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视角
明清鼎革的长城视角
赵现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庞大的体量，一直制约着中国，而边疆构成了中国体量的重要部分。因此，审视中国，不仅应从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的“核心地带”出发，还应从广阔的边疆出发。边疆在中国历史上，不仅是与其他文明开展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地带，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因为自身的军事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其中的长城地带，由于长期充当了军事重心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中国古代的另一种“核心地带”，长时段地决定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以明清鼎革为例，灭亡明朝的两支力量，分别起源于长城的内外两侧，反映出长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重要影响。
一 “核心边疆”的地域界定
中国古代汉人政权、北族政权之所以形成长期对峙局面，根源于北中国的地理环境。在北中国亚洲内陆与北方平原接壤地带，自东而西大体并列分布着两大山系，“外山系”自东而西依次为大兴安岭、阴山山脉、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内山系”自东而西依次为小兴安岭、长白山脉、太行山脉、六盘山、贺兰山脉、祁连山脉、阿尔金山脉、昆仑山脉。(1)
两大山系不仅将北中国分隔成三大地理空间——由北至南依次为亚洲内陆、内陆平原过渡地带、内新月平原地带；而且由于先后阻隔太平洋暖湿气流之北进，导致三大地理空间形成不同气候特征，即分属干旱气候、半干旱季风气候与温带季风气候。受到地形与气候条件影响，三大地理空间的经济方式与政治组织亦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在亚洲内陆干旱气候条件下，北方族群发展出单一游牧经济；在内新月平原地带温带季风气候下，华夏与后来的汉人发展出精耕细作的农业经济。除地方政权之外，中国古代王朝政权基本分布于这两大地带。其中外山系阴山（包括狼山、乌拉山、大青山、灰腾梁山、大马群山）以北、内山系太行山（包括支脉燕山）以南之地，分属典型亚洲内陆东部、内新月平原地带的中心地带，是王朝政权分布相对集中之地。中国历史上较为著名的王朝政权皆分布于此，也即中国古代历史变迁的主线索便存在于这一地区，可将这两大地带视为中国古代政治中心。
依照王朝或政权的地理空间、经济方式与疆域观念之不同，可将这两大地带的政权分别称为“农业政权”与“内陆政权”。农业政权是华夏、汉人在崛起之时或弱小之际，于太行山以南，依托农业经济，所建立的较为纯粹的华夏政权、汉人王朝，包括三代、魏晋、五代中的多数政权、北宋。与之相似，内陆政权是北方族群在崛起之时或弱小之际，于阴山以北，依托亚洲内陆地理环境，所建立的较为纯粹的北族政权。依据经济方式与组织规模的不同，又可将之细分为游牧行国、草原部落与渔猎部落三种类型。所谓游牧行国，是指北方族群在游牧经济基础上建立的大型社会组织，包括匈奴、突厥、回纥、蒙古在典型亚洲内陆建立的政权类型。所谓草原部落是指北方族群在游牧经济基础上，建立的小型社会组织，比如猃狁、犬戎、羯、氐、羌与明代蒙古。所谓渔猎部落是指崛起于大兴安岭的东胡系部落，在典型亚洲内陆建立的小型社会组织。
而在内陆平原过渡地带，由于地形、气候呈现出非典型与过渡性特点，呈现冲积平原、草原、森林、(2)山地、沙漠各种地形、地貌交错的特征，虽然具备发展游牧、农业的条件，但又非普遍推广地带。因此之故，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内陆平原过渡地带便成为农业经济、游牧经济过渡并存、商贸往来的中间地带，(3)汉人与北方族群争夺拉锯的缓冲地带，山河交错之地尤成为经济生机蓬勃、又潜藏军事危机的地区，也相应是汉人（华夏）拓展农业经济、防御北方族群的历代长城分布地区。汉人北上亚洲内陆时，可以借助当地农牧经济，这不仅有利于获得给养，(4)而且也有利于发展骑兵，(6)为汉人与北方族群一决高下提供了战术基础。反之，北方族群南下北方平原之时，借助当地农牧经济，不仅人马可以获得给养，而且农业经济也可补充游牧经济单一匮乏的不足；这一地区的商贸往来也可以壮大北方族群实力，形成相对于内亚腹地深处族群的经济优势，借此北方族群更易在中国北疆建立较为长久的统治。(7)
二 “核心边疆”的游移人群
内陆平原过渡地带开阔而富有山形的地理空间，不仅使这一区域成为开展大规模野战的天然战场，而且这一地区的人群，由于夹在南北政权之间，相对于处在南北政权核心腹地的人群而言，政治立场相对呈现模糊性与摇摆性，较易成为可资利用的军事资源。比如东汉末年，出身于陇西郡临洮的六郡良家子董卓，便团聚周边羌帅，逐渐在地方树立起威望。“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人也。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而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与俱还，杀耕牛与相宴乐。诸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赠卓。”(8)东汉末年，马腾、马超父子之所以成为割据一方的重要势力，与其得到边疆族群的支持有关。曹操谋士杨阜如此评价马超，“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9)三国曹魏文帝时期，酒泉汉人苏衡与羌人邻戴、丁零胡一同发动叛乱。“酒泉苏衡反，与羌豪邻戴及丁令胡万余骑攻边县。”(10)明代九边长城军镇之一的大同镇，地处山西高原与蒙古高原接壤的开阔地带，是明朝与蒙古军事冲突的前沿阵地。在长期的军事冲突中，大同镇一方面成为明代九边长城作战能力最强的军镇之一，“今各边之兵，大同为最悍”，(11)另一方面由于时刻面临蒙古的冲击，与之频繁接触，因此有阴结蒙古以避祸，甚至与之展开走私贸易之地缘取向。“臣闻近年以来，渐与胡虏交通，不相为害。胡马犯边，其害在民，彼不相救。前年引胡虏以拒官军，往事可验也。”(12)嘉靖时期大同镇下级军官与士兵甚至发动叛乱，意欲归附蒙古。
而常年处于战争旋涡中的这一中间社会，也呈现出浓厚的军事化色彩，是中国古代崇尚武风、善于作战的区域社会，班彪指出先祖班伯“家本北边，志节慷慨，数求使匈奴”。(13)而在秦汉时期，“山西”即太行山以西，或“关西”即函谷关以西，成为武将集中涌现的区域。比如秦汉立都关中，在太行山以西至今甘肃地区，也就是中国古代所称“关陇”一带，与匈奴长期展开战争，这一区域社会遂深染武风，形成“山西出将”或“关西出将”的历史传统。
汉文帝鉴于实行“和亲”后，匈奴仍不断进攻边境，有发动战争之念，遂从关陇六郡良家子中挑选将领，训练军队。“赫然发愤，遂躬戎服，亲御鞍马，从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讲习战阵，聚天下精兵，军于广武。”(14)西汉许多名将皆出身这一区域。比如李广，“陇西成纪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丹者也。广世世受射。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萧关，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射，杀首虏多，为郎，骑常侍。”(15)再如赵充国，“字翁孙，陇西上邽人也，后徙金城令居。始为骑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骑射补羽林。为人沉勇有大略，少好将帅之节，而学兵法，通知四夷事。”(16)又如甘延寿，“字君况，北地郁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骑射为羽林，投石拔距绝于等伦，尝超逾羽林亭楼，由是迁为郎。试弁，为期门，以材力爱幸。稍迁至辽东太守，免官。”(17)西汉对外征伐，多调发这一地区的军队。比如汉宣帝时，“西羌反，发三辅、中都官徒弛刑，及应募佽飞射士、羽林孤儿，胡、越骑，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材官，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骑士、羌骑，诣金城。”(18)对于关西出将的历史现象，东汉班固进行了系统评述。班固指出秦汉时期关西地区涌现出大批杰出将领：
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秦将军白起，郿人；王翦，频阳人。汉兴，郁郅王围、甘延寿，义渠公孙贺、傅介子，成纪李广、李蔡，杜陵苏建、苏武，上邽上官桀、赵充国，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贤、庆忌，皆以勇武显闻。苏、辛父子著节，此其可称列者也，其余不可胜数。(19)
在班固看来，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源是关西人群与北方族群接壤而居，在长期的战争中，培育出尚武的社会风气。“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20)
东汉时期，关西出将的地缘传统仍在延续。凉州刺史管辖关陇六郡中的陇西、天水、安定三郡，在世人的眼中，一方面“凉州寡于学术”(21)，另一方面却是猛士云居之地。安帝永初四年（110），东汉鉴于羌人叛乱，“残破并、凉”(22)，曾有放弃凉州、集中力量对付北方族群之议。“大将军邓骘以军役方费，事不相赡，欲弃凉州，并力北边，乃会公卿集议。骘曰：‘譬若衣败，坏一以相补，犹有所完。若不如此，将两无所保。’议者咸同。”(23)郎中虞诩却指出“关西出将”，凉州士兵勇敢善战。“谚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余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锋执锐，无反顾之心者，为臣属于汉故也。”(24)放弃这一地区将会导致这一军事力量反过来成为巨大威胁，因此不应放弃凉州。“若弃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迁，必生异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东，虽贲、育为卒，太公为将，犹恐不足当御。议者喻以补衣犹有所完，诩恐其疽食侵淫而无限极。弃之非计。”(25)最终议者听从了虞诩的意见。
灵帝时期，东汉因羌人再次叛乱，又有放弃凉州之议。“会西羌反，边章、韩遂作乱陇右，征发天下，役赋无已。司徒崔烈以为宜弃凉州。诏会公卿百官，烈坚执先议。”(26)议郎傅燮延续虞诩的观点，仍反对放弃凉州。“燮厉言曰：‘斩司徒，天下乃安。’”(27)傅燮之所以如此主张，在于他与虞诩观点一样，也认为凉州军队战斗力强悍，该区域之得失关系东汉国运。“若使左衽之虏得居此地，士劲甲坚，因以为乱，此天下之至虑，社稷之深忧也。”(28)最终灵帝也接受了傅燮的意见。“帝从燮议。由是朝廷重其方格，每公卿有缺，为众议所归。”(29)东汉末年一代枭雄董卓，便为陇西临洮人。“汉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卓有才武，旅力少比，双带两鞬，左右驰射。”(30)鉴于山西良将猛士世代迭出的现象，范晔著《后汉书》，发出“山西多猛”(31)的感叹。秦汉时期“关西出将”的历史现象，也引起了后世的广泛关注。明人丘濬便指出：“六郡者，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古人谓关西出将，即此地。”(32)他一方面尝试从“地气”角度加以解释，“西方属金，金主肃杀，人生其地者，多壮勇，耐寒苦，自古以武勇奋者，多在于斯”，(33)另一方面又隐约认识到这一现象背后具有更为深刻的历史根源：“虽然，此论其常耳，若夫天地生才，无往而不有，此又不可专以地气拘也。”(34)
王莽禅汉，天下大乱，铫期向刘秀指出河北民众临边善战，获得这一地区能在军事上占据优势。“河北之地，界接边塞，人习兵战，号为精勇。今更始失政，大统危殆，海内无所归往。明公据河山之固，拥精锐之众，以顺万人思汉之心，则天下谁敢不从？”(35)唐朝武将来源的主要地区，一在关中，另一在河东。唐高宗仪凤二年（677）敕曰：
秦雍之部，俗称劲勇，汾晋之壤，人擅骁雄。宜令关内、河东诸州，广求猛士，在京者令中书、门下于庙堂选试，外州委使人与州县相知拣练。有膂力雄果、弓马灼然者，咸宜甄采，即以猛士为名。(36)
《金史·西夏传》“赞”对西夏立国的区域优势进行了评论，指出西夏所在区域民风尚武是其优势之一。(37)明茅坤则指出核心边疆民间风气普遍尚武敢战。“山西者，西则属秦陇，北则连朔方，又东北则渔阳、上党。其地多劲侠沉鸷、嫖姚跳荡之士；其州郡塞垣，亦颇与虏之斥堠烽燧相纷拏。”(38)“窃惟幽、并、燕、赵之墟，古今来称天下劲兵处也。”(39)
三 “核心边疆”的历史地位
从地理与社会两个层面来看，内陆平原过渡地带都是汉人、北方族群强化自身实力的场所。汉化的北魏政权在讨论经略边疆时，以征讨北部柔然为先，其中便有获利阴山的考虑。(40)唐诗人张籍作《陇头》，王建作《凉州行》，司空图作《河湟有感》，杜牧作《河湟》，刘景复作《梦为吴泰伯作胜儿歌》，皆记载了“安史之乱”后，吐蕃东进河西走廊带来的农牧涵化情形。(41)
由此可见，从中国古代政治地理来看，内陆平原过渡地带属于“五服”中的“绥服地带”。“《禹贡》五服之制：曰甸服，曰侯服，曰绥服，曰要服，曰荒服。内而甸、侯二服，为华夏之地；外而要、荒二服，为夷狄之区。而绥服居乎其中，则介乎华夷之间也。”(42)从经济形态来讲，属于中国古代农牧过渡带。(43)依其最重要的历史标志——长城来命名的话，可以称之为“长城边疆”。而从其历史作用来看，是中原王朝、北方族群争夺的“核心边疆”，占据了这一地带，便在南北关系中处于主动，可驱逐对方或夺取政权。清代张曾的一段议论实揭示了核心边疆在中国古代的整体地位：“云朔以北，沙漠以南，为华夷交界，从古战争之地。……西北边防较别处尤重，此间属南北管钥，中外强弱之势，即以其地之属南、属北定之。”(45)丘濬则讨论了河北在中国古代历史变迁中的关键角色，指出在上古时期，河北是政权崛起、称王争霸所资凭借的关键地区。“今京畿之地，乃古幽冀之域、河朔之区，昔人所谓王不得不王，伯不得不伯之所也。考之史传，乐毅以燕兵下齐七十城，光武以幽冀兵平定天下，天下兵甲之强，莫逾于此也。”(46)“惟今圣朝建国幽燕直隶八府之地，盖古幽冀之域也。杜牧所谓山东、河北，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所。”(47)这既与当地民风尚武有关，“其人沉鸷，多材力，重许可，耐辛苦，敦五种，本兵矢，他不能荡者”，(48)也与当地盛产健马，可以培育大规模骑兵，形成相对于其他地区的军事优势有关，“复产健马，下者日驰二百里，所以兵常当天下。”(49)唐朝在“安史之乱”后由盛转衰，与丧失这一地区密切相关。“唐自天宝末失此地，其后罄天下之力以经营之，不能得其尺寸，人望之若回鹘、吐蕃，无有敢窥者。必欲使生人无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东，兵不可去，是兵杀人无有已也。”(50)再如宁夏，在明代被视为“关内之北门，胡人之前户”，明阁臣彭时认为宁夏“背山面河，四塞险固。中国有之，足以御外夷；外夷窃之，足以抗中国；其形势之重如此”。(51)日本学者松田寿男指出，天山在西域历史上长期扮演着重要角色。(52)
地理空间不仅是历史事件发生的舞台，而且更具有相当的主动作用。同样的资源，处于不同的区域，便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能量。从中原王朝角度而言，秦汉、隋唐、明朝夺取核心边疆，不仅将之建成坚固的军事屏障，而且为进取漠北、驱逐北族奠定了基础。对北方族群而言，夺取了核心边疆，便拥有了逼临中原王朝的广阔空间，从而建立起对中原王朝的军事优势，比如匈奴、突厥；甚至进一步转化为政治优势，得以统治黄河流域，乃至全中国，比如北魏、辽、金、元。反之，失去这一地带，便在南北关系中处于被动，被驱回本部或失去政权。
从中原王朝角度而言，比如汉武帝鉴于阴山长期是匈奴威慑西汉的战略前沿，“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53)汉武帝夺取了阴山地带之后，便将匈奴驱逐回漠北，甚至逼迫匈奴进一步西迁，从而在蒙古高原建立起战略优势。“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54)中唐即安史之乱以后，汉人丧失了对核心边疆的实际控制，至五代、两宋更正式失之异域，以致先后受到沙陀、契丹、女真、蒙古压制。对此，南宋王应麟评价称：“河、湟复而唐衰，燕、代割而辽炽”。(55)蒙古灭金进程中关键的一步，也是夺取了核心边疆。(56)
从北方族群视角而言，比如在汉武帝多次发动的北征打击之下，匈奴失去了阴山地带，从而丧失了进入中原地区的地理通道，由此在战略态势中处于被动地位。“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57)再如祁连山“美水茂草，冬温夏凉”，“焉支山东西百余里，南北二十里，亦有松柏五木，其水草茂美，宜畜牧，与祁连山同。”匈奴被逐出此山，从而有“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58)之悲歌，匈奴也随之由盛转衰、西走中亚。吐蕃占据河西走廊黄河九曲之地，从而在中古长期雄踞西北。“吐蕃既得九曲，其地肥良，堪顿兵畜牧，又与唐境接近，自是复叛，始率兵入寇。”(59)
可见，为得到核心边疆，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与北方族群在这一地带投入了最多的精力与资源。与之相比，漠北地区与华北地带一般情况下只是南北政权各自内部力量争雄的历史舞台。
可见，核心边疆是中原王朝、北族政权扩张权力、统一全国的“地理阶梯”与“经济过渡区”，可以合称为“过渡阶梯”。以“阶梯”名之，不仅含有核心边疆不只是空间上的中间跳板，还在于在地形上呈现逐层升高之意。核心边疆与过渡阶梯所指地域为一，只是后者进一步强调了核心边疆所具有的历史动态特征。无论中原王朝，还是北族政权，在占据这一区域之后，都获得了地理优势与经济补充，从而极大地壮大了自身实力。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北族政权得核心边疆者得天下，失核心边疆者失天下。中国古代南北政权充分重视河西走廊或山后地区，也充分显示了核心边疆在中国古代历史变迁中的这一主体作用。
可见，对核心边疆与中国古代历史变迁的关系进行整体考察，便系从地理的角度，构建中国古代历史解释模式的尝试。考虑到地理相对于历史，是客观而更为根本的存在，这一解释对于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长时段、整体性、结构性特征，具有十分明显的意义。
四 世界近代史的起点与“明长城时代”
蒙古帝国崛起之时，蒙古骑兵以其巨大的军事技术优势，迅速占领、控制了亚欧大陆大部分地区，摧毁了农业地带固有的文明体系，打破了几个世纪以来，由“伊斯兰扩张”而造成的亚欧通道被阿拉伯商人所垄断、亚欧大陆两端政权处于隔绝状态的历史格局，极大地促进了亚欧大陆的商业交通与文明交流，改变了亚欧大陆的传统格局与面貌，是古代世界的最后辉煌。但蒙古由于文明形态较为落后，无法在充分整合亚欧大陆各文明体系的基础上，推动世界秩序向着一体化格局持续前进。历史重担只能再次由一直在世界历史中扮演主导角色的新月地带农商文明来承担。
14世纪，一场大规模的灾荒侵袭了亚欧大陆，令人闻之色变的瘟疫更是弥漫于这一世界历史的核心地带。在遭受自然环境的打击之后，蒙古人与被征服者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与激化。伴随着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三大汗国政权的分裂、瓦解甚至垮台，金帐汗国势力也已仅限于俄罗斯诸公国，不再具有世界史意义，尤其宗主国元朝，被长城以内的汉人政权明朝逐回草原，控制亚欧大陆百余年的蒙古帝国的世界秩序就此轰然倒塌。一种主导性文明的覆灭，往往为下一个更为辉煌的文明的到来提供了广阔空间。蒙古帝国的解体，使世界历史站在了十字路口上，未来的世界向何处发展，何种文明将会崛起，成为未来世界的主宰？
蒙古帝国解体后，亚欧大陆各文明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西欧基督教文明解除了蒙古帝国的威胁，东欧东正教文明，西亚、中亚伊斯兰文明，东亚中华文明都掀起了族群独立潮流，并将本土文明与蒙古帝国带来的新因素相结合，创造出更具活力、更为辉煌的新文明，且皆努力填补蒙古帝国留下的权力空缺，亚欧国际秩序从而呈现多种文明复兴、扩张与竞争的历史趋势。这一历史趋势主导了七百年来世界历史的基本线索、塑造了近代世界的基本格局，从而开启了近代世界的历史进程。因此，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应始于蒙古帝国宗主国元朝的灭亡，即1368年。以往将西欧“大航海时代”的开启视作世界近代史开端的观点，显然是一种从结果倒推原因、以成败论英雄的“事后诸葛亮”的论调，而未考虑正是十四世纪以来三种文明的相互博弈，才造成了西欧的异军突起。据此可以说，是亚欧大陆各文明的合力，而非基督教文明的独力，形塑了世界近代史。
蒙古帝国解体后，西欧在蒙古帝国西进中带来的中国科学技术的促动下，在其对于海洋空间天然兴趣的催动下，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在14至17世纪，掀起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单向全球化进程，成为近代世界的历史推动者与主宰者。俄罗斯起源于东欧平原上的罗斯民族建立的长期分裂的诸公国，钦察汗国（金帐汗国）的军事征服，不仅首次结束了罗斯诸公国的分立局面，而且给当地政治带来了威权制度。14世纪，莫斯科公国在继承蒙古广阔疆域视野与政治威权制度的同时，逐渐挑战金帐汗国的统治，在广阔而平坦的俄罗斯平原上，从一个小公国，通过疯狂的扩张、兼并，迅速崛起，疯狂地将势力在整个欧亚内陆扩张开来，形成了崭新的俄罗斯文明。参照“大航海时代”概念，可将俄罗斯这一时期的历史称之为“俄罗斯崛起”。蒙古帝国解体后，伊斯兰文明同样将伊斯兰教“圣战”意识与游牧族群骑战风气相结合，奥斯曼帝国、帖木儿帝国及其后裔在欧亚非积极扩张，不仅攻占了基督教文明在东方的象征——君士坦丁堡，而且向东进入中亚、东南亚，形成了当今伊斯兰文明的势力版图，可称之为“伊斯兰扩张”。
与之相似，长城以内汉人所建立之新中华政权——明朝，虽标榜“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在政权法统上自觉继承华夏传统，也即所标榜与践行的“法体汉唐，参以宋典”，但在边疆立场上，却具有收复元朝旧疆的历史意味。“今我国家之兴，土宇之大，上轶汉、唐与宋，而尽有元之幅员。”(60)这主要表现在对东北、南方与西藏控制的加强。不仅如此，蒙元帝国从阿拉伯地区获得的世界地图，尤其是海路地图，极大地扩大了中国人的地理视野，推动了明代官方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朝贡贸易体制向东南亚、南亚海洋世界的空前伸展，与民间以“下南洋”为名目，在宋元基础上与东南亚海外贸易的空前展开，是明代中国重建中华亚洲秩序的历史新内容。
但另一方面，与这一时期基督教文明、俄罗斯文明、伊斯兰文明的国家与社会整合一体、向外扩张不同，明朝在对外取向上呈现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历史态势。在商品经济逐渐发达的经济趋势下，在南宋以来远洋贸易历史传统下，明代中国民间社会一直具有自发地、积极地固定控制南洋甚至远洋航行的内在驱动力。但与这一时期基督教文明、俄罗斯文明、伊斯兰文明国家大力支持民间类似行为的做法不同，明朝国家在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军事、经济实力的情况下，对于西北陆疆开拓与东南海疆经略皆缺乏持久的兴趣，相应对于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皆持不支持，甚至禁止的政治立场。其封闭观念显著地体现于在北部边疆最后一次大规模修筑长城，并在东部沿海大规模构建长城防御体系。随之而来的，不仅是由于军事主动权丧失而导致的边疆防线不断内缩，而且长城修筑吸纳了国家近一半的财政资源(61)与主要的政治关注，在军事、财政、政治等层面，对明代中国历史进程形成了整体性影响。明朝由此不仅再次丧失对内亚东部（长城以北）地区的控制，而且被来自这一地区的女真人摧毁了政权，从而呈现了与基督教文明、俄罗斯文明、伊斯兰文明截然不同的历史走向，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近代中西社会历史的分水岭，是世界近代史道路的重要推力。若与“大航海时代”“俄罗斯崛起”“伊斯兰扩张”相对比，可将明代中国的历史称之为“明长城时代”，也可简称为“长城时代”。
历史就是这样的充满吊诡，在阿拉伯人控制东方海路的情况下，西欧开始寻找新的航路，最终因祸得福，突破历史的枷锁闯出了全新的历史天地。而明朝在蒙古的压力下，却逐渐习惯了在长城阴影下因循维持。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十字路口，中国与西方选择了不同的历史方向。而世界文明的曙光，却最终在西方，而不是东方升起。贫弱的西欧凭借几条小船开辟了历史的未来，而强大的中国却在蜿蜒长城里逐渐沉沦。
五 长城的“反噬效应”与明清鼎革
核心边疆对南北政权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可忽视。核心边疆由于地处从半干旱到干旱的生态过渡区，抗干扰能力差，自动恢复能力弱，因此在气候发生变化时，最易受到冲击，而产生剧烈变化。核心边疆由于战争频繁、经济落后，社会机制在应对自然灾害方面，同样显得软弱而无力。不仅如此，核心边疆相对平坦而广阔的地理空间，为自然灾害的蔓延提供了广阔天地。以上因素相结合，导致核心边疆不仅容易发生自然灾害，而且经常造成大规模蔓延。强烈的自然灾害不仅能够摧毁核心边疆的本地社会，而且将组成这一社会主体人群的士兵推向核心边疆之外，造成大规模叛乱，成为动摇整个中国社会秩序的动乱之源。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之灭亡，大都有核心边疆自然灾害及由此催生的社会动乱的因素在内，比如汉末、唐末、明末与清末发生于西北、华北的旱灾、蝗灾、洪涝、风雪、霜雹与瘟疫等灾害，以及由之引发的内亚族群、北方汉人叛乱，都从根本上动摇、瓦解了已经存在不同程度危机的社会秩序，成为瓦解政权统治的最后狂潮。可见，核心边疆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不仅是南北政权壮大自身的充电器，也是摧毁南北政权历史能量的衰变器，衰变过程产生出巨大的破坏力量。无论释放的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核心边疆都是催动南北秩序发生剧变、推动中国历史发生整体变迁的蜕变器。这一历史变迁无论正面抑或负面，都开创出全新的历史格局，使中国历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核心边疆的负面作用，在长城上体现得十分明显。长城长期起到了保护中原王朝“基本盘”的作用，但长城在长期保护中国文明的同时，也使其丧失了主动出击的野心与决心，促其即使在条件具备之时，仍满足于故步自封在长城之内这片天地，对外界缺乏兴趣。这在欧亚大陆各主体文明仍限于周边开拓，而不具备全球扩张的能力之时，尚不显得致命。而在蒙古帝国灭亡之后，即世界近代史开始之后，这一局限便开始逐渐放大，成为中国文明的最大软肋。
中国古代围绕长城的争议之一，是长城终究是一项防御方案，无法主动、彻底解决北方族群的威胁，从而使中原王朝与北方族群的战争呈现长期对峙的状态。而且防御日久，中原军队战斗力逐渐下降，长城防御的实际效果也就大打折扣，逐渐陷于被动。比如万历时期，到北京朝贡的朝鲜燕行使，注意到了辽东镇长城士兵的畏懦之状。“而例遇小贼，辄伏城头，不敢发一矢，以致恣意虏掠，坐看系缚鱼肉而已。”(62)这不仅给中原王朝带来了巨大的军事压力，而且也给长城边疆社会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并最终形成“反噬效应”。
长城之所以会对中原王朝产生“反噬效应”，是因为长城边疆所在的地区，不仅是生态环境较为恶劣、生态灾害易发的“生态高危区”；而且是经济方式较为单一、经济条件较为落后的“经济落后区”；还是国家财政长期处于危机状态的“财政危机区”；但同时却是大规模战争连绵不断、社会长期“军事化”的“军事风险区”。简单地说，便是长城边疆在处于灾荒多发、经济落后、财政匮乏状态的同时，长期支撑着大规模战争与军事化社会，从而成为中华帝国地缘政治版图中最为脆弱、风险系数最高的区域社会。在正常条件下，长城边疆社会已经处于风声鹤唳、危机四伏的社会困境，一旦各种社会危机同时爆发，比如大规模灾荒、国家粮饷物资未及时供应、大规模战争等，长城边疆社会便会迅速崩溃。由于长城边疆社会呈现高度“军事化”局面，一旦社会崩溃，被武装起来的长城边疆军民便会揭竿而起，他们所拥有的组织性、战斗力都会迅速成为政权的巨大威胁。这就是长城的“反噬效应”。
在这一问题上，丘濬便指出应从客观角度，对长城进行公允的评价，并运用合适的方式修筑长城。丘濬首先指出长城经历了从战国至隋代的漫长修筑。
长城之筑，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其为计也，亦劳矣。然此岂独始皇筑也？昭王时，已于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矣。亦非尽秦筑也，赵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燕自造阳至襄平，亦皆筑长城。是则秦之前，固有筑者矣，岂但秦也。秦之后，若魏，若北齐，若隋，亦皆筑焉。(63)
在丘濬看来，历代之所以不断修筑长城在于长城能够弥补地形所存在的缺陷，隔开华夷，从而维护他理想中的族群地理格局。“盖天以山川为险隘，限夷狄，有所不足，增而补之，亦不为过。”(64)不过修筑长城应从“内政优先边防”或“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文化出发，掌握力度，不应过度劳役民力，否则会导致政权不稳。历代修筑长城之所以招致非议，便在于未能很好地把握这一关节。“然内政不修，而区区于外侮之御，乃至于竭天下之财，以兴无穷已之功，是则不知所务矣。”(65)在丘濬看来，历代修筑长城，也都是为保障民众。“虽然，长城之筑，虽曰劳民，然亦有为民之意存焉。”(66)只不过长城之修筑，应循序渐进，陆续修筑。“设使汉之继秦，因其已成之势，加以修葺；魏之继汉，晋之继魏，世世皆然，则天下后世，亦将有以赖之限隔华夷，使腥膻桀骜之虏，不得以为吾民害矣。”(67)因此，丘濬对部分王朝鉴于秦朝灭亡与长城修筑之关系，遂完全废弃长城的做法，表达了批评态度。“奈何后之人，惩秦人起闾左之失，虑蒙恬绝地脉之祸，而废其已成之功，岂不可惜哉！”(68)他进而主张在前朝基础上，完全用士兵，而非民众，慢慢修筑长城。
后世守边者，于边塞之地，无山川险阻之限，而能因阨狭之阙，顺形势之便，筑为边墙，以扼虏人之驰突，亦不可无也，但不可速成而广扰尔。若就用其守御之人，而限以三十年之久，徐徐而为之，其成虽迟，犹胜于不为也。(69)
长城“反噬效应”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明朝灭亡于长城周边的军民叛乱与异族入侵。在榆林长城防御体系构筑不久的成化末年，延绥镇已是北疆诸镇中财政最为困窘者。成化二十二年（1486），右副都御史黄绂巡抚延绥镇，便亲眼目睹了这一现象。“绂偶出，望见川中饮马妇片布遮下体。”于是提前拨付士兵军饷。“大惭，俯首叹息曰：‘我为延抚，令健儿家贫至此，何面目坐临其上？’亟令豫出饷三月。”(70)从而改善了榆林士兵的生存条件，增强了榆林军队的战斗力。“延绥人又素忠朴，至死无怨言。闻绂惭叹，军中人人感泣，愿出死力为黄都堂一战。寇闻风不敢至。俄有诏毁庵寺，绂令汰尼僧，尽给配军之无妻者。及绂去，咸携子女拜送道傍。”(71)
由于榆林长城防御体系立足于防御，无法主动、彻底解决河套问题，蒙古反而逐渐南下河套、固定驻牧，对榆林构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延绥镇财政危机从而一直存在，并不断加剧。万历《延绥镇志》记载了晚明延绥镇军事防御与财政之间的严重冲突。“今榆沙深水浅，耕无菑获，渔无钓饵，百不一产。障二千里之长边，拥数十万之大众，费之不赀，如填溪壑，倍蓰他镇。”(72)
为建立抵御河套蒙古的长期有效机制，明朝将整个榆林社会发动起来，征召民众加入军队、驿站，并倡导民众修筑民堡、实行自卫，从而导致榆林社会形成高度“军事化”社会。明末陕北发生大规模旱灾，明朝为应对财政危机，缩减开支，从而大规模裁剪延绥镇军队体系的外围部分，包括驿卒李自成、士兵张献忠在内的大量榆林居民揭竿而起，利用其军事经验，驰骋大半个中国，最终灭亡了明朝。
而结束明末农民战争、取代明朝的军事力量来自明辽东长城外侧的建州女真。建州女真是辽东长城边疆原属明朝的羁縻卫所的主要组成族群，不仅能够长期得到明朝送来的生存物资，而且不断招徕汉人翻越长城，进入东北平原。正是借助这一边疆结合部的优势，清朝并用女真与汉人，不断招抚明辽东军民，建立起强大的军队，最终取代明朝，统一全国。建州女真处于边疆结合部的地缘特征，在努尔哈赤发布的讨明檄文——“七大恨”中，有明确表述。用满文记述的《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记第五恨云：“许多世代看守皇帝边境而居住的柴河、法纳河（范河）、三叉拉等三个地方，珠申耕耘的粮食，不令收获。尼堪出兵驱逐，此五恨。”(73)其中的“许多世代看守皇帝边境而居住”，清楚地揭示了建州女真居于边墙外侧，充当明朝抵御更北侧的女真叛乱部落的地缘角色。而建州女真也确实长期担负了守御边境之责，比如第二恨云：“虽然杀我父祖，我仍愿修好，使立石碑盟誓说：‘无论尼堪、珠申，凡有越过皇帝边境者，看见越境者就要杀死。若是看见而不杀，要罪及不杀之人。’尼堪背此誓言，派兵出境助守叶赫，此二恨。”(74)从这一地缘位置出发，努尔哈赤在第六恨中，将叶赫称作“边外的叶赫”，(75)可见其将自身定位为介于明朝、其他女真部落之间的角色。而用汉文书写的《天聪四年木刻揭榜》，更是直接指出建州女真负责为“大明看边”。“金国汗谕官军人等知悉：我祖宗以来，与大明看边，忠顺有年。”在第一恨中，指出建州女真负责为明朝看边，与明朝开展朝贡贸易。“我祖宗与南朝看边进贡，忠顺已久，忽于万历年间，将我二祖无罪加诛。其恨一也。”在第六恨中，直接指出建州女真长期在“近边住种”。“我部看边之人，二百年来，俱在近边住种。后南朝信北关诬言，辄发兵逼令我部远退三十里，立碑占地，将房屋烧毁，口禾丢弃，使我部五居无食，人人待毙。所谓恼恨者六也。”(76)
结论
“核心边疆”在中国古代，长期扮演了决定性角色。作为核心边疆的重要设施，长城一方面长期保护了汉人政权的“基本盘”，另一方面却造成了汉人政权的北疆危机与财政困难。这在明代体现得尤其明显。明初在具备实力与条件的情况下，并未开展积极的边疆开拓，反而在北部边疆大修长城，最终不仅导致自身长期面临边疆压力，而且造成严重的财政危机，政权最后灭亡于长城内外的军事叛乱，构成了“17世纪危机”的重要内容。
(1) 为省略起见，下文皆将山脉简称为山。在论述支脉时，直接称谓支脉名称。支脉名称与山系名称一致时，如太行山、长白山等，在其前面冠以“狭义”之称。
(2) 这一地区的连绵山脉，培育了广袤的森林。比如东汉末年，董卓鉴于关东兵起，有迁都关中之议，指出“陇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作为宫室易于营建的根据。（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五四《杨震传》附《杨彪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87页。明末夏完淳认为：“草木之富，莫盛于代北，莫远于河冀，岳种名材，连疆蔽地。”（明）夏完淳：《夏完淳集》卷八《燕问》，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第139页。
(3) 其中部分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带相应是农牧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王莽篡汉，天下大乱，冯衍对鲍永称：“夫并州之地，东带名关，北逼强胡，年谷独孰，人庶多资，斯四战之地、攻守之场也。”《后汉书》卷二八上《冯衍传》，第968页。这一时期，邓禹鉴于陕北地区农业、畜牧业皆甚发达，从而在此屯居休养。“诸将豪杰皆劝禹径攻长安。禹曰：‘不然。今吾众虽多，能战者少，前无可仰之积，后无转馈之资。赤眉新拔长安，财富充实，锋锐未可当也。夫盗贼群居，无终日之计，财谷虽多，变故万端，宁能坚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广人稀，饶谷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粮养士，以观其弊，乃可图也。’于是引军北至栒邑。”《后汉书》卷一六《邓寇传》，第603页。“（窦）融见更始新立，东方尚扰，不欲出关，而高祖父尝为张掖太守，从祖父为护羌校尉，从弟亦为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独谓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兄弟皆然之。融于是日往守萌，辞让巨鹿，图出河西。萌为言更始，乃得为张掖属国都尉。融大喜，即将家属而西。既到，抚结雄杰，怀辑羌虏，甚得其欢心，河西翕然归之。”《后汉书》卷二三《窦融传》，第796页。
(4) 比如两汉鉴于河南具有的保障关中的战略地位，致力于在这一地区大力发展农牧经济。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尚书仆射虞诩上疏称：“《禹贡》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谷稼殷积，又有龟兹盐池，以为民利。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阸据险。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筑朔方，开西河，置上郡，皆为此也。”（《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2893页。）明初在北部边疆实行军屯的同时，也推广牧业，以补充这一地区因气候寒冷、降雨较少、土壤贫瘠而造成的粮食低产量。洪武后期，地方军权已过渡至诸王手中，朱元璋遂赐予诸王，尤其北疆九王大量畜养包括马、牛、养在内的牲畜，明初北疆遂呈现浓厚的游牧化趋向。洪武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朱元璋圣旨称：“燕府拨羊一万只，其余府都是二千。钦此。”“洪武二十七年二月十七日，钦差驸马欧阳伦、王宁等到来，传奉圣旨：拨与燕府羊一万只。钦此。”九月“初六日一件，辽、宁、谷府，每府拨羊一万。”北部边疆牧放之牲畜又不限于北疆九王之所有，还包括内地诸王寄养者。洪武三十年正月十二日圣旨称：“周、楚、湘、韩、沈、唐、郢、伊，牧放在内；其周、楚、湘、韩、沈、唐、郢、伊，头匹牧放，不止此卫。其东镇云、玉、定、镇、高、大、阳、天、怀、万、宣，周、楚、湘、韩、沈、唐、郢、伊八王，牧放头匹，听其往来，不拘时月。”朱元璋甚至对牧放牲畜的具体细节也多有关注与指导。洪武二十七年八月初九日，“今后护卫军出塞牧羊马时，带老小去。”洪武二十九年九月初一日，“一，大小马要控到汗出尽了，油不浸了蹄。一，羊群都俵军养，牛也一般。……一，大马孳生不孳生，都要鞍子。……一，调教马匹，死了的，休又调马人。一，羊毛扞毡衫、毡袄，除宫殿中用外，余者赏军。”“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初六日，殿下（晋王）赴京回还，赉到圣旨：多出哨马，无所不知。一，各府调马驹。一，孳生羊羔，一年二次，羔一次，共三次。一，多养牛。……一，群马要鞍辔全。……一，所在去处牧放，栏圈地窖土洞。一，既有群羊，休于市中取肉以供内用，为百姓所嗤。”“洪武三十年三月二十八日，钦差驸马李坚到代州，捧到圣旨：一、王府养只，若要便当长远就养得军发迹了，护卫里军都发在口外屯种。每军一户，或养孳生羊十只，带羝共十二只。说与军知道，教又达达一般短，当着羔儿吃他的奶。且如一户三口、四口，但种些田，收些粟米。一夏天，挤羊奶，搅和着吃，军省力气。十个羊下十个羔，年终带羔生羔，得三倍儿利，恰好三十个羊。每十个，与军两个，不三、四年，军的羊也成群了。这般，军多少不发迹？依着这般行，这军每种着田，收着草，更砍些秋青野草，一冬大雪里，人羊都不在雪里。因这般分开养，各家收拾的草，勾一冬头口用，不见亏折。若护卫军养不了，大军屯种处，也俵去养。”（明）朱元璋：《太祖皇帝钦录》，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抄本，转引自张德信：《太祖皇帝钦录及其发现与研究辑录——兼及〈御制纪非录〉》，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6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第93—94页、97—101页。
(6) “其（焉支山）水甘草美，宜畜牧。”（宋）曾公亮、（宋）丁度：《武经总要·前集》卷一九《西蕃地理》，《中国兵书集成》第4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沈阳：辽沈书社，1988年，第955页。
(7) “辽朝在其本地以及与之南部相接的奚地，谋求以牺牲同族而实现农耕的地带化，以此作为向中原进攻的根据地。”［日］岛田正郎著，何天明译：《大契丹国：辽代社会史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9页。努尔哈赤初兴时，据“抚顺、清河、宽甸、叆阳四处关口，互市交易，以通商贾，因此满洲民殷国富”。《满洲实录》卷二，戊子年四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3页。
(8)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六《魏书·董卓传》，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71页。
(9) 《三国志》卷二五《魏书·杨阜传》，第701页。
(10) 《三国志》卷一五《魏书·张既传》，第476页。
(11) （明）林希元：《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三《献愚计以制边军以御强胡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5册影印辽宁省图书馆藏清乾隆十八年陈胪声诒燕堂刻本，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491页。
(12) 《林次崖先生文集》卷三《献愚计以制边军以御强胡疏》，第491页。
(13)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一〇〇上《叙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199页。
(14)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第3831页。
(15) 《汉书》卷五四《李广传》，第2439页。
(16) 《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第2971页。
(17) 《汉书》卷七〇《甘延寿传》，第3007页。
(18) 《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60页。
(19) 《汉书》卷六九《赵充国辛庆忌传赞》，第2998页。
(20) 《汉书》卷六九《赵充国辛庆忌传赞》，第2998—2999页。在《地理志》中，班固也有相似的评论：“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辚》、《四臷》、《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1644页。）
(21) 《后汉书》卷五八《盖勋传》，第1880页。
(22) 《后汉书》卷五八《虞诩传》，第1866页。
(23) 同上注。
(24) 同上注。
(25) 《后汉书》卷五八《虞诩传》，第1866页。
(26) 《后汉书》卷五八《傅燮传》，第1875页。
(27) 同上注。
(28) 同上注，第1876页。
(29) 同上注。
(30) 《三国志》卷六《魏书·董卓传》，第171页。
(31) 《后汉书》卷六五《皇甫张段列传赞》，第2154页。
(32) （明）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一三〇《严武备·将帅之任中》，周伟民、王瑞明、崔曙庭、唐玲玲点校：《丘濬集》第5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2024页。
(33) 同上注。
(34) 同上注。
(35) 《后汉书》卷二〇《铫期传》，第732页。
(36)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一四《令举猛士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66页。
(37) “其地初有夏、绥、银、宥、灵、盐等州，其后遂取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郡地，南界横山，东距西河，土宜三种，善水草，宜畜牧，所谓凉州畜牧甲天下者是也。土坚腴，水清冽，风气广莫，民俗强梗尚气，重然诺，敢战斗。自汉唐以水利积谷食边兵，兴州有汉唐二渠，甘、凉亦各有灌溉，土境虽小，能以富强，地势然也。”［（元）脱脱等：《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876—2877页。］
(38) （明）茅坤：《茅鹿门先生文集》卷四《与靳两城中丞书》，张梦新、张大芝校点：《茅坤集》第2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63页。
(39) 《茅鹿门先生文集》卷四《与谭二华督府书》，《茅坤集》第2册，第266页。
(40) “（世祖）诏问公卿，赫连、蠕蠕征讨何先。（长孙）嵩与平阳王长孙翰、司空奚斤等曰：‘赫连居土，未能为患，蠕蠕世为边害，宜先讨大檀。及则收其畜产，足以富国；不及则校猎阴山，多杀禽兽，皮肉筋角，以充军实，亦愈于破一小国。’”［（北齐）魏收：《魏书》卷二五《长孙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44页。］
(41) “陇头已断人不行，胡骑夜入凉州城。汉家处处格斗死，一朝尽没陇西地。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去年中国养子孙，今着毡裘学胡语。谁能更使李轻车，收取凉州属汉家。”（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一八《横吹曲辞·陇头》，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80页。“凉州四边沙皓皓，汉家无人开旧道。边头州县尽胡兵，将军别筑防秋城。万里人家皆已没，年年旌节发西京。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驱羊亦着锦为衣，为惜毡裘防斗时。养蚕缲茧成匹帛，那堪绕帐作旌旗。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全唐诗》卷二九八《凉州行》，第3374页。）“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全唐诗》卷五二一《河湟》，第5951页。）“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全唐诗》卷六三三《河湟有感》，第7261页。）“我闻天宝十年前，凉州未作西戎窟。麻衣右衽皆汉民，不省胡尘暂蓬勃。太平之末狂胡乱，犬豸崩腾恣唐突。玄宗未到万里桥，东洛西京一时没。汉土民皆没为虏，饮恨吞声空嗢咽。时看汉月望汉天，怨气冲星成彗孛。国门之西八九镇，高城深垒闭闲卒。河湟咫尺不能收，挽粟推车徒兀兀。今朝闻奏凉州曲，使我心神暗超忽。胜儿若向边塞弹，征人泪血应阑干。”（《全唐诗》卷八六八《梦为吴泰伯作胜儿歌》，第9833页。）
(42) 《大学衍义补》卷一四三《驭夷狄·内夏外夷之限上》，《丘濬集》第5册，第2228页。
(43)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气候与南北政权力量对比的变化，农牧分界线不断向南北分别游移，大体在中古以前呈现不断北移的趋势，在近世呈现南移的趋势。“西周时的（农牧）分界线是由陇山之下东北行，绕今甘肃的灵台县，折而东南行，由今陕西泾阳县越过泾河，东北经白水县而至于韩城市龙门山下，再越过黄河，循汾河西侧，至于霍太山南，又折而南行，过浍河上源，至于王屋山，更循太行山东北行，绕过现在北京市北，东南达到渤海岸边。……春秋时显然和西周时有很多的不同。陇山西南，今四川云南等处仍难作出具体说明，陇山以东，则由今陕西凤翔、泾阳、白水、韩城诸县市之北，直抵龙门山下，再东越黄河，循吕梁山东麓东北行，至于今山西阳曲县之北，又东南绕今盂县之南，东至太行山上，再循太行山东麓，绕今北京市北，东南达到渤海岸边。战国时的农牧业地区之间的分界线，司马迁曾作过具体的规划。他所规划的分界线是由龙门到碣石。这条界限是由龙门山下东北行，斜贯吕梁山脉的南端，经今山西阳曲县之北，再东北行越过太行山，绕今北京市北，又东北达到碣石山的海边，碣石山则在今河北昌黎县。”（史念海：《论两周时期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1辑，第56—57页。）“本文论述的地区，主要是黄土高原和鄂尔多斯高原、河套平原，间及秦岭以南今甘肃省东南部的一些地方。这是唐代的关内道、河东道和陇右道的东部。文题以黄河上中游相称，是为了较易明了，实则已经超出黄河上中游的范围。这几个地区是农牧兼宜的地区，由于人为的作用不同，因时而有差异。”（史念海：《隋唐时期黄河上中游的农牧业地区》，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2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4页。）但农牧过渡带一直基本分布于内陆平原过渡地带。“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的范围很广，大致走向从大兴安岭东麓经辽河中、上游，循阴山山脉、鄂尔多斯高原东缘至祁连山，直抵青藏高原东缘，延绵于辽宁、内蒙古、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数省区，东西长达数千公里。”（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形成与气候变迁》，《考古》2005年第10期，第57—67页。）
(45) （清）张曾：《归绥识略》卷三〇《人部·史鉴》，绥远通志馆编纂：《绥远通志稿》第12册，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17页。（明）朱元璋撰，胡士萼点校：《明太祖集》卷八《劳宁夏卫指挥敕》，合肥：黄山书社，1991年，第184页。
(46) （明）丘濬：《琼台诗文会稿》卷八《会试策问》，《丘濬集》第8册，第4014页。
(47) 《大学衍义补》卷一一七《严武备·军伍之制》，载《丘濬集》第4册，第1841页。
(48) 同上注。
(49) 《大学衍义补》卷一一七《严武备·军伍之制》，载《丘濬集》第4册，第1841页。
(50) 同上注。
(51) 嘉靖《宁夏新志》卷一《宁夏总镇·公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6页。
(52) ［日］松田寿男著，陈俊谋译：《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
(53)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第3803页。
(54)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第3803页。
(55) （宋）王应麟撰，傅林祥点校：《通鉴地理通释》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页。
(56) “欧亚大陆干旱地区的战争，胜负的关键归根结底在于马匹。为此，金国一方也从阴山一带经戈壁的南缘一直到遥远的东北方的呼伦贝尔草原，绵延建造了称为‘界壕’的土墙和壕沟构成的长城，守卫着军马场牧群。由于全部落入了蒙古之手，双方的胜负已见分晓。”［日］杉山正明著，乌兰、乌日娜译：《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66页。
(57)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第3803页。
(58) 佚名撰，张澍编辑：《西河旧事》，《丛书集成初编》排印《二酉堂丛书》道光刻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页。
(59)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28页。
(60) （明）刘基撰，林家骊点校：《刘伯温集》卷二《苏平仲文集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18页。鉴于疆域之广，朱元璋自豪地称：“我之疆宇，比之中国前王所统之地不少也。”《刘伯温集》附录五《洪武元年十一月十八日赐臣基皇帝手书》，第814页。
(61) “如果根据分析研究的太仓库的支出项目来看，万历六年（1578）作为北边军镇的年例银支出的额数占据了太仓库岁入的76.29%。”［韩］洪性鸠：《壬辰倭乱是明朝灭亡的原因吗？》，中国明史学会等编：《第十七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纪念明定陵发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6年，第54页。
(62) ［朝鲜］赵宪：《朝天日记》，《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4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6页。
(63) 《大学衍义补》卷一五〇《驭夷狄·守边固圉之略上》，《丘濬集》第5册，第2344页。
(64) 同上注。
(65) 《大学衍义补》卷一五〇《驭夷狄·守边固圉之略上》，《丘濬集》第5册，第2344页。
(66) 同上注。
(67) 同上注。
(68) 同上注。
(69) 同上注。
(70) 康熙《延绥镇志》卷三之四《名宦志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27册影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刻乾隆增补本，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374页。
(71) 康熙《延绥镇志》卷三之四《名宦志下》，第374页。
(72) 万历《延绥镇志》卷二《钱粮上·边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7页。
(73) 广禄、李学智译注：《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第80页。
(74) 《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第79—80页。
(75) 同上注，第80页。
(7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文书档案图鉴》，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