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直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在为寻找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恰当途径而伤神。很多貌似宏大的建构，看似新颖的创新，急于入世的方案，可能并非建立在对古人思想的客观认知上，就过早地提了出来。还有一种倾向，就是受到现代学科的误导，急于提出自己的理论，忙于构建自己的“体系”（特别是哲学体系），而罔顾历史的真实。本来我们在研究古人时就容易先入为主，然而更有甚者，在“理解古人就是为了解决现代问题”这一思路支配下，一切学术似乎都是为了对今人有用，为了解决当下问题，于是把现代人认为重要的思想当作研究、分析古人思想的标准，乃至成为时尚。

也许今天是到了这样一个时候，即在寻求对古人思想的恰当理解时，需要先将一些先入为主的目的或目标暂时悬置起来（这有点类似于笛卡尔、胡塞尔当年的做法），这些目的或目标包括：为了建立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成套思想，或者说，为了中西结合，为了现代化，为了现实方案，为了指导当下，等等。不是说这一类关怀不重要，也不是说我自己不是带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从事研究的，而是说，我们需要先对古人的思想有一个客观的理解。至少在我看来，如何更准确地理解我们的祖先，理解我们的文化，理解我们几千年的精神传统，至今仍然是无比重要的。

今人对古人概念的使用，往往容易根据个别资料肆意发挥、盲目夸大甚至刻意歪曲，而不愿意对古人的用法全面考证、客观分析，较少关注这些概念在历史上的真实含义，特别是其来源和演变。由此导致的问题是概念的含义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乱。正如读者所能看到的，本书所讨论的治道概念即是如此，它的使用率很高，含义也很混乱，也许是到了正本清源的时候了。本书试图展示一批儒家治道概念的原本含义，我给自己制定的基本任务，就是尽可能客观、深入、全面、准确地理解古人思想，不要有任何建构理论体系、提供指导原理、满足当下需要的想法，一切本着如实了解古人思想这一目的。

读者也许会说，任何对古人的理解和解释，都是站在今人立场上进行的，都是当下前见的产物，不可能完全客观、准确。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因此而放弃求真、求是的追求，随心所欲地裁剪古人之意。如果我们不能，甚至不愿对古人概念或思想的原义作深入、客观、实际的追寻，就急于根据当代需要、基于个人成见下判断，并称之为思想史或哲学史研究，那么我们的学问根基究竟在哪里？因此我甚至认为，在几千年学统中断，学人普遍精神空虚、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本的大背景下，认知主义对于重建当代中国学人的意义世界，乃至于重建当代中国学统，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尽管只是在有限的程度上。

当然，我也认为，客观分析不等于深度理解，词义考证不等于思想阐释；特别是站在深厚的历史—文化—心理传统，甚至中外文化差异的大背景下来理解和解释，更不是文字训诂和还原真实所能代替的，从思想史学科的性质看，我不仅承认这是其主要任务，也视之为自己学术研究之职志。正是从这一角度看，我承认目前这本书并没有全面展示我有关儒家治道的理论看法，而只是我有关儒家治道的最基础研究。有关儒家治道的主要理论，需要另外一本书来阐释。我预计在另一本书中将自己以前有关儒家治道理论的研究作一全面展示。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概念考证和意义还原的工作。

我对儒家治道的研究已有十多年时间，前后撰写过不少文章。除了分散发表的论文之外，也在《文明的毁灭与新生：儒学与中国现代性研究》（2011）、《“三纲”与秩序重建》（2014）这两部书中较系统地呈现了自己过往的习作。但是，我在撰写这两部论著及相关论文的过程中，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可纳入治道范畴，而只是作为儒家有关秩序的基本问题来关注。直到2015年，我应邀参加了陈来先生主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有幸承担了其中的“两创与治国理政”这一子项目，才意识到治道问题的重要性。“两创”项目促使我从治道这一角度将自己多年的研究贯通起来。项目结束后，我又申请了清华大学2017年校内自主项目“儒家治道及其现代意义”，项目的获批唤起了我的巨大热情，使我想进一步把儒家治道的有关基础问题搞清楚，进而有了目前这本书。

本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有关儒家治道的概念史著作。全书围绕着治道一词以及与治道相关的八个基本概念，即治法、治具、治术、治体、政道、王道、人道、中道等，以《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以及一批现代新版古籍资料为基础，以经、史、子、集文献为框架，以先秦至明清两千多年历史为跨度，试图分析每个概念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起源、使用、含义及其演变。全书结构如下：

第一章：治、道考义。从文字学角度分析治、道两个字的本义，揭示此二字鲜为人知的重要含义。比如治字如何从辭、等与相关的汉字演变而来及其含义特点；道字在先秦文献中的本义是什么及其具体体现。

第二章：治道含义。统计归纳治道作为一个术语在先秦古籍及以后历史上的使用情况，深入分析此词的主要含义及特点，总结古人对它的使用方式及其历史演变过程。

第三章：治道相关概念（上）。逐个分析治法、治具、治术、治体这四个概念的使用、含义及特点。

第四章：治道相关概念（下）。逐个分析政道、王道、人道、中道这四个概念的使用、含义及特点。

附录一、二、三、四为文献附录。特别是附录一，主要提供各概念在四部中发生的原貌，是本书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本书专门讨论的九个术语外，先秦至汉代文献中还有诸如“为国”“为君”“为上”“为政”“王政”“为治”“治国”“治世”“治平”“治政”“治民”“治人”“治下”“治要”“治略”“治天下”“平天下”“王天下”等概念，含义与“治道”相近，尤其是当后面加上“之道”二字时。此外，还有一些概念，亦与“治道”义近（不常用，故列举书名），如“救世”（《左传·昭公六年》）、“抚世”（《庄子·天道》）、“经世”（《庄子·齐物论》）、“济世”（《庄子·庚桑楚》）、“畜天下”（《庄子·天地》）、“为天下”（《庄子·应帝王》）、“用天下”（《庄子·天道》）、“持天下”（《荀子·王霸》）、“王治”（《申鉴·政体》）、“均国”（《中庸》）、“君国”（《盐铁论·复古》）、“君万物”（《管子·心术下》《管子·内业》）、“君天下”（徐干《中论·爵禄》）、“均天下”（《中庸》《庄子·天道》*a）、“政体”（《申鉴·政体》）、“经国（家）”（《左传·隐公十一年》《荀子·非十二子》）等。这些皆有助于理解古人的治道思想，不过相比于本书专门讨论的这九个术语，它们的重要性或规范性稍有逊色，故本书未作专门考证。这一方面是因为本书以治、道二字为中心选取相关术语，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文献整理工作量太大。我计划在接下来的研究中，重点来阐释儒家治道的另外若干核心概念，诸如德治、礼治、贤能、风化、政刑等，不过将不再以概念/术语考证为重心，而是从思想史角度来揭示儒家治道的深层结构。

对我来说，本书所做的工作是为一个更大的目标服务的，即将儒家治道的核心理论，它存在的文化土壤、理论结构、主要观点及现实意义彻底说清楚。这方面的工作，我希望今后能在过去两本书的基础上来开展。我的下一步计划是，站在现代人的角度，用现代学术的话语，基于现代学科的知识，寻求对古人思想之恰当理解。我希望将来能出一本中国思想史研究方面的专题性论集，同时希望自己站在文化习性—文化心理学角度揭示儒家治道的真正秘密。

我认为，儒家治道思想需要从儒家有关秩序的基本理念出发，才能得到较好的理解。这是因为，儒家治道基于它对于秩序——从宇宙秩序到人间秩序——的某种崇高理念。如果把治道仅仅理解为治理方式，它就变成了类似于工具的东西，从而大大降低了地位。我们应该从儒家有关秩序的原本观念出发，来完整地理解儒家治道思想。即，治道并不是为了少数人的统治需要而发明出来的，而是为了实现一种高远的文明理想而提出来的。它不为任何一个特定的阶层服务，也与任何利益集团的需要无关，它致力于追求一种可在天地间永存的人类生活秩序，其中包括一种真正合乎人性的人伦关系、一种以统治集体高度自觉为前提的意识形态、一种公正合理的利益分配体系以及一种人民自我觉醒和道德进步的文明生活方式等。如果我们遗忘了儒家治道背后的文明理念，忽略了儒家治道预设的宇宙秩序，而将其价值贬低到对统治者有利这一工具性层面，实在是以今度古，过于肤浅和片面了。

本书的研究方法或许会遭到这样的批评，即堆砌文献资料，缺乏思想深度，尤其在文献大量电子化的时代，这样做似乎意义不大；何况许多文献有待甄别，有些概念含义演变，不能简单地堆在一起。这样的批评无疑是有道理的。我在研究中似乎更偏重横向的共性含义，较轻忽纵向的历史演变。因此，所引文献时间跨度虽大，但以历史长河中不变的基本含义为主。不过从方法上讲，我还是力图将每个概念/术语放在更大的文本和更大的历史语境中来理解，以揭示概念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并尽可能抓住要害、深入分析。

* 《中庸》原文：“天下国家可均也”，《庄子·天道》：“所以均调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