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史反思研究的意义（代序）

文学理论学术史的研究，是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性学科来讲，同样可以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1]。我们只有在宏观辩证的历史视野里，才可能清晰准确地理解和认识学科的历程及其存在的问题。近些年，文学理论界对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进行的反思研究，是有成绩的。这一反思，对于推进文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和建设，也是很有意义的。

一

近几十年来，我国的文学理论经过了反思和恢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传统、同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和本国古代理论资源碰撞融会、构想和建设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当代形态这样三个主要阶段。目前中央实施包括重新编写《文学理论》教材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在文学理论上，它说明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建设，已进入具体的操作阶段。在新的文学理论教材的探索中，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与中国古代文论系统、西方现代文论系统，将会得到更高层次的批判性汇合与沟通，将会形成新时期以降我国文学理论较为完整的结构体系与话语特征。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近几十年我国文学理论的总体途程，那就是：在剧烈的转型中，在学科意识觉醒、观念与思路多元的情况下，它艰难地但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向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当代形态迈进。这是历史的真实，也是历史和现实给予中国文学理论的唯一正确的选择。

诚然，由于缺少较系统的哲学思考和方法论支撑，对现实提出的诸种课题关注得不够，也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消化与整合得不多，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当代形态还处在不成熟的阶段，它还需一步一步地加以建构。但是，与其他文学理论学说形态相比，这一形态的优势已经显示出来；它在“历史合力”的作用下会变得越来越科学，这一趋势也是相当明显的。这可以透过以下几点看出。

第一，它进一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文学实际的结合，逐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中国化。近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受到的冲击与挑战无数，但由于它始终和人民的文学同呼吸共命运，所以牢牢地站稳了自己的脚跟。那些质疑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基本范畴合法性的意见和策略，尽管也活跃，但毕竟是支流。回顾新时期的文学理论史，只要忠于事实，就可以不夸张地说，打破旧有僵化观念的束缚，坚持批判的精神，转化外国的理论成果，并提出焕发新生机与活力的新命题，把文学理论不断推向前进，大多是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范围内进行的。这一时期的各种学术论争，表面上是一系列观念的冲突，但本质上却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空间的开拓，促进的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从传统形态向当代形态的转换。有学者不这样认识，认为这一时期文学理论的演变应归结为“政治化——审美化——学科化”过程[2]；或者从理论上归结为从“形象思维”论到“人物性格多重组合”论、到“文学主体性”论、到“文学向内转”论、再到“文学‘审美’特征论”的过程[3]。这样的“反思”，就偏离了新时期文学理论发展的主航道，忽略了事物的本质属性，只是着眼于某个单一思潮的流变线索。

第二，在我国文学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多元”的状况下，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要想使这一学科走向科学，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有汰选、融合与会通的能力，只有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当代形态既能保持理论的连续性，又能实现理论的“综合创新”性，其他的文学学说至多是处于一隅或枝节的位置上。实践已经证明，文学理论要想成为严谨的科学，它必须实现所谓文学“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的统一，亦即实现对文学“自转律”和“公转律”的统一[4]的说明。否则，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讲，都是有片面性的。西方文学理论，不论是精神分析、现象学、“西马”文论、读者接受理论，还是解释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及“文化研究”，在探讨文学的“公转律”与“自转律”上，虽都有各自突出的表现，但是它们谁也无法完成两者的有机统一。完成统一的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到了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身上。这也正是在众多西方文论学说面前，人们最终还是把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当作最有效方法和武器的原因。

第三，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发展的科学，新时期以来，它有了许多拓展和创新。例如，在文学接受与服务层次上，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上，在文学意识形态学说上，在审美反映建构论上，在文学理论运行机制考察上，都有自己的创获。尤其是，由于它加大了民族文论传统的吸收和转化，加大了“五四”以来文论成果在当代文论体系中的分量，并倾听到来自文艺实践的强烈呼声，开始更加自觉地遵循科学的理论发展观，注意防止对于外来学说的简单平移或套用，因此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当代形态“在眼界上带有拓宽的性质，在观念上带有更新的性质，在方法上带有充实的性质，在境界上带有提升的性质，在体系上带有更科学完整的性质，在风格上，则带有更加‘现代化’、更加‘民族化’的性质”[5]。它与我国整个新时期的社会现代化进程是合拍的。

二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国近年文学理论学术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我认为，如果单纯从学术史研究的角度出发，可以说目前有些写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学术史”或“理论史”著作，太过主观化和太多片面性了。这一时期与整个社会变革同步的切实的文学理论发展和文学理论运动，并没有被充分认识到，也没有被完全地反映出来。有些论者过多地采用了简单的“政治/学术”二元对立的分析模式，结果造成了新的“二元”对立的局面。

我想坦率地指出，在个别新近的文学理论“学术史”和“理论史”的著述中，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发展演进的这条主干线，这条实际影响和左右着文学创作进程的思想脉络，却被有意无意地冷落、无视、遮蔽和排斥掉了，几乎不着一字。新时期的文学理论史，似乎就变成了某几个人标“新”立“异”、推“陈”出“新”、不断“转向”的历史。这是很不实事求是的。或如个别论者那样，干脆把某些极端唯心的“文学主体性”论，也说成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文学活动问题上的具体运用”。[6]这也是很不妥当的。

别的不说，单说其中的“审美”问题。某些“文学主体性”论者，显然是把“社会责任感”放在“审美”之外的，显然是把它归入了“非审美”之列。可是，这种偏颇，早在1988年就有日本著名学者丸山升指示出来了。他在北京的讲演中针对某些“文学主体性”论指出：“在文学的‘审美’活动中，有着与主人公的生活方式共鸣啦，由作者对现实的深刻洞察力而引起的感动啦等等与作品的‘思想’不可分的因素；这一因素比重之大，可以说是文学、特别是小说中‘审美’的特色。”[7]应该说，这就大胆地纠正了只顾“形式”而牺牲文学复杂性的错误理论，而且实际也对应了雨果那句名言：“为艺术而艺术固然美，但为进步而艺术则更美。”[8]可惜，在新时期文学理论学术史的“反思”中，有人恰恰忘记了这一点。几十年后梳理那段历史，依然把这样的“文学主体性”论说成是正确的东西，那就很难说有什么科学的标准了。

这里，还想着重谈谈文学理论的“科学性”问题。我认为，在当今语境下，坚持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是使文学理论具有“科学性”，真正成为一门科学的唯一保证。其他的学说，都无法起到这个作用。而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不仅仅是指针和方法，其本身就具有学理支撑的价值和意义。为了文学理论的科学性，只能批判地去吸收别的学说的营养，绝不能把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当作马克思主义来对待。

当然，某种情况下可以说：“特定研究领域的真正科学化的标志是确立技术术语，将其从普通教育言语的模糊性中解放出来。尽管一种技术术语的确立并不是学科科学化的原因，但却标志着研究者就什么是形而上学、什么是科学的问题已经达成了一致见解。”[9]如果这个意见可以成立，那么现在有些文学理论，编造了一些模糊的、歧义的、虚构的、反常识的概念，显然是与科学化的方向背道而驰的。近年来，文学理论“关键词”“重要范畴”研究成为一个热点，多半也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科学化”，从另一个角度讲，也可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中国化”。因为我们所认定的科学，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又在实践中得到验证的学说。但是，由于多年来不少文学理论基本概念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对西方文学理论消化、整合与批判能力匮乏，再加上不健康的学术风气滋长蔓延，因此在许多层面，“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中国化”有变成“中国的文学理论化马克思主义”之危险。只要看一看个别所谓“审美至上”论、“后实践本体论”文学理论，也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出现，就不难明白此种危险的存在了。无疑，这与文学理论的科学性诉求是南辕北辙的。此外，不少文学理论资源的浪费、理论话语的复制、问题意识的薄弱和原创精神的稀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不能否认，对西方文学理论的简单迷信与盲从，导致了许多文学理论“自我他者化”“殖民化”的现象。尽管口头上宣称“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在实际上则完全依赖和演绎了某种西方文学理论的观念和话语。这与历史唯物论的基础已经相去甚远。

我一直认为，各种西方文学理论的形成，有其内在的文体结构和话语策略。理解这些话语策略及文体结构，是理解其运行机制和理论内涵的关键。我们在参照和借鉴西方文学理论的时候，对此是不能采取规避和无视态度的，否则将适得其反。“文化研究”思潮从欧美传到中国后，在主旨、立场、内容上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因此，在同西方文论打交道的过程中，绝不能只关注概念、术语和体系等表面现象，而忽视其内在的问题结构。倘若忽略了西方理论话语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就必然会出现严重误读、理解与对话错位的现象，从而妨害使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论研究真正深入与推进的可能性。

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从传统形态向当代形态转换的过程中，多维的阐释和深入的解读，使其理论视野更加宏阔，理论体系和观念更为复杂，中国化的色彩也更为浓重。但是，也应看到，这其中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偏离和误读现象也日益严重。不少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阐释往往采取的是“六经注我”的做法，借用马克思或者其他经典作家的片言只语，装点和支撑起自己的理论系统。这种方法，对经典著作与思想的解读随意性很强，既缺乏对马克思主义文学学说的整体理解，也无视它在中国的近百年发展，不仅背离了该学说的批判性原则，而且背离了该学说的科学性原则。

进入21世纪后，有学者拒斥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一言以蔽之地认为中国的文艺学学科制度完全是仿效苏联而来的；认为这一理论体系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随着意识形态的逐渐淡化，这一理论体系必然会失去中心化的力量。这样的意见，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从现代文艺学学科的历史来看，它的起点是借鉴西方文论，中间加入了我们自己的成分。中国文学理论追随苏联的理论，只是短短的一段时间，不能说它是苏联文学理论的直接翻版。它的发展全过程告诉我们，它是有其自身特色的综合的产物。即便是苏联的文学理论，也不是一无可取之处。这种看法恐怕比较符合客观实际。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与创作和时代的“蜜月期”，如果同20世纪80年代相比，似乎已经过去。理论与现实的脱节，理论自说自话的独白，已是普遍的现象。这种脱节的造成，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根本上是由轻视理论和创作的意义、价值与功能因素造成的。一些学者在张扬文化“多元论”和“相对论”的同时，又陷入理论的“虚无论”之中。文学理论某种程度上成了“语言的游戏”和“能指的滑动”，在实现了所谓“跨学科”“跨文化”的同时，便也成了凌空蹈虚的“高头讲章”。这种理论取向，既无视文学活动的现实，也无视文学理论话语自身的现实性和历史性，从而在不断制造理论“热点”“转向”的哗众取宠中，迷失了自己。

客观地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文学理论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依然处于动荡和转型时期。这就决定了它目前还不甚成熟的状态，决定了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当代形态还任重道远。我们应该用科学的发展的眼光来反思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既承认它取得了巨大进步，又看到它存在诸多问题。这样，才能做出新的贡献。

（原载《高校理论战线》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