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阿齐兹耶”号把阿卜杜勒·哈米德的首席化学家邦科夫斯基帕夏和他的助手送到明格尔岛后，朝着亚历山大港的方向全速前进。船上代表团的任务是劝阻愤怒的中国穆斯林加入迅速扩大的反抗西方的民众起义队伍。
1894年，日本入侵中国，西化先进的日本军队很快就把落后老旧的中国军队打得溃不成军。在日本战胜后提出的要求面前，束手无策的慈禧太后正如同二十年前在现代化的俄国军队面前惨败的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一样，向西方大国寻求帮助。然而，这一次，他们（在南方的法国人，在香港和西藏的英国人，在北方的德国人）在商业和法律方面获得了巨大的特权，从而开始把中国划分成各自的势力范围，并通过传教士扩大了他们在精神方面的影响力。
这种局面让贫穷的中国民众，特别是保守派和宗教界人士愤愤不平。反抗当权的满族人和外国人，尤其是反对基督徒和欧洲人的骚乱爆发了。西方人的办公场地、银行、邮局、俱乐部、餐馆、商店和教堂被烧毁，还有传教士和信仰基督教的中国人被杀。在迅速蔓延的民众起义背后，是一个被称为“义和团”的组织，这个组织的神秘力量来自传统的巫术和刀会。当局被撕裂成保守派和宽容的自由派两个阵营，他们无力镇压反抗，甚至连国家军队也慢慢加入起义分子的队伍。走投无路的慈禧太后选择举旗加入反帝的斗争。1900年，西方国家驻北京的大使馆被中国军队包围，愤怒的民众开始在街头攻击外国人。在西方列强组织并训练一支盟军之前，一向主张进攻的德国公使冯·凯特勒也在街头冲突中被杀害了。
恼羞成怒的德皇威廉二世立即派遣了一支德国军队来北京镇压叛乱。当他把这支军队从不来梅哈芬港送到中国时，他命令战士们要像匈奴王阿提拉一样凶悍，不要留什么俘虏。义和团如何暴力、野蛮、凶残的报道充斥着西方的报纸。
就在同一天，威廉二世给伊斯坦布尔发来电报，希望阿卜杜勒·哈米德提供帮助，因为杀害德国公使的是来自中国甘肃地区的穆斯林。在威廉二世看来，奥斯曼帝国的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作为全世界穆斯林的哈里发，理应做些什么来约束那些盲目的穆斯林士兵，于情于理，奥斯曼帝国都应该派遣部队来帮助西方镇压叛乱。
阿卜杜勒·哈米德是不能轻易说不的。毕竟英国人帮助他抵御了俄国的进攻，法国人在中国也是英国的盟友，威廉二世曾来伊斯坦布尔拜访他，而且一直友好相待。哈米德很明白，只要英、法、德达成一致，他们完全可以一举吞并和瓜分奥斯曼帝国，并在沙皇尼古拉所称的“欧洲病夫”的土地上建立诸多操着各自语言的独立王国。
对于这场抵抗西方大国的民众起义，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心情是矛盾的。他一直在关注各地的反抗运动。他了解到，在中国有庞大的穆斯林群体参与起义，在印度也有米尔扎·古拉姆·艾哈迈德领导的穆斯林群体的反英斗争。同时，他也对索马里发生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哈桑的起义以及非洲和亚洲地区各种反抗西方殖民统治的运动表示同情。他派遣特使去当地跟踪观察这些运动，有时他甚至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即使到处都是间谍）暗中支持起义分子。国力衰微的奥斯曼帝国很快就丧失了对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诸岛东正教群体的控制，阿卜杜勒·哈米德有时候也觉得，他更愿意整合伊斯兰世界的力量（事实上就是如此），感召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群体和伊斯兰国家为己所用，至少可以形成一股对抗西方列强的力量。阿卜杜勒·哈米德自己也意识到了一种我们现在所说的“政治伊斯兰”的力量。
然而热衷歌剧和侦探小说的阿卜杜勒·哈米德并不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他一开始就明白，埃及的阿拉比帕夏发起的反抗西方世界的斗争实际上反对的不只是英国，而是整个外来势力，是民族主义势力反抗奥斯曼人统治的表现。因此，阿卜杜勒·哈米德特别憎恨这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帕夏，他希望英国人能不动声色地铲除阿拉比帕夏的势力。在苏丹有个让英国人无比头疼，却被穆斯林群体尊称为“戈登帕夏”的英国人，名叫查理·戈登，他在马赫迪战役中阵亡。迫于英国驻伊斯坦布尔公使的压力，阿卜杜勒·哈米德不得不和英国人站在一起，把马赫迪战役定义为一场“乌合之众的叛乱”。
阿卜杜勒·哈米德意识到，要想不激怒西方列强，又向世界展示他是世界上所有穆斯林的哈里发和领袖是有些困难的，但是他也找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权宜之计——虽然表面上是向参与起义的穆斯林发动战争，但是他不会派士兵去要这帮穆斯林的性命。作为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他要派往中国的是一支代表团，而代表团的使命是要让那里的穆斯林群体知道：“不要和西方人对抗”。
这个此刻在自己的舱房里睡不着觉的代表团团长正是阿卜杜勒·哈米德钦点的，同时阿卜杜勒·哈米德还为这位经验丰富的少将安排了两位他也同样熟悉和钦佩的助手。黑胡须的是伊斯兰历史学方面的专家，白胡须的是名声显赫的伊斯兰教教法学家。这两位学者整天坐在“阿齐兹耶”号中央的那个大舱房里，看着挂在墙上的巨幅奥斯曼帝国地图，探讨用什么方法来说服中国的穆斯林。这位历史学家一直强调，他们的主要职责其实不是安抚中国的穆斯林，而是向他们宣讲伊斯兰教的力量以及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阿卜杜勒·哈米德的权威。白胡子的教法学家则要更谨慎一些。他认为，必须有所在国帝王或君主参加的战争才能被称为“圣战”。慈禧太后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对叛军的支持。有时候包括译员、军人在内的代表团其他成员也会参与到两位学者的讨论中来。
“阿齐兹耶”号在午夜的月光下朝着亚历山大港一路前行。努里看到船舱里的灯还亮着，就叫上妻子来到了大厅，把她带到了地图前面。眼前这幅地图上展示的是帕克泽公主的父辈们在六个世纪之前建立的帝国——奥斯曼帝国如今的面貌。阿卜杜勒·哈米德三十四岁继位，四年之后，也就是1880年的秋天让人绘制了这幅地图。那时，作为柏林会议的成果，奥斯曼帝国在英国人的帮助下收回了一部分割让给俄国人的领土。阿卜杜勒·哈米德登基不久，战乱四起，帝国一时间丧失了许多领土（塞尔维亚、色萨利、黑山、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卡尔斯、阿尔达汉）。在这些巨大的损失之后，阿卜杜勒·哈米德坚信奥斯曼帝国割让土地的历史不会再重演了，这就是帝国最后的版图。于是，他满怀信心地让人绘制了地图，并派火车、马车、骆驼和轮船运载新地图，分发到帝国最偏远的地区，送到各个驻防地、总督办公室和大使馆。这张地图描绘了从大马士革到约阿尼纳，从摩苏尔到萨洛尼卡，从伊斯坦布尔到希贾兹的帝国疆域。这张地图代表团的成员们在大大小小的场合见过很多次，他们每一次在无比惊叹帝国疆域辽阔之余也会惆怅地意识到这张地图在不断缩小，而且缩小的速度还在加快。
我要在此做个说明。帕克泽公主在耶尔德兹宫的时候曾经听过关于这张地图的一个传闻，她还把这个传闻告诉了努里，并且写信告诉了姐姐。传闻阿卜杜勒·哈米德曾经非常宠爱他的长子塞利姆王子，在王子十来岁的时候，有一天他走进王子的房间，很高兴地发现他正在看地图。当他走近时，他发现王子给地图上的一些区域涂上了黑色，就像孩子们在涂色书上涂色一样。等他仔细一看，他发现王子涂黑的地方都是自己继位之后丢掉的领土，或者是即便还挂着奥斯曼的国旗但已不战而降地交出的领地。那一刻，阿卜杜勒·哈米德认定他的长子一定是把帝国的衰落都归咎于他，因此立即开始憎恨这个不忠的孩子。帕克泽公主还在信中写道，她也十分痛恨这个叔叔。十年后，阿卜杜勒·哈米德有个心爱的小妾爱上了塞利姆王子，这更加深了哈米德对这个儿子的憎恨之情。
年幼的帕克泽公主经常听到人们议论在父亲穆拉德五世被废黜后的几年里国家遭遇的灾难，领土的大量丧失。当身穿蓝绿色制服的俄国士兵抵达距阿卜杜勒·哈米德皇宫仅四个小时路程的圣斯特凡诺(1)时，为了躲避俄国军队，顷刻间失去了一切的白皮肤、绿眼睛的巴尔干穆斯林住进了在伊斯坦布尔的广场、花园和消防通道搭建的帐篷里，而奥斯曼帝国在十四个月内丢掉了四百年里在巴尔干获得的大部分领土。
这对新婚夫妇忍着泪水回忆起在他们的童年时代人们常常谈论的那些灾难。就说不久前经过的明格尔岛东边的塞浦路斯吧，那里不但有芬芳四溢的橙园和茂密的橄榄树林，还有铜矿，不过早在1878年柏林会议前就已经归属英国了。再说埃及。虽然在地图上还显示为奥斯曼帝国的管辖范围，但实际上这个区域早已不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地了。在阿拉比帕夏领导的反西方势力的战役中，英国人以亚历山大港的基督徒受到威胁为由，于1882年把战舰直接开到了城下，用大炮轰开了城门，占领了埃及。（英明的阿卜杜勒·哈米德只要陷入疑神疑鬼的状态，他就会怀疑是英国人策动了这场穆斯林叛乱，插手埃及不过是个由头而已。）法国人也在1881年控制了突尼斯。正如沙皇四十七年前所说的，西方列强之间只要达成了协议，那么他们就可以毫无顾忌地瓜分这个“病夫”手中的遗产。
代表团成员整日坐在这张旧地图前，最让他们焦虑的其实是从地图上看不出来的：支持基督徒发动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西方势力。这些基督徒居民与奥斯曼政府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他们背后的支持者在军事实力、经济水平、行政管理和人口规模方面远超奥斯曼政府。1901年，奥斯曼帝国的广阔疆域内仅有1900万人口，其中500万人是非穆斯林。非穆斯林群体虽然缴纳了更多的税费，但是由于被视为二等公民，因此他们希望得到“正义”“平等”和“改革”，并寻求西方国家的保护。在北边，与奥斯曼帝国常年交战的俄罗斯有7000万人口，和奥斯曼帝国建立了友好关系的德国有将近5500万人口。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其经济体量是还处于原始水平的奥斯曼帝国的25倍。与生活在非权力核心地区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组成的商贸阶层相比，承担帝国行政和军事负荷的穆斯林群体越来越弱。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构成的非穆斯林群体上升为帝国的新兴资产阶级，他们对自由主义的诉求无法得到其所在的偏远地区管理者的回应。而当这些希望获得自治权利、减轻税赋的新兴资产阶级发动起义时，当地政府除了强势镇压、施刑流放也无计可施。
这对新婚夫妇回到了房间。“那个邪恶的精灵又进入了您体内了吧！”帕克泽公主对她的丈夫说，“您在想什么呢？”
“能去中国真是太好了，我们把一切都抛在脑后吧，哪怕只有短暂的一小会儿！”努里答道。
然而帕克泽公主能从丈夫的神情看出，他是在为明格尔岛的疫情和邦科夫斯基帕夏担心。
(1)今称“耶希尔柯伊”，位于伊斯坦布尔西南部海边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