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重提考古人类学

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考古学界要会同经济、法律、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医学等领域研究人员，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把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关键一点就是对考古成果的阐释工作，这也是考古学的最终落脚点，但以何种理论和方法来对考古资料进行阐释，一直是考古学研究的重中之重。

实践要有理论的指导，对考古资料的阐释，也要建立在理论基础之上。考古学发展至今，理论体系已经十分丰富，其中考古人类学作为考古学理论体系中的一环，同样也能对考古资料的阐释起到指导作用。

我们先从这个名词开始谈起。考古人类学翻译自单词“Ethnoarchaeology”，由“Ethnology”和“Archaeology”两个单词拼合而成。在许多著作中，还有Anthropology for Archaeology、Archaeological Ethnography、Ethnographic Archaeology、Ethnography for Archaeology等相关词出现，由于“Ethnoarchaeology”一词在国内外学术界获得较为普遍的承认，并逐渐成为一种习惯性用法，因此在本书中继续沿用这一词作为指代这一学科的英文名词。在中文翻译上，1983年这一单词由梁钊韬和张寿祺首次翻译为“民族考古学”, 对于这一翻译是否准确目前还在讨论中，因此一些著作还会翻译为“民族考古志”“民族学的考古学”“考古民族学”等。而“考古人类学”一词由张光直提出，本文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翻译，是从“民族学”和“人类学”两个词语的区别与联系来理解的。

关于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的名称和归类问题学术界一直有争论，从研究对象上来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类学研究汉族，民族学研究少数民族。进入21世纪以来，民族学扩展到汉族研究，人类学也同样关注少数民族的问题。从研究内容上来说，人类学初步定义为人类的知识，包含了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去了解社会文化的结构和变化，但与其他学科没有多少交叉，也没突出学科特色，于是人类学从整体出发，进行“概化”的研究，通过主位的视角，研究产生各个联系的细节，关注文化与社会，用自己的独特视角去解释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变化发展，这便是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学术视野。人类学（Anthropology）这一术语常被看作是民族学（Ethnology）的同义词，Ethnology一词最早出现在1607年。但是作为一个学科的名称来使用，则是1830年法国著名科学家让·雅克·昂佩勒（Ampere J.）提出的，他将民族学作为人文科学的一门学科。1839年法国博物学家爱德华（Edwards M.）将这个词用作巴黎民族学会的称号，该学会是世界上最早成立的民族学会，其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欧洲历史上各个民族的起源与关系。到19世纪中期以后，民族学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研究范围，即“对人类文化和作为社会动物的人类进行比较研究”。从早期对民族学的理解可以看出民族学和人类学在研究内容上也具有一致性。从研究方法上来说，民族学和人类学也是一致的，即都是运用参与观察等田野调查的方法，多进行比较研究。因此不管是从研究对象、内容还是方法上看，民族学和人类学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人类学基本上等同于民族学，二者彼此间也经常互相统一。

在国外，大体上来说美国多采用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一词，英国多用社会人类学（Society Anthropology），欧洲则多叫民族学（Ethnology），可以看出同一门学科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就有三种不同的称呼。列维-斯特劳斯针对有关文化人类学与社会人类学的争论指出：“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所包括的范围其实是相同的，只是前者从技术和事物的研究出发，然后及于决定社会生活方式的超技术方面的意识和政治活动；而后者却是从社会生活的研究出发，然后及于表现意识和政治活动的技术事物。好比是同样的两本书，内容分章相同，安排的顺序及页次却各不相同。”我国著名学者杨堃也指出：“研究人类的社会生活的，叫作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亦即我们所说的民族学。”正如费孝通主张对于人类学和民族学要注重研究内容而不是学科的名称。

虽然说将力量用于区分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名称问题没有太大的意义，但从学术界现在的发展情况来看，“人类学”这个名词有逐步取代“民族学”而成为通用术语的趋势。尤其是在今天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背景下，很多研究都是对一个地区的群体而展开，越来越难找到纯粹就以一个民族为对象展开研究的学者。同时，我们讨论的重点之一便是“文化”，而非集中于少数民族问题，因此为了体现学科特色，本书采用“考古人类学”一词作为“Ethnoarchaeology”的翻译，也作为接下来要讨论的关键词。要说明的是，由于人类学还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就目前学界的情况来看，常常用“人类学”直接指代“文化人类学”，当要研究人体进化和变化机理时，往往会强调“体质人类学”一词，故本文也遵循这一惯例，凡出现“人类学”一词，即指“文化人类学”。另外由于民族学和人类学两个名词为同义词，并且考古人类学和民族考古学也是由同一单词翻译而来，因此在文本的书写中，视行文情况以及在引用时尊重不同学者的观点而将这些词汇交叉使用，不做概念上的区分。

美国考古学家杰西·沃尔特·费克斯（Jesse Fewkes）在1901年首次提到“人类学-考古学家”（Ethno-archaeologist），并鼓励考古学家开展自己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实地工作。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随着考古学家开始探索考古人类学可能具有的应用，人们才广泛接受考古人类学作为考古学真正的分支学科。

关于考古人类学的概念问题，西方学者们做过很多定义，在此摘录部分如下表所示。

③ Stanislawski,M.B.Ethnoarchaeology of Hopi and Hopi-Tewa pottery-making:styles of learning.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 pp.379.

④ Gould,R.A.Beyond analogy in ethnoarchaeology.In Explorations in ethnoarchaeology.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1978, pp. 249-293.

⑤ Hanks, C. C.An ethnoarchae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seasonality of historic Cree sites in central Quebec.Arctic 1983（36）,pp.351.

⑥ Gallay,A.and Huysecom,E.Ethnoarchéologie africaine.Documents du Département d'Anthropologie et d'Ecologie.Geneva:Université de Genève.1989,pp.49.

⑦ Staski,E.and Sutro,L.D.The ethnoarchaeology of reuse disposal.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Papers 42. Tempe: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1991, pp.2.

① Longacre, W. A.Ceramic ethnoarchaeology:an introduction.In Ceramic ethnoarchaeology, W. A. Longacre (ed.), pp.1-10.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1, pp.1.

② Vossen, N. Ethnoarchaologie:ü ber die Enstehung und Zielsetzung einer neuen Wissenschaft. Ethnographische-Archaologische Zeitschrift 1992（33）, pp.4-5.

③ Khan, F.The potential of ethnoarchaeolog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recent archaeological work in Bannu district,Pakistan.In Living traditions:studies in the ethnoarchaeology of South Asia,B.Allchin (ed.), New Delhi: Oxford and IBH Publishing Co. Pvt. Ltd. 1994, pp.83.

④ MacEachern, A. S.Symbolic reservoirs and cultural relations between ethnic groups:West African example.African Archaeological Review 1994（12）,pp.245.

⑤ Krammer,C.Ethnoarchaeology.In Encyclopedia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D.Levinson and M.Ember (eds.),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 1996, pp.396-9.

以上所示的仅是部分概念，可以初步了解西方学术界对考古人类学的一些讨论，更多的概念讨论将会在文中一一呈现。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逐渐频繁，20世纪80年代，这一概念被引入中国，以梁钊韬、张寿祺、容观夐、汪宁生、童恩正等一批学者投入对考古人类学的研究之中，产生了一批重要的成果，为这一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考古人类学”作为一个舶来词，在梁钊韬和张寿祺刚刚引入的时候，翻译为“民族考古学”，同时给出的定义是“以民族学的方法和资料，跟考古学的方法和资料，与历史学的文献互相印证，互相补充、互相综合，对一些历史性的事物，做出更深入细致的说明”。

对于这一概念，容观夐做出了进一步的说明，认为民族考古学是以考古实物为对象，通过民族志资料、历史文献来研究考古实物的内涵，即从研究一个现代落后民族部落的行为去推断考古学文化遗存，以今论古、以今证古的民族志类比分析法来重建人类历史的过去。张寿祺则又提出了民族考古学的另外一种指向，认为民族考古学是人类学家将一些从事民族志研究的人训练成为像田野考古工作者一样的，这门科学乃被设计成为适合考古学家的特殊需要，而成为考古学者在他们工作中对于文物遗迹罕见的一些问题能觅得解决的线索。这两种指向的差异在于一种是以民族志的材料对考古材料进行研究，另一种是在民族学的研究中加入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很多考古学家支持第一种指向，如汪宁生认为民族考古学是将民族学材料和考古学材料的比较研究。李仰松同样认为民族考古以史前考古和民族志有关实物资料为起点，由已知探求未知，在可比性条件下对考古材料进行诠释。宋兆麟也支持此观点认为民族学田野调查能收集到很多现代少数民族的资料，这些资料能与考古资料进行比较，并复原古代社会。

20世纪90年代后，民族考古学出现了第三种指向。童恩正提出民族考古学是一种研究现代少数民族历史的考古学。王恒杰则认为中国的民族考古学是研究中国古代民族的考古学文化。张增祺也持此观点，并对西南地区古代少数民族的文化做了很多详细的研究。但无论是现代民族的历史进行考古学的研究还是对古代民族的考古，其研究对象都是民族，研究目的是探寻现代民族的历史抑或古代民族的历史。

但随着老一辈学者的相继逝世，关于考古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讨论似乎陷入一种停滞状态。20世纪，考古人类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并没有完成，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考古人类学理论指向并不统一，以至于至今没有一个较为统一的、完整的、体系化的考古人类学理论，虽然现在不断有学者加入对考古人类学的研究中，但依然充满分歧和争论。当然，这样的争论对于一门学科的建立和完善是非常有益的，正是在争论之下，考古人类学才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希望。

在新时代，我们要建设的是一个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因此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体系。在这一时期重提考古人类学，一方面是对考古人类学的发展史做出回顾和总结；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对考古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做出反思、补充，力求将其建构为一个较为完善的、准确的理论体系，为考古资料的阐释提供一个视角。

基于以上，本书的研究主题十分明确，即在理清人类学和考古学的关系基础上，回答“什么是考古人类学”及“如何利用考古人类学”的问题。我们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分析：一是对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结合过程做出回顾，对西方考古人类学的起源与发展做出述评，通过分析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结合历程，理解考古人类学这一概念的内容；二是对考古学和人类学在中国结合的过程做出述评，剖析考古人类学进入中国后的发展与实践；三是基于学术史的基础上阐释考古人类学的基本观念；四是以例说明考古人类学如何指导对考古资料的阐释，即方法论问题。

总之，考古人类学作为一个旧概念在当下被重提，尤其是在建设中国特色考古学体系这一关键阶段，说明这一学科在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仍然具有强大的活力，但直到目前为止，对这一学科的体系脉络梳理并不清晰，以导致对这门学科的本质把握出现偏差，因此要了解这一学科的本质，要从解析学术史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