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美尔和阿卡德的王

1827年，17岁的亨利·罗林森加入东印度公司旗下的雇佣军。6年后，在工作过程中表现出极高语言天赋的他，被派往伊朗协助训练阿拔斯大帝的军队。身在伊朗的亨利·罗林森对这个国家的古迹发生了兴趣。1835年，他来到位于哈马丹[73]附近的阿勒万德山[74]，制作了一套铭文拓片。

以格奥尔格·格罗特芬德的研究成果为参照，亨利·罗林森开始尝试破解这套铭文拓片中的古波斯语内容。后来，他的研究视野还拓展到来自波斯波利斯附近的纳克歇罗斯塔姆（Naqsh-i Rustam），以及伊朗西部贝希斯敦的同类铭文。

贝希斯敦铭文在西方世界的知名度很高，不过要想直接触摸到它们，难度也很高。因为铭文所在的位置是一座外飘的悬崖，距离地面足有100米高，悬崖本身雄踞在霍拉桑古道（the Great Khorasan Road）上，后者则是著名的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公元前520年前后，这座悬崖被当时的人们用3种语言刻上了赞美波斯王大流士一世的颂词。颂词众星拱月般地环绕着以国王本人形象为核心的浮雕。国王面前，卑躬屈膝地站着9名不同族群、披枷戴锁的俘虏。整幅画面与周围的环境相互融合，体现出一种将敌人踩在脚下的恢宏气势。

图7 公元前520年，大流士一世时期，伊朗贝伊索通悬崖浮雕和楔形文字铭文

当代历史经常，甚至可以说始终将贝希斯敦铭文视为亨利·罗林森破解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字的钥匙。类似这样的说法，很大程度属于今人的“以己度人”。

1836年，亨利·罗林森自下而上，爬上这座悬崖（而非通常所说的那样，借助绳索，从悬崖顶部悬垂而下），制作了古波斯语版本的铭文拓片。18至于其他语言版本的铭文[75]，由于更不容易接近，所以那时根本就不在他的关注范围内。直到1844年，亨利·罗林森才重返贝伊索通[76]，制作第二种语言版本的铭文拓片，同时还将古波斯语版本的铭文重新拓印了一遍。那之后，亨利·罗林森发表了铭文内容的全文翻译。这项重大成就，奠定了他在楔形文字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

1847年，亨利·罗林森第三次造访贝伊索通，制作第三种语言版本的铭文拓片。他这次是站在平地上，手持望远镜，远程指挥一位被雇用的库尔德男孩爬上悬崖，借助高空坐板，完成了铭文的拓印。

时间进入20世纪20年代，当时的人们依照自己的想象，将亨利·罗林森和贝伊索通铭文的历史杜撰为一次艰难的冒险。亨利·罗林森本人，则被打造为大英帝国勇敢无畏和求知精神的化身，为了记录、破解楔形文字，他甚至不惜牺牲生命。

这个杜撰出来的故事之所以更为公众所熟知，无非是因为它和1822年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以罗塞达石碑为线索，破解古埃及象形文字的传奇经历存在很大相似性。相比之下，在亨利·罗林森所处的那个时代，众多学者立足其他来源的楔形文字文献，已经开始尝试破解这种古代语言的历史，结果却遭到了有意无意的忽视。

恰恰是凭借这个杜撰出来的故事，亨利·罗林森最终从19世纪40年代楔形文字研究领域众多卓有建树的研究者群体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很高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先是被任命为东印度公司驻土耳其和阿拉伯半岛的代表（1843—1849年在职），后来还当上了英国驻巴格达的总领事（1851—1855年在职）。任职期间，他还以大英博物馆的名义，主持过多项考古发掘。诸如此类的经历，最终让这位公众臆想出来的“英雄”获得了“亚述学之父”（father of Assyriology）的美誉。

亨利·罗林森从贝伊索通得到的第二种语言版本的铭文，使用的是现在所说的“埃兰语”（Elamite），它曾被认为是一种无人知晓的语言。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这种语言便一直流传在伊朗西南部地区，尽管实际的使用范围可能并没有覆盖整个美索不达米亚。由于传世文本非常罕见，今天的人们仍对埃兰语所知甚少。

随后发生的事情证明，第三种语言版本的贝伊索通铭文，在研究苏美尔语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说起这个话题，绝对绕不开来自爱尔兰唐郡（County Down）基利里（Killyleagh）的可敬牧师，爱德华·辛克斯（Edward Hincks）。19他的身份是都柏林（Dublin）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的校董，还是一位出色的语言学家。从事圣职之余，爱德华·辛克斯愿意将时间全部用于破解包括楔形文字在内的各类古代文献。

图8 1920年的小理查德·卡顿·伍德维尔（Richard Caton Woodville Jr）拍摄的杂志封面，表现了亨利·罗林森在贝伊索通面临的危险

1846年，爱德华·辛克斯取得重大突破，发现每个楔形文字都是建立在语义基础上的表音符号，就像英语中用“wa”和“ter”这两个音节代表“水”（water）的意思一样。意识到这点的爱德华·辛克斯尝试将古代波斯文献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献进行对比阅读：

我在古代遗址出土的一块泥板文书上找到了“巴比伦”这个词，它的形状像一只桶，在某些砖坯上也能看到这个符号。我还在来自同一地点的很多砖坯上找到了“尼尼微”这个词。20

爱德华·辛克斯由此认为，亚述语和巴比伦语这两种语言，与闪米特语[77]存在很多共性。换言之，它们和现在的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属于同一个语系，拥有相同的语法和语义结构。事实上，正如我们今天已经认识到的那样，古代亚述语和巴比伦语实际就是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分支，这种语言现在被称为“阿卡德语”。

亨利·罗林森此前始终相信自己从贝伊索通获得的第三种语言版本的铭文也是一种字母语言，爱德华·辛克斯的研究成果公布后，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毋庸置疑，他（爱德华·辛克斯）有了一项重要发现。这项发现对我破解贝希斯敦（Behistun）铭文，并非仅仅是提供了线索那么简单。21

实际情况的确如此，三年后，爱德华·辛克斯进一步发现，每个独立的楔形文字，都可能同时拥有几个不同的发音。参照上下文，同一个符号，可以代表几个音节，甚至可以代表几个词语。更为重要的是，爱德华·辛克斯还意识到，作为一种符号的楔形文字，甚至可以同时被用来记录两种不同的语言。例如，阿卡德语的“土地”（ersetu/earth）这个词，就可以用楔形文字中代表读音“Ki”的符号表示。此类现象说明，当时应该还存在着一种与阿卡德语平行的语言，这种语言将读音“Ki”的含义规定为“土地”。

这种语言随后被证明是苏美尔语。苏美尔语之所以能得到破解，主要是因为发现那些出土自尼尼微，随后又被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楔形文字泥板文书，大多是用双语写成的。泥板文书中，与每行阿卡德语对应的，还会有一行苏美尔语。显而易见，苏美尔语并不属于闪米特语系，跟阿卡德语相比，它拥有完全不同的结构。按照自己制定的标准，爱德华·辛克斯将苏美尔语视为一种“黏着性”（agglutinative language）的语言，同时代的其他学者则将这种语言称为“西徐亚语”[78]或“都兰语”[79]。

图9 油画《爱德华·辛克斯》，完成于公元1850年前后

现代匈牙利语、土耳其语和芬兰语，都可以被称为“黏着性语言”。这种语言往往使用一个固定不变的词根，通过为词根添加前缀或后缀的方式，传达不同的语义。例如，芬兰语中的“房子”（talo）这个词，加上一个后缀“ssa”，就可以表示“在房子里”（talossa）的意思，再换一个后缀“ssani”，还可以表示“在我的房子里”（talossani）的意思。

在爱德华·辛克斯生活的时代，学术界对于如何给这种语言定名，还没有达成共识。某些学者倾向将其称为“古迦勒底语”[80]。“迦勒底”是古代亚述铭文中经常提到的一个族群，《圣经》中也有类似“迦勒底人的乌尔城”的说法，还将乌尔城视为先知亚伯拉罕的故乡。

1869年，拥有法国血统，出生在德国的杰出语言学家朱利斯·欧佩尔特（Jules Oppert）与爱德华·辛克斯如出一辙地将这种非闪米特语系的古代语言认定为“黏着性语言”，同时还基于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个古代王室头衔——苏美尔和阿卡德的王，建议将这种古代语言命名为“苏美尔语”。

朱利斯·欧佩尔特的命名方式起初并未获得普遍接受，直到1889年，一份双语楔形文字泥板文书的阿卡德语铭文中明确出现了“苏美尔语”（lišan šumeri）的表述方式。与这个阿卡德语词意思对等的苏美尔语词其实应该是“emegir”，只不过因为今天的我们对苏美尔语仍然所知甚少，“苏美尔”这个阿卡德语单词才被借用过来，成了它所代表的那种古代语言的名称。就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美索不达米亚或许真的存在过一个名叫“苏美尔”的地方，所谓的“苏美尔语”则属于那里的通用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