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陷入了奇特的“史障”困境

有一种物理现象叫音障，说的是航空器逼近声速时产生巨大而尖厉的音波震荡障碍。只有突破这一障碍，航空器才能达到超声速飞行。

类似的社会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史障。特定的国家与民族，其社会发展到某种文明突破的临界点时，几乎必然会出现一种对既往历史根基的困惑与迷失，以及由这种困惑与迷失所衍生的社会精神的探索波澜。只有突破这种困惑与迷失，只有推进并深化这种精神探索，才能实现真正的文明跨越。

这种逼近文明突破期而产生的史障，在欧洲中世纪的末期出现过。欧洲人以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历史形式突破了史障，实现了文明的突破与跨越。在中国，这种逼近文明突破期的史障正在出现，或正在酝酿，但距离突破史障尚远。

中国人的文明史意识，已经沉睡得太久太久了。

就普遍意义而言，在中国人文学界的视野里，只有中国历史，没有中国文明史。换言之，我们的学界只拥有如山如海的历史资料，只拥有对无数历史事件的考据成果，只拥有无数编年纪事的中国通史或者断代史，只拥有无数个专业领域的专门史，只拥有无数个地方区域的地方志整理与地方史记述，等等。从考据意义上说，我们自有纪年的历史起，几乎达到了每一天都有史可考的地步。

但是，我们没有系统整理中国文明发展脚步的历史学成果，甚至在历史研究中渗入文明研究理念，也还很不普及，甚或还是凤毛麟角。许多史学著作，虽然冠以“文明”名号，实际上依然是事件整理，或文物遗存考据，或地下发掘考据，远远没有达到文明史研究的水准。也就是说，关于五千年中国文明的特殊历史形态，中国古典文明的基本发展阶段，中国古典文明的特殊历史性质，中国统一文明的正源在哪个时代，其后又经过了什么样的演变阶段，我们文明史的最基本坐标（最重大事件与最重要人物）等，我们都没有一个接近于社会共识的说法。

正是这种关于文明与文明历史的失语，形成了我们在新的历史转折关口的一种无比奇特的史障。长久的沉吟迷思，既无法对浩如烟海的史料作出基本的文明价值评判，也无法确定未来的突破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