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缘起

王权从天而降，降临在埃利都[1]。

王朝开创者阿卢利姆[2]在埃利都加冕为王，他的统治延续了28800年[3]。1

苏美尔王表的最初几行，作了如上陈述。

苏美尔王表目前有多个版本存世，然而流传范围最广，同时也是保存最完整的版本，却被收藏在距离它的诞生地数千千米以外的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王表的载体是一小块黏土，体量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砖头。依照它的形状，这块黏土被相关领域的专家称为“棱柱体”（prism）。

“棱柱体”内部，从头到尾，贯穿着一个长度与其相等的孔洞。这意味着它原先可能是被竖直插在一根木棍上，以便读者阅读。“棱柱体”的四面镌刻着按两栏格式排列，用楔形文字撰写的苏美尔语铭文。参考文本内容提供的信息，这份传奇王表问世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800年。

关于王表的准确诞生地点，目前所知甚少。1923年，赫伯特·韦尔德·布伦戴尔[4]将这块黏土棱柱，连同其他若干件楔形文字泥板文书，一并交给阿什莫林博物馆收藏。前者则是在前不久，从伊拉克转手购得了这件实际可能是在拉尔萨古城[5]出土的藏品（相关细节本书后文有详细介绍）。伊拉克南部平原零星分布着几千处与拉尔萨古城相似的遗址，它们在当地阿拉伯人的口口相传中，往往被笼统地称为“土墩”（tell），拉尔萨古城只是众多“土墩”中的一个。

王表开列了若干城邦的名称，介绍了城邦统治者的履历，以及他们的在位时间。不过这份王表讲述的历史，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历史”，而是一种神话传说与历史事件难分彼此的复合体。2王表本身称得上是一件出自专业学者之手的杰作。学识渊博的讲述者，不露声色地将他们那个时代的政治权利意识与古老的王权起源神话相互融合、构建在了一起。[6]

编纂这份王表的意图似乎是要暗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区域大致包括今天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南部）的合法统治权，只能在某个特定的时间，降临到某个特定的城邦，随后又在特定的周期内得到延续，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诸神的意志。对于编纂王表的那些学者而言，这个故事的起点就在埃利都。

如今的埃利都古城，屹立在伊拉克南部幼发拉底河（Euphrates）以西大约35千米，黄沙漫天、平淡无奇的荒漠戈壁当中。6000年以前，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Tigris）汇入波斯湾（Persian Gulf）的入海口，却在比今天更偏北的地方。这片土地上的城镇周围环绕着芦苇茂密的湿地、肥沃的淤积平原，以及连接大海的纵横河网。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泛舟捕鱼，放牧牛羊，种植小麦、大麦、苹果、无花果和椰枣[7]等作物。埃利都依托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水系冲积而成的广阔平原，因河而兴，成了当地城市网格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早在公元前2500年，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献便将埃利都和主神恩基[8]联系在了一起，后者的神庙就在埃利都。恩基作为掌管淡水的神，顺理成章获得了生杀予夺的权力。与此同时，他还被奉为神圣智慧的源头。开天辟地的伟大时刻，恩基创造了文明。所谓“文明”，换言之，就是诸王对尘世的统治。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学者认为，追溯历史，为某些重要事件寻找起源，对于理解他们身处的当下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9]。

追溯起源，对人类而言，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报刊文章、各类书籍、电视节目，乃至博物馆的展览，无一不在反复印证着我们对起源的痴迷。这种痴迷可以具体表现为寻找最古老的人类祖先，探求最久远的农耕文明，搜寻全世界的第一座城市、第一种文字，乃至认定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艺术形式等。在时间长河中，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节点，从某种程度上，既可以被放在人类漫长历史的语境中加以解读，也可以在当今社会的语境中被赋予新的意义，从而为我们思考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问题提供相应的参照。

类似这样的思路，通常也会存在很大的风险，因为对于某种“起源”貌似明确的追溯，同时必然伴随以“语义学”为基础的无尽纷扰[10]。比如说，我们口中诸如“城市”、“文字”和“艺术”之类的概念，究竟应该如何定义？再比如说，某件事物的起源，到底应该如何得到准确认定？对于当代多数历史学家而言，历史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演进过程，而非仅仅是一系列“起源”或者某些具体事件前后相继的直线串联。[11]

毋庸置疑，对于“起源”的痴迷仍将继续。这种痴迷，往往又会引发对有关“文明”如何兴起的无穷追问。问题在于，“文明”通常又是一个很难明确界定的概念。有关它的定义，往往会被量化为一份罗列着某些科技和艺术成就的清单（至于哪些成就能够名列其中，则取决于谁来开具这张清单），也可以被理解为在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社会文化方面的发展。

人们曾经认为，现在也经常认为，某个社会或地域是否“文明”，主要取决于它所创造的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达到了怎样的发展水平。对于社会发展水平的判断，则大多以西方世界为标尺。后者一般被视为最复杂的社会形态，也就是“最高级”的社会形态。

幸运的是，人类历史上，这种由“语义学”所引发的矛盾，并非总能得到清醒的认知，进而妨碍同时期的历史讲述者建构他们的历史。于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对于某些概念的“自以为是”，将会对苏美尔人理解和想象这个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12]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再次告诉世人，很多时候，追忆“过去”的目的，往往是为“现在”服务。身在“西方”（即便如此简单的一个定义，背后同样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张力）的我们，经常会将历史上的其他文明和民族视为“他者”，然后通过“‘他者’如何影响和塑造了西方文明”的思维方式，将他们纳入我们自己编织的那套历史叙事和身份认同当中。

某些古代文明，例如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始终被认为在西方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4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起点，则重新“发现”[13]了这两种古代文明。尤其是在美学和政治领域，它们被奉为完美和秩序的体现。

有别于这两种从未失落过的古代文明，其他的所谓“失落文明”，比如古埃及文明，也可以通过西方探险家和考古学家的努力重见天日，进而在我们当今的社会生活中，占据与上述两者同等重要的地位。重新回归历史视野的古埃及文明，凭借象形文字、金字塔、木乃伊之类的故事和传说，以一种令人痴迷，同时又八面玲珑的东方“他者”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只不过，这个“他者”形象的确立，同样基于西方人的文化想象。3

美索不达米亚曾经存在过的那些古代文明，虽然从未被赋予过如此重要的意义，却依然在西方主流文化的构建过程中发挥着自身的独特作用。就像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和古埃及人一样，这个地区的某些古代族群，比如亚述人[14]和巴比伦人，从来就没有真正淡出过我们的视野。他们发出的声音，始终回荡在《圣经》和其他古典世界[15]文本的故事讲述当中，随后又借助古代西方、阿拉伯和波斯的相关文本，得到间接阅读和传播。相比之下，由于语言的局限性，古代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留下的原始文本，则只能在较小的范围内流传。

按照欧洲人原先的文化想象，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亚述人不过是《圣经》故事里欺压犹太人的罪魁祸首。[16]同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则被描绘为犹太先知亚伯拉罕（Abraham）的故乡，还是通天塔[17]的所在地。4

公元19世纪，位于尼姆鲁德[18]和尼尼微[19]两地的亚述王宫遗址被发现，当时的英国人认为，古代亚述文明取得的辉煌成就，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业和科技进步，存在某种古今呼应的关系。置身于这样的时代语境中，伦敦海德公园（Hyde Park）的阿尔伯特纪念碑[20]才会以铭文的形式，将公元前700年前后营造王城尼尼微的亚述国王辛那赫里布（King Sennacherib），颂扬为现代工程学的先驱。

大概150年以前，包括西方人在内，世人其实对古代苏美尔人一无所知，直到位于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古代遗迹、文献得到发掘整理。话虽如此，但是单纯凭借故事和传说去想象古代苏美尔人到底是什么样，他们来自哪里，相貌如何，仍然是一项很难完成的任务。我们对苏美尔文明的想象和阐释，因此也就无法达到古埃及文明那样的高度，后者与西方思想之间，毕竟存在着相对悠久的历史渊源。更何况，苏美尔人也没有留下类似金字塔那样可以穿越时空，为我们的想象提供参照的传世建筑。

苏美尔人的首次被“发现”，是在19世纪下半叶。依靠欧洲列强的强大军力，这个时期的西方探险家、外交家、商人和学者，可以在美索不达米亚任意徜徉，记录他们的所见所闻。出于自身爱好或者为博物馆搜罗藏品的目的，他们还能够随心所欲地将当地文物带回故乡。

西方人从自身立场出发，认为当代中东地区的众多东方民族，在很大程度上，与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那些古代族群风马牛不相及。后者在《圣经》以及其他古典文献中的形象，反倒跟欧洲人存在很多相似性。于是，这些古代族群，以及他们留下的那些建筑遗迹和艺术品，便被顺理成章地划入了西方文明的范畴。5

凭借军事和经济实力的支持，欧洲列强可以在世界各地肆意搜罗文物，侵占古迹，还能让那些绵延至今的古国沦为自己的殖民地。诸如此类的行为，往往会以战争和宗主权作为遮羞布。欧洲人来到中东以后，最初的身份通常是商人和军事顾问，再后来，就变成了侵略军。在殖民大军的行列当中，经常还有考古学者混杂其间或尾随其后。这些人的研究视角，大多以当时刚刚成型的种族理论为立脚点。

随着古代苏美尔文物的不断出土并得到研究，这种文明形式被越发深入地吸纳进了有关西方文明起源的话语当中。

20世纪的多数时间，各国列强以及各种理念相互冲突，给世界带来了一场又一场难以想象的血腥战争。与此相反，古代苏美尔人似乎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终日醉心于修建城市、书写文字和发明车轮，除此之外，再没有留下别的东西。他们所采取的社会体制，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被视为民主政体的最早实践。1963年，古代苏美尔语言和文字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塞缪尔·克雷默[21]，就曾言之凿凿地将这个古代民族描绘为：

苏美尔人的进步，不仅表现为物质丰富和技术先进，同时还体现在他们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方面。显而易见，苏美尔人拥有睿智的头脑，他们在自己那个时代的认知基础上，对生活秉持一种务实的态度，很少被梦幻、奢望或迷信蒙住双眼。6

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塞缪尔·克雷默，可能还对那些文科专业的高才生们讲过诸如此类的观点。这套溢美之词算不上特别夸张，但塞缪尔·克雷默将苏美尔人视为热爱和平、学识渊博的古代民族，同时还将苏美尔文明视为现代文明社会诸多特质终极源头的做法，却极具前沿性，同时也极具迷惑性。

2010年，在一项追溯西方文明源头的研究中，历史学家理查德·迈尔斯[22]就将自己的目光聚焦在6000年前。

当那几位来自不同苏美尔部族的首领们意识到，如果他们的部族或多或少实现一定程度的联合，那么大家的财富和未来，就将得到进一步的保证。7

这样一来，

当其他民族还在依靠原始农业挣扎求生时，雄踞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苏美尔人便已享受到了文明城市生活所带来的便利，当然，他们也需要面对与此相伴的很多问题。8

基于上述前提，今天的人们将苏美尔人想象为一个与众不同的族群。这个族群大致生活在公元前3500—前2000年的伊拉克南部，他们说同样的语言，拥有共同的文化。苏美尔人生活的这片土地上，诞生了全世界最早的城市，也孕育了最古老的文明。他们发明了文字，建立了复杂的政治、建筑和农业体系，还开创了天文学和数学。古代苏美尔人的成就为美索不达米亚的后续文明奠定了基础，影响了辽阔中东地区的诸多国家。他们的文明是现代文明的起源，同时也是现代城市生活的起源。

图2 2009年，葡萄牙第7届佩拉国际沙雕节上的苏美尔人塑像

本书所要讲述的故事，是我们如何将苏美尔人的历史和文化打造成现在这个样子。苏美尔人其实从未被世人简单地“遗忘”过，正如他们从未被简单“发现”过一样。从古到今，这个古代族群只不过是被我们反复“解读”了若干次，每次“遗忘”和“发现”的背后，都存在着与之相匹配的特定时代语境。从某种意义上说，围绕苏美尔人形成的那套“话语”，是古代故事和现代神话互相结合的产物。

正如现在已经知道的那样，对于历史所谓客观、真实的描述，从来就没实际存在过。所谓的“历史”，不过是一套又一套前后相继的“话语”，每套“话语”无可避免地都要受自身所处文化和时代语境的制约。通过梳理过去150年当中，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乃至其他相关领域专家针对苏美尔文明的“话语”建构过程，我们就可以对自己所掌握的那套“知识”，以及理解这套“知识”的方式，做到心知肚明，同时也可以更好地反思其中存在的某些问题。

正式开启这段旅程以前，有必要先弄清楚几个专业领域的问题。笔者认为，本书接下来将要使用的“苏美尔人”和“苏美尔”两个概念，应该并不存在太多争议，不过“美索不达米亚”这个概念，却有必要多说两句。

“美索不达米亚”这个概念，源自古希腊语，意思是“两河之间”。公元前3世纪，“希腊化时代”[23]的地理学家首次提出这个概念，用来特指那片夹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中间的土地。文艺复兴运动以后，这个说法及相关概念被西方学者沿用了下来。

阿拉伯学者对这片土地的称谓则是“al-Iraq”（河岸及与之相连的草原）。至少从公元8世纪开始，这个概念便被用来指代巴格达南部的广阔淤积平原。9历史和考古学家通常认为，这个区域的最南端，应该包括巴比伦尼亚[24]地区。

本书所说的“美索不达米亚”，采用的是从古代直到21世纪20年代通行的概念。21世纪20年代以后，这个概念则更多地被用来特指伊拉克和叙利亚这两个现代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