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重新思考明清鼎革
——兼谈“17世纪危机”、“大分流”、“新清史”
赵轶峰
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
仅就词义而言，“明清鼎革”指明清两个王朝间的改朝换代。在这个层面对之进行思考，涉及明朝灭亡的原因、清朝兴起并得以入主中原的原因、明清两朝政权更迭的性质与后果等等。这些问题各自又可以延伸出多个分支问题，既涉及史实的认定，也涉及价值观和理论，因而历来众说纷纭。
相关讨论自明朝灭亡之际就已开始。当时的指向，主要是反省明朝败亡的原因和性质。不仅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甚至欧洲来华人士中也曾出现评论。清初的言说，常含对前朝的追思，甚至反清思想，因而成为一些反清举动的助力，稍后被清朝禁止。到雍正皇帝公布《大义觉迷录》、清修《明史》颁布的时候，官方说法高度一致，社会也已稳定，民间的评论就沉息下来。直到晚清革命，中国面临国家体制和社会观念的深层改造，明清鼎革的记忆再度被取来参照，从特定的角度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资源。迄于当时，已有的讨论基本都取国家政治视角，附带对族群关系和文化冲突的关照，思考范围基本局限在中国内部。20世纪前期，“新史学”在中国兴起，历史学视野拓宽，普遍价值与法则、跨国比较、交叉学科知识等渗入历史学，关于中国历史道路和社会形态、“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的讨论把整个明清史研究与中国现代历史命运联系起来，明清鼎革研究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和历史命运的视角下，大大超出了先前单纯政治史的局限。
20世纪80年代以后，现代化、现代性研究受到普遍注重，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方法在明清史研究中的运用日益纯熟，国内外研究深度连接，遂形成若干关涉明清鼎革的国际性话题。其中，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促使诸多学者把明清鼎革纳入全球普遍联系中，既包括从全球经济关联角度思考明清鼎革前后的中国情况，也包括将17世纪“小冰河期”气候变化作为解释该时期中国变局的要素，和把中国纳入“17世纪普遍危机”中展开的讨论。这些讨论提出了一些可以深化明清鼎革与同时期欧洲乃至世界诸多变化相关联的认识，也掺杂了许多误解和似是而非的论证。美国的加州学派主要运用经济学方法比较明清中国与西欧经济生产力发展水平，提出了晚明中国经济陷入“内卷化”模式、18世纪末中国与西欧经济发展“大分流”等相互关联又有差异的论说。研究取径被概括为“新清史”的一些学者，从批评强调清朝统治“成功”较多依赖其“汉化”的说法入手，提出清朝不仅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的王朝，也是一个内亚帝国，而其“成功”主要依赖其保持了满洲特色。这些研究，把明清鼎革带入更为复杂的问题阈。
视野的扩展不断带来新的阐释，但推究晚近的各种说法，原有的问题没有达成共识，新出的解释方案也是相互颉颃，分歧并未减少而是大大增加。笔者提出的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以阐释明清时代中国社会结构与历史演变基本趋势为核心，明清鼎革既为明清历史演变的一大关节，在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视阈中无可规避。前人研究丰厚而又歧义纷呈，这时重新思考，虽难面面俱到，但所见既有不同，亦当尽量陈说，供方家指正。
一、王朝兴衰与明亡清兴中的因果
明清鼎革最浅表因而也是最确定的含义是两个王朝的更替。王朝更替，在中国历史上不断上演，是一种不定期而有规则性的事变。从秦到清，没有任何一个王朝完整维持到300年。西汉与东汉，虽然皇室皆刘氏，其实是两个王朝。北宋与南宋皆赵氏，但北宋皇帝被掳，都城失陷，南宋已是重建的偏安朝廷，略似南明，只是维持得长久一些。其他各朝无须说明。从王朝更替是一种规则性事变的意义上看，明朝从1368年到1644年，已经达到王朝统治的时间上限，其终结是随时可能发生的情况。这不是说没有任何因素会使明朝维持得更长久一些，而是说明朝灭亡的原因中，有相当一部分与前代类似。
王朝无永存之理，明朝的灭亡在大约半个世纪前就有端倪，万历中期已经出现明朝将有大乱的警告。如万历二十五年（1597），前山西巡抚，时任刑部侍郎的吕坤上《忧危疏》，内称：“臣闻治乱之兆，垂示在天；治乱之实，召致在人。窃见元旦以来，天气昏黄，日光黯淡，占者以为乱征。臣不习天文，但观人事，当今天下之势，乱象已形而乱机未动；天下之人，乱心已办而乱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拨乱机而使之动，助乱人而使之倡者也……”(1)万历二十八年（1600）户科给事中田大益指出：“方今内帑收贮无虚岁，无虚时，无虚月，无虚日。夫积而不泄，鬼将作祟。不有脱巾揭竿，藉为鼓噪之资，即恐英雄睥睨，席为用武之地。……怨极必乱，夫众心不可伤也。……恐玉崩衅成，决而莫制，家为仇，人为敌，众心齐倡而海内因以大溃，岂不大可惧乎？祸迟必大，国家全盛二百三十余年，已属阳九，加以迩来暴盘朘削，种种败道而犹晏然无事，东征西讨，所向快意，盖将前之掩祖德。……二竖固而扁鹊走，元神索而大命倾……”(2)
那么，哪些情况会导致明朝灭亡呢？如果一个王朝不是如秦朝那样很快崩溃，而是曾经进入较长兴盛期，其灭亡的基本条件就一定是统治失序。曾经反复发生的导致王朝统治失序的原因包含如下几种：一，统治阶层严重腐败及内讧——二者如影随形；二，社会矛盾激化——民间离乱、反叛发生；三，强敌入侵——边疆势力或者外国势力入侵。在我们关于中国帝制时代历史的知识中仔细寻绎，可知每个维持了较长时间的王朝都是因为这三个原因中至少两个之作用而解体的。万历中期以后，这三个症候并皆发作而日甚一日，何而不亡？
这三种情况周期性发生的根本原因，一是由于帝制时代的王朝都由集权君主制政府统治，二是由于这些王朝都处于中华文明圈的核心区，因而受中华文明内聚运动的影响——仅晚清增加了更多外国强力挑战的因素。
集权君主制政府无一不是依赖武力建立，所谓“打天下”、“坐江山”，因而必须供养日益膨胀的皇室和军功贵族阶层，外加特权次之而规模更大的官僚阶层。最高统治者世袭，即依照血缘、宗法等规则在狭小范围内选择君主，肯定会不规则地出现统治者低能、失德、威望不足等情况，进而带来不同程度的统治失序。贵族阶层世袭而供养充裕并享有其他各种特权，人口增长率远高于庶民，必然造成社会权益、财富失衡，时日愈久，对于基层社会的挤压力愈重，造成社会矛盾激化而不可逆。官僚阶层是集权制下的国家管理者，集权积久滋生腐败，逐渐消解政府治理功能。所有制度，日久弊生，需要不断调适、改革才能保持运转，但社会上层固化、腐败，改革的有效性就会降低或消解，甚至引发统治层内部冲突。因而，王朝治理功能在长时段视野下呈起伏状态，而度过鼎盛期后会快速削弱。此后各种突发局势都可能引发王朝统治失序，包括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的反叛，外敌入侵，统治阶层内部觊觎权力的行为，以及巨大的自然灾害。
中国帝制时代的所有王朝，其实都是中华文明共同体中处于核心区局部的政权，汉、唐、元、清覆盖程度大一些，宋、明等覆盖程度小一些。覆盖程度大的，一般最直接的挑战来自王朝内部的社会矛盾；覆盖程度小的则在内部矛盾之外都会伴随边疆危机，甚至主要由边疆危机引发全面崩溃。通常，这种中华文明共同体内部的边疆挑战来自北方，原因是与中原具有长期经济依赖关系的北方最容易聚集起强大的军事力量，并因与中原财富、文化更密切的关系而更倾向于向中原推进，同时更具有这种推进所需要的社会组织力。前述情况在帝制时代反复发生，明朝并不例外。从这种意义上说，明清鼎革是一次传统类型的王朝更迭，或者说是中华文明历史长期推演的延续，并非独一无二。前人曾经反复推敲党争、民变、建州诸因素在明朝灭亡中的角色，这些都是前述因果关系的具体表现而已。
除了传统的结构性延续作用，明清鼎革也有17世纪新的时代背景。“新航路”开辟以后，欧洲海外贸易和殖民活动快速发展，形成将亚洲、欧洲、美洲联成网络的规模空前的国际贸易体系。中国自身商品经济在15世纪就已相当活跃，形成巨大贸易和白银需求，大量外部白银涌入，加速货币白银化和政府财政税收货币化，进入了农商并重的经济结构状态。而国家管理体制，包括行政体系、军事动员与补给体制、财政制度虽有局部调整、改革，但未能与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同步协调。这种经济结构与国家管理体制的不协调，与在万历时期因长城沿线防御及包括援朝战争在内的“三大征”、皇室开支恶性膨胀、后金挑战等等因素，一起造成了难以化解的财政、边防、社会稳定多重危机。(3)待天启时期下层民众反叛蜂起之际，明朝灭亡就只是短时段内的时间问题了。
明亡与清兴密切关联。如果以1644年北京失陷、崇祯帝自缢身死为明朝灭亡的标志，则明朝并非清朝而是基层社会反叛所推翻的。不过，后金/清政权对明朝的挑战长期耗费明朝大量资源，加速其统治失序，最终使清朝通过战争而将之灭亡，而且清朝建立了新的统治秩序，所以明亡清兴可以看作同一过程。
在北方兴起颇为强大的地方政权，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种经常出现的情况。后金兴起之前，东北地方曾经出现诸多强大政权，雄霸一方或者谋取中原的都曾有过。建州到后金初年的经历，与前代反复发生的情况原无重大差别。但是，努尔哈赤建立的八旗制度，虽然也有辽金某些制度的影子，却比以往任何时代的边疆政权组织更为严整，而且覆盖了整个满洲社会。随着后金统一东北大部分地方，整个东北被整合成了一个军政合一的体系，收服东部蒙古以后后金统治范围又向西延伸。这样一个庞大的势力，在万历中期以后，虽尚不足单独从明朝手中夺取政权，却随时可能在明朝遭遇危险之际从而颠覆明朝。这种形势，明朝人已经有所认识，所以明万历以后的对后金/清战争，已超过一般的抚定边疆而具有生死存亡的含义了。在这种情况下，明朝在万历中期的所谓“三大征”，即平定宁夏哱拜之乱、援朝抗倭、平定播州杨应龙之役中大伤元气；天启时期民变蜂起，清朝不断从东北方向加大对明朝的压力，到李自成军队攻占北京而明朝又未能采取具有远见的策略时，清朝推进中原的时机就到来了。
清军入关后得以立足并能逐步统一全国，除了八旗体制提供的强大军政社会整合力、明朝衰败且严重丧失社会支持、民间反叛势力政略不当这三个背景条件之外，还依赖其采取了足以在竞争中胜出的策略。这种策略的核心是在严酷武力镇压反抗者的同时尽量收拾人心。为此，清朝以明朝既有基本制度为基础，恢复社会秩序，承认儒学崇高地位，声称为明帝复仇，打击李自成、张献忠部队，为崇祯帝治丧，大规模招纳降人为其所用。清朝以前，北朝多“胡人”政权，辽金曾统治中原北部，元曾灭宋，基本是借诸中原王朝失序、衰败，驱大军而入，竟能建立统治。清朝运用更为精细的策略，而明末之混乱无序毫不亚于前代，故清之胜出，有足够的根由，既非全由规律支配，也并非尽出偶然。至于其间哪些个人之何种作为发挥了怎样作用等等，已属“时势造英雄”之事，虽然也值得考索讨论，但所干宏旨，已然不著。要之，清朝代明而立，并不因为其具有比明朝更多的新社会或现代性含义，入关之际的清朝也并不比明朝有更多的国际关联。
二、明亡清兴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含义
政权更替一定带来制度、政策改变，制度与政策会深度影响社会状况，而且明清作为中国帝制时代最后两个王朝，鼎革之际关涉中国历史命运至深且巨，有超出一般制度、政策变动之外者。
明亡以后，顾炎武曾说过：“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4)王夫之、黄宗羲也有类似慨叹。这提示明清易代在王朝更替同时，伴随统治者族属改变的是一场文化变迁。在中原一些士大夫看来，这场变迁是由文明到野蛮的倒退。这样的感受，当然基于中原士大夫习惯辨析“华夷”的传统，含有对边疆区民族文化的鄙视意味，但是当时中原典章文化无疑总体上比边疆发达精致，而且清军入关后强力推行剃发易服、圈地等政策。顾炎武的感叹，也是当时历史的一页写照。不过，明清鼎革带来怎样的变局并非顾炎武等身当其时者所能亲见，需结合后续史事，方得真切。明清鼎革作为一场历时数十年的国家权力转移和社会秩序重组过程，伴随大量武装冲突、杀戮、掠夺，造成深重民生灾难，留下长久的心理创伤，也造成经济发展的一度停滞甚至萎缩，晚明社会所孕育的一些社会活性遭遇挫抑。历史的这一环节并不能用后来的逐渐稳定、恢复与新的发展抹杀。历史是人民生活之流，人民的生活遭受摧残，肯定是历史书写应有的内容，不应作为宏大过程的代价而被轻描淡写。对于生活在17世纪的下层民众而言，明清鼎革是一场持久的灾难，相关情况学术界耳熟能详，但从民生角度来考察明清鼎革的研究尚不充分。
转变到中国历史长久演变视角下看，这场灾难带来的最为宏远的后果则是中华文明内聚运动的推进。现代世界以主权国家为分野，然而虽然国家在人类文明发生时代就已形成，主权国家的明确概念及其普遍公认的国际法权地位，却是在17世纪才确立的。此后，国家至上，领土神圣。此前，则统治者代表国家，领土经常被统治者做政治交易，疆域变动比现代频繁而轻易。主权国家，有从疆域长久确定的传统国家而来者，有外部殖民势力重建者，有殖民地原住民实现独立后成立者，有从殖民帝国萎缩而来者，有从文明共同体演进而来者。现代中国是由文明共同体演进而来的主权国家，因而在讨论中国历史包括明清鼎革的时候，就不能没有文明的视角。
文明共同体指的是标志人类进入“历史”时代的较大规模、历时长久、具有独特文化特征的社会文化共同体。世界历史上曾出现诸多文明共同体，规模、持续时间及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各异，中华文明是其中最早达到高度文明水平的共同体之一。上古时代就已形成的伟大文明，大多在后来的演变中消亡、离散，或发生大幅度变异。中华文明虽也经历种种变迁，却保持着整体性而延续下来，从古代生长进入现代。
中华文明在亚洲内陆形成，在国家形成时期和国家发展早期，其核心区在“中原”，其后在核心区与周边区域的互动中逐渐展开。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华文明以农业为基础，当时相对于周边文明，更易于积累财富和生产生活经验，是经济最发达的文明，也比周边文明更具有制度建构和精细文化发育的能力，终于建构起以庞大的农业为主要基础的统一政权体系。秦汉时代中华文明核心区的国家形态，是中央集权的以皇帝、郡县、官僚为最主要支柱支撑的帝制体系；其精神文化，名义上“独尊儒术”，而实际上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杂合百家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社会构成，则是“编户齐民”对应于皇权统御的政府权威，以及宗法或半宗法的民间基层组织；经济上，从农业加比例较小的管制型商业、手工业为基础，逐渐转变为农业与增大比例的自由商业、手工业为基础，且商业、手工业以及海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加大。这种国家与社会的组织方式，一直到20世纪初才告终结。
中华文明演进历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关系是核心区与边缘区的互动。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原农业文明核心区与其以北一线游牧、半游牧区的互动。东部较早融入核心区，西南山地部族疏离，难以聚合成为强大势力，惟北部游牧、半游牧地带与农耕区域之间，互动最为紧密频繁，与中华文明的聚散离合也关系最大。农耕文明相对于草原文明更易于实现财富、文化的积累和人口增殖，也更具有经营领土的意识；草原文明受气候等自然因素变动影响更大，流动性更强，其整合、兴盛也快速，其散乱也急骤。历史上，惟靠近农耕区域的游牧、半游牧地带，最易于凝聚形成强有力的政权，也具有较强的进取性。万里长城，就是中华文明农耕核心区与北部游牧、半游牧区域生活方式差异且又相互关联、长期互动的象征性建筑。这种互动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开始，秦汉帝国的统一，使得这种互动更为敏感，战争、和亲、内附、远徙皆是其展开的形式或后果。辽代以后，北部边缘区与中原的互动关系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变化，这就是北部边缘区人民在原初社会组织方式基础上，借鉴中原制度，组合成为强大、常常是统一的政权体系，并以进取姿态向中原推进，辽、金、元皆是如此。这些政权与核心区政权组织方式相似程度较高，以致后世史家将其历史与中原王朝历史同样作为“正史”。这背后是中原核心区与北部边缘区文化、社会、经济融合的深化。清政权在东北地区的兴起，已是中华文明内聚运动最后阶段的事情。清为女真后裔，其先祖曾经控制黄河以北大片农耕区域，到明代已经是以农耕、渔猎综合经济为基础的社会，长期接受明朝封号，与中原经济、文化关联紧密，其整合强盛之后的进一步发展，注定指向中原中华文明核心区。
清朝统一中国，消除了中原核心区与东北地区的政治间隔。又因清朝积极建构与蒙古各部的联盟，对西藏、回部实行积极管理，大幅度消除了中原核心区与北部草原地带之间的政治间隔。象征农耕核心区与北部边缘区差异与对抗的长城，在入清之后失去了传统作用。以往近乎周期性的北方边缘区与中原核心区之间的军政博弈之地缘政治基础发生了深刻改变，以往中国历史上频繁发生的边缘区势力推动改朝换代的逻辑大幅度弱化，中华文明的地理区域与中国统一行政管辖范围趋于重合。这样，中华文明经过漫长的帝制时代，在全球现代性关联快速增强的时代，进入了文明空间与行政空间大致重合的状态——这恰好是15到18世纪间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主题差异的关键所在。因而，在中华文明共同体聚合演变的长时段视野下，明清鼎革与以往的朝代更迭有重大的不同。
空间宏大且多民族内聚而形成的文明在整合为统一国家体系的时候，国家权力必然高度集中，而集中的国家权力必以基层社会自主性的让渡为条件，或者会导致后者。清代国家体系包容了差异范围更大的人群，既需要实行差异的政策，又需要有统合各异的区域、人群、政策的力量，这就构成了清代国家权力进一步集中的结构性基础。这种高度强化、集中的权力可以对社会发展产生推动作用，方便从上而下地推行政策变革或者大规模拓殖，可以快速推动某种文化风潮，同时也可能缩小社会变革推动力的影响范围，形成思想禁锢，造成统治者不主动改革就难以发生社会变革的格局。清朝要消化种种多样性带来的失序势能，在社会、文化、政治领域推行了多种保守性的政策，难得一见明显应和“现代性”变革的政治举措。但在经济领域不同，在度过明清鼎革带来的社会动乱之后，清朝延续了明中后期已经展开的市场化趋势，推进都市繁荣和贸易拓展，积极调节货币体系，使商品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程度，由此带来商人群体社会地位的提升与支配力的增强。当然所有这一切，都笼罩在帝制国家权力的影子中。社会人群构成中通常最具有创新力的科学家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人文学者或投身仕途，或潜心于古代经典与文献的整理与研读，商人中的佼佼者，多依附权力，成为绅商。这样，17世纪以后约两百年间的中国，呈现出一种帝制国家体系与商业经济发展彼此契合，从而使两者皆呈延伸状态的局面。
明清鼎革造成的政治统合，为帝制农商社会在18世纪呈现高峰状态提供了条件。明清时代，尤其是15世纪以降，中国社会总体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商品经济活跃，货币关系发展，中外经济通过贸易往来联通，商业、手工业在经济结构中地位上升而与农业并重，帝制国家体系与商品经济互洽共生的状态。与此同时，帝制国家政治保持原有制度结构方式并继续强化，从而形成帝制统治强化与商品经济扩张并行发展的趋势。明朝中后期出现的一些旨在调适国家财政、赋税制度与商品经济发展趋势关系的改革，颇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但并未改变既有帝制国家基本规制，也未能阻止明朝统治的失序。清朝以强力重建统治秩序，将满洲政治、社会制度与中原帝制体系嫁接，扩展了中央政府行政管辖空间，一定程度吸收了明朝统治政策教训，化解了对明朝财政和社会稳定构成持续威胁的长城沿线军政对峙、博弈与持续的庞大开支等难题，调整赋税征收方式和货币政策，推进朝廷控制下的文化建设工程。经过数十年稳定过程，在康熙中叶到乾隆后期亦即18世纪，催生了以国势强大、社会稳定为突出标志的“康雍乾盛世”。这是中国帝制时代最后也是历时最长久的一次“盛世”，也是帝制体系与农商经济并同发达、国家大规模文化工程和公共工程频繁举措的帝制农商社会的巅峰。这次“盛世”提示：明代所发生的各种危机都不构成帝制本身的最后危机，帝制体系继续发展强化，社会经济包括商品经济在明清鼎革后出现继续发展，晚明人口增加导致的人地关系紧张并未达到经济发展的天花板，可耕种土地在清代大幅度增多，18世纪中国的繁荣与同时期欧洲的发展不在同一轨道上。
明清鼎革通过统治集团的更换实现，直接带来一系列制度、政策乃至文化气息的变化。在制度层面，最突出的是出现了满洲贵族主导的，满洲、蒙古贵族与汉族士大夫联盟的权力架构。这种格局增加了王朝统治上层的复杂程度，带来了王朝对于边疆区域更为积极的统治倾向，也使贵族政治出现一定程度的回潮，社会分层加深加细。同时，先前更大程度上采纳儒家文化精神的国家统治也转变为一种多元杂糅的统治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儒家传统依然受到尊崇，但其工具化更为明显，在明代颇为活跃的士大夫群体的政治诉求销声匿迹，君臣关系向君主绝对权威进一步靠近，官场腐败则变换具体形式而有增无减。
清朝处于全球化变迁加速发展，欧洲与中国日渐关联的新时代，然而清朝政府与世界变迁潮流若即若离。以往学术界强调清代中国“闭关锁国”，其说过度夸张。清朝统治者很早就吸纳欧洲传教士在朝廷任职，从事天文观测，指导火器制作，参与地图绘制，参加对外交涉，提供西学知识，从事建筑、艺术活动。这类活动，被清朝尽量控制在宫廷范围，防止欧洲人与中国民间社会直接往来，以限制天主教传播。清朝政府与欧洲多国政府及教皇之间的交涉增多，在此过程中，清朝政府处理领土和国家主权问题的经验比前代更丰富，对欧洲国家的防范意识比明代更明确，但从来没有清晰地看到世界正在发生变局的全面含义，更没有形成直接应对欧洲发展与逼近的方略。结合前述中华文明推演角度的观察，明清鼎革具有与当时西欧主导的全球化历史过程相关又并不完全吻合的含义。亚洲大陆在继续一个悠久文明聚合的过程中，强化了帝制体系、实现了农商复合经济前所未有的繁荣并伴随着大规模族群融合。这场变迁与西方主导的殖民主义与国际贸易的全球扩张并未按照同一个旋律演奏，与西欧在此前后发生的科技革命、宗教改革、启蒙思潮以及工业化也不指向同一个方向。在这个意义上说，17世纪的世界，并没有笼罩在同一个宏大历史进程中。而且，即使中国本身，也包含巨大的区域差异，并非只有一种运行的趋势。欧洲的变革，在明中期以后就通过贸易、欧洲在亚洲殖民的开拓、天主教士东来、枪炮引入而成为中国历史演变的新的重要因素，并实际上构成了17、18世纪中国历史演变新的宏观背景。这样，在欧洲殖民势力和全球贸易快速发展并渗透到全球各地原有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组织的背景下，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具有强大组织能力的王朝，预示着欧洲的全球扩展在亚洲大陆会遭遇强大国家的反应，两大文明最终的全面对接会以较强对抗形式发生。
三、“17世纪普遍危机”与明清鼎革
20世纪中期以后，从全球普遍联系的角度考察历史变动成为历史研究的趋势之一，在此背景下，“17世纪普遍危机”于60年代成为欧洲史学界的一个重要的话题。(5)1965年由特雷弗·阿斯顿（Trevor Aston）编辑出版的相关论文集，名为《欧洲危机：1560—1660》，在整个欧洲语境中讨论了各国17世纪某时期的危机现象。(6)70年代，被讨论的危机开始“普遍”化，超过欧洲而扩展到欧亚大陆，并且所指时间也延长到整个17世纪。21世纪初，中国学者开始引介相关研究，至于今日，相关讨论已经成为理解明清鼎革必须回应的重要话题。参与这一话题讨论的学者赞同无论从理论还是史实层面看，在全球历史普遍联系的基点上观察17世纪的人类历史，都可以扩展审视明清鼎革的视野。但是，在此基点上，学术界对当时全球普遍联系的程度以及应如何判断这种联系在明清鼎革中所发生的具体作用却存在很大分歧。
新西兰学者阿谢德（Samuel A. M. Adshead）在1973年发表的《17世纪中国的普遍性危机》是较早讨论“17世纪普遍危机”与中国历史关系的论文。文章开篇指出，今日世界的重要特征是发达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别，欧洲属于前者，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属于后者：“本文认为这一社会差异的起源，比如欧洲和中国之间的差异，是在17世纪产生的，特别是源于欧洲和中国对于这场同时在这两个地区爆发的普遍性危机——包括政治、社会和经济——的不同反应。欧洲社会从这场危机的重建中兴起，比以前更加强大，更加一体，而中国社会则保持了相对的不变。”(7)显而易见，阿谢德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流行的东西方现代化进程对比语境中开始讨论“17世纪普遍危机”在中国的情况的，这种切入方式透露出“17世纪普遍危机”说与现代化论历史观之间存在密切关联。而且，该文包含了追问中国与欧洲走向不同历史道路的问题意识——这又显示出“17世纪普遍危机”说与后来出现的中西历史“大分流”话语的关联。在阿谢德该文之前，“17世纪普遍危机”话题限于探讨欧洲各国经济衰退与政治动荡之间的普遍联系和因果关系。阿谢德沿着这个思路把中国17世纪的事变与欧洲联系起来，认为欧洲的塞维利亚作为当时货币体系中心的崩溃，“促成了17世纪遥远的亚洲地区的革命，导致了一些显然没有关联的事件的发生，如中国明朝的覆亡、越南内战、厄鲁特蒙古在内陆亚洲的崛起以及奥斯曼帝国的混乱”(8)。文章关于晚明经济衰退和政治动荡的史实性陈述全部基于其他现代学者的研究，并没有论者亲自梳理原始文献的迹象。这样的陈述虽与当时流行看法大体一致，但不时出现似是而非处。如果逐一推敲这类问题会显得吹毛求疵，略举一二例则可有助于评估论者对明清史事的了解程度。
文章说：“李自成的胜利看起来意味着一场社会与政治革命，但中国的统治阶级并不准备接受这场革命。因而，北京的高官们、军事统帅吴三桂以及致仕的内阁大学士冯铨，邀请满洲贵族入关，并将李自成赶出京城。”“当满洲人抵达北京并问鼎中原之时，官员就集结在他们周围，而反对他们的，正是推翻明朝的那些社会力量。……唯一的区别就是，这些叛乱者，曾反对明朝，而今却是以明朝的名义在行动，而清王朝镇压反叛要比明朝更加卓有成效。”(9)这样的叙述会使读者形成这样的印象：“中国的统治阶级”整体性地成为邀请清军入关的主体，南明的抵抗并无中原士大夫参与，清军入关后的敌手全部是原来明朝的反叛者。这就会造成对南明史的全面误解。接下来，同样全部基于二手研究，作者描述当时中国与世界货币体系的主要关联：中国在16世纪得益于白银流入增长，经历了“朝资本主义方向的经济起飞”，货币折征白银，但“……1596—1605年，塞维利亚货币体系经历了预示着它的最后崩溃的第一次大规模紧缩。塞维利亚的这次紧缩通过跨越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两条路线传到中国，带来白银的突然紧缺和相应的国内资源找寻，而这接下来使政治紧张气氛和派系斗争升级”。(10)依据行文，作者所说的“相应的国内资源找寻”明确地指万历皇帝派出矿监税使的举措。万历皇帝首次派出矿税监是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七月，与作者所说塞维利亚货币紧缩的开始同年。如果确如作者所说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那么17世纪货币全球化的水平需达到与21世纪初同样的水平，而且还需要明朝与欧洲共同加入如同今日这样水平的国际金融网络中才可能。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要对整个17世纪的全球经济史做颠覆性的重新理解了。作者做这样的因果论证，最少需要给出塞利维亚货币紧缩的总量，以及说明该量如何在同年就通过中欧贸易和中国的关税收入与财政调拨影响到明朝的政府行为，通过外贸进入中国的白银有多少进入朝廷财政才行。依据中国的文献，万历皇帝派出矿监税使的因由，主要是其扩大政府开支造成的财用匮乏，前文所说“三大征”及稍后的多起皇室婚姻等都是重要因素。欧洲白银进入肯定是影响当时中国经济状况的重要因素，但直接进入明朝财政的欧洲白银却很少，其减少之量根本不足以促成万历皇帝派出矿监税使这样的举措。白银输入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与对于政府财政的影响并不是一件事情，与对于皇室财政的影响又不是一件事情。在不能理出塞利维亚货币紧缩影响中国的具体数据和时间节点之前，深描中国庙堂政治争斗、明朝灭亡与其的关联，会带来深度曲解，因为这夸大了17世纪中国历史演变与欧洲的关联程度。作者接下来关于17世纪欧洲与中国本来“平行发展”的历史，由于各自应对危机的方式差异，导致二者虽然都重返繁荣，但却“分流”向现代社会和旧秩序的说法，无论是否反映一定事实，基础都是支离破碎的。
1982年，艾维四（William S. Atwell）发表《1530—1650年前后国际白银流通与中国经济》。(11)该文认为该时期国际白银输入中国量的变化“很大程度上颠覆了明帝国最后数十年的经济和政治稳定”。文章描述，日本和美洲通过欧洲输入明朝中国的白银数量巨大，明朝自身白银产量不足、制钱供应不足，很大程度上仰赖外部输入白银。这些判断都有理由，但是，作者利用了全汉昇、李龙华1972年发表的《明中叶后太仓岁入银两的研究》，而该文统计数据其实有很严重的错误。(12)这透露出该文推进证据和逻辑瑕疵之一斑。文章最后一节讲晚明白银输入减少，白银短缺升值，导致人民难以缴纳赋税和租金，甚至难以购买食物，明朝难以供养军队，逐渐失去对北部的控制，遂有清军入关。这项研究与大多数使用“17世纪普遍危机”概念来解释明清之际中国历史变动的文章一样，在说明当时中国通过贸易与白银输入而与欧洲存在紧密关联方面，汇集前人实证研究的结果作为证据，再加进一步推论，推进到将所有这些关联作为明清鼎革的原因时，却不再提供这种因果作用具体运行的证据。因而，被作为因果来讨论的关联，其实只构成背景说明。换言之，那些关联的效用在解释17世纪中国历史变动时被放大了。这种放大处理，不仅涉及对万历以后太仓白银收支的误判，涉及晚明白银输入量变动缺乏足够的确切数据和系列化整理，还忽略了晚明物价乃至经济状况的巨大区域差异、晚明财政和军队供给系统本身的长期紊乱、白银购买力以及银钱比价波动的区域差异等等。(13)
艾维四在2005年还发表《1635—1644年前后白银输入中国的再考察》，对其他学者就其先前关于白银输入与17世纪中叶中国变局关系论说提出的质疑做出回应，主要强调明朝灭亡前一段时间白银输入的确明显减少。该文同样没有立足于对中外原始文献的系统梳理，而是在现代学者的大量相关研究中择取有利于自己的依据，所以也并没有建立其文章标题所指向的该时期白银输入中国数量的新的数据判断。这篇文章在坚持了该时期白银输入减少的看法同时，婉转地柔化了他在1982年的文章中关于白银输入与明朝灭亡之间因果关系的主张，说他仍然对1982年文章的结论感到满意，而当时的结论是：“1644年明朝的灭亡不是简单地因为白银输入的急剧下降，而是这一下降加重了明朝的困境，帮助破坏了明朝的稳定。”(14)如果这样说，原是合理的，但如前所述，他在1982年发表的文章的核心主张却是夸大白银进口减少对明清鼎革的影响。
很有意思的是，艾维四在2005年发表的前述回应并没有谈到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1996年对他的批评。万志英在《中国17世纪货币危机的神话与现实》中鲜明反对认为白银输入量迅速下滑导致明朝覆亡的观点。认为“这种假说停留在一种可疑的理论和经验基础之上”。他指出，一些学者把明朝政府税收银两的上涨作为当时中国社会对白银需求的指标，“但实际上对于白银的需求来自私人经济，而不是国库”。万志英指出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晚明为军事供给而加征“三饷”，使明户部的财政收入需求在很短时间内，从大致400万两增加到2000万两以上，而这种增加并不体现社会经济对白银的需求。万志英还认为，在1636至1639年间，“日本的白银出口量甚至高于从前，并且在17世纪40年代初一直保持高位。日本的外贸统计数据表明，在1640—1645年这一时期，日本出口到中国的白银大概为2400吨”。他综合统计，认为“明朝的最后一个世纪，出口到中国的白银总量粗略算来大概有7325吨。……这里所收集的中国进口白银数据在明朝衰落的年份中，没有显示出任何明显的下降。……总体上说，在明朝统治的最后几年中，中国经济并没有发生白银进口量的突然减少”。中国的白银进口在17世纪最后30年中的锐减，比明朝末年更为严重，到18世纪前期才恢复到1665年前的水平。而且，谈论17世纪中国白银输入减少造成危机的学者错误地忽略了货币总量的意义，因为新的白银流入量的作用取决于既有白银量的大小。明末铜钱贬值也不是白银短缺造成的，而是由于铜钱标准的降低和私铸泛滥。(15)对晚明白银输入量的估计显然是学者分歧的焦点之一——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足够可靠的数据支撑。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对白银的需求肯定如万志英所指出的那样，要考虑社会白银总量而不是单纯的年输入量，晚明的物价、银钱比价也需要通过具体的中国历史记述来求证，而不是直接从白银输入减少推论出其间的因果关系。
1985年，对明清易代做过系统研究的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 Jr.）教授发表《中国与17世纪危机》。该文从回顾关于明代白银从欧洲大量流入的研究入手，谈到17世纪40年代白银输入急转直下，人口激增并遭逢小冰河期，灾害频发，人口锐减，并把经济日益货币化、贫富分化、明朝赋税、财政制度紊乱、官僚腐败、皇室和太监的掠夺、朝廷政治争斗、公共服务系统瓦解、农民起义等情况纳入讨论。接下来又论及清朝的秩序重建和60年代的经济恢复，并讲到清朝盛世的形成与缺少强劲竞争对手有关。结论指出：“中国的17世纪危机发生在东亚世界经济体的内部，受与气候和疾病相关的全球普遍性现象的影响，而且也与当时正在形成中的大西洋世界经济体系有间接的经济上的联系。”中国恢复了秩序和繁荣，但没有改变政治制度，相对于欧洲已经落伍。(16)魏斐德的文章相对谨慎且以叙述方式推进，并没有展开逻辑论证。他关于中国17世纪发生的事情与世界贸易关联的说法大致成立，但对其程度的描述是模糊的，关于气候、流行病共时性的说法则是指出了显而易见的事实。总之他支持了中国卷入17世纪普遍危机的一般看法，但并没有尝试在中国的明清鼎革与欧洲货币或者经济状况之间建立确切的因果链条。
金世杰（Jack A. Goldstone）在1988年发表的《17世纪的东方与西方——斯图亚特英国、奥斯曼土耳其和明代中国的政治危机》强调17世纪英国、奥斯曼帝国和中国明朝发生了平行、相似而且相关的，主要源于政治、社会或宗教分裂的“一体化、多面向”的危机，是一场世界范围的农业和绝对主义国家因为财政恶化、精英派别活动和不忠诚，以及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及破坏传统的民众争取权利活动造成的危机，三个国家的危机本质相同。他认为这场危机有共同的因果框架，人口持续增长而土地和农业产量没有相应增长，由此造成的物价上涨与税收不足导致的政府财政恶化是主要因素。他也明确拒绝艾维四关于晚明白银输入量减少导致危机的说法，认为晚明白银输入量的变化相对于中国的经济总量而言影响微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17)此文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指明了那种用晚明白银输入量减少建构一个单线因果链，而不去审查因果作用关系的实际历史情节如何的方法之无效，并能把更广泛范围的情况纳入视野，因而其结论与晚明历史文献的记载有更大的契合度。与此同时，他关于英国、奥斯曼、明朝在17世纪发生着平行、相似而且相关的危机的论断仍然掺杂了过多的想象。如果平行仅仅意味共时而没有联系，可能是历史现象偶然性的表现，对共时现象只有找到联系才能揭示其历史意义。相似，是一个含糊的语汇，相似到何等程度是重要的。相关，从气候和贸易角度说肯定存在，但还需要指明关联的方式与程度以及其间是否有因果作用关系。这些都需要用实证的方式来考察，而金世杰的研究在这方面基本依据二手文献，论述中难免粗糙和误解。例如文章说：“在最富裕的地区，尤其是长江三角洲，也是士绅望族的集中之地，中央政府难以课税。虚假的土地登记及与地方官员的串通，使富有的地主能够逃避纳税。本可以用于避免灾难发生的资源从政府的税收中流失了。故而，赋税负担更为沉重地加在了更为贫困的西北地区及南方更为贫困的农民身上，而政府财政收入远远不能满足现有的支出。”(18)为这三句话，作者注出了五位学者先前的研究作为支撑，却没有提供一条来自17世纪中国的文献依据。这种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能司空见惯的做法，对于历史研究说来，意味着证据不足。明朝经济重心在江南，明朝都城陷落前，江南还是一片笙歌。直到明朝最后的几十年，长江三角洲依然为明朝提供大量赋税收入。江南士绅逃避赋税由来已久，但这一点却并不是晚明政府财政危机的主要原因。又如文中称依据黄仁宇的研究，“16世纪60年代的盐课监督一年的个人收入约四万两白银”(19)。所注黄仁宇著作该处说的却是：“在一份17世纪初期的非正式资料中，一个盐课监督官员每年可以挣到3万两（白银）。”(20)金世杰把黄仁宇讲的17世纪初三万两变为16世纪60年代的四万两，需要一些推算，但却没有做出任何说明。黄仁宇的“非正式资料”（informal source）指周玄暐《泾林续记》。该书仅一卷，多记类似咸鱼翻身、地下埋银走动之类荒诞不经事，故一般列为志怪笔记。而且周玄暐在世时就因为被人指为诽谤而引发民乱，连中央政府都介入处理。(21)黄仁宇引用这样的书而不加考证地作为依据本是缺陷，金世杰再加朦胧转用，就越说越不可靠了。而且，周玄暐所说情况专指广州一地的盐课提举，与其他地方无关(22)，但金世杰的转述却造成各地盐官一年都能挣得四万两白银的印象。此外，金世杰该文为说明晚明发生了“精英派别活动和不忠诚”而列举的情况，也包含使读者放大晚明书院讲学等知识分子活动与明朝对立性的色调，其中把晚明书院类比于英国新教涉及更多的误解。(23)
稍后，对明清鼎革与欧洲危机之间联系的研究中，出现了更多表示谨慎态度的声音。尼尔斯·斯廷斯加尔德（Niels Steensgaard）在1990年发表文章分析关于“17世纪普遍危机”的讨论，结论很明确：“把17世纪危机之谜视为一种欧亚现象的解答是，它并未对亚洲产生影响，但在欧亚大陆西端，它却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24)迈克尔·马默（Michael Marmé）2008年提醒学界考虑“我们是否是将我们的关注简单地投射到了过去”这样的问题。(25)他注意到：“强烈意识到距离遥远，运输和通信缓慢，物资、人员及信息的流通有限，那些试图弄明白明朝覆亡不止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人，已将他们的精力放在了为共有的危机找一个相同的触发原因。因此人们关注白银流通、气候变化以及人口压力。”(26)这种谨慎的态度提示，此前关于“17世纪普遍危机”的争论有助于人们注意明清鼎革发生在全球普遍联系强化的时代，中国发生的事情与同时欧洲发生事情拥有共同的气候背景和一些关联，也存在诸多类似的组织结构和冲突现象，但是相关的讨论已经夸大了欧亚大陆不同地域事变之间的关联，将之不适当地描述成了同一个过程。而这样做的代价，就是降低那些事变具体因素和逻辑对于我们理解历史的重要性。
其实，即使局限在欧洲的范围内，差异性也是重要的。意大利学者卡洛· M.奇波拉（Carlo M. Cipolla）就认为：“今天，经济和社会史学家往往一提起16世纪，就把它称作欧洲经济和社会史上的黄金时代，而将17世纪描绘成灰暗一片，含混其词地说什么‘17世纪危机重重’。将问题简单化，从根本上说，固然常常能揭示一些真理，但是这种简单化的说法应当有所保留地被接受。”他指出无论16世纪还是17世纪，欧洲的情况都是差异的，也发生了许多意义深远的新发展。16世纪前期对意大利而言并不是黄金时代，而是饱受战争、瘟疫、饥馑和贫困折磨的时代。17世纪“对于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来说是一个黑暗的世纪，对于法国来说至少也是一个灰暗的世纪。然而，对于荷兰，它却不失为一个黄金时代；对于英国，如果算不上黄金时代，起码也算是一个白银时代”(27)。
同样的问题，当然也发生在对中国和亚洲16、17世纪历史的讨论中。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1998年出版的影响深远的著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专有一节，题为“有一个‘17世纪危机吗？’”。他对关于“17世纪普遍危机”的主要研究著述进行了评析，认为17世纪欧亚大陆各地的确发生一些局部危机，中国17世纪的事变与气候及国际贸易带来的白银输入量相关，但并不存在一个普遍、长期的“17世纪危机”，更不存在亚洲的“17世纪危机”。欧洲的经济影响力尚未达到把世界经济全部拖下水的程度，塞维利亚也“不是任何世界体系的中心”。欧洲的许多地方在17世纪仍在发展，亚洲的印度、日本也看不到这种危机的迹象。他的判断十分肯定：“总之，很显然，根本不存在普遍化的长期的‘17世纪危机’。”(28)
早在1978年，美国学者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和莱斯利·史密斯（Lesley M. Smith）就曾选择一些稍早发表的关于欧洲“17世纪危机”的论文，汇集为《17世纪的普遍危机》出版。1997和2005年，该文集两次出版新编版。2005年版中，主编撰写了新的序言，并且增加了4篇针对亚洲的文章。(29)其中两篇关于中国，一是艾维四的《东亚的17世纪“普遍危机”》，二是尼尔斯·斯廷斯加尔德的《17世纪危机与欧亚史的统一》。艾维四该文不是他阐释相关看法的主要论文，前文已经通过对艾维四另外两篇论文的讨论呈现了他的基本看法。斯廷斯加尔德论文的主旨在前面已经提及。帕克编辑这些论文集并作序，表明了其支持17世纪普遍危机包括亚洲的基本主张，但最能表达其本人具体主张的还是他在2013年出版的《全球危机——17世纪的战争、气候变化与灾害》。该书出版的时候，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有关中国与欧洲卷入同一场危机的许多因果论证已经少有人继续坚持——这很可能与这类看法主要来自社会科学家，而魏斐德、万志英等知名历史学家虽介入讨论却对前述看法并未积极支持有关，得以保留的共识主要是17世纪中国时局与气候、贸易以及欧洲的事变存在关联的一般看法。帕克该书有关中国的部分是梳理前人研究写出的，除了坚持前述一般看法外，并没有实证方面新的发现，甚至也没有提出新的论证。这部著作的主要意义，是提供了一幅突出强调气候变化作用的17世纪普遍危机全球图景——除了欧亚大陆，非洲和美洲也被纳入讨论。该书第5章讨论中国情况，占37页篇幅，其中包括叙述明亡清兴的过程、明朝权力系统失效、财政税收失衡、皇室侵占土地与开支巨大、官僚系统腐败、党争、军队失去战斗力、李自成与张献忠的反叛、清朝崛起和明清战争、自然灾害和人民生活困境、士人离心离德等等。行文中有一些含糊夸大处甚至可商榷处，但总体平允，气候变化并没有被视为危机的总原因，也没有过分强调白银输入减少在其中的作用。(30)
前述梳理表明，“17世纪普遍危机”所指最初限于欧洲范围，后来扩展到全球；最初是从欧洲看亚洲，也带着分析欧洲与中国历史发展道路共性与差异的意识。社会秩序的打破与重建，以及对同类失序现象的相似性与共时性分析，在前期讨论中占据了中心位置。后来，研究逐渐延伸到对同一时期各大区域历史关联性的重新审视。在将这种关联性落实到具体事实证据的过程中，研究者其实没有建立起关联性背后存在直接因果链的证据，但是在共时性变动存在共同气候背景和全球贸易背景方面意见趋于一致，在关于社会有序与无序的结构条件方面也有共识。这一话题中间涉及明清鼎革的那些论说，在提示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和以白银输入为主的国际贸易因素在明清鼎革中发生重要作用方面值得注意，但当时相关的讨论都没有充分注意明清之际历史事变与先前历史的连续性，包括宏观结构的连续性和推演的连续性，对于中国社会状况的区域性差异也关注不足，因而不应被视为关于明清鼎革的更有透视力的论说。
四 “大分流”、“新清史”与明清鼎革
西方学术界关于“17世纪普遍危机”的讨论中常用的一个词汇“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在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译本出版之后成为一个流行词。差别是，早期使用“大分流”概念的学者在论述中掺杂着比较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预设，而彭慕兰则具有克服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17世纪普遍危机”主要持论者把17世纪中国视为一个哀鸿遍野的残破时代，彭慕兰则认为17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甚高。尽管有这类差别，谈论中国与西方历史“分流”这种话语本身，从一开始就是误导性的。
参与“17世纪普遍危机”的多数讨论者和彭慕兰，都是通过数据化的经济发展水平分析来谈论“分流”的，而数据化的经济发展水平所看到的是特定时期的经济某一侧面的结果。抛开前现代社会的经济数据准确程度远低于现代不说，同水平的GDP总量或人均GDP、增长速度等等都可能在差异巨大的制度和文化环境中实现。也就是说，此类分析都以忽略制度、文化等复杂因素为前提，都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理想型（ideal type）思维的产物，而理想型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被有效利用的一种通过简化观察对象的要素和关系来实现清晰定义并构建一致性思想的方法，却不是用来直接判断历史事实的可靠方法。(31)彭慕兰《大分流》一书以中国江南地区与英国约克郡为单元进行经济增长情况的比较，得出中国与欧洲在17世纪处于相同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到18世纪末才主要因为西方发现并利用了矿物能源而形成“大分流”的结论，就是采用理想型的方法把中国与欧洲视为类似经济体，并基本省略制度、国家规模及其他种种复杂因素而形成的。
在彭慕兰《大分流》出版接近20年后，同为美国加州学派主要成员的王国斌（R. Bin Wong）与另一位学者罗森塔尔（Jean-Laurent Rosenthal）合作在中国出版了《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这本书修改了彭慕兰著作的一些核心方法，注重国家政治和国家规模、制度在经济史分析中的重要地位，改变了比较的单元，也考虑了文化差异。在这样修改之后，被彭慕兰视为中国与欧洲“分流”之关键的资源禀赋的重要性就大大降低了，从而他们相信，“在1750年以前，也就是能源和新大陆资源在历史舞台上大放异彩之前，中国和欧洲就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从公元1000年开始，中国和欧洲的政治逻辑就已经大异其趣，而在此后的演进过程中，这种差异又不断地被强化。13世纪忽必烈汗重新统一中国后，中国和欧洲的政治分流也最终完成”。(32)尺度一改变，结论就差出了500到700多年。方法与尺度如此重要，可不慎乎？
然而王国斌和罗森塔尔的新方法仍然有问题：公元1000年（宋真宗咸平三年、辽圣宗统和十八年）以前中国与欧洲既然没有“分流”，那会是“合流”的吗？这当然又会涉及尺度，而只要分析其选择的尺度就会看到，那依然是片面的。在“分流”与否的话题中，考虑的因素愈多、愈全面，看到的差异也就愈多。其实，如果说“全球化”是一个把人类世界联系起来的过程，“全球化”之前很大程度上分别发展的国家、文化、文明之间的类型相似和关联，就都不曾达到过“合流”的程度。如果不曾“合流”，所谓“分流”也只是特定视角下的相似性而已。不过，“大分流”到王国斌的新著这里，已经与明清鼎革问题拉远了距离，毋庸多言了。
另外一些关涉明清鼎革的国际性话题是美国学术界一些被称为“新清史”研究者的学者表述的，最初从罗友枝（Evelyn Rawski）与何炳棣关于清朝“成功”地实现长期统治是因为其汉化还是保持满洲特色的争论开始。双方都以清代实现了两百多年统治的这种统治力作为一个基本成就来探讨其缘由。何炳棣强调清入关之后参照中原制度文化进行调适，发生明显的“汉化”过程，这一转变是清代诸多成就的重要基础。罗友枝偏重从内亚视角提出问题，主张清朝保持两百多年统治并取得诸多成就的根本原因，是满洲统治集团保持了满洲特色，这种特色使得清朝作为一个内亚帝国统治庞大疆域和各异的族群，清朝不等于中国。(33)学术界围绕他们的主张已经展开了波及深远的讨论，细节难以详述。这里只讨论明清两代的继承性与断裂性问题。
如果说何炳棣的主张偏重强调明清两代的继承性，“新清史”的主张就是偏重强调断裂性的。其实，两代的继承性是明显的，断裂性也是明显的，而继承性大于断裂性。清朝“入主”中原、自称“中国”，统治了明朝的臣民与国土，继承了明朝的帝制国家体制，继续了对以儒家思想为主的国家政治学说的研习推崇，沿用《大明律》和基本赋税与经济制度，随着统治日久而与中原文化融会趋深，明代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也在清朝统治稳定之后延伸下去。凡此种种，都确然无疑地体现明清两代的继承性，清朝统治者的“汉化”作为一个过程，也确然无疑。与此同时，清朝统治集团核心是中华文明共同体边缘区域的满洲上层，别有文化风格与军政、社会治理的思路，也有自身特殊利益考虑，“入主”之后，肯定带来一些对中原而言非传统的政令。其中影响深远的，一是强制剃发易服，从而改变了中原服饰；二是尽量保持“入主”中原以前就已形成的八旗体系以及与之配伍的多种满洲特权制度；三是在中华文明边缘区域进取经营，以差异化方式实际扩展了中央政府的治权范围。这些基本事实尽人皆知，争论者虽然就这些情况反复论证，分歧的关键其实却在于解释的倾向。何炳棣强调清朝统治中的“汉化”，对其保持的满洲传统之作用正视不足；“新清史”学者在强调满洲传统在清朝统治中作用时，将其作为消解“汉化”说的表现，其中比较极端者至于以清朝为包含中原王朝与中亚帝国的复合体。论争双方都没有注意本文前面所说的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内聚运动。
自先秦时代，中原王朝就只是中华文明核心区政权，在推演中不断与周边族群聚合，其间多次出现多政权并存情况，而总体的融汇聚合趋势始终伴随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差异，而举凡大一统的中原王朝，都非单纯的汉族王朝。辽朝建立以后，北方区域整合度大为提升，向核心区的聚合势能也大为增强，从而导致元朝和清朝的两度“入主”。元朝官修《宋史》、《辽史》、《金史》，明朝官修《元史》，清朝官修《明史》，各政权无论核心统治集团族属如何，都被视为中国的“正统”王朝，并非只有“汉”居核心统治地位才属中国，这至清代已然成为传统。因而“汉”与“非汉”，并非中国与否的终极尺度。在这样的视角下，清在继承明朝中原统治同时所带来的一些断裂性，并没有超出中华文明内聚运动范围，其实现的恰是中华文明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再度整合。通过文明整合实现的国家，包容较大的族群、文化多样性。正如“现代”全球各地经济发展有巨大差异一样，前现代全球各地的国家形态也有巨大差异。
文明聚合是一个宏大复杂的过程，其间包含和平的往来与交融，也包含激烈的冲突。这种宏观运动的含义，需要在长时段演变中才能看得清楚，置身其中者，则会更多从自身直接体验出发来评论。所以，明清易代之际，是“华夷”之辩凸显的一个特定时期。中国、朝鲜、日本在这时都产生了一场历时长久的华夷秩序变更论。中国的黄宗羲在《留书》中说：“夫即不幸而失天下于诸侯，是犹以中国人治中国之地，亦何至率兽而食人，为夷狄所寝覆乎？”(34)日本林春胜、林信笃父子编辑的《华夷变态》之序言开篇即说：“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35)朝鲜王朝君臣长期以“小中华”自居，沿用崇祯年号。这些情况，都体现了明清鼎革在周边长期受中华文明影响的政权引发的文化心理震动。清朝统治者入关之际的大肆掳掠、屠杀，强化了这种印象。
清朝在稳定统治之后，虽然长期保持了满洲贵族的优越地位，却也停止圈地、保护明朝皇陵、尊崇儒学、实行科举、大规模编纂历史文化典籍、兴修水利、发展经济、以中国姿态处置外事。所谓“华夷”之界限，虽始终没有完全消除，但总体趋于模糊。中华文明的文化融合程度，毕竟在清代大幅度提升。各种历史文献也显示，明清鼎革之际的文化颠覆心理逐渐平和，以至于中原的文化精英在鼎革之后的两百多年间，习惯了生活的新常态，并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国际冲突中和演变中，与清廷站在了一起。历史演变的长期趋势，并非任何个人所能设计或把控。清代的融合也非皆出于清廷的顶层设计，其间的冲突博弈、回环往复不一而足，但是总体而言，清朝在中华文明聚合这一重大问题上，还是顺应了历史的大势。所以，对于“汉化”还是“满洲性”，原无须推敲过甚，将之放在中华文明聚合的长期历史运动中，会看到更周详的情况。
五 结语
明清鼎革是中国帝制时代最后一次王朝更替，历代王朝失序瓦解重构的因果关系在明清鼎革中大多依然发生作用。同时，这次王朝更替发生在中国卷入全球化进程加速发展100多年后的17世纪中叶，与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欧洲和美洲正在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局有重要关联。复因时逢全球气候变冷，北半球温带农业生产水平普遍降低，中国与其他气候类似地区的经济低迷，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震荡具有共时性和背景相似性。晚近学术界受全球史观影响，比前深化了对明清鼎革在全球历史大变迁角色的认识，同时也因把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联系过紧而偏重强调其国际性和特殊性，这一定程度消解了明清鼎革作为中国历史长期演变一个环节的性质，曲解了明清鼎革的世界史含义。将研究的焦点置于不同族群的关系上，也不得要领。注意明清鼎革在中华文明长期内聚运动视角下的意义，可以更好地把明清鼎革之际的政权更迭和族群的差异与融合纳入同一视野下进行分析。
明清鼎革并不是中国与西方历史发展走向“大分流”的转折点，在现代化波及全球以前，世界各大文明体系乃至大区域、距离遥远的国家之间，存在联系、互动，以及组织方式、生产力水平等方面的可比性——包括相似与差别，但综合审视，却从来不曾“合流”。“分流”之说，只能是将社会共同体的综合状况用理想化和分拆处理之后从特定角度进行分析的一种阶段性的侧面解读。17世纪以后，中国帝制体系经历了又一轮强化，中国经济也发生了农商并为本业的一次持续繁荣，中华文明共同体的进一步整合是这个时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主题。而这些进程与同时期欧洲正在发生的变动，依然关联，却并不在同一轨道上。在欧洲开始主导以殖民地开拓、国际贸易、民族国家发展、科技革命、宗教改革、文化思想变迁等为主要形式的现代化运动时代，欧亚大陆还在发生一些其他规模宏大的历史进程，沙皇俄国、奥斯曼帝国、中国清朝都有不同于西方的历史推演。在这个意义上，研究者既应注意17世纪前后世界历史的普遍联系，也应注意不要轻易把这种联系夸大到与各区域历史证据不相吻合的程度。历史学对于证据的要求超过经济学，对模式建构的追求弱于经济学。这一点在关涉明清鼎革的学术史中也可见一斑。
原刊《古代文明》2021年第1期
(1) （明）吕坤：《忧危疏》，王国轩、王秀梅整理：《吕坤全集·去伪斋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页。
(2) 《明神宗实录》卷三五四，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庚辰，《明实录附校勘记》第59册，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6621—6622页。
(3) 关于晚明财政危机的因由与情状，参看赵轶峰：《试论明末财政危机的历史根源及其时代特征》，《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第55—68页；赵轶峰：《明代的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232—277页。
(4) （清）顾炎武撰，（清）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一三《正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014页。
(5) 一般认为，霍布斯鲍姆1954年在Past & Present上发表的《17世纪危机》是最早明确提出这个概念的论文。Michael Roberts在1962年发表的论文中提到，当时用“17世纪普遍危机”来指称1640到1650年间欧洲社会失序就是欧洲学术界已经习惯的事情了。参见Michael Roberts,“Queen Christina and 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Past & Present, No.22（Jul., 1962）, pp.36—59.
(6) Trevor Aston, Crisis in Europe, 1560—1660,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5.
(7) S. A. M. Adshead,“The Seventeenth Century General Crisis in China”, Asian Profile, Vol.1, No.2（Oct., 1973）, pp.271—280.中译文见［英］阿谢德著，唐博译，董建中译校：《17世纪中国的普遍性危机》，董建中主编：《清史译丛》第1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7页。
(8) ［英］阿谢德著，唐博译，董建中译校：《17世纪中国的普遍性危机》，董建中主编：《清史译丛》第11辑，第39页。
(9) 同上注，第42页。
(10) 同上注，第45页。
(11) William S. Atwell,“Internetional Bullion Flows and the Chinese Economy Circa 1530—1650”，Past & Present, No. 95（May, 1982）, pp.68—90.中译文见［美］艾维四著，董建中译：《1530—1650年前后国际白银流通与中国经济》，董建中主编：《清史译丛》第11辑，第78—104页。
(12) 全汉昇、李龙华：《明中叶后太仓岁入银两的研究》，《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卷第1期，1972年12月，第123—157页。参看赵轶峰：《明后期太仓收支数字考》，载赵轶峰：《明代的变迁》，第278—281页。
(13) 关于后者，参看赵轶峰：《试论明末财政危机的历史根源及时代特征》，《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第55—68页。
(14) William S. Atwell,“Another look at Silver Imports into China, ca.1635—1644,”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16. no.4（December 2005）, pp.467—489.中译文见［美］艾维四著，袁飞译，董建中译校：《1635—1644年前后白银输入中国的再考察》，董建中主编：《清史译丛》第11辑，第155—179页。
(15) Richard von Glahn,“Myth and Reality of China's Seventeenth-century Monetary Crisi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56, No.2（June 1996）, pp.429—454.中译文见［美］万志英著，王敬雅译，董建中译校：《中国17世纪货币危机的神话与现实》，董建中主编：《清史译丛》第11辑，第125—154页。
(16) Frederic E. Wakeman, Jr.,“China and the Seventeenth-century Crisis”, Late Imperial China, Vol.7, No.1（June 1986）, pp.1—23.中译文见［美］魏斐德著，唐博译，董建中译校：《中国与17世纪危机》，董建中主编：《清史译丛》第11辑，第53—77页。
(17) Jack A. Goldstone,“East and Wes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Political Crises in Stuart England. Ottoman Turkey. and Ming China,”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30, No. 1（January 1988）, pp.103—142.中译文见［美］金世杰著，徐畅译，董建中译校：《17世纪的东方与西方——斯图亚特英国、奥斯曼土耳其和明代中国的政治危机》，董建中主编：《清史译丛》第11辑，第180—227页。
(18) 同上注，第193页。
(19) ［美］金世杰著，徐畅译，董建中译校：《17世纪的东方与西方——斯图亚特英国、奥斯曼土耳其和明代中国的政治危机》，董建中主编：《清史译丛》第11辑，第194页。
(20) Ray Huang, 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century Ming China,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215.
(21) 傅衣凌：《周玄暐〈泾林续纪〉事件辑录——明末社会变革与动乱杂考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1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9—35页。
(22) （明）周玄暐：《泾林续记》，清华学校图书馆藏《涵芬楼秘籍》本（第8集），第48页。
(23) 参看［美］金世杰著，徐畅译，董建中译校：《17世纪的东方与西方——斯图亚特英国、奥斯曼土耳其和明代中国的政治危机》，第209—211页。
(24) Niels Steensgaard,“The Seventeenth-century Crisis and the Unity of Eurasian History,”Modern Asian Studies, Vol.24, No.4（October 1990）, pp.683—697.中译文见［丹麦］尼尔斯·斯廷斯加尔德著，杜涛译，董建中译校：《17世纪危机与欧亚史的统一》，董建中主编：《清史译丛》第11辑，第310页。
(25) Michael Marmé,“Locating Linkages or Painting Bull's-Eyes around Bullet Holes？An East Asian Perspective o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Crisis,”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13, No.4（October 2008）, pp.1080—1089.中译文见［美］迈克尔·马默著，董建中译：《确有关联还是事后之明？——东亚视野下的17世纪危机》，董建中主编：《清史译丛》第11辑，第282—295页。
(26) 同上注，第287页。
(27) ［意］卡洛·M.奇波拉主编，贝昱、张菁译：《欧洲经济史》第2卷《十六和十七世纪》，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5—6页。
(28) ［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321页。
(29) Geoffrey Parker and Lesley M. Smith eds., 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seco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30) Geoffrey Parker, Global Crisis: War, Climate Change & Catastroph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31) 马克斯·韦伯对理想型作为方法的阐述集中体现在其《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一文中，见［德］马克斯·韦伯著，韩水法、莫茜译：《社会科学方法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2—61页。按该书将“ideal type”译为“理想类型”。
(32) ［美］王国斌、罗森塔尔著，周琳译：《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10页。按近年有Roman Studer所著The Great Divergence Reconsidered: Europe, India and The Rise to Global Economic Power，主要以印度为例对加州学派“大分流”说提出商榷。该书中译本由王文剑译，格致出版社2020年出版。
(33) Evelyn S. Rawski,“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5, No.4（Nov., 1996）, pp.829—850.
(34) （清）黄宗羲：《留书》，赵轶峰注说：《明夷待访录》，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11页。
(35) ［日］林春胜、［日］林信笃编：《華夷変態》序，东京：东方书店，1981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