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核武器在杜鲁门政府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定位

NSC68号文件是一份全面的长篇报告,它首先确定美国最基本目标是“确保我们建立在尊严和个人价值基础上的自由社会的完整和活力”。同时,报告对苏联及共产主义集团的基本构想的判断是“维持和巩固它们的绝对力量,首先是在苏联,其次是在那些处于它们控制之下的区域。在苏联领导人心中,这一构想的实现要求急剧扩展它们的权威,最终消除对它们权威的任何有效反抗”。报告认为,这一构想建立在“彻底推翻或是破坏非共产主义国家的政府和社会结构,并代之以从属且受控于克里姆林宫的政党机器和结构之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苏联竭力控制欧亚大陆的大多数人民。美国是非共产主义世界中的主要实力国家的中心和反对苏联扩张的堡垒,因此成为苏联最主要的敌人。苏联要想实现其基本企图,就一定会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来推翻或破坏自由世界的完整与活力”1。

可见文件认为战后美苏冲突是必然的,双方在价值观和国家目标的追求上是完全相对的,所以双方间的冲突是多方面的,包括意识形态、政治和心理、经济乃至军事。美国的应对战略也是全面的,除了适当运用军事力量,还要能够同等地运用经济、外交和心理的遏制力量和手段。其中单就军事方面来说,NSC68号文件对当时美国的军事力量与潜力有着明确的认识。文件肯定了美国拥有最大的军事潜力,同时也指出了当前阶段美国相对于苏联仍有一些劣势。美国相对苏联所具有的军事弱点包括现存力量和总人力方面存在数量上的劣势。在现存力量处于弱势的同时,美国还缺乏一个在战时可以利用的永久性战略基地,以便于运用现存的和即刻可以使用的力量和武器装备。总之,美国拥有的军事力量与其承担的义务是“极不相称的”。当然,文件还是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潜力保有信心,提出:“如果美国和盟国的潜在军事力量能得以迅速有效的发展,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拥有足够的力量来威慑战争;或者,如果苏联选择了战争,这种力量也足以反抗苏联最初的进攻,控制住其牵制性进攻行动,同时实施反击,以期对苏联的能力造成更大的破坏和影响。但是,若从军事角度看,这不仅要求我们具备必要的军事力量,同时还要开发和储备各类先进武器。”2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从常规力量的角度来判断,美国与西方存在一些劣势,需要开发自己的军事潜力来应对苏联,而这些潜力就应该包括核武器。这说明,杜鲁门政府并没有完全忽视核武器的影响,因为他们在分析自己面临的危险时,也认识到美苏都拥有原子弹之后的现实及其可能的风险。该文件指出,“对立的大国每一方都拥有了原子武器,任何一方都不会(出于各种原因)信任另一方,这就增加了苏联对我们突然袭击的可能。苏联同样增加了更多的暴力行为,并通过冷战残酷地执行苏联的计划。特别是,如果克里姆林宫注意到我们不可能只进行防御战争的话。核武器还助长了苏联对其他国家的蚕食式扩张。他们认为,除非我们遭到直接进攻,否则不会升级到核战争。”3可见,杜鲁门政府也认识到核武器给国际关系特别是方兴未艾的冷战带来的重要影响,他们对核武器问题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NSC68号文件专门提出了美国当时对核军备及其战争的看法。文件认为,美国现在已经具备相当的核能力,包括颇具规模的数量和投弹能力。如果其能得到有效利用,将足以对苏联发动战争的能力造成严重打击。然而,当时美国的核能力相对于苏联集团的总体军事力量来说,并不足以成为决定性力量。所以文件又指出,即使这种打击对预定目标系统造成了彻底破坏,是否会迫使苏联谈判,或者是否能阻止苏联在西欧目前能调动的地面力量的抵抗下占领西欧,尚不能确定。除了对本国现有核力量信心不足之外,当时的美国决策者还意识到,苏联在不久的将来存在具备巨大核打击能力的情况。文件指出,若要有效遏制苏联的核能力,除了其他措施之外,还必须大大增强空中预警系统、防空体系,以及发展和使用已经和军事防御体系完全融合的民防工程。4

杜鲁门政府当时对拥有核武器之后的苏联有可能实施突然袭击的情况是十分警惕和紧张的。他们认识到核战争条件下,采取主动行动与出其不意的打击的优势很大。而苏联作为一个生活在“铁幕”之后的国家,由于有必要的安全保障且决策高度集中,更易将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基于以上判断,文件认为当前美国的核报复能力大概足以阻止苏联对我们和其他自由国家蓄意发动军事进攻。然而,他们也很快意识到,当苏联认为自己有足够的核能力对美国实施突然袭击以削弱美国的核优势时,苏联可能无法抵御这种“快速而秘密打击的诱惑”。 “处于这样一种关系当中的两个核大国,其结果很可能不是遏制战争,而是引发战争。”5NSC68号文件很早就提出了核威慑的初步思想,并认识到,核力量的劣势容易招致对方先发制人的打击。杜鲁门政府此时已经建立了一种观念,那就是保持核优势以及良好的防御能力才能威慑或遏制战争,否则会容易招致战争。

因此,一方面该文件决定美国有必要进一步增加核武器的数量及威力来确保任何核报复的有效性,但它不认为仅靠核武器就能决定军事力量对比的结果;另一方面,文件也要求美国有必要大大增强陆海空三军实力及防空和民防体系,既能确保承受苏联核打击造成的损伤,又能保护和增强美国及其盟友的反击能力,以至于可能将苏联认为发动进攻最有利的时机推迟,从而使美国赢得额外时间,以便其促使苏联体制改变的政策发生效果。6文件还要求尽可能迅速地增进美国和盟国的陆海空总实力,使西方阵营在军事上不那么严重地依赖核武器。这表明该文件对当时美国已变得过分依赖原子武器作为威慑手段有所担忧。7所以最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要阻止和扭转这一倾向,恢复常规军事力量的规模、能力、地位和作用。

由此可以认定,杜鲁门政府没有把核武器作为美国遏制战略的关键工具,而是一种辅助的、防御性或者威慑性的工具,其政策的重点是以各种军事力量(核力量与常规力量)为后盾,通过政治、经济和军事乃至文化方面的全面遏制政策来促使苏联自己发生改变,而不是以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去摧毁苏联。当然美国必须在军事方面特别是核力量方面保持优势,威慑苏联第一次打击的选择。因此,NSC68 号文件并没有放松对核武器的重视,支持在苏联打破美国核垄断之后,杜鲁门总统继续发展热核武器(氢弹)的决定。8因为,该文件认为:“如果苏联在美国之前发展了热核武器,那么整个自由世界遭受苏联日益增加的压力的威胁将大大增强,美国遭受进攻的危险也将大为增加。如果美国在苏联之前发展了热核武器,美国就能够暂时对苏联施加更大的压力。”9

尽管NSC68号文件很重视核武器的价值,但是当时的美国政府并非核武器的狂热支持者,他们只是理性面对美国与苏联都已经拥有了核武器的现实。杜鲁门政府一方面认为“消除核武器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另一方面也认识到,这一目标难以实现,他们别无选择,只有像对待其他必须考虑的事一样尽快发展核力量。然而不管从哪方面看,美国都必须尽快增强陆海空力量,同时把盟国的陆海空力量也提高到一定的程度,使美国在军事上摆脱对核武器的深度依赖。10

杜鲁门政府之所以不愿意过度依赖核武器,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受到公众意见的约束。 NSC68号文件指出,只有在使用核武器的必要性十分明确,形势迫不得已,并得到绝大多数人同意的情况下,美国才能够动用这种军事力量。另一方面是苏联也拥有核武器的事实造成了美苏相互威胁的形势。文件认为,考虑到美国面对苏联进攻时的脆弱性,一旦爆发战争,美国无法保证苏联不会随时使用核武器。只有在美国获得了核力量和制空权的绝对优势后,苏联才可能因受到遏制而无法使用核武器。11杜鲁门政府又一次提到了核武器在遏制苏联方面的作用,所谓的“核遏制”实际上就是后来出现的核威慑思想,寄希望于核武器发挥威慑作用,从而避免核战争的发生,然后通过美国常规陆海空军的建设来赢得可能的常规战争,这就是杜鲁门政府在原子时代追求的关键目标。

当然该文件也设定了美国两种使用核武器的情形:一种是苏联首先使用核武器之后美国的核报复,另一种是美国没有其他办法来达到目的而不得不使用核武器。这两种情况都要求美国使用核武器的方式、打击目标要与美国的总体战争目标相一致。最后,文件否定了有人提出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选择,因为这会使得苏联认为美国承认自身有极大的弱点,盟国也会将其视为美国要摆脱它们的暗示。12这些都不利于执行美国的遏制战略。该文件也提到通过国际核监控机制来确保国际安全的选择,美国也曾做出过努力,但这些国际管制与苏联为保持现有体制的努力是格格不入的。13因此,杜鲁门政府在短时期内没有寄希望于实现有效的国际核管制。随后,美国军方也迅速做出反应,把苏联的核力量作为美国战争计划的优先目标。 1950年8月,参谋长联席会议为可能的战争计划设定了三个目标:(1)消灭苏联能够向美国及其盟国投送原子弹的能力;(2)阻止苏联向西欧和亚洲推进;(3)破坏苏联形成战争能力的主要因素。14

通过对NSC68号文件对核武器问题的论述进行分析,可以就冷战初期杜鲁门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第一,当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即遏制战略的主要依靠力量依然是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综合力量,核力量只是其中可以利用的军事力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政府依然更加注重常规陆海空军力量的建设,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对杜鲁门政府军事战略的影响依然很深。第二,鉴于美苏核力量都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其规模和能力都相对有限,因此当时美国并没有形成独立、成熟、系统的核战略。第三,杜鲁门政府认识到核报复能力在遏制对方使用核武器方面的作用,实际上提出了早期的核威慑思想。第四,杜鲁门政府认识到核武器的潜力,肯定了保持核优势的价值,推动了热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研发,确保美国核技术发展始终走在苏联前面。第五,NSC68号文件已经提出了美国“核报复能力”这一说法,为以后“大规模报复”思想的提出创造了一定的理论来源。

最后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防御核打击一早就进入杜鲁门政府的议事日程。其中陆军反导武器的研发始于二战结束后初期,二战末期雷达、导弹、原子弹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战争形态,除了已经实践过的轰炸机携带原子弹的核轰炸,很多人都意识到导弹与原子弹结合的前景。杜鲁门政府和军方也对此表现出高度的重视,专门成立了制导导弹委员会( Guided Missile Committee) ,并下设多个小组委员会。 1945年8月14日,该委员会就要求其第四小组委员会专门研发地对空导弹项目,同时应对飞机和导弹。9月13日,成立防空炮委员会( Antiaircraft Artillery Board) ,研发针对飞机的AAA防空系统。由此开始了美国研发反导系统的步伐。15在这一过程中,陆军的奈基( Nike)系列防空导弹开始崭露头角,并后来成为美国第一代反导系统的主力。奈基Ⅰ系统的研发启于1946年5月。 1950年3月,AAA防空系统投入使用。16到1952年下半年,用于大陆防空的早期预警系统初步建立,1953年奈基Ⅰ防空导弹系统开始装备美军。此外,杜鲁门政府还鼓励各州自行开展一些民防建设,应对可能的空中打击,减少伤亡。可见,自核时代一开始,美国就设想和探索防御核袭击和减少损失的可能手段与相应技术,防止美国从袭击中恢复过来的能力被苏联的原子弹打击所摧毁。17

由于朝鲜战争的发生与持续,加上考虑到苏联核武器继续发展的前景,杜鲁门政府加重了对苏联未来短期内进一步发动更大规模侵略扩张行动的担忧。 1953年1月16日,国务卿、国防部长与共同安全署主任(Director of Mutual Security)联名向杜鲁门提交了一份重新审视美国国家安全计划的报告,特别提到苏联日益增加的核威胁,要防御这一威胁,就要涉及被动防御和主动防御。该报告认为,几年来,美国的威慑力量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它能够对苏联发动威力巨大的核攻击。美国的打击力量是巨大的,而且在不断增强。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愿意在发生全面战争的时候使用核武器,这对其战略计划的成功是极为重要的。然而,如果苏联统治者采取美国视之为敌意的行动,美国发动核打击可能会招致苏联核力量的报复,从而造成严重的伤亡和破坏。报告估计,美国现在的民防效能只有10%—15%。因此在开发和进行任何新的民防计划时,要将整个国家遭受打击造成的恐慌最小化,避免将资源浪费在不可能遭受打击的地区。至于主动防御,报告认为,美国保护本土免遭核打击的能力极其有限。 1952 年中期,苏联发射的原子弹可能有65%—85%是对准美国的。现在项目中的防御措施无法提供有效的防御来对付苏联大规模的核打击。在1954—1955年,苏联将拥有对美国展开空中打击的能力,这将使美国的关键部分有遭受打击的可能。然而,有许多其他的措施,如果能够成功实施的话,将在物质上提高美国在1955年以后应对核威胁的能力。在不久的将来,美国不管采取何种项目计划,都明确需要在这个领域进行密集研发。18

鉴于此,报告强调,在武器更新换代的时期,美国的最佳防御手段在于有效利用陆海空进攻性力量来威慑未来的侵略者,或者如果对方选择进攻的话,就消灭其攻击能力。19据此可见,在杜鲁门时期也就是核时代初期,虽然美国政府已经产生了防御苏联核袭击的想法并开始了相关努力,但其原有的技术能力、苏联核力量壮大的前景和威胁等因素使杜鲁门政府无法把希望和重点放在防御上,相反他们把进攻性的威慑作为最佳的防御手段,迫使苏联在美国强大的核军事力量面前不敢对美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即便苏联敢于冒险,美国也要保证有能力消灭对方发动攻击的力量。所以,杜鲁门政府研制出了威力更大的氢弹,开启核武器小型化的进程,并开始研发喷气式战略轰炸机以及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导弹等更加先进的进攻性战略武器,继续确保美国相对于苏联的战略优势。由此拉开了美苏核军备竞赛的大幕。这一竞争几乎贯穿于美苏冷战的始终,影响深远。

1 NSC68: A Repor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n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 April 14, 1950, pp. 5-6. (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收藏的国家安全档案微缩胶片)

2 Ibid., pp. 31-32.

3 NSC68: A Repor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n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 April 14, 1950, p. 35. (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收藏的国家安全档案微缩胶片)

4 Ibid., p. 37.

5 Ibid., p. 38.

6 NSC68: A Repor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n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 April 14, 1950, p. 38. (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收藏的国家安全档案微缩胶片)

7 参见〔美〕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增订本)》,第103页。

8 杜鲁门本人就持有这样的观点:“美国的安全和自由世界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我们在核能方面的领先。”参见〔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下册,第368页。

9 NSC68: A Repor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n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 April 14, 1950, p. 38. (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收藏的国家安全档案微缩胶片)

10 NSC68: A Repor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n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 April 14, 1950, p. 38. (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收藏的国家安全档案微缩胶片)

11 Ibid., p. 39.

12 Ibid., p. 40.

13 Ibid., p. 42.

14 参见Michael Mandelbaum, ed., America's Defense, p. 286。

15 参见Barry Leonard, ed., History of Strategic Air and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1945-1955, Vol.Ⅰ, U. S. Arm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2010, pp. 217-218。

16 Ibid., p. 223.

17 参见詹欣:《从有限遏制到全面遏制——杜鲁门政府国家安全政策研究》,第187页。

18 参见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by the Secretaries of State and Defense and the Director of Mutual Security, January 16, 1953, in Lisle A. Rose, and Neal H. Petersen, ed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Vol. Ⅱ,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4, pp. 213-214。

19 Ibid., p. 214.