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克鼎：从潘祖荫到潘达于

每次去上海博物馆，我总要参观青铜器陈列室，到了青铜器陈列室，又总要看西周彝器大克鼎。这固然是因为鼎的体积之大，还有更重要的是鼎的造型之美。

它那微敛的口部、方方的唇、宽宽的沿、鼓出的腹部、大立耳、蹄足，气魄真是够雄浑厚重的了。再看它周身的纹饰，也透露出一种厚朴美，和它的造型浑然一体。从玉器纹饰演变过来的兽面纹，到这时已经完全变形，仅存双目和一些弯曲的条纹，浮现在颈部，那方方眼眶中的瞳仁，似乎在水灵灵地转动，这是不是异化了的生命？宽大的波曲纹，在它的腹部形成了带状与环状相结合的浮雕，有起有伏，连续反复，有着一种活泼舒畅的律动感。还有那排列28行290字的铭文，是少见的金文书法杰作。整体布局严谨，字迹端正质朴，行款纵横疏密有致，和鼎身纹饰风格一脉相通。文物界的一代宗师徐森玉先生初次见到此鼎时惊叹道：“（大盂鼎与大克鼎）乃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和美术考古学的珍贵资料，它们在学术上的价值，堪与毛公鼎、散氏盘和虢季子盘媲美，若以小盂鼎、小克鼎与之相比，真有大巫小巫之别了。”

数千年时光的流逝，给它披上了遍身斑驳的铜绿，但历史的烟尘封不住它散射的时代光芒。铸刻的铭文告知我们：大克鼎的最初主人是克，西周孝王（距今2800多年）时的膳夫，专管周天子的饮食，属于“天官”。克的祖父师华父是周室重臣，辅弼王室，德厚功高。周天子感念师华父的功绩，就任命克为出传王命、入达下情的宫廷大臣。官职爵禄世袭，单传嫡长子、孙。克知道自己的一切都得之于祖父的余荫，于是铸造了这个大鼎，用来祭祀祖父师华父。这铭文是周天子把土地赏给臣民的记录，对于西周的土地制度、社会制度的研究，都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

我们应该感谢那位叫克的人，作为这件鼎的最初主人，为后人留下了这件集科学、历史、艺术于一身的古器，使我们知道了两千多年前的许多事情。我们更应该感谢珍藏这尊鼎的最后一位主人潘达于先生，她视大克鼎如生命，历尽劫波，终于把它保护起来，最后又把它送进文物殿堂——上海博物馆，完成了作为收藏家的最神圣的使命。

吴中“贵潘”

潘达于（1906—2007），1906年3月出生在苏州，原姓丁，1923年嫁入潘家。因丈夫潘承镜早逝，为了掌管门户、守护家财的责任，遂改姓潘，名达于。潘达于父亲丁春之，曾任山西定襄知县。

苏州潘家是大户，但分两族，一是大儒巷的“富潘”，族大，兄弟子侄众多，从事金融工作者多。一是钮家巷的“贵潘”，世代书香，曾出过状元、探花、举人，代代有人在朝中做官。同治年间，李鸿章抚苏州时曾题赠一匾额曰：祖孙父子叔侄兄弟翰林之家。“贵潘”中最显贵者是状元宰辅潘世恩，他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爵位蝉联，可谓“四朝元老”。

潘世恩就是潘达于的高祖父。潘世恩（1769—1854），初名世辅，字槐堂，号芝轩，别署思补老人，清代苏州府吴县人。16岁参加童子试时，得到吴县知县李昶亭（字逢春）和知府胡世铨的褒扬佳评。是年补诸生，就读于紫阳书院。乾隆五十七年（1792）中乡试举人，次年中癸丑科一甲一名进士，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侍读学士，礼部侍郎，工、户、吏三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道光十五年（1835）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东阁大学士。道光十八年晋武英殿大学士，赠太子太保、太傅衔。

潘氏家族在潘世恩之后，最显赫的就是潘祖荫了。潘祖荫（1830—1890），字伯寅，号郑盦，小字凤笙。潘世恩之孙，潘曾绶之子。潘祖荫19岁时，因祖父80岁赐寿恩获赏举人。21岁考取国子监学正、学录。23岁中咸丰二年（1852）壬子科会试第九名，殿试一甲第三名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累迁侍读学士、大理寺少卿。同治时，历任光禄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工部右侍郎、南书房行走。光绪元年（1875）授大理寺卿，补礼部右侍郎，晋任刑部、工部尚书，官至军机大臣。潘祖荫是金石、文字学家，凡闻有彝器出土，则“倾囊购之，至罄衣物不恤”，所得有史颂鼎、盂鼎、克鼎等，都是稀世无价之宝。

潘祖荫秉性直爽，敢于直谏，不计祸福，曾多次请诛和弹劾失职官员，但对有识之士却能鼎力保荐。咸丰十年（1860）三月，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襄理军务，颇受器重。左宗棠当时尚未发迹，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做师爷，是一个恃才傲物的人物，监司大员向骆秉章有事相禀，骆让他们向左师爷请示，他也就当仁不让，隐操湖南政柄，甚至代拟的奏折不经骆秉章过目就直接向朝廷拜发，而左宗棠的科举功名仅是举人。

左宗棠的举动犯了官场的众怒。有人上奏弹劾，朝廷命湖广总督官文密查，如确有不法事情，可以就地正法。肃顺将事情告诉门客高心夔，高又告诉湖南名士王闿运，王告诉翰林院编修郭嵩焘，郭即与同值南书房的潘祖荫商量，潘氏三次上疏力保，说明左宗棠为人诬陷，并荐其能。肃顺也说：“人才难得，自当爱惜。”加上胡林翼、曾国藩也纷纷保荐，左宗棠因此获起用，随同曾国藩襄理军务，后独自率领一军，并成为“同治中兴”之名臣。

后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在陕西访得大盂鼎，这时想起恩人潘祖荫，他知道潘对青铜器爱之如命，即命主管西征粮台的袁保恒（袁世凯叔父）购下赠送潘祖荫。大盂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自道光初年出土后，为岐山县令周庚盛收藏，在研究金石彝器的学者中被视为难得一睹的宝物，腹内有铭文291字，极有史料价值。然而潘祖荫疑为赝品，对接受这份礼物犹豫不决。所以左宗棠在给袁保恒的信中说：“盂鼎拓本细玩定非赝品，伯寅侍郎疑为不类……弟意宝物出土，显晦各有其时，盂鼎既不为伯寅所赏，未宜强之，盍留之关中书院，以俟后人鉴别。”次年，潘祖荫改变了主意，亟欲得盂鼎，左宗棠立即安排袁保恒将大盂鼎运往北京，献给潘祖荫。这是左、潘友谊的一段佳话。潘祖荫获得大盂鼎后，请金石家王石经篆刻了“伯寅宝藏第一”巨印，以表达欣喜自得的心情。

潘祖荫曾辑有《攀古楼彝器款识》二卷。他还是一位刻书、藏书家，曾刻书近百种，所藏图书、金石之富，甲于吴下，闻名南北。藏书斋名有“滂喜斋”“八求精舍”“攀古楼”“澄怀堂”等。大克鼎是光绪十五年（1889）在陕西宝鸡县渭水南岸出土，潘祖荫以重金购之，在此之前，他已得西周史颂鼎、大盂鼎，三宝镇宅，潘氏自然高兴。直隶总督端方曾逼诱潘氏后人出让，终未能如愿。

关于大克鼎出土的时间，博物馆陈列时曾标明：“1890年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出土。”《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各种金石学著作都沿此说；姚芳藻在《古鼎悲欢录》一文中亦称：“大克鼎一八九〇年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被天津柯氏购得，他（潘祖荫）再从柯氏那里重金购买来的。”罗振玉在其《贞松堂集古遗文》的“克鼎”条中，记载有琉璃厂商人赵信臣之说：“此器实出岐山县法门寺之任村任姓家。”他本人“常为潘文勤公（潘祖荫）亲至任村购器”。此说是赵氏告诉罗振玉的。今人姜鸣则认为：潘祖荫死于光绪十六年（1890）十二月，如果克鼎出土于1890年，从出土、转手、再转手到北京为潘祖荫所得，实为不可能。姜氏论证的两条资料，一是《潘祖荫年谱》光绪十五年条下明确记载着：“是年得善夫克鼎，大几于盂鼎埒……先属李仲约侍郎文田及门下士之同好者皆为释文。”此谱是在潘祖荫逝世后不久由其弟潘祖年所撰编，当为可信。另一条是《西周大克鼎金文拓片》，由李文田撰写的释文及跋语：“郑盦太保得周克鼎，命文田读之，今以意属读而已，经义荒落，知无当也。光绪十五年五月顺德李文田识。”在李文田释文右侧，还有民国学者马衡的题跋：“克鼎出宝鸡县渭水南岸，大小与盂鼎相若，二器并为潘伯寅滂喜斋所藏而此尤晚出。此本李芍农（李文田）释文乃系未剔时稿，墨本则较清晰，盖同为光绪十五年事……”姜鸣的发现，对大克鼎出土年代足以匡正视听。

挑起历史赋予的保护重任

潘祖荫没有子女，其弟祖年的两个儿子过继给他作为嗣子，不料皆早殇。这样，潘祖年除了两个女儿，并无子嗣。长女嫁到吴江同里徐家，次女潘静淑嫁给吴湖帆。潘祖荫在京城逝世，平生遗藏就由其弟祖年用五艘大船运回苏州。

潘祖年比兄潘祖荫小40岁。祖荫逝世后，夫人曾住苏州，因生活不习惯又回京居住。潘祖荫夫人去世后，祖年赴京料理后事，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当他到京时，已经耽搁了一个月。潘祖荫收藏的文物已有部分被盗，有些宋版古籍缺首卷。处理完善后，潘祖年将文物、书籍装船运回苏州。铜器中即有著名的大盂鼎和大克鼎。潘祖年对家藏文物定下了“谨守护持，绝不示人”的规矩。潘祖年逝世后，潘达于就挑起保护家藏文物的重担。

有关潘达于保护克、盂两鼎的传说，我久有所闻，可是总感觉那似乎是前朝遗事，离我们相去甚远。

由于是显赫家族所藏器物，这些大鼎给人一种高贵而神秘的感觉。1994年的岁尾，我带着景仰而又激动的心情来到上海高安路口的那座高层建筑，走进一个普通家庭。当一位普通的老人出现在我的面前时，传说中的潘达于一下子变得崇高起来。虽是九旬老人，但步履还稳健，神情开朗，谈笑中透露出她那种拿得起、放得下的博大气度。只是她那瘦小的身材，和沉重庞大的大克鼎形成鲜明的对比，使我无法相信就是她挑起了历史赋予的保护克、盂两鼎的重任。

在这里，就大克鼎的保藏与捐献，我对老人进行了长达几个小时的访谈。

郑：能否请您谈谈初到潘家的情况？

潘：我小时候没上过学，只是自己留心，粗识一些文字。我18岁出嫁到潘家。我丈夫潘承镜，表字蓉士，是潘世恩第三个儿子的后代，也叫“老三房”的后代，是祖年公的孙子，过嗣给祖荫公为孙子，兼祧两家香火。谁料他和我结婚三个月就去世了，没有留下子息。这在潘氏家族中也是怪事，嗣进一个就死一个，都是未成年或是没有子息就亡故。传统说法都认为这是家中的收藏带来的阴气太重，无法承受。祖年公善解人意，很能体谅我的处境，决定不再嗣孙，否则我这寡孙媳今后在家难以做人。当然立嗣是件大事，不能不解决，于是就由我出面，替先夫蓉士立嗣子。可是嗣进不久还是夭折了，决定再嗣，嗣进家懋。家懋又名德斋，日后长成，担任苏州中学老师，生儿育女，传续潘家香火。

丈夫去世时我19岁，家中就只有祖父、祖母和我三人，冷清得很。不过有祖父在，家里有主心骨。哪料到第二年刚过新年，祖父也去世了。祖父棺材上的子孙钉，按规矩要子孙来敲，家懋当时才4岁，是让人把着小手做个样子尽了礼仪。

祖父去世后，我从此不得不担起侍奉祖母、抚养幼小子女、掌管门户、守护家财的责任。我们老小四代四口，在深宅大院里冷冷清清地过日子。又过了7年，到了我27岁上，祖母也去世了，我身边只有家懋、家华一双子女。家华（老人指指坐在身边的女儿）是我姐姐丁燮柔、姐夫潘博山的女儿，后过继给我的。

郑：家中到底有多少文物，又都放在哪里，您当时心中有数吗？您知道这些文物的历史价值吗？

潘：当时子女幼小，孤儿寡母守着大量文物财宝，确实让我心事重重。我知道这些都是几百年、几千年来朝朝代代留下来的珍品，一定要想办法管好，有点闪失就对不起祖宗。至于藏品的总数，我也不大清楚。当时借住在苏州城里南石子街“老二房”的旧宅里，光铜器就放满了一大间，另有一大间全放古籍和字画卷轴。这么多东西，我自己没有能力去清点整理，但也不许外人来过手。这是祖父立下的规矩。

郑：那么多的文物，有没有被盗与散失？有没有出售过？

潘：贼偷发生过几次。有一次在花园围墙下草丛里，发现藏着四麻袋青铜古董，这分明是偷贼来不及运出的文物。这里宅基进深，房间又多，夜里黑灯瞎火，防不胜防，我稍微经心不到就要出点子事情。究竟几次被偷，偷去了什么，我一时也记不清。各式各样铜绿斑驳的古董，我也认不得叫不出。青铜器最大最重的要数西周克鼎和盂鼎。据祖父说，克鼎是祖荫公得自天津柯氏，盂鼎原是左宗棠之物，他为了报答祖荫公营救之恩赠送的。这两件稀世宝物外国人知道在我家，曾经派人来试探，说是愿意用六百两黄金外加洋房作交换。我想起祖年公曾叮嘱这些珍贵文物来之不易，要妥加保护，传给子孙后代，因此一口回绝。

郑：传说日本军队占领苏州时，为了得到大克鼎和大盂鼎，在您家中掘地三尺，由于您周密保护，他们也没能得到。

潘：抗战前我曾请可靠的摄影师，将全部青铜器逐个拍照，共得380块玻璃底片，另外收藏好。抗战开始，我家也卷进战乱。家懋、家华随中学撤退去浙江南浔，我随家族到太湖边上光福山区避难。到了中秋，以为仗打得不那么急，趁机回趟城里过节。不料8月16日、17日这两天，日本飞机大轰炸，苏州危急，我匆忙收拾好又逃到光福。就在18日、19日这两天，为了这些珍贵宝藏不被破坏，我立定主意秘密埋藏。先叫家里的木匠做一个结实的大木箱，底板用粗粗的圆木直接钉牢。到夜里，在我住的一进中间背后，搬开了方砖掘个坑，先放入木箱，克鼎、盂鼎成对角慢慢放进箱子，空档里塞进一些小件青铜器及金银物件，随后盖好箱盖平整泥土，按原样铺好方砖，再细心整理得外表不留挖掘过的痕迹。书画和部分古董如何隐藏？想来想去放进“三间头”最为稳当。夹弄里有三间隔房，我们一向叫它“三间头”，它只有一扇小门与弄堂相通，如果小门堆没，很不容易发现。当时藏书有十几个大橱，不好搬动，儿女不在身边，只有请我姐夫潘博山将书画按宋、元、明、清朝代分类，放到书箱里，装了30来箱，连同卷轴、铜器等，搬进“三间头”。小门关严，外面用旧家具堆没，收拾得随随便便。这样一来，不知底细的人就是走过，也看不出里面还有隔房。当时家中两个木匠师傅出力，潘博山和他的八弟具体指点，我始终守在现场，没有旁人参加。连着两天干这桩吃力的事，夜里点着蜡烛搬运，直到弄好了心才踏实。

日本兵占领苏州城之后，到处抢劫。我家闯进七批日本军人，一遍又一遍地搜刮，财物损失就不用提了，万幸的是大土坑和“三间头”没有被发现。据说日军司令松井都查问潘家的收藏，他到底也没有抢到手。我家来过那么多日本军人，是不是有目的的搜索也难说。总算躲过了这场灾难，文物被保存下来了。

又是六七年的时间过去了，到了1944年的光景，埋在地下的木箱腐烂，泥土带方砖都塌了，潘博山已经去世。我和儿子家懋及几个叔伯弟兄和一个木匠，把藏品挖了出来，他们用圆木做架，粗绳结着大鼎，徐徐吊出土坑，箱底还没有烂掉。两只大鼎就此堆在中间背后地方，鼎里放些破衣杂物，再用旧家具堆没。这一进的房屋也被钉断，既不住人也不走人，这样就一直保存到新中国成立之后。

潘达于讲完了和她生命相连的铜鼎以及她个人命运的经历，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如同完成了保护铜鼎的使命一样，显得轻松了许多。

1949年5月，苏州、上海相继解放，8月即专门成立了上海市古代文物保管委员会，颁布了一系列保护文物的法令和政策。1951年7月，已经从苏州移居到上海的潘达于致函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信云：

谨启者，先祖舅伯寅公当逊清光绪间，学尊公羊，启新民之初轫，网罗金石，创考古之先河。遗箧彝器有盂、克二鼎，为举世所称重。公逝世后，保存迄逾六十年，中间虽满清两江总督端方一再威胁利诱，坚拒未为豪夺。达于旅沪日久，所有器物均寄存同族寓庐。迨八一三之役，日寇陷苏，屡经指名搜索，幸早复壁妥藏，未罹洪劫，而宅中什物掠夺殆尽矣。窃念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贮藏得所，克保永久。近悉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正积极筹备大规模之博物馆，保存民族文化遗产，发扬新爱国主义教育，惟是上海为华东重要地区，全国人民往来辐辏，诚愿将两大鼎呈献大部，并请拨交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筹备之博物馆珍藏展览，俾全国性之文物得于全国重要区域内，供广大观众之观瞻及研究，借以彰先人津逮来学之初衷。傥荷鉴同下情，希订期派员莅苏辇运，实深盼切，此上

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

潘达于谨启

一九五一年七月六日

上海市文管会受捐后，随即派人前往苏州搬运，由潘达于的女儿陪同前往。当时搬之甚重，今日无法想象，幸好有搬运报告，才使我们可以得知当时的情况，现抄之于后：

本会前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十九日，奉华东文化部函信：接潘达于来函，呈献家藏盂克两大鼎，请拨交本会筹备之博物馆珍藏展览。属即派员赴苏州妥运来沪。又潘达于又藏有齐鄠镈一件，无铭镈一件，业经本会廉价购妥，并拟同运送来沪。奉派职等前往接运，适有清华大学教授铜器专家陈梦家，因假在沪，自愿同往苏州，会同装运，经于本月二十七日早六时半约同潘达于之女家华乘车赴苏。本日九时到达，当先持本会备好之介绍函前往苏州车站接洽装运，请予协助。该站允以最迅速妥慎方法装车，并派熟练工人代为抬运。十时同往南石子街十五号潘宅。该四件铜器原密封存在该宅大厅后面小屋内，详视四器虽积灰甚厚，但完整无缺，二鼎厚重高大，两镈略小，花纹细致。经与陈教授商妥：（一）用厚木板自做四大板箱。（二）用厚棉絮将原器全身扎缚，并用稻草棉垫等物，四面塞紧。当由职等分头雇匠购料，连夜赶装，争取翌午上车。包扎一节尚需熟手办理，并初觅得古玩商四人，请其协助代办。同时职等即持本会备就致苏州市政府介绍函前往苏州市人民政府投递，市府派沈振孟秘书接洽，即请办：希即通知有关公安部门沿途放行，沈秘书允即照办。当晚该管派出所即派公安同志到潘宅了解情况后，允即放行。二十八日晨，木箱及包垫工作均已完毕，当由车站派来工友十人将四木箱扛运至车站，职等随同押运。到站后，车站并派贾同志联络照料，商定当晚随货车运沪，该站并派熟练工友四人随同赴沪装卸。职等亦随箱乘车押运。二十八日下午九时四十分上车，同晚一时到达麦根路车站，到站后因调车之路线及北站货站台无空，直候至二十九日下午四时，始达到北站货车站卸车，当即雇妥胶轮大板车两辆，由苏站派来工友妥卸装车，由职等步行随车，于二十九日下午六时安全到会卸下。翌日拆视，见无丝毫磨擦碰损之变。此次赴苏接运，陈教授始终协助督率，并亲自动手搬运包装，帮助甚大，合并陈明。

10月9日上午10时，在天平路40号上海市文管会举行潘氏捐献盂、克两鼎授奖典礼。典礼由华东文化部文物处处长唐弢主持，上海市文管会副主任徐森玉报告潘氏捐献经过。他说：我首先介绍潘先生所捐献的两件彝器（大盂鼎与大克鼎），此乃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和美术考古学的珍贵资料。它们在学术上的价值，堪与毛公鼎、散氏盘和虢季子盘媲美，若以小盂鼎、小克鼎与之相比，真有大巫小巫之别了。因为这件体积之巨大是惊人的，其花纹与制作之精美也是同时代彝器所罕见的。尤其是两器的铭文，乃是西周统治阶级将土地与臣民颁赐的记录，这些记录对西周的土地制度、社会制度（是奴隶制抑已进入封建制）等问题的研究，都提供了很有力的旁证。其次，从两器所记述的许多地名，参照它们出土的地点，也可以作为考证古代地理之一助。同时，从大小鼎铭的异文，更可探求西周文字变化和字形递嬗的轨迹。如果把它们结合别的铜器，从事于“形态学”或“花纹学”的比较研究，也是美术考古学者所最感兴味的课题。所以就这两件重器的价值而言，潘先生此举，对于学术界的贡献是很大的。

接着由华东文化部部长陈望道致表扬词，并颁发中央文化部褒奖状。褒奖状上写道：

潘达于先生家藏周代盂鼎、克鼎，为祖国历史名器，六十年来迭经兵火，保存无恙，今举以捐献政府，公诸人民，其爱护民族文化遗产及发扬新爱国主义之精神，至堪嘉尚，特予褒扬，此状。

部长　沈雁冰

同族堂弟潘景郑（潘博山之弟）代表潘达于在会上发言：“国家的古物，不应再予私藏，而应公诸人民。由于上海市即将建立博物馆，为了便利广大人民欣赏与研究，愿将此两古鼎献给政府。”10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捐献颁奖新闻，同时还刊发了潘达于、潘景郑和陈望道在一起的照片。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成立，大盂鼎被调北上支援，大克鼎则成了“独子”，它在上海博物馆更是身价百倍了。

继献鼎之后，在子女们的支持下，从50年代到60年代，潘达于又分批向国家捐献了大量文物，现在还保存在上海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的就有1956年捐献的字画99件，1957年捐献的字画150件，1959年捐献的字画161件。其中有弘仁《山水》卷、倪元璐《山水花卉》册、沈周《西湖名胜图》册等。

潘达于当时的家庭经济状况并不宽裕，子女们都是普通的中小学教员，孙辈也小。即使这样，献鼎后政府发给的奖金2000元，她仍交还政府作为捐献，支持抗美援朝。而她这位未出嫁时是大家闺秀、出嫁后又是名门望族的家庭主妇，当时已过中年，还参加了里弄的生产组，学习在玻璃上钻孔的技术，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虽然是往事如烟，但那往事仍在抚慰着达于老人那颗平静的心。她见到陪同我去采访的上博人，如同亲人，家长里短地说个没完。和她生活在一起的女儿家华，在捐献大鼎时还是热血沸腾的青年，是她陪同上海市文管会的刘汝醴和沈羹梅把两尊大鼎从苏州运到上海的。

我们走进达于老人的居室，一床，一橱，一桌，极为俭朴，只是文化部颁发的褒奖状仍然挂在床边。老人指着“潘达于”三个字说：“我原来姓丁，家藏旧物都是潘家的，丈夫去世之后，我就改姓了潘，何况又是代表潘家捐献的。”

这位平凡而又令人尊敬的中国女性，保藏了大克鼎和大盂鼎，又把它们捐献给了上博，她一无所有，也一无所求，连自己的丁氏之姓也消失了。她拥有的就是那点精神，无人能说清楚那精神有多大的价值和内在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