫向我解释说，“我们正在制造十年前还不为人知的东西，它们并不在哲学家的词典里。”

在拉霍亚，当特鲁希略向我展示他刚刚培养出的一批类器官时，我想起了伦绍夫的这个问题。

“这只是一团细胞，”他指着其中一个孔说，“还远远不是人脑，但我们有工具，可以制造出更复杂一点的迷你大脑。”

“所以你觉得这没问题，”我一边说，一边绞尽脑汁想找一个恰当的措辞，“因为很明显，这并不是人脑——”

“人体细胞！”特鲁希略澄清说。

“这么说，它们是活的。”我半带疑问地说。

“是的，”特鲁希略回答说，“它们是人体的一部分。”

“但它们不是人类个体？”

“不是。”他回答说。

“复杂到什么程度就接近两者的边界了呢？”我问道。

特鲁希略让我想象一个连着电极的类器官。“你可以用一种电刺激的模式刺激它。”他说。

在我们聊天时，特鲁希略坐在一台显微镜前。

他伸出两根手指，敲击着工作台的台面，节奏飞快。

噼啪，噼啪，噼啪。

他停了下来，手悬在空中。“然后我们停下来。”

几秒钟后，特鲁希略又开始用他的手指敲击台面。噼啪，噼啪，噼啪。

“然后，它发出了信号。”他说。为了回应输入的信号，这个类器官用它的神经元产生了自己的反馈信号。“如果发生这一幕，就比较令人担忧了，因为它在学习。”

这些噼啪作响的球体对我们来说非常神秘，很难理解。但我们的问题并不只在于大脑类器官是人类的一种“新作品”。假如你过生日时收到的礼物是一部智能手机，你可能要花一些时间才能搞清楚怎么解锁，但这并不会引发哲学危机。大脑类器官之所以令人担忧，是因为我们一度先入为主地认为理解生命应该是件很容易的事。但这些神经元组成的球体告诉我们，情况远非如此。

为了判断大脑类器官是不是“活的”，我们会把类器官与我们最了解的生命做比较，这种生命也是我们评判其他可能存在的生命类型的基准：我们自己的生命。如果有人问你，你是否活着，在回答“是”之前，你不需要摸你的脉搏，也不需要证明你的细胞正在分解碳水化合物。这是你深有体会的事实。

“我们知道活着是一种什么感觉，”生物学家J. B. S. 霍尔丹（J. B.S. Haldane）曾在1947年指出，“就像我们知道什么是红、疼或者费力一样。”[9]这些知识似乎再明显不过了，但霍尔丹继续说：“对于这些知识，我们只能领会，无法言说。”

有些人可能会丧失这种“活着”的感觉。虽然他们并没有真的濒于死亡，但他们坚信自己已经死了。虽然这种疾病非常罕见，但遭受这种疾病折磨的人仍然时有出现，足以给它取个名字：科塔尔综合征（Cotard’s syndrome）。[10]

1874年，法国医生朱尔斯·科塔尔（Jules Cotard）收治了一名特殊的患者，她因为有自杀倾向而入院接受治疗，科塔尔为她做了检查。科塔尔在病历中写道：“她非常肯定地表示，她没有大脑，没有神经，没有胸，没有胃，没有肠道，只剩下皮包骨头的腐烂身体。”[11]她能够用完整的句子表达自己这一坚定的看法本身其实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但却丝毫动摇不了她的信念。

在此后的岁月里，更多关于科塔尔综合征的报道浮出了水面。在比利时，一名妇女宣称自己全身都是半透明的。她拒绝洗澡，因为她害怕自己会溶解掉，害怕自己就这样消失在下水道里。[12]德国的一名男子告诉他的医生，他前一年已经在湖中溺水身亡了。至于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处于当下的状态，他能给出的唯一解释是手机辐射让他变成了僵尸。[13]

由于科塔尔综合征非常罕见，神经科学家只能对个别患者的大脑进行研究。2015年，印度的医生描述了一个案例。一名妇女告诉她的家人，癌症腐蚀了她的大脑并且夺走了她的生命。[14]磁共振成像显示，她的头骨中仍然有一个在正常工作的大脑。但医生们发现，在她的眼睛后面几英寸[15]的地方，有一块区域出现了损伤。

这个被称为岛叶皮层的区域接收来自我们全身的信号。接收信号后，它会产生一种对我们内在感觉的意识感知（conscious awareness）。当我们口渴、经历性高潮或者膀胱充盈的时候，岛叶皮层就会变得活跃。

传入岛叶皮层的信号可能对我们从直觉上感知自己“活着”至关重要。如果岛叶皮层受损，这种直觉上的感知可能就会消失，从而患上科塔尔综合征。我们的大脑一直在不断地更新它们产生的有关现实世界的图景，以匹配它们接收和处理的信号。如果无法再获得自己内部状态的相关信息，人们就会更新自己对现实世界的看法，使这种变化能够“讲得通”。而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们死了。

然而，我们不仅知道活着是一种什么感觉，我们还能辨识出除了我们自己以外的其他生命。对我们的大脑来说，辨识其他生命是一项更大的挑战，因为我们的神经无法延伸到它们的身体里去。我们必须用我们的感觉神经元接收到的信号来弥合这一鸿沟。换句话说，我们必须通过我们所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尝到的和触摸到的信息来识别除我们之外的其他生命。

为了加快辨识的速度，我们还会走无意识的捷径。[16]我们利用了这样一个事实：生命体能够针对自己的目标调整自己的行动。当狼群冲下山坡猎捕一头驼鹿时，它们会避开树木，寻找能够拦截猎物的途径。同样是这个山坡，如果一块巨石滚下来，它滚落的方式则是被动的、可以预见的。我们的大脑很擅长区分这种不同，在倏忽间就能分辨出一个物体是在做生物性的运动还是普通的物理运动。[17]

科学家们发现，我们能够如此迅速地辨识出生命体，是因为我们只需要极少量的信息就能触发我们大脑中的相关神经环路。有心理学家曾经开展过一组实验，他们在实验中拍摄人走路、跑步和跳舞的视频，并在视频的每一帧中都用10个点来标记他们的关节。[18]科学家接着把这些移动的点的视频播放给被试看，其中穿插了一些10个彼此毫无关联的点的移动影像。他们的研究发现，被试很快就能辨识出这两种不同的视频。

我们的大脑能迅速辨识生命，依靠的并非只是感知，也在依靠我们的记忆。在积累事物的相关信息时，我们的大脑会根据它们是否有生命来“归档”。一些脑损伤研究发现了我们大脑“档案系统”的这种特点。[19]比如，在大脑的某些区域受损后，人会叫不出昆虫和水果这类生物的名字，但对于玩具或者工具，他们却没有这样的障碍。

长期以来，心理学家们一直想搞清楚，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天生就能做出这样的区分，又在多大程度上是通过后天习得的。毕竟，你能一眼就看懂这句话，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天生就拥有这项技能。对儿童的研究发现，他们对生命的直觉是与生俱来的。相较于随机移动的点，婴儿更喜欢看那些按生物模式移动的点。比起那些被动移动的几何形状，他们会花更长时间观察那些看起来像是自我驱动的几何形状。[20]儿童在学习方式上也存在对生命的偏爱：他们认识动物的速度比认识无生命的物体更快，对所学知识的记忆也保持得更久。换句话说，早在我们能说清楚我们对事物有何种了解之前，我们对生命的认识就已经存在了。

心理学家詹姆斯·奈恩（James Nairne）和他的同事曾指出：“如果要在一个个‘节点’处切分出人类的意识，那么生命和非生命的边界就是天然的切分点。”[21][22]

我们对生命体的感知能力比我们这个物种存在的时间更久远。动物实验发现，它们可以像人一样区分生命体和非生命体。[23]2006年，意大利心理学家乔治·瓦洛蒂加拉（Giorgio Vallortigara）和露西亚·雷戈林（Lucia Regolin）制作了一部影片，影片内容由一些移动的点组成的，但这一次，他们拍摄的是鸡，而不是人。[24]制作完成后，他们把影片放给刚孵化出的小鸡看。他们发现，如果由圆点组成的“母鸡”朝左，小鸡们就会朝左转；如果“母鸡”朝右，小鸡们就会跟着朝右。当瓦洛蒂加拉和雷戈林给小鸡们看另外一些影片时——比如随机移动的点，或者把“母鸡”上下颠倒——小鸡们就不会表现出上述行为。

这些研究表明，动物利用视觉捷径来辨识其他生命体已有数百万年的历史。[25]这一策略能让捕食者迅速发现猎物。这对猎物也有好处，因为有了这一策略提供的重要信息，猎物就更有可能逃脱捕食者的追捕。躲避一匹狼和躲避一个滚落的巨石都需要迅速做出反应，但两种反应又截然不同。

大约7 000万年前，我们最早的灵长类祖先继承了这种区分生命的本能。但在随后的演化过程中，除了这种古老的本能外，他们还形成了辨识生命体的新方法。他们的后代演化出了功能强大的眼睛和硕大的脑，拥有复杂的神经元网络，这一网络可以把视觉信息与其他感觉的信息整合到一起。在演化的过程中，一些灵长动物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属性，往往会有很多成员群居在一起。为了能在社群中过得更好，[26]它们必须对其他灵长动物的面容非常敏感，能够读懂它们的表情，追踪它们的目光。

我们的猿类祖先出现于大约3 000万年前。他们演化出了更大的大脑，能够对同伴产生更加深入的理解。现存的与我们亲缘关系最近的猿类是黑猩猩和倭黑猩猩，通过解读同伴表情和声音中隐藏的微妙信息，它们都能推断出同伴的感受以及同伴知道些什么。它们无法用文字将这些推断记录下来，因为他们没有这样一种语言。如果你叫一头黑猩猩来定义生命，你必然会大失所望。但一只猿仍然能深深地感受到它的同伴是有生命的——这与我们的祖先在700万年前分化出他们自己这支谱系时我们所继承的感受一样。

在人类这支谱系中，大脑演化得越来越大。相对于身体的大小，我们是动物王国中大脑最大的物种。我们的祖先还演化出了语言能力，以及一种更为强大的能力——“深入”他人的大脑，洞察他人想法的能力。但所有这些能力都是在我们从早期灵长类动物那里继承来的能力的基础上形成的。如此深厚的基础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会如此盲目自信，确信自己知道“活着”的含义是什么，虽然我们并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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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古的时代，当我们这个物种有新成员降生时，我们的祖先可以利用他们能辨识生物的大脑环路辨识出另一个人。不过对于这个新生命是如何产生的，他们并没有演化出相应的直觉，无法给出答案。虽然没有这样的直觉，但人们自己想出了一些解释。

例如，《传道书》中记载了“灵是如何进入怀孕妇人的胎中的”。犹太学者后来教导说，胚胎在第四十天之前“只是水”。基督教神学家还将《圣经》与希腊哲学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解释。13世纪的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描述了一个“赋灵”（ensoulment）的过程。[27]他认为，人的胚胎首先会获得植物灵魂，拥有植物那样的生长能力。接着，植物灵魂会被动物性的知觉灵魂所取代。最终，知觉灵魂又会被理性灵魂取代。

其他文化也提出了自己的解释。科特迪瓦的邦族人将生命的开始视作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旅程。[28]他们认为，婴儿是来自逝者聚居之地乌拉格贝的灵魂。只有到出生几天后，脐带的残端脱落时，新生儿才算真正属于这个世界。如果新生儿在这之前死亡了，邦族人是不会为其举行葬礼的，因为他们不认为这是死亡。

对于生命是如何开始的，人们看法不一，也由此形成了一些与怀孕有关的习俗和法律。对古罗马人来说，人的生命始于第一口气。罗马的医生和治疗师经常使用一些草药来为孕妇堕胎。但妇女在自己是否可以堕胎方面没有发言权，决定权完全掌握在家族的男性族长手中。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神学家认为胎儿是有灵魂的，这意味着堕胎是一种犯罪。然而，对于在现实中具体该如何理解禁止堕胎，神学家们却争论不休。阿奎那的追随者认为，必须区别对待孕早期和孕晚期两种情况。1315年，神学家那不勒斯的约翰为医生们提供了一项指导原则，告诉他们该如何应对因怀孕而危及妇女生命的情况：如果腹中的胎儿尚未被赋灵，医生就应该为孕妇堕胎。约翰宣称：“这样虽然阻碍了胎儿被赋灵，但并没有导致任何人死亡。”[29]

但如果胎儿已经获得了理性灵魂，医生就不应该试图通过堕胎来挽救母亲的生命。约翰写道：“如果无法做到在帮助一个人的同时不伤害另一个人，那就两个人都不帮更合适。”

虽然有了这样的指导原则，但麻烦的是，没人确切知道胎儿是在什么时候被赋灵的。一些神学家认为，对于医生来说，处理这种不确定性的最好办法就是永远不要为妇女堕胎。其他一些神学家干脆把堕胎的决定权留给了医生的良知。在16世纪的意大利，法官为赋灵设定了一个起始时间——受孕后的第40天。1765年，英国法官威廉·布莱克斯通提出了一个新标准：初觉胎动（the quickening）。

“生命是上帝的直接恩赐，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布莱克斯通写道，“从婴儿在母亲的子宫中萌动的那一刻起，生命就处于法律的保护之下了。”[30]

美洲殖民地也采用了初次胎动作为自己的标准。对几代美国人来说，堕胎并不是一件会掀起什么波澜的事情。寻求堕胎的妇女几乎不会受到惩罚。家庭主妇们会服用自己在花园里种植的草药来进行药物引产。之后，进入了工业化时代，大批妇女从农场涌入城市。在城市里，她们尝试用报纸上宣传的“女性月服药片”（female monthly pill）来堕胎，但这些粗制滥造的堕胎药往往效果不佳，很多妇女不得不寻求医生的帮助，偷偷地接受堕胎手术。

在整个19世纪，反对堕胎的力量越发具有组织性。教皇庇护九世宣布，堕胎——即使是在初次胎动之前也是如此——是一种不可饶恕的大罪。在美国，纯洁社会运动的人士警告说，堕胎会诱使妇女过上罪恶的生活。美国医学会对此表示认同，一些知名医生还向公众发表演讲，指出堕胎会给胎儿和孕妇带来危险。1882年，马萨诸塞州一名叫查尔斯·A. 皮博迪（Charles A. Peabody）的医生就公开发表演讲，反对堕胎，并呼吁同行拒绝孕妇的堕胎请求。

皮博迪警告说：“这是在对上帝犯罪——最为深重的大罪。”[31]

对于像皮博迪这样受过19世纪末医学教育的医生们来说，围绕怀孕展开的争论已经与前几个世纪有了很大的不同。中世纪的学者们对子宫内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他们依靠的是《圣经》、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以及为数不多的胎动。而在皮博迪生活的时代，科学家已经开始研究精子、卵子和受精，并追踪研究胚胎的发育过程。但在19世纪晚期，仍然有很多科学家将生命视为一种神秘的活力，此时距离发现基因和染色体的关键作用还有几十年的时间。当时的这些科学家认为，这种活力会在受孕的那一刻释放。

“生命始于何时？”皮博迪问道，“科学给出了答案，而且是唯一的答案，不存在其他可能性。生命始于最初，在生命力觉醒的那一刻，在它的各种力量初次协作的那一刻，生命就开始了。”

按照这样的观点，法律不能将初次胎动作为堕胎是否合法的分界线。“不！”皮博迪怒吼道，“生命始于最初，一个人在其整个自然之旅中都享有生命权。”

到1882年皮博迪公开反对堕胎时，美国的许多州都已经通过了严格的法律，禁止堕胎。然而，医生们还是会利用法律的漏洞继续为一些怀孕妇女做堕胎手术。他们之所以做这些手术，有时是出于孕妇健康的考虑。抑郁、自杀或极端贫困也是足够充分的理由。许多医生愿意为遭受强奸的女性进行堕胎。这些情况很少会被曝光，更不大会有医生因此被捕。

这种半合法的制度在美国无声地延续了几十年，直到20世纪40年代，一场新的反堕胎运动让孕妇突然间失去了许多原本更安全的堕胎方式。许多孕妇不得不自己堕胎，由于技术拙劣，往往会出现许多问题，最后成群结队地出现在医院。每年都会有数百名孕妇因此丧生。

改革者开始呼吁对相关法律进行修改。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暴发了一场严重的麻疹疫情，出现了许多新生儿严重畸形的情况，因此许多妇女要求有能够安全堕胎的渠道。各州对此做出回应，宣布在某些情形下堕胎合法。在1973年的“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中，最高法院做出裁决，指出将堕胎定为刑事犯罪侵犯了妇女的隐私权。最高法院裁定，各州对堕胎的限制只能始于孕期三个月后，因为从这时起，胎儿才有可能在子宫外存活。

在这份裁决书中，最高法院提到了生命的起点，但也只是说法院不必解决这个问题。“[在本案中，]我们不需要解决生命何时开始这个难题，”最高法院宣称，“目前，在医学、哲学和神学领域接受过相关训练的人士仍无法就此达成共识，在这样一个对人体发育的认知阶段，司法机构不宜通过猜测给出答案。”

反堕胎组织对最高法院的裁决做出了回应，他们努力采取一种避免与裁决发生冲突的策略来阻止堕胎。比如，抵制研制堕胎药的公司；游说议员制定法律，让堕胎诊所难以运行；为了赢得选民，他们还援引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者至少是援引精心挑选过的有利于他们诉求的研究成果。

他们声称，对胎儿的研究发现，胎儿开始感到疼痛的时间其实要更早一些。一些反堕胎的立法者提出了“胎儿心跳法案”，但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当心肌细胞开始收缩时，心脏尚未形成。因此，这些法案其实与真正的心脏没什么关系，其目的是将允许堕胎的时限缩短至六周，进而切实有效地禁止大多数堕胎。

除了这些迂回的策略外，许多反堕胎团体还想彻底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是解决生命何时开始这个问题，或者用准确的法律术语来说，具体确定胚胎何时成为人，并拥有伴随人格（personhood）而来的所有权利。[32][33]一场所谓的人格运动随即兴起，宣称这些人格权可以追溯到受精卵。如果确实如此，任何堕胎都将成为违法行为。

人格运动的一些领导者还认为，某些形式的避孕也应当被禁止，因为这些避孕措施阻止了新形成的胚胎在子宫中着床，从而阻止了怀孕。为了证明这一法律诉求的正当性，他们“诉诸”了科学，策略与一个多世纪前查尔斯·皮博迪的大致相同。

“生命始于受孕，”保守派权威人士本·夏皮罗在2017年宣称，“这不是宗教信仰，这是科学。”[34]

需要说明的是，夏皮罗并不是科学家。他拥有法学学位，还开设了一个播客。在提出这一主张时，他也没有提供任何相关的科学证据。而另一方面，自从生命的分子基础变得明确之后，科学家们一直都在反对这些关于生命的尖锐且极端的主张。1967年，在“罗伊诉韦德案”之前围绕堕胎展开的讨论中，诺贝尔奖获得者、生物学家约书亚·莱德伯格（Joshua Lederberg）[35]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生命的法律起点》的文章，就这一争议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对于‘生命始于何时？’这个问题，我们无法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莱德伯格写道，“就当代人的经历来说，生命实际上从未‘开始’过。”[36]

莱德伯格解释说，受精卵是“活的”，不过是以细胞的方式“活着”的，不同于人的方式。某些生物——比如细菌——整个一生都以单细胞的形式存在，在海洋或土壤中无忧无虑地生长。但构成我们身体的细胞没有那么“粗犷”。如果你扎破手指，将一滴血滴在桌子上，你的细胞不会自己爬出来勇闯世界。它们会变干，然后死亡。对于细胞来说，死亡是因为它们的蛋白质出现了故障，内部化学平衡被打破了，细胞膜也破裂了。而在体内，细胞能够茁壮成长，以流过它们的营养物质为食，使它们的蛋白质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并处理掉产生的代谢废物。如果收到恰当的信号，细胞还可以生长和分裂。母细胞会把它所有的分子遗产分给它的一对子细胞，一个细胞就这样变成了两个细胞。在细胞分裂的过程中，母细胞并没有死亡，子细胞也没有新生，那些赋予生命生命的东西从前者流向了后者。

某些类型的细胞还能“倒放”这部“电影”。它们不是分裂，而是融合。例如，当我们运动时，我们会刺激肌肉细胞增殖、合并，从而形成新的纤维。在我们的骨骼中，一些免疫细胞会融合成巨大的团块，形成所谓的破骨细胞。这些破骨细胞会蚕食旧的骨骼，这样旧组织就可以被新组织所取代。每个肌细胞和破骨细胞都可以容纳许多个细胞核，每个细胞核都有自己的DNA。聚在一起形成肌细胞或者破骨细胞的独立细胞并没有死亡。它们只是将分子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新的生命形式。[37]

这就像是一个细胞组成的宇宙，受精卵自然也生活在其中。受精卵当然是活的，但并不是由无生命的分子转瞬间组装而成，获得生命的。相反，它由两个活的细胞融合而成。但形成受精卵的卵子和精子也都不是突然出现的。当母亲还是胚胎时，卵子就从分裂的细胞中产生了。一名男性每天会产生上亿个精子，但归根结底，这些精子都源自发育出他整个身体的那个受精卵。从上一代人，上一代人的上一代，不断往前追溯，生命的流动是个从未间断的连续过程。你必须划着独木舟，沿着生命的河流逆流而上数十亿年才能到达它的源头。

“生命始于受孕”这句口号简洁明了，朗朗上口。但就其字面上的意思而言，这种说法完全错了。然而在涉及这句口号时，人格运动的参与者一直都明确表示，不能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它的含义。他们所说的始于受孕的不是泛指的生命，而是一条生命。而且也不是任意种类的生命——不是犰狳或者矮牵牛花的生命——而是人的生命，其包括（我们就别再绕圈子了）生命权在内的各种权利都受法律的保护。

2001年，反堕胎人士帕特里克·李和罗伯特·乔治写道：“一个拥有生命的独特人类个体是在精子让卵母细胞受精那一刻形成的。”[38]他们解释说，受精卵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拥有一套独一无二的DNA，这套DNA由来自父母双方的DNA组成，可以指导受精卵的发育。但李和乔治认为，虽然用肉眼还看不到，但受精卵可能已经拥有推理以及其他所有使我们成其为人的能力。

如果了解人类生长发育的实际过程，你会发现，要想把某个瞬间确定为一个新的人类个体生命的起点是根本不可能的。[39]人类个体生命的起点绝对不可能是精子和卵子融合的那一刻。我们的细胞通常携带46条染色体，其中23条来自我们的母亲，23条来自我们的父亲。但在受精的那一刻，父亲的DNA和母亲的DNA相结合，实际上产生了69条染色体。这是因为未受精的卵细胞和母亲体内的其他细胞一样，拥有46条（23对）染色体。

一个拥有69条染色体的细胞自然无法发育成一个健康的人类个体。它的基因会严重失衡。为了避免这场灾难，卵细胞采取了一种应对措施：当精子到达时，它会从自己身上“掐”掉一个小泡，小泡中含有23条它的染色体。现在，这枚卵细胞就只剩下另外23条染色体了，与父亲的DNA完美配对。

然而，即便到了这个时候，受精卵仍然还没有获得一个单独的新基因组，或者说，没有获得属于它自己的基因组。在受精卵中，来自母亲的染色体和来自父亲的染色体仍然是分开的，分别被包裹在各自的膜中，在各自的“房间里”经历着变化。我们可以把发育初期的受精卵想象成一个协作空间，来自父母双方的基因组在里面各忙各的。

之后，受精卵分裂成两个细胞，每个细胞都继承了父母双方的一套染色体。受精后要经过一天的时间，受精卵才能抵达这个重要的里程碑。到了此刻，父母双方的染色体才会放弃它们各自的“房间”。只有到了两细胞的胚胎期，这两组DNA才能聚到一起。

然而，即便到了这一阶段，新胚胎在分子层面上仍然不具有独立性。细胞中所有的蛋白质几乎都来自卵细胞，由母亲的基因编码。在这个重要的方面，胚胎表现得仍然像一团由母亲的细胞组成的细胞团。一个独特的人类个体还没有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来自父亲的染色体“苏醒”过来——新的基因组开始工作——之前，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卵细胞内有一组特殊的“刺客”蛋白，也是由母亲的基因编码产生的。它们在胚胎的细胞中游荡，消灭胚胎内的其他蛋白。此外，另一组蛋白则抓住了来自父母双方的染色体，让这些染色体为即将开展的新工作做好准备。现在，细胞会“回收利用”卵细胞中蛋白质分解得到的“原材料”，制造出一批新的蛋白。[40]

在内部发生这些变化的同时，胚胎从母亲的输卵管中漂浮出来，下行进入子宫。在这个过程中，它可能会一分为二。在一分为二后，这两团细胞会继续分裂，每一团细胞都将形成一个普通的胚胎。最终，这两团细胞会发育成同卵双胞胎。如果我们必须接受卵细胞在受精后立即就会变成一个人的观点，那我们自然会问，在出现双胞胎这种情况的时候，这个人去哪儿了呢？[41]

异卵双胞胎则是通过另一种方式发育而成的。母亲一次排出了两个卵细胞，每个卵细胞由不同的精子细胞受精。有时，当这对双胞胎还是一些小细胞团的时候，它们会融合到一起。多亏了它们有这种灵活性，在一些细胞包含一个基因组而其余细胞包含另一个基因组的情况下，这些细胞也可以重新组织为一个单一的胚胎，继续正常发育。

科学家们将这类由两个受精卵融合形成的胚胎称为嵌合体。[42]嵌合体可以成长为健康的成年人，只不过他们的身体里一直包含两群拥有不同基因组的细胞。如果每个受精卵都是一个人类个体，拥有一个人应该享有的所有权利，那么嵌合体在投票时是否应该投两票？

在回顾胚胎的发育过程时，我们往往会将其视作一个极其精准，像发条一样有序运作的化学过程，是这个化学过程将单个细胞转变成了一个拥有37万亿个细胞的身体。教科书中对每个阶段的描述是在不出现差错的背景下发生的情况。但发育经常以失败告终，许多胚胎并没有最终存活下来。[43]胚胎存活面临的最大风险是胚胎细胞内的染色体并非精准的23对。有时，胚胎细胞中会存在某条染色体的第三个拷贝。在这些细胞中，由于每个基因有三个拷贝，所以胚胎有可能会产生过多的蛋白质，使自己中毒。胚胎的某条染色体也可能只有一个拷贝，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它们将无法制造出生存所需的所有蛋白质。

这种失衡有时出现在卵细胞中。在卵细胞去掉小泡中多余的染色体时，其中某条染色体可能会意外地保留下来。而在受精之后，也就是胚胎开始分裂时，也可能出现一些问题。在细胞分裂时，它们可能无法将自己的染色体均匀地分给子细胞，从而造成一个细胞拥有的染色体过多，而另一个拥有的又太少。当这些子细胞分裂时，又会将这种失衡传给它们的后代。

生物学家们将这种失衡称为非整倍体。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胚胎会遭遇灭顶之灾。如果胚胎中包含平衡和不平衡的细胞，那些不平衡的细胞可能会停止生长，而余下的平衡细胞则继续生长发育，最终构成绝大部分身体组织。即便是完全由非整倍体细胞构成的胚胎也有可能存活下来，但具体要看是什么性质的失衡。如果胚胎多携带了一条21号染色体，孕妇最终可能会产下罹患唐氏综合征的婴儿。但大多数情况下，非整倍体胚胎都无法存活。有时它们只是停止生长。有时它们无法在子宫着床，最终被排出体外。

非整倍体并不是导致流产的唯一原因。一些女性无法产生足够的激素让她们的子宫为迎接新的胚胎做好准备。在一些重要的时期发生感染可能会使女性的免疫系统负荷过高，导致免疫系统将胚胎和胎盘视为入侵的敌人，对它们展开攻击。

科学家对自然流产率做过估计，发现这一比例很高。2016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10%~40%的胚胎没能存活到进入子宫着床。[44]研究人员发现，如果从受孕到出生整个过程来看，这一数字可能会上升到40%~60%。如果一个国家宣布生命始于受孕，受精卵拥有所有人应当享有的合法权利，那么这个国家将不得不把失去这些没能存活的受精卵视为一场医疗灾难。这意味着全世界每年可能有超过1亿人死亡，远远超过心脏病、癌症等主要致死原因导致死亡的人数。

然而，这场危机并没有成为那些反对堕胎者的当务之急。[45]恰恰相反，其中一些人还对这些估计值提出了质疑，认为真正的数量要略低一些——似乎死亡人数如果是数千万人的话，在某种程度上更容易让人接受一些。一些人表示，像非整倍体这类导致流产的原因是阻挡不了的，所以这些生命绝对无法挽救。[46]但事实并非如此。很多研究都致力于减少流产的发生——不是因为研究人员认同生命始于受孕这一观点，而是因为他们想帮助那些难以生育的夫妇。一些有复发性流产问题的妇女可以通过注射激素来提高成功生育的概率。[47]还有研究人员在探索用一些新的方式来挽救胚胎，比如管理母亲的免疫系统、编辑胎儿细胞的DNA等。

反对堕胎的人士常常会列出一些例外情况，这些例外往往前后逻辑不一致，有悖于他们自己的主张。2019年，亚拉巴马州的立法者提出了一项法案，将对实施堕胎的医生提出重罪指控：这些医生将面临最高99年的监禁。但该法案的起草者还开了个“绿灯”，将因怀孕而面临严重健康风险的女性作为例外情况。这项法案引起争议时，亚拉巴马州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对其作了增补，增加了因强奸和乱伦而导致怀孕可以堕胎的例外情况。

该法案的发起人之一、州参议员克莱德·钱布利斯（Clyde Chambliss）对此表示反对。“强奸和乱伦是恶行的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出决定非常、非常困难，”钱布利斯告诉记者，“但如果我们相信生命始于受孕——我是这么认为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堕胎就夺去了一条生命。”[48]

但如果按照这一原则，钱布利斯是无法合理解释很多问题的。当一对夫妇采取体外受精的方式来生育时，医生通常会制造出一批而不只是一个胚胎。他们会从胚胎中取出一个细胞，仔细检查它的DNA，评估胚胎能够健康存活下去的可能性有多大。由于早期胚胎中的所有细胞都能发育成一个完整的胚胎，按照钱布利斯的逻辑，这项检测就夺去了一条生命。一旦生育科医生挑选出最好的胚胎，将其植入子宫使其成功着床，其他胚胎可能会被冷冻起来或者被直接销毁。如果堕胎不合理的原因在于受精卵是一个人，那么体外受精造成的胚胎死亡自然也是不合理的。按照钱布利斯的这个逻辑，无论造成胚胎死亡的原因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应该如此才对。

然而，在亚拉巴马州法案的辩论中，钱布利斯澄清说，他的禁令并没有阻止体外受精。当其他立法者提出质疑，指出他的观点存在这一矛盾之处时，他做出了回应，但这个回应很令人费解。

“实验室里的卵细胞不适用于这条法案，”他表示，“这些卵细胞不在女性的身体里，所以此时女性并没有怀孕。”

这项法案的修正案增补了在强奸和乱伦的情况下允许堕胎的例外情况，但亚拉巴马州的立法机构投票否决了该修正案。该州州长在这之后签署了这项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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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受精让“生命始于何时？”这个问题变得很复杂，而现在重编程的细胞可能会让这个问题更加错综复杂。恰当地利用某些化学试剂的混合物，重编程的细胞可以发育成一个胚胎。[49]科学家已经成功地将成年小鼠的皮肤细胞转化为小鼠胚胎，这些胚胎可以发育成小鼠幼崽。这样的事情也许很快也能在人类身上实现。到那时，我们每个人身体里的数万亿个细胞都将拥有成为一个人类个体的潜力。如果按照人格运动的逻辑来看，这数万亿个细胞都将拥有人应该享有的权利。我们家里的灰尘绝大部分其实都是我们皮肤上脱落的数百万死亡的皮肤细胞，那是不是每一个死亡的皮肤细胞都代表着一条生命呢？

情况很复杂，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逃避对我们人类同胞的道德义务。这只是意味着要解决这些复杂问题，没有简单的办法。随着类器官变得越来越复杂，要确定我们应该对其承担的道德义务可能会非常困难。今天的大脑类器官是活的，这没错，它们源自人，但它们没有体验人类所体验到的那种活着的感觉。比如，霍尔丹所体验到的那种感觉。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更大、更复杂的类器官可能会产生复杂的脑电波，甚至可能会学习。也许有一天，这些类器官真的可以获得对生命最基本的感觉。

我们怎么才能知道这些类器官是否获得了这种感觉呢？西雅图艾伦脑科学研究所的所长克里斯托夫·科赫（Christof Koch）提出了一个想法。他认为，科学家们可以通过监听类器官发出的信号来衡量其经历的复杂性。科赫的这项提议源于他和其他科学家对意识本质的研究。他们认为意识是整个大脑信息的整合。[50]当我们有意识时，信息在我们的整个大脑中流动，让我们产生了一种连贯的现实感。当我们睡着或陷入昏迷状态时，流动就会减少。大脑的许多区域仍然活跃，但它们的信息不再综合构成单一的、统一的体验。

科赫和他的同事们认为，如果对大脑信号进行干扰，我们就可以测量出大脑信息的整合情况，就像把一块石头扔进池塘里会产生涟漪一样。他们把能够发出磁脉冲的设备戴在志愿者的头上，这些无害的磁脉冲会短暂地对他们的脑电波产生干扰。如果受试者处于清醒状态，脉冲会产生信息流，沿着复杂的路径在大脑中传播。当人们做梦时，也会出现同样的模式。但当人处于麻醉状态时，脉冲只会触发简单的反应——就像钟声而不是管风琴演奏的赋格曲。

科赫建议，科学家们可以采取同样的方式，将磁脉冲应用于类器官，看看它们会有什么反应。让他的这项建议非常有吸引力的一点是，他和他的同事们发明了一种方法，可以用一个数字来衡量大脑中信息的整合程度。它就像意识的温度计。对于大脑类器官永远不应该超过某一特定数值这一点，我们可能不会有什么异议。如果我们发现某一批特殊的类器官偷偷跨过了这个门槛，我们就知道我们必须得做出决定，确定该如何关怀它们的生命了。[51]

“大脑类器官遭受痛苦是什么意思？”科赫在2019年的一次演讲接近尾声时问。“这不是一个很好回答的问题。”[52]

1967年，早在人们关于类器官的梦想还不存在的时候，约书亚·莱德伯格就预见到了前方将会遇到的麻烦。

“其实，生物学家对法律的帮助并不大，”莱德伯格说，“生命始于何时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提问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