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减少了运往澳大利亚犯人的死亡率
——制度决定的含义

1770年，英国船长库克率领的船队来到了澳大利亚，随即英国政府宣布澳大利亚为其领地。开发澳大利亚的事业开始了。谁来开发这个不毛之地呢？当地的土著居民人太少，只能靠移民。当时英国人主要向美国移民，没人愿意去澳大利亚。于是政府就把判了刑的犯人向澳大利亚运送。这既解决了英国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又给澳大利亚开发送去了劳动力，可谓一举两得。

运送犯人的工作由私人船主承包，政府按上船的人数付费。船主为了赚钱尽量多装人，船上拥挤不堪，且犯人营养和卫生条件极差，死亡率高。据英国历史学家查理·巴特森写的《犯人船》一书记载，1790—1792年，运送犯人的船共26艘，共装4082名犯人，死亡498人，平均死亡率为12%。其中一艘名为“海神号”的船装人424名，死了158人，死亡率高达37%。这么高的死亡率不仅导致经济上损失巨大，而且在道义上也引起社会的强烈谴责。

当时有人建议，让牧师去唤醒船主的仁爱之心，善待犯人。但对船主来说，金钱比上帝的教导更现实。还有人建议政府派官员去船上监督船主的行为。但这样做不仅成本高，而且官员也有可能被船主收买或威胁。英国政府并没有接受这些建议，而是改变了原有的付费制度，不再按上船人数付费，而按实际到澳大利亚的人数付费。

这种付费制度的改变马上见效。船主不再尽量多装人了，而是改善了营养与医疗条件。船主认识到这些犯人是他们的财神，多活一个人就多赚一份钱，谁会苛待自己的财神呢！于是死亡率大幅度下降。据《犯人船》记载，1793年是新制度实施的第一年，这一年有三艘船到达澳大利亚，在422名犯人中仅死了一人。以后这种制度坚持了下来，运往澳大利亚犯人的死亡率总体上在1%—5%之间。私人船主的贪婪本性并没有改变，政府也不用派官员去监督，简单的制度改变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正是制度的重要性。哈耶克曾经说过，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做好事。人性的利己其实有两面性，它可以鼓励人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也可以诱惑人去做各种坏事，关键看制度如何引导。制度并不是要去改变人利己的本性，而是要引导这种无法改变的利己之心去做利国利民的好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由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市场经济中的公平交易制度正是引导利己的面包师提供好面包、利己的酿酒师提供好酒的制度。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道德教育不重要，也不是说政府可以无为而治。这些对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制度要和道德教育与政府监管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酒驾问题。前几年政府制定了严厉的酒驾惩罚制度，并对酒驾的名人按规定进行了惩罚，这表明了政府实行这一制度的决心与力度，酒驾之风得到抑制。现在尽管还有人酒驾，但据交通部门统计，与过去相比少多了。讲多少次酒驾危险不如严惩有用。

要使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我们必须建立各种制度。美国经济学家诺斯所讲的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正是制度依赖。这些年来我们的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经济保持增长态势正与政府各种制度建设的完善密不可分。这正是市场经济社会也是法治社会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