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现代中央银行50年

什么是现代中央银行和怎样建设现代中央银行是本书尝试回答的问题。自1668年第一个被公认为央行的瑞典国家银行诞生，央行已历经350余年的演变和发展。现代信用货币则是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才有的新事物，迄今恰好50年。有了现代信用货币，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央行。货币发行不再有金本位等外在的制度约束，而要靠央行自我约束。现代中央银行首先是政策的银行，首要任务是掌控好货币总闸门，在逆周期调节经济时做到松紧平衡。如何做到松紧平衡，采取怎样的货币政策框架，现代中央银行对此的认识经历了嬗变。

现代中央银行的第一个十年是充满“苦楚”的十年。阿瑟·伯恩斯是见证美元和黄金脱钩的美联储主席，卸任一年后的1979年9月应邀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IMF）年会上发表以IMF第三任总裁皮尔·杰克伯森（Per Jacobsson）命名的纪念演讲。这位研究经济周期的大家、格林斯潘的恩师以“央行的苦楚”（The Anguish of Central Banking）为题，表达了对央行控制不住通胀的担忧。在他的八年任期内，频繁面对政治压力，不得不一再放松货币，导致大通胀和“滞胀”，苦楚一词或许是他彼时心境最真实的写照。也是在这个十年，学术界掀起了理性预期革命的浪潮，从根本上质疑宏观调控政策实践的必要性，尤其是反对赋予央行更大决策自由度的“相机抉择”。

现代中央银行的第二个十年是走向“胜利”的十年。没有了金本位等外在规则的约束，信用货币是否就难以克服内生的宽松倾向？央行以行动给出了答案。1990年9月，卸任美联储主席快三年的保罗·沃尔克也受邀发表皮尔·杰克伯森纪念演讲。他以“央行的胜利？”（The Triumph of Central Banking？）为题，呼应11年前伯恩斯的演讲。美联储在他的领导下不惜以严重的经济衰退为代价，征服了两位数的通胀，赢得了声誉和独立性。现代中央银行是信心的博弈，为克服通胀倾向，央行需要不断保持抗通胀的声誉和公众对央行的信心。在沃尔克看来，这仍是未竟的事业，央行的胜利能否持续需要加一个“问号”。

现代中央银行对自己的信心达到顶峰则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夜。2004年时任美联储理事本·伯南克以“大缓和”（The Great Moderation）为题的演讲比较有代表性。自1983年至2007年的25年里，主要经济体的增长和通胀的波动率同时下降，人均产出持续扩张，伯南克将这一现象称为“大缓和”并归功于央行宏观调控框架和技艺的日臻成熟。“大缓和”时代形成了以“一个目标（通胀目标），一个工具（政策利率）”为核心的央行共识。

2008年大危机引发了宏观经济学的大反思。现代央行的使命、工具和角色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现代央行从最后贷款人走向最终做市商，在危机时不仅要提供融资流动性，还要担保债务价格，提供市场流动性，以恢复机构做市的信心。经济稳定和物价稳定需要依赖央行的声誉，危机应对和金融稳定更加是信心的博弈。这要求央行在平时统筹好货币和信用，更加注重防范道德风险，实施宏观审慎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