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长路漫漫

史学家分析，中国近代工业发轫于清同治元年（1862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90载发展历程大体可以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官营军工时期，1862-1877年。

第二时期：官督商办时期，1878-1894年。

第三时期：外人兴业时期，1895-1902年。

第四时期：政府提倡时期，1903-1913年。

第五时期：民营进展时期，1914-1925年。

第六时期：官民合作时期，1926-1933年。

第七时期：工业衰落时期，1934-1949年。

这几十年中国内忧外患，国力孱弱，无力抵抗外族入侵，丧失了大批领土和许多主权。尽管如此，现代制造业还是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扎下根来，破土而出，艰难生长。

官营军工时期　该时期从清同治元年（1862年）至光绪三年（1877年）。这一时期军事工业勃兴，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一是清兵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得到了西方枪炮兵轮的支持，二是朝廷对两次鸦片战争受西方人武器侵凌之苦刻骨铭心。清室中兴诸臣，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目睹了西方兵器在战争中的巨大杀伤力，遂竭力提倡发展军用工业。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首创洋炮局，为中国近代工业之滥觞。1865年，曾国藩和李鸿章在上海设江南制造总局（江南造船厂前身），次年左宗棠设福州船政局，再次年李鸿章在上海设江南造船所，1877年丁宝桢设四川机器局（后改名为四川兵工厂）。这一时期，朝野上下关注制造商品的民用工业者寥寥无几。这一时期所兴办的兵工厂均由政府拨款创办。

官督商办时期　该时期从清光绪四年（1878年）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1878年，左宗棠兴办兰州织呢局，奠定了中国商品工业的第一块基石，这也是近代纺织工业的先声。同年，美商旗昌洋行在上海创办旗昌丝厂，是中国新式缫丝工业的先导。还是这一年，李鸿章派郑观应等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12年后终于部分开工。1885年前后，无锡商人祝大椿开设立源昌商号，经营煤铁五金商业，开创了新式民营工业的先河。1891年，李鸿章在上海创设伦章造纸局，同年张之洞设立湖北织布局，1894-1989年间续设纺纱、缫丝、制麻三局。1893年，盛宣怀在上海督办华盛纺织总厂。这一时期，日用品制造业日渐兴起，其中纺织业最引人注目。其间工业大多为官办，继因经营不佳，逐渐改为官督商办，间或有纯粹由商人自办的企业，但为数不多。

外人兴业时期　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马关条约》缔结，外国人开始在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一时间外商工厂纷起，如英国的怡和、老公茂，美国的鸿源，德国的瑞记等纱厂相继在上海设立。继纺织业而起的是面粉业，如上海德商的增裕、哈尔滨俄商的满洲第一面粉公司。此外，外商还先后在各通商口岸设立了造船、机器、榨油等各类工厂。这一时期，外商势力日益强大，而国人不愿放弃办厂权利，集股开厂者也越来越多，如苏州的苏纶、无锡的业勤、宁波的通久源等纱厂接踵兴办，实业救国之谈风起云涌。

政府提倡时期　自《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终于醒悟：只是发展军工、一味练兵并不足恃，拯救国难非得振兴工商业不可，遂于1903年设立商部，大力倡导发展工商业。因美国排斥华工，国人抵制美货、提倡国货之心日益激奋，于是1903年天津设直隶工艺总局，1905年北京设“京师劝工陈列所”，各省开设高等实业学堂，厘定奖励章程，不遗余力地推进工商业的发展，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也是在这一时期创办的。1910年举办的南洋劝业会别开生面。此时，中国近代工业如棉纱、面粉、缫丝等均已确立基础，像毛织、火柴、水泥、造纸、印刷、电气、卷烟、机器、造船、玻璃、榨油、制糖等民生日用品制造业也在这十年间初具规模。这一时期，政府产生了工业化的彻底觉悟，国民也有了广泛的深切猛醒，收回外人控制权的呼声日益高涨，朝野上下都有振作中国经济的呼声和精神。这是中国工业化“百年破局”中难得的一段精进期。

民营进展时期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商品来源断绝，次年国人又因“二十一条”的苛刻要求强烈抵制日货，因此国内市场基本为华商所独占。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经济受到重创，不仅无法将产品运销远东，反而需要进口大量日货，因此中国市场上洋货竞争更少。1919年的五四运动又引发了抵制日货的高潮，使得日货也难以在中国市场上立足。这样的环境给予了国内商家发展工商业的良机，新厂设立得越来越多。以棉纺织业为例，1914年全国拥有100多万纱锭，1925年这一数字增至400万以上，11年的时间增加了近3倍。同时，1925年的“五卅惨案”激起公愤，提倡国货之声再度高入云霄，国内工业也再度获得发展良机。这一时期属于民营工业的兴盛期。

官民合作时期　1926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1928年设立工商部，负责发展工商各业，修订相关法规，推行举办展览会，设立国货银行、商场，不一而足。据记录，参加1928年中华国货展览会的工厂达4000多家。此后又兴办国营工业，整顿私营工业，进行工业统计和注册，尤其是裁撤厘卡、实行关税自主，大大促进了国内工业的发展。只是自1929年起，工业普遍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不过总体而言仍在继续发展。

工业衰落时期　1933年后中国工业渐趋衰落，“九一八”事变使国内工业丧失了东北三省的广大市场，而“一·二八”事变又影响了东南部的市场。国民政府内的有识之士，如钱昌照、翁文灏等，力促成立资源委员会，作为对日备战的机构，仿效苏联、德国制定重工业三年计划。1936年，资源委员会正式开始工业建设，一年多时间创立了21个工矿单位，分设于各个内地省份。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全面践踏神州大地，本就脆弱的中国民族工业遭到进一步摧毁，工业化进程大大延缓，落入山穷水尽的境地。1945年，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为抵御强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据统计，仅工业方面的损失就达31亿美元（1945年币值）。抗战胜利后，工业新投资甚少，复工率有限，通货膨胀剧烈。

在中国先贤们进行工业化思想实验的同时，东南沿海等相对发达的地区或主动或被动地进行了各式各样的现场实操。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一实验期居然漫长到超过百年，经历艰难的探索过程后，中国才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业发展正确途径。

1929年5月4日，上海《生活周刊》发表了题为《十问未来之中国》的文章，提出了十个问题，向未来的中国发问，在风雨飘摇的中国大地上引发了强烈反响。

文章的作者以“醉梦人”为笔名，他痛心疾首地设问：

1.吾国之军权何时归一，分散之军阀何时湮灭？

2.军人治政之权何时尽除，吾国之行政权何时统于中央？

3.三十四国治外法权何时可废，吾国之司法何时自主？

4.由北洋至宁府，元首概为军界强人，吾国何时诞生文人执政？

5.吾国何时举行真正之代议选举，何时举行真正之国民普选？

6.吾国何时可稻产自丰、谷产自足，不忧饥馑？

7.吾国何时可自产水笔、灯罩、自行表、人工车等物什，供国人生存之需？

8.吾国何时可产巨量之钢铁、枪炮、舰船，供给吾国之边防军？

9.吾国何时可行义务之初级教育、兴十万之中级学堂、育百万之高级学子？

10.吾国何时可参与寰宇诸强国之角逐，拓势力于境外、通贸易以取利、输文明而和外人？

作者写道：“吾举十问，实不知其答案。私以为，能实现十之五六者，则国家幸甚，国人幸甚！”

文章刊出后，《生活周刊》共收到了4000多份读者答卷，对于未来中国十问最后的解决，持乐观态度的读者占15%，持悲观态度的读者占35%，其余读者的态度无明显倾向。

这沉重的十个问题，展现了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全面衰败的境况。在鸦片战争爆发近90年之后，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60余年之后，自产水笔、灯罩、手表、自行车等居然还是中国人心中的工业理想目标，大规模的钢铁和军工制造更是奢望。中国的自强、求富之路依然迷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