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彩礼”的机制与逻辑

一

在全国各地农村调研了解到农村男女双方家庭谈婚论嫁，除了谈怎么走既定的程序之外，主要是敲定“彩礼”。有的农村地区彩礼已由几千元钱迅速涨到了十几万乃至几十万元，如果算上其他的花销，包括宴席、请媒、房子、车子等，结一个婚下来，男方父母要花费四五十万元。“天价彩礼”制造了诸多社会问题。

据观察，天价彩礼与这几个现象往往联系在一起。一是光棍。出人意料的是彩礼比较高的地方，光棍相对比较少，反之彩礼较低的地方，光棍就比较多。二是通婚圈。彩礼较高的地方一般还保留着传统的通婚圈。适龄男女多在本地找对象。而彩礼较低的地方，传统通婚圈被打破，外地婚成为主要的婚姻形式。三是代际责任。父代对子代婚配责任较重的地方，一般彩礼也较重，而责任较轻的地方，彩礼也轻。四是外地婚。彩礼低的地方外地婚占主导，外地婚的特点是弥散性的，全国各地的都有。彩礼高的地方外地婚少，且有集群性特征，一般是在本地结不了婚的男子娶其他省甚至越南、缅甸等外籍女子。高彩礼与父代责任重、保留传统通婚圈及光棍少等联系在一起，而低彩礼则与父代责任轻、通婚圈被打破及光棍较多挂钩。

三

父代对子代的婚配责任有高中低三个层次。父代的婚配责任最低的是南方地区，该地区普遍属于宗族结构和观念较强的地方。父代责任呈中度状态的是中部地区，主要以长江中上游流域为主，其人际关系明显呈原子化状态，这里的父代有较强的为子代成婚考虑的意识，包括为儿子在县市买房子、还房贷和带孙子，但若实在无能为力，也不会有太大的愧疚感，因为自己尽力了。父代的婚配责任最高的是北方地区。

在父代责任较低的南方农村，生儿子、传宗接代的观念很强，这些地区计划生育三十几年，纯女户一直比较稀罕，突然一个乡镇出现一两户纯女户，便成了乡镇干部自豪的政绩。照说，在该地区，父代对子代的婚姻问题应该很上心才是。但事实是，在南方农村，父代将子代养大成人之后，对子代的责任就变弱，特别是在子代成婚之后，就从对子代的付出转为向子代要求回馈，子代对父代的责任增大。

子代成婚可以视作是父代的人生任务，父代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子代做好这个事情，但不会将自己毕生精力和身体健康都耗在子代成婚上。婚配主要是子代个人的事情。父代要做的，仅仅是举办一场婚宴，让子代在仪式上完成婚姻，至于建（买）房子、说媒、彩礼等，父代有能力做就做，没能力就不做。父代不做这些，也不会觉得亏欠了子代。所以在南方农村，父母没有强烈催婚、逼婚和强迫相亲的现象。如果子代多年都没有带女朋友回来，舆论上的压力主要不是针对父母，不是说父母没有本事为子女成婚，而是针对子代本身，说子代这么大了还不懂事，也不考虑自己的父母都五六十岁的人了，还不赶紧找媳妇结婚给父母抱孙子。父母的年龄越大，子代承受的压力就越大。

在南方农村父母看来，儿子娶媳妇，是要儿子自己去完成的。儿子自己找到了对象，意味着完成了对父母的责任，为父母完成了人生任务。父母的人生任务完成了，说明儿子是为父母着想的，对父母是孝顺的。若儿子三十老几都带不回对象，就说明他是吊儿郎当的，不为父母着想。这样的人就是不孝顺的。父代对子代婚姻的责任不那么强，就可能造成子代因各方面条件太差而无法找到对象，就会给父代传宗接代的期待蒙上阴影。这个问题在南方农村有解决的办法，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三个儿子，家庭经济条件太差的话，宗族家门会合力为最大的儿子成婚，包括出钱、出力和动用各种关系，这是宗族成员的义务感使然。只要有一个儿子结婚生子，就可以完成父代的血脉传递。当大儿子成婚之后，其他儿子结婚的义务就不再落在宗族成员身上，而是他们个人自己的事情了。

质言之，在南方农村，男子的婚配问题，主要是其个人的事情，而不是父母的责任。

在人口流动大背景下，男子个人要解决婚配问题，就得到打工流入地去解决。在打工地有时间和机会接触更多的女孩。在家乡本地，时间上只有过年前后的一个月，比较仓促，而且本地女孩也都流出去了。结果是，南方农村在务工潮来临之后，外地婚就越来越多，娶外地媳妇也越来越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歧视外地媳妇的观念逐渐退却，进而使得本地传统的通婚圈被打破，本地婚越来越少。

传统通婚圈被打破意味着本地婚姻市场被纳入到全国婚姻市场中。南方农村的男子是在全国婚姻市场上进行“婚姻交易”，女方父母嫁女儿也是在全国市场上“要价”。男子的婚姻成本等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女方的要价也是全国的平均价格。即便依然是本地通婚，但女方已属在全国市场上要价，如果女方对男方的要价高于全国的平均价格，男方就会感觉负担不起，或者划不来，他们就很可能放弃本地婚，到打工地去找外地媳妇。外地媳妇所能要的也是全国平均价格。全国市场的婚姻是要不起高价的，所以彩礼在当地就不会因为某些女方家庭的要价高而水涨船高。婚姻的其他成本也是这个道理。

比如下边这个典型案例。湘南某地一对男女初中毕业后自由恋爱，女方家境不好，嫁女儿时要男方给三万元钱彩礼，这不仅远远高于本地一般的彩礼价格，且与自由恋爱的预期相反，于是男孩不同意，而女孩则要求男方必须出这个价格。男孩一气之下就没有结婚，给女孩及其家庭丢下一句“爱结不结”的“豪言壮语”。后来此人在打工地找了个福建的女孩。

既然婚姻是男子个人的事情，能不能成婚就主要与个人的条件相关，而与家庭关系不那么紧密。在打工地结交女孩，首先考虑的是爱情。个人的情况包括，一是外出打工的能力，这个是必要条件，留在家里的男孩很难找到女朋友。二是男孩的长相吸引人、能够哄女孩子开心。如果长得不帅气，不能“靠颜值吃饭”，还老实巴交不敢跟女孩子搭腔，也难以找到对象。三是经济上出手阔绰，小气的男子不讨女孩欢心。如果不能满足这些条件，就难以在打工地收获爱情。还有的情况是，个人各方面条件都还可以，但就因为婚姻是个人的事情，年轻的男子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想好好地享受一下青春时光，没有把婚姻当回事，当蹉跎了岁月，一转眼就过了结婚的最佳年龄，把自己给耽搁了。同样，因为婚姻是个人的事情，就得个人去追求满足婚姻的各项条件，努力挣钱、买房子、买车子等，等到这些都有的时候，自己年龄也大了，也就难以再找到合适的对象了，于是也给单着了。

南方农村婚配上的个体条件可能会被放大，家庭又不“给力”，一切需要个体努力，就使得那些个体条件有问题（残疾、丑陋、不会交际、不大方、经济条件差等）的男子，很可能找不到对象而成为光棍。这样的情况很多，光棍也就很多。即便最终结得起婚，也因为他们挥霍青春，或者在为结婚积蓄能力上花了很多时间，导致结婚年龄也普遍较大。二十六七岁比较普遍，过了三十岁才结婚的也不在少数。南方农村婚姻的缔结多因男女双方的自由恋爱而起，他们在打工地从谈恋爱到结婚要经历一年到两年的时间，因此婚姻连接相对比较牢固，闪婚的现象不是很多。有稳固的爱情纽带，这里的外地婚较少出现“闪离”或女方“跑婚”的现象。

三

在北方小亲族地区，村庄内部由多个小亲族组成，小亲族之间在各方面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包括村庄政治、人情面子等。竞争胜负的基础在于成婚男丁，这样的人越多，人多势众，发生矛盾时赢的机会就大。每个小亲族、每个家庭都希望多生男孩，并为男孩成婚，以便于再生更多男丁。在这里，生男孩不仅仅是传宗接代的逻辑，而且是再生更多男丁的逻辑，那么，为每个儿子结婚就变得很重要，父代对子代的婚姻责任就非常强。小亲族竞争的逻辑强化了父代对子代的婚配责任。

在豫东、皖北、皖西南等北方农村地区，父代为子代成婚就是他们的人生任务，完成人生任务是他们毕生的追求。如果没有给每个儿子结上婚，就意味着人生任务没有完成，在他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如果生了儿子却不能帮他成婚，就是自己的最大过错和失职。只有给儿子成婚了，才觉得对得住儿子；为儿子该做的都做了，在儿子面前才能挺直腰杆子。男孩自己却不怎么操心结婚的事情，一切听从父母安排便是，从相亲到结婚，都由父母一手操办。年轻人自己打工挣的钱也交给父母支配，积累起来以备婚姻的各项花销。

父代在子代婚姻过程中要做的主要有三件事情，一是准备子代结婚的相关条件，这需要花费半辈子时光；二是在儿子婚后偿还婚姻所致的一切债务，这是父代的责任，与子代小家庭无关；三是给子代物色合适的婚配对象。

就第三件而言，父代会在哪里为子代物色对象？自然是在本地物色，因为他们人就在本地，本地婚也一直受到追捧。他们通过本地的亲朋好友、专业媒人、中介机构等，在本地给子代寻找合适的对象，这会强化本地既有的婚配方式和对本地婚认可的观念。其结果是，传统通婚圈并没有因年轻人外出务工而被打破，反而被加固了。本地婚优于外地婚的观念也被强化了。

传统通婚圈的维系，使得北方农村的婚姻被置入两个市场之中，相对稳定和封闭的本地市场，与之相对的是开放的全国市场。当前全国市场的基本特点是，由于男女性别比的失衡，全国婚姻市场上的竞争较为激烈，女方家庭占优势，男方家庭处在婚姻焦虑当中。在此背景下，北方农村的本地市场也受到全国市场的冲击和挤压，一个是本地市场上女孩流向全国市场，本地市场内部适婚男女比重失调愈发严重。另一个是男女双方父母会感受到全国市场的高度竞争，全国婚姻市场上竞争越激烈，对本地婚姻市场主体的心理冲击也就越大，本地男方家长就越发体会到儿子成婚的难度，而女方家长则越发感受自己的优势地位。

于是，男方家长为了加大儿子的成婚可能性，或者更快、更早地配对成功，就会努力提高自己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包括建更宽敞更漂亮的带院落的房子、给更高的彩礼。男方家长之间在各自条件上的竞争，抬高了彩礼的价格，提高了婚姻的成本。

同时，女方家庭处于卖方市场，势必“待价而沽”“伺机出价”。她们的市场越景气，她们就越掌握谈判的主动权，可以要更高的价格。她们不仅自己要更高的价格，还相互竞争、攀比彩礼。如果谁家彩礼较低，就会觉得这家的女儿不好，是“便宜”嫁女儿，全家人都没面子。有的女方家庭甚至会在结婚当日突然要更高的彩礼，否则就不放人。更有甚者，有的女孩在家长的挑唆下，在洞房之夜也要额外的彩礼及相关婚姻物件。索要彩礼高的家庭，在当地会树立新的“标杆”，成为其他待嫁女家庭竞相超越的对象。这样，女方家庭之间在彩礼的竞争，也极大地抬高了彩礼价格和婚姻的成本。

全国婚姻市场竞争越激烈，北方农村本地婚姻市场上的竞争也就越激烈，彩礼的要价就会不断攀升。基于本地婚天然的正确性，男方家庭不会轻易到全国婚姻市场上去寻找女子，也就加剧了本地市场要高价的情况。

由于父代的责任强大，父代就会集全家之力，调动家庭所有的资源为子代成婚。家庭经济状况成为北方农村婚配最重要的条件，而个人的禀赋和条件则退为其次。这就是为什么有些男子相亲无数而无果，一旦家里建了个带院落的房子，就立马会获得主动的缘故。因为集全家之力、因为个体条件不重要，那么那些个体条件差的男性也可以结婚。只有家庭真正非常贫穷的男子结不了婚，故而当地的光棍发生率反而不会像南方农村那么高。

为了在剧烈的竞争中胜出，也就是找到女孩结婚，北方农村的男方家长除了在彩礼、房子等硬性条件上下功夫外，还在结婚的年龄上下功夫。他们会在男孩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开始谋划相亲，如果被相中，就在十八九岁结婚。如果不成功，则有时间多相亲几年，直到二十四五岁的时候相中为止，而过了这个年龄就很难再相到了。人们相信媳妇难找、彩礼会越来越高，越早出手对自己越有利。所以，由于本地市场的高度竞争，北方农村相亲、结婚的年龄普遍偏低，早婚现象严重。

父代组织的相亲，不是出于爱情而结婚，于是北方农村的婚姻还伴随几个显著现象，一个是“闪婚”，每年过年期间密集相亲，许多人相中之后在十数天之内就走完结婚的全过程。另一个是“闪离”，闪婚使得男女婚姻没有强有力的维系纽带，没有感情基础，在相处一段时间后觉得不合适，或者觉得有更合适的就快速离婚。还有一个是“跑婚”，外地婚的女子到本地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容易跑掉，这些女子一般是从大西南被介绍（有的是被骗）过来的，过来之后觉得与想象的相差太远，便寻机跑掉了。也有的是自由恋爱后女方到男方家庭生活，觉得本地太穷、太苦而出走。

由于北方农村本地市场的存在和内部的激烈竞争，便衍生出了以农村婚姻为生的行业，包括传统的非职业媒婆转变为职业媒婆，婚姻中介机构在北方农村兴起；还有些带有非法性质的如拐卖妇女、骗婚团伙等皆出现；北方农村新近还出现了专门从越南、缅甸等地介绍婚姻的组织，他们不仅从这些国家介绍女子过来，还对她们进行专门的语言、生活方面的培训等。这些次生市场，是北方本地婚姻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些父代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为其成婚的男子，最终也就成了光棍儿。但因为北方农村父代为子代婚姻负起了巨大的责任，在全国婚姻市场上竞争力相对较强，因而子代成婚的可能性大，光棍的发生率较南方农村低很多。

北方农村彩礼和婚姻成本的不断攀升，给男方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婚姻压力和焦虑，中年一代的家长承受了主要的压力，他们不仅为此耗尽了他们最好的年华，而且还为此负债累累，到五六十岁还要为还债而远赴他乡打工。等到他们终于还上了所有的债务，也到了暮年，如果身体垮了，没有劳动能力了，不再可能为余生创造生活所需，那么一切都还得依靠儿子媳妇。但是那时，他们的儿子媳妇正处在负担最重的中年阶段，对年老的他们也可能无暇顾及了。

四

综上所述，“天价彩礼”的基本逻辑线索如下：

1.在南方农村，父代对子代的婚姻责任较弱，婚姻成为子代个人的事情，他们就得自己解决婚姻问题。打工潮的出现使得他们更多的是在打工地寻找合适的对象，从而使得传统通婚圈被打破，而成为全国婚姻市场的一部分。即便是本地人相互通婚，只要被置于全国市场，就要不起高价，因而南方农村的彩礼和婚姻成本普遍不高。

2.在北方农村，父代对子代的婚姻责任很强，为子女缔结婚姻成为父代重要的人生任务，他们要为子代的婚姻负责。父代在本地为子代寻找合适的对象，维系了本地传统的通婚圈。全国市场上的失衡性别比使得本地通婚圈内的婚姻竞争愈发激烈。男方家庭为了在竞争中胜出，就会加筑自己的条件，给出更多的彩礼。女方家庭在本地市场中的地位更有利，谈判话语权更强，就会向男方家庭提出更高的条件如要更多的彩礼，而且女方家庭会在婚姻条件、彩礼上相互攀比，从而不断推高彩礼价格。

3.在婚姻市场中，全国市场是要不起高价的，只能要平均价格，只有本地婚主导的市场才能要高价。因而，“天价彩礼”只存在于本地婚市场中。哪里有本地婚市场，哪里就会有“天价彩礼”。

4.在南方农村，由于父代责任相对弱化，婚姻成为年轻人个人的事情，单薄的个体难以在婚姻市场上形成竞争力，因而晚婚、光棍现象比较多。在北方农村，由于父代对子代婚姻责任更强，婚姻成为整个家庭的事情，举全家之力为子代成婚，子代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就较强，因而成婚的概率就比较高，光棍相对较少。由于父代责任的差异，全国婚姻市场上的失衡性别比造成的三千多万剩男，以南方农村男子为多，而这些南方男子又以“老少边穷”地区为最。（2017.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