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争:竞争将如何塑造中国农村和农民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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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经验研究需要想象力

郭亮

摆在读者面前的是杨华的又一新作。杨华一贯细腻的文笔、精彩的叙事和丰富的想象力,在这本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内容上,该书涉及农村婚姻、人情、养老、信仰、收入、区域差异等主题,给我们呈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当下农村社会图景。然而,这本书的价值绝不止呈现经验,更在于展示一种对经验的娴熟处理方式。

对于书中的许多内容,关心农村的读者可能并不陌生,但相信大家在读完此书后仍会有恍然大悟之感——原来自己熟知的现象还具有深刻的学术意涵。正是得益于书中对经验的恰当处理,读者将获得一种远比经验现象更丰富的关于中国农村乃至社会的认识。

那么,这本书是如何处理农村经验的,这种处理又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思维能力呢?

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是近四十来年的事情,即便是一直生活在城里的人,往上数三代与农村也有干系。于是,很多人自信了解农村,然而仅仅有农村生活体验和感性经验,并不意味着真正懂得了中国农村。能否获得对农村社会的深刻认识,还取决于是否具备超越个体经验认知来把握社会结构的认知能力。如此,微观的经验才具有宏观的意义,才能真正搞清楚个体经验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

书中谈及的婆媳矛盾,曾经是农村显著的家庭矛盾。从个体经验出发,无论婆婆还是媳妇,都会把她们的不和归结于对方性格、为人处世上的缺陷。而家庭的差异,又使这种矛盾被认定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在一个更高层面看待这些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就会发现,曾经尖锐化普遍化的婆媳矛盾,正是农村家庭结构核心化的微观缩影。当前农村婆媳关系缓和、趋好,其实是打工背景下代际关系离散化的结果。由于不再“同居共财”,婆媳互动锐减,矛盾纠纷数量大幅下降。亲密关系孕育矛盾,婆媳矛盾减少透视着农村家庭形态的又一次重大变迁。

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除了个体力量外,还有一种历史的和社会的宏观力量在支配着我们的喜怒哀乐。因此,对农村社会的认知不能囿于个体微观经验和直观感受,研究者还要具备一种见微知著的能力和一叶知秋的敏感,将个体经验上升到对社会结构的认识。这一认识的获得不只是依靠经验的量的累积,还必须依托社会学想象力进行的思维飞跃。

社会学想象力是一种心智的能力和品质,可以帮助人们增进理性,使他们能看清世事,厘清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全貌,发现更广阔的历史舞台。农村社会研究者应该充分发挥社会学想象力,在获取丰富农村经验的基础上,尝试找出支配不同地区人们行动的结构性力量。只有找到了个人背后的社会结构,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农村、理解本以为熟悉的农村经验。

那么,这种社会结构到底是什么?社会结构是一个在社会学中被广泛应用的术语,但却一直缺少明确定义。经验研究者必须对社会结构给予适当界定,才能为经验研究展开奠定基础、为想象力翱翔设定边界。一般而言,对社会结构的处理遵循两个原则:其一,社会结构是相对于个体并对个体有制约作用的外部力量;其二,社会结构不能过于抽象宏大、远离个体经验,否则对社会结构的提炼就会失去意义。能否把握火候,找到一个“中层”的结构,无疑体现了研究者的功底和水准。

为了找到中层的社会结构,本书使用了华中村治学派总结的区域比较法。这种研究方法根据不同区域村庄社会的经验提炼出不同区域人们的行为模式,再依据行为模式的差异将全国农村划分为若干区域。不同区域人们的行为模式有差异因而可以进行比较。

人总是习惯于由己推人,把自己以及自己所在地区人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等同于一般人的行为模式。同样,一个在某地区长期观察的研究者也常常把该地人们的行为模式当成普遍的行动模式。然而,一旦有了不同地区的农村经验,研究者就会对每个区域人的行为模式、行动逻辑、文化特征产生差异化的感受,这种差异会成为激发思索欲望、探究其中奥秘的推动力。正是由于这种差异的存在,研究者才不会动辄将个体经验上升到宏观抽象的社会结构层面。

基于对区域社会结构差异的认识,华中村治学派将中国农村划分为若干社会文化区域。这种区域固然与地理空间的划分有一定关系,但并不完全重合。比如,东北农村、四川农村的划分就容易引发歧义和争论,因为这两地不在地理上的中部,但在社会形态上却与中部两湖地区类似,它们也就一并构成了社会文化区域上的“中部农村”。

在所有区域中,南方、中部、北方是农村社会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三处区域社会。本书多次比较了三个地区人们的行为模式差异,并从村庄社会结构中寻找差异的根源。这种比较无疑能引起人们的阅读兴趣,因为我们凭借个人的生活经验就可以感受到中国鲜明的地区差异,从而对书中的概括产生共鸣;而相比于个人零碎的经验,书中的概括又是结构性的,能让人有一种“原来如此”的感觉。在这个意义上,学术研究的魅力就是要寻找这种符合我们常识但又超越常识的概括。

除了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区域差异外,中国还存在经济意义上的东部、中部、西部农村的差异。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民收入包含了资产性收入如地租收入和务工收入,而在广大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则主要来自务工和务农。收入结构和经济类型的不同也会影响农民的行为方式,塑造不同类型的农民和农村。因此,在南、中、北的区域划分方式之外,还可依据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将农村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这种区域划分同样与地理空间的划分有关,但也不完全重合。本书亦不乏对不同区域经济社会状况的分析。

区域比较的视角既是研究的总结和提炼,又能为新的、更加深入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基于经验现象的比较,研究者可以赋予经验以意义,能够敏锐地捕捉到个体经验背后社会结构的差异。与此同时,由于有区域比较的意识,经验的想象力就不会漫无边际,而始终服务于一种社会科学式的中观结构探寻。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层”社会结构的探寻使得一种真正的社会学想象力成为可能。

通过想象力的发挥找到了某一地区的中层社会结构,也不意味着研究的终结。因为,这一结构完全可能在人与人的互动中发生变化,或者,即使这一结构存在,其功能和意义也已发生变化。那么,对农村社会的研究就是一个无法终结的过程,一个好的农村研究必然要反映农村社会的这种变迁。

姑且不论晚清以来中国社会遭遇过的千年未有之变局,即使新世纪以来,农村社会的若干结构也在不断变化。比如,在2000年左右,伴随着外出务工潮的出现,农村家庭结构发生了调整,传统父慈子孝式的代际关系松动。最近十年来,农民收入有较大提升,但没有促进农村代际关系的改善,反而加剧了代际剥削。在北方农村,由于彩礼和县城房价攀升,在父母要为儿女成家的责任下,主要婚姻成本由父母承担。数十万的婚姻支出,对于半工半耕的农民家庭来说是一项巨大的经济负担。不少农民背负沉重债务、不惜在本应颐养天年之时外出打工。还如,随着微信等新媒介和支付手段的普及,不会使用这一新工具的中老年人与社会脱节的无力感进一步加强,部分地区还出现“老人摆摊卖菜,儿女在家收钱”的新现象。一种日常互动频次下降,但代际失衡程度加深的农村代际关系正在形成。

农村的变迁不限于农村的家庭领域,农村公共生活、农民意义世界中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几年不下乡调查,农村就“面目全非”的说法,一点都不为过。离开了对农村经验变化的持续关注,就无法把握农村新的社会结构。如果说区域的视角是一种横向比较的话,那么,变迁的视角则是一种纵向比较。在比较中才能感受到差异、感受到变化,研究者才能超越具体的经验,产生具有时空感的社会学想象力。

杨华的研究展示了一个很好的经验研究样本。读完此书,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经验研究不是搜集资料、整理资料的简单劳动,而是在大量调研基础上,依靠想象力实现对具体经验的超越。经验研究的想象力是主观与客观的时空开展对话的一种能力和品质,也就是所谓的经验质感。

作为扎根在中国大地上的学者,对当下农村资料的搜集已不再是一个问题。在科技手段、人工智能日益发达的时代,研究者甚至不需要进入现场就能获取所需资料。但是,堆积如山的资料除了展演,是不能自行产生学术意义的。对经验材料的处理离不开有经验质感的学者,学者的想象力永远是激活经验的不二法门。

可以期待,这本书不仅能给读者带来阅读上的喜悦,也能带来思想上的启迪。

是为序!

2021年6月24日
于武汉喻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